何慧麗：走“野路子”的鄉建派

作者：石破
來源：南風窗

小時候，農家女孩何慧麗最強烈的愿望就是逃離農村。她做到了。2000年，何慧麗成為擁有北京市民戶口和中國農業大學老師身份的年輕學者。3年以后，何慧麗向往的地方重新變成了農村，她申請成為河南省蘭考縣縣政府的掛職副縣長，在那里幫助農民組建了經濟合作社、文藝隊、老年人協會。

又是5年過去了。曾短暫地回到大學的何慧麗重返蘭考，她被任命為蘭考縣委常委，在那里繼續著自己的鄉建實驗。“徜徉于鄉村的道路上，我甘之如飴。”何慧麗說。更重要的是，她認為鄉村是最適合自己做學問的地方，是她未來的發展希望所在。

從小到大的“野路子”

雖然生在農村，但何慧麗從小是個嬌生慣養的孩子。母親38歲時才生下她，大哥、大姐都比她大十幾歲。何慧麗不做農活，一做農活就頭暈。她吃不慣農村的飯，玉米面饃一吃就吐。晚上餓得不行，就摸塊紅薯來吃。

雖然嬌生慣養，但豫西窮山溝里的條件實在有限。長到8歲，何慧麗才第一次吃上肉。那次，父親帶她去縣城，花2毛錢給她買了塊豬肝。吃完豬肝，何慧麗哭了。她發誓：“我一定要到城里去！農村不是我呆的地方。”

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要想離開農村，唯有讀書一途。從那時起，何慧麗變成了一個刻苦和頑強的孩子。小學畢業，她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考到了鎮中學。村上離學校有十來里地，每天上學和放學，何慧麗都是獨自步行往返。初中畢業，她又考到了靈寶縣一高。3年后，何慧麗以三門峽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被武漢市一所重點高校錄取。

從村里到鎮上，從鎮上到縣城，從縣城再到大城市，何慧麗人生的上升軌跡，每個階段的情形都基本相似：在新的環境里，何慧麗先天不足，像個丑小鴨似的，不被老師和同學看好。她憑借著發狠、韌勁和自己的“野路子”，逐漸在這個環境中拱出頭來。

鎮里的中學，集合了全鎮孩子中的好苗子，何慧麗村只有兩個孩子考進去。由于營養不良，這時的何慧麗身高1米29，體重只有50斤。她土里土氣，不會說普通話，一開口別的同學都笑了。老師也沒覺得她有什么優秀之處。為了引起老師注意，何慧麗早讀的時候特別大聲，老師就讓她當了班上的讀報員。課余，何慧麗天天在學校的閱報欄前看報。閱報欄里有十幾種報紙，許多學生都在看，只有何慧麗邊看邊抄，社論也抄。她從社論里學會了很多“豪言壯語”。

高中時，何慧麗領悟到讀報不重要，考試要第一，刻苦最重要。她想：“我的營養跟不上，綜合素質不太好，怎樣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學？”她主動要求保管教室的鑰匙，這樣就能保證自己每天都是最后一個出教室的門，又最早一個來開門。學校開元旦晚會，何慧麗是山里出來的孩子，什么也不會。有位同學會唱豫劇《朝陽溝》，何慧麗就讓她教，同學演銀環娘，何慧麗演栓保媽。她們的節目是晚會上最好的一個，同學們鼓掌把手都拍紅了。

考上大學后，何慧麗更自卑了。媽媽讓全村最能的人給她做了身新衣服，但是一到大學，就顯得非常土氣。何慧麗不大會說普通話，她說的那些豪言壯語，人家一聽也笑了。為了在宿舍里得到認同，何慧麗爭著去打水，誰病了就替她打飯。她的那輛破自行車，全宿舍的人都騎遍了。也許因為她過于熱情，選班干部時，何慧麗當上了生活委員。

大學快畢業時，何慧麗突然不想離開校園了，因為覺得在大學里沒拿到什么，不甘心。她決定考研。很多人都笑她，認為她考不上，因為她的學習成績不拔尖，只是班上一個熱心人而已。離考試只有3個月了，別的同學都忙于找工作，談戀愛或者分手，哭的哭，鬧得鬧，何慧麗一頭鉆進圖書館，從早呆到晚，中午只喝一杯水。有一天，同學過生日，拉她去吃飯。在飯桌上，何大哭了一場。

何慧麗考研的成績并不理想，但是運氣好。負責招生的老師，想讓人跟她搞婦女社會學，別人都不愿意，只有何慧麗連連點頭，于是，她就成了武大哲學系的碩士研究生。其間，她認識了吳懷連、賀雪峰等人，他們共同發起成立了“現代化與鄉村建設促進會”。何對鄉建事業的興趣，就是此時萌發的。

拿到碩士學位后，必須得找工作了，何慧麗來到中國農大。她很快結婚，生了孩子。孩子不到1歲時，何慧麗又想去北大讀社會學博士，師從著名的社會學者馬戎。她給馬戎送去3篇自己寫的論文。馬戎閱后，認為她的學科專業知識積累不夠，婉拒了她的申請。

何慧麗掉了半天淚。報考前一天，她給馬戎打電話，說：“馬老師，我很感激您的指導。我還年輕，希望跟著你深造，因此還想競爭一下。”馬戎說，那你就報名吧。

第一年報考，何慧麗的專業課只考了50多分，未被錄取。要是別人就算了，但何慧麗從此堅持去聽馬戎的課，每次都坐在第一排。她的韌勁兒，大約連馬戎都不好意思了。當馬戎上最后一堂課時，何慧麗說：“馬老師，明年我還想報考。”馬戎笑了。第二年考試，他就放了何慧麗一馬。

“賣大米”的前前后后

從2001年開始，何慧麗在北大聽過許多教授講課，但她說自己越聽越迷糊。“我想來中國的最高學府，接受最好的理論熏陶，但我發現許多人只講概念，只講西方的事。不能說他們的演說不精彩，但你從中學不出什么玩意兒。因為人家有人家產生話語的機制，這套機制一旦形成，他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我永遠不可能成為他們，永遠只能是他們的聽眾。”

2001年10月14日，何慧麗第一次見到去北大演講的溫鐵軍。溫先在教室轉一圈，問：你們都想聽我講什么？問到何慧麗時，何說想聽你講“城鄉關系和農村發展”。溫鐵軍說好。他講了3個小時，講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歷史，講中蘇交惡，講現代中國在全球的位置，講中國為什么必須以政府為主體發展經濟。

“溫鐵軍是個有理想的追求者，不想批判而想建構。他老是在基層做實驗。他走到哪兒，農民就把他圍一圈。我覺得中國的好多教授非常好，但他們太專業了，不平民化，他們不了解基層。”何慧麗說。

在何慧麗眼里，很多學者很會寫文章，但他們缺乏原生態的智慧。溫鐵軍可以隨便跟任何人說任何話，因為他有自己的說話機器，有許多獨特的原料。

從2001年至2003年，何慧麗悟到了一件事：要構建自己的說話機器。而要產生這樣的機器，必須到基層去，看看那里發生了什么。

2003年8月，中國農業大學和河南省開封市簽訂共建協議，選派7名博士到開封市所屬的縣、區掛職鍛煉。何慧麗報了名，來到蘭考縣當掛職副縣長。

地方政府對這些掛職干部的要求是招商引資，如果招不來商，引不來資，也沒關系。何副縣長在經過幾回“竹籃打水一場空”的嘗試之后，放棄了繼續展露自己招商引資才華的希冀，將精力和時間轉向了自己感興趣的鄉建實驗。她既是學者又是掛職副縣長的身份，非常有利于進行實驗。此外，她還是個從山溝里走出來的農民的女兒，與農民這個群體有著天然的親近性。

之前，何慧麗從求學開始不斷接近、融入城市文明的過程中，一直是在周圍的冷眼中獨力掙扎的，她對“城市人的冷漠”深有體味。如今，何慧麗光榮地實現了對鄉村的“超越式回歸”，難怪她的心情會“甘之如飴”。

何慧麗認為，出身于城里的知識分子，有些人也特別喜歡農民，但無這種天然親近性。“我覺得有些人對農民是假愛，即使他心里是真愛，他的身體也不允許。”何慧麗不嫌農村臟，7天不洗澡也可以。她特別善于跟農村的老頭、老太太打交道，覺得很自在。很多知識分子下農村是蜻蜓點水式的，何慧麗則是能跟農民一起吃飯，不會只說兩句話便走；能在農民家住一晚上，不會活動一結束便走。

今年7月下旬的一天，午后艷陽下，何慧麗興致高昂地帶著來訪者參觀蘭考農民盤鼓隊的表演。十幾名農村婦女列隊等候在村頭。她們穿著廉價的拖鞋，每人挎一只磨盤大的鼓，粗糙的臉膛通紅流汗。指導老師一聲令下：“把鞋都脫了！”女人們紛紛跑到活動室門口，把拖鞋甩到屋里，再赤著腳跑回去，嘻嘻哈哈地站好。盤鼓熱鬧的聲音，可用單調和刺耳來形容，但隊員們都敲得很認真。哪個隊員鼓點敲錯了，老師就喊叫著跑過去，輕輕打她的屁股。大約這是最能令何慧麗放松、欣慰和興奮的場合，她也甩掉了涼鞋，站到隊前講話，承諾只要隊員們敲好了，她會帶她們去北京表演。她給隊員們唱歌，并攛掇每一位來訪者也發表講話。每當有人講完話，隊員們就手忙腳亂地敲出一陣鼓點，以示感謝。

何慧麗開始在蘭考搞農村合作社，是在《合作社法》出臺兩年前。在她看來，工業化和西方化救不了中國凋敝的農村。應該提高農民的主體性，因為農民所做的事，是別人代替不了的。而適合小農階級的制度創新，必須是一定程度的合作化——既不是一盤散沙，也不是集體化。

“農民不合作，在經濟社會中會遇到很大的風險，他們會有無力感、不安全感。但要合作又很困難，因為中國的農民已經有幾千年不合作的習慣，如果村里的土地大一統，每人以自己的土地入股，這土地是大家的，就有人管，‘小我’弄到‘大我’里去了，合作不就水到渠成了？但是現在的‘土地承包責任制’造成了極度分散的小碎塊經濟。他們的底子薄，土地零星，拿什么來合作？我們也只能‘以活動促參與’。我們也是在走鋼絲。”

“華中鄉土派”的代表人物賀雪峰曾提醒過何慧麗：“想讓農民只是通過經濟手段短期內大幅增收，基本上是個神話。如果聽我的建議，先搞農民文藝隊，搞老年人協會，這倒是個低成本、低風險、高收益的事情。”溫鐵軍也提示過她：“不要讓農民輕易上經濟項目。”何慧麗本人也確實對農民文藝隊、老年人協會情有獨鐘。然而，“現在的人想賺錢都想瘋了，你不讓他上經濟項目不可能。”何慧麗說。不讓農民賺錢，農民就不高興。但市場又是個充滿風險的地方。“農民是小生產者，不懂新事物，肯定要跌跤的。他們要是掉到陷阱里，慢慢再往上爬唄。我覺得真正能教育人的不是說教，而是現實中的教訓。”

2004年至2005年，何慧麗在蘭考默默搞了兩年農民合作社，沒有人關注她的實驗。只有《經濟日報》的記者來轉一圈，回去寫了篇稿子：《蘭考也有了合作社》。

何慧麗的出名，是2006年初，她領著蘭考南馬莊合作社的農民在北京賣大米。之后又與溫鐵軍、汪暉、黃紀蘇等被視為“新左派”的知識分子，在烏有之鄉書店發起成立了“北京文明消費合作社”。

可能是因為這樣的經歷，以及何慧麗不相信市場化能解決三農問題，不批評基層政府等作派，使得人們將她也歸入了“左派”陣營。

“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何慧麗迷惑地問。“我真的分不清左派和右派的區別，我也不知道人家為什么給我定了個‘左派’。”有一次，她對烏有之鄉書店的經理范景剛說：“小范，你要知道，我跟你們可不是一回事啊。”范景剛笑道：“可能生活中需要你這類的人，也需要我們這類的人吧。”

“別人說我是‘左派’，也許是因為我跟弱勢群體站在一起。但我不是左派。左派愛批判，我覺得，已經有那么多人在批判了，批判的行列里已經不需要何慧麗了。”何慧麗說。

“何縣長”晉升為“何常委”

其實，2006年去北京“賣大米”時，何慧麗已經不在蘭考縣了，而是到了開封禹王臺區任掛職副區長，原因是開封市政府認為何慧麗搞文化活動有一套，想讓她去把開封市的文化活動開展起來。在何離開蘭考的兩年里，這個縣的農民合作社已經由最初她參與創建的4家，發展到了30多家。

由于“賣大米”事件的轟動效應，2007年11月，何慧麗再返蘭考，這回不當副縣長了，而是“升任”縣委常委。

為什么上次是副縣長，這一次是縣委常委呢？何慧麗說：“我在這兒干了幾年了，總不能還是原地踏步吧？”那“副縣長”和“縣委常委”在工作上有哪些不同？“當然不同了。我剛來掛職當副縣長時，蘭考有15個副縣長。現在我進了常委會，那是有投票權的。蘭考的發展規劃、任何重大事項，我都有一票之權。”

但何慧麗跟當地官員仍有著明顯的風格之別。她習慣于為自己所干的每一件事都找出理論依據，她向來訪者講述自己的工作時，相關的理論闡述往往比實際的工作內容還多。對任何與她相左的理論，特別是質疑她做法的理論，何慧麗都很敏感，總是條件反射般加以駁斥。你會以為她是個刀槍不入的人，但這只是她的自我防衛。在激烈地反駁后，她仍能悄悄地咀嚼和消化對方的理論，修正自己的偏差。在她所信任的老師和朋友面前，她仍然天真得像個學生。

“中國知識分子向來有批判的風氣。”何慧麗說，“比如這張桌子是方的，他就會問：‘它為什么不是圓的？它是有缺點的。’王繼偉跟我去西安演講，講胡寨合作社的發展，那些聽眾就問：‘你這個合作社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樣的？它要出風險了怎么辦？’王繼偉不知道該怎樣回答他們的問題。他要是腦子里想這么多事，他干脆就不搞合作社了。那些人問他‘合作社的紅薯賣不出去怎么辦’？王繼偉說我的紅薯明明賣得出去呀。我覺得做事的人與先產生知識的人，各有各的局限。比如地上有一根幼苗，你要是做事的人，就想辦法培養這一株幼苗，讓它長大，但那些愛批評的人就會問：‘為什么地上只有1根而不是10根幼苗？為什么它周圍還有亂七八糟的雜草？’我從來不批評中國的基層官員，我認為那些特會寫文章的人、那些理論講得頭頭是道的人，他也不一定能當好一個鄉黨委書記。”

在“何縣長”以“何常委”的身份重返蘭考時，當初她幫助組建的幾家農民合作社，都已面目全非。

蘭考組建最早，組建時動靜最大，溫鐵軍親來揭牌的賀村合作社，近兩年幾乎休克了，其原因，據該合作社理事長、賀村經營農藥的商戶王德顯稱，是因參加合作社的農戶少，形不成規模優勢；合作社對化肥、種子、農藥的統購，又威脅到當地商戶的利益，受到他們的擠壓。但賀村合作社的其他幾位骨干則認為，合作社難以發展的原因在于領導者“思路不清，組織不力”。

三義寨鄉的南馬莊合作村，受惠于“教授賣大米”、“購米包地”等一系列新聞事件的炒作，如今不僅不愁賣大米了，還建起了大米加工廠。南馬莊合作社的理事長張硯斌，還獲得了“中國合作經濟年度人物”稱號。張硯斌是南馬莊村的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因此，他們的農戶合作范圍僅限于本村，無意向外擴展。

而儀封鄉胡寨村合作社的理事長王繼偉，本人雖然在“村兩會”中并無任職，但因其父乃胡寨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王繼偉的身份便較為超脫。他先后鼓動附近6個村莊的農戶成立了合作社，今年7月8日，王繼偉聯合本鄉13家合作社，宣告成立“儀封鄉農民生產合作聯社”。何慧麗參加了他們的成立儀式，然后又帶著王繼偉等人，應西安一家NGO組織的邀請，前往陜西考察、講課。

此時，何慧麗關注的目光，已經由單個的合作社轉向了“合作聯社”以及“生態農業”。“合作社的低級問題需要在更高一級解決。《合作社法》頒布一年多了，法律體系里已經有它了，我再說它多好，也沒必要了。那些專業合作社死的就死了，活的就活了，它不再是個道理了。從專業合作社往聯社的方向走，才是個道理。”

讓市民和農民成為親戚

8歲時才第一次吃肉的何慧麗，并沒有變成一個肉食主義者。不僅如此，現在她對一切的食物都會心生懷疑和恐懼。

7月底的一天，一位河南農民在自己的田頭告訴何慧麗：“今年雨水多，病蟲害厲害，我們這里的花生地都打了很多農藥。但我聽了你的講課，知道農藥打多了，害人的健康。所以我家里的10畝地有3畝沒打藥，這3畝地的花生，我準備自己吃、留種子、榨油。因為我們這里的花生都是賣給國內一家有名的食用油廠家的，所以我也不相信超市賣的食用油。”

何慧麗聽后，感慨地說：“等你榨好油，賣給我50斤吧。”

何慧麗覺得最不可思議的事，是中國肥沃了5000年的土地，改革開放30年就不再肥沃了。“田里的化肥施到一定程度，產量再也不能提高了。農藥在把害蟲殺死的同時，也殺死了益蟲。土壤里的生命單一，生長出的玩意兒也沒什么營養了。這都是城里人把農民逼得一心想賺錢，怎么增產怎么來。”

重建中國的生態文明，好多人都在做這件事，但何慧麗的做法與眾不同。她的設計，是用合作社的方法，使市民和農民變成親戚。

“我的主戰場已經由農村變成了城鄉，要進行消費者教育。”何慧麗說，“你可以不愛農民，但你愛不愛自己的身體？有人認為只要有錢，就能吃到生態的、有機的東西。有人還迷信‘認證’，只要有了‘認證’就放心了。但農民偷偷上化肥、打農藥怎么辦？有人竟然還建議在田間地頭架設監控設備，監視農民的勞動……如果你跟農民是親戚，你吃他種的東西，還用得著認證嗎？還用得著天天監視他嗎？”

毛澤東說過：“嚴重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到了何慧麗這里，變成了：“嚴重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和市民。”

2006年4月，何慧麗與溫鐵軍等人，在北京發起成立“北京文明消費合作社”，每人預交100元訂金，與蘭考縣南馬莊合作社簽訂“購米包地”協議，預購合作社社員當年的大米。2006年國慶節期間，北京“購米包地”的市民代表20余人來到南馬莊，在自己包的稻田里收割水稻，與為自己生產大米的農民交流。一個月后，北京市民消費者代表和南馬莊生產合作社代表坐在一起，舉行新米價格聽證會。

何慧麗準備推廣這個模式。她的最近計劃是：以全國每個省會城市為一頭，成立安全消費合作社；省會周邊半天車程可以到達的農村為另一頭，成立生態型生產合作社。農作物生產期間，兩個合作社可以進行多重社會性互動，最終令市民和農民成為親戚。

“有了這個道理框架，找誰都可以做。”何慧麗樂觀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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