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峰：社員類型、村莊“外人”與集體行動
社員類型、村莊“外人”與集體行動
——觀察中國農民合作能力的一個視角
（湖北*武漢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430074 趙曉峰）
當前，學術界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研究已經很多。筆者在此結合自己親身參與的河南蘭考和廣東連平兩地的鄉村建設實踐經驗和在多個省市農村的調查資料，從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中社員的身份屬性和村莊“外人”角色定位入手，通過解讀不同類型社員和村莊“外人”的參與行為來解讀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集體行動能力。
一、社員類型劃分：誰是組織發展的主體力量
社會行動理論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最先展開對個人及其社會行動進行系統研究是被后人稱作“典范和榜樣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他認為：社會學的任務就是將國家、社團和封建主義等概念簡化為“可理解的行動”，即，無一例外地簡化成參與者個人的行動[①]。但是對社會行動理論做出巨大貢獻的卻要首推帕森斯，他在《社會行動的結構》一書中論述到,行動是由一些構成元素組成的,其中每一個元素都是一個“單位行動”,每一個單位行動都包括:行動者；該行動所指向的“目的”或目標；情境,包括“手段和條件”；“規范取向”具體限制了適合于該情境的備選目的和手段的范圍。帕森斯強調,行動始終是由規范來確定方向的[②],科爾曼以不受規范約束,把追求自我利益作為理論的基本元素。他說:“以人們一致服從規范為理論前提,將導致一種決定論。這種決定論將理論扭曲為僅僅描述在規范指導下進行活動的機器人,這種理論將日常生活中按自己意志行動的眾人排除在研究之外。以人們普遍遵從道德準則為理論前提,勢必把所有的社會化過程從理論研究中排除。”[③],在解釋行動者的前提條件上存在區別,但他們都是以微觀的個人行動作為研究起點,這也說明個人行動在組織發展與社會建構具有重要的意義。雖然說帕森斯和科爾曼兩個人的社會行動理論。與帕森斯不同
組織是有個人組成的，不能對異質化程度不等的個人進行分類，并對他們各自采取的社會行動進行深入剖析就不能真正正確的認識組織，也就很難對組織的集體行動能力進行把握。因此，我們有必要將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社員進行理想類型的分類，從組織的基本行動單位著手，通過對不同類型社員的屬性分析，來認識誰才是組織發展的主體性依靠力量。本文根據社員在組織運作中行動表現的異同將社員劃分為四個理想類型：核心社員、積極社員、普通社員和依附社員。
核心社員基本上都是在農民日常生產生活中的某一方面有突出表現的農民精英或者外出打工的返鄉人員，比如種植能手、養殖能手、商業小販、店鋪經銷商等；他們都有一定的群眾基礎，是所在領域的權威性人物；他們的集體意識很強，能夠為集體利益承擔必要的成本負擔，不在乎個人的暫時性的得失；他們對組織的長遠發展充滿信心，有相當強的市場開拓能力和組織策劃能力，面對組織運作中的風險能夠迎難而上，敢于承當責任；他們是組織中主要的管理者和項目實施者，是實實在在的內生型骨干力量。
積極社員大多是組織舞臺上的活躍分子，有熱情也有一定的能力，能夠積極響應組織發出的號召，是組織各種活動的承當者和具體的實踐者；有一定的集體意識，在不需要承擔物質成本的前提下，能夠不計報酬的為組織的發展獻計獻策，跑前跑后；在有非物質性激勵措施存在的情況下，能夠分攤組織運作必要的物質成本一定的分額，與組織保持整體一致；有一定的風險承受能力，在組織遇到暫時性的困難時能夠保持信心維持組織的運作；他們也是組織運轉的必備力量，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理事會、監事會的后備人員。
普通社員是組織中的大多數，能力一般，正常情況下不會主動為組織的發展出謀劃策，是組織活動的被動參與者；熱情不高，但對組織的重大活動或重大會議還能夠參加；理性計算個人得失，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愿意承擔必要的組織運轉成本，只愿意分享收益；能夠認識到組織發展可能帶來的長遠收益，但不會積極的去為組織爭取，依賴心理很強。
依附社員是組織發展的投機分子，個人能力差異很大，部分也是鄉村社會的精英，個人行動能力比較強；他們一般不會積極參加組織的任何活動，但會保留社員身份，在組織效益明顯時積極跟進，在組織遇到困難時不見蹤影；理性計算個人得失，不愿意為組織發展承擔任何成本，是組織中的最不堅定的份子；他們也是組織中不和諧輿論的制造者、傳播者，在某些情況下會成為組織穩定發展的危險因素。
賀雪峰認為農民的認同單位往往會決定他們的行動邏輯，中國農民最基本的認同單位是家庭，但在家庭之外還會有更高層次的一種認同單位。它依靠族規家法、鄉規民約等硬規范和倫理、輿論等軟規范而內化為一種文化認同，使村莊或者宗族變成“我們”的村莊或宗族，變成了一個與家庭相似的“私”的單位[④]。有了這種認同，就可以極大地降低內部運作和組織成本，有效地滿足村莊超出家庭層面的公共事務需要。我們認為核心社員和積極社員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將超越家庭的認同單位界定為村莊層面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能夠將之內化為一個“私”的單位，能夠將組織的發展看成是自己的事情，無疑他們就在無形中構成了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建立與發展過程中的主體力量。
二、村莊“外人”：農民合作的催化因子
目前，各地興起的很多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建立和發展的過程中都有一些非村莊永久居住的“外人”的角色力量的介入，這些村莊的“外人”主要是指國內外的做中國農村發展項目的一些NGO、高校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政府體制內的熱心人士、第三種力量等。
從實踐經驗來看，村莊“外人”的介入是非常必要的，是農民合作的催化因子。在革命和市場的沖擊下，中國農民人際關系中“差序格局”的鏈條已經被層層打破，相當數量的農村都呈現出原子化的狀態，農村的基本行動單位都縮化為核心家庭，超越家庭的戶族、宗族等原本重要的行動單位都遭到弱化。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潛在的骨干社員和積極社員希望為村莊的發展牽頭帶領村民共同發展成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也不會貿然附注行動。尤其是在當前市場環境極其惡劣的條件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贏利空間非常有限，他們也沒有將組織發展成功的十足把握。而且一旦發起，他們就必須承擔組織發起的成本，如果發展失敗個人聲譽就會受到影響，這對第一身份仍然是村民的他們也會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但是，外界力量的無私介入就會激發他們的熱情和信心，能夠形成外部帶動，內部跟進的發展局面，促使農民合作的行為從理想走向現實。
NGO是非政府組織的英文縮寫。目前，有一些受國內外資金支持的NGO活躍在農村社區發展領域，比如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香港樂施會等。我們以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為例，它成立于2003年，迄今已經在河北定州的翟城村做了多次有關農民合作能力的培訓，培訓學員上千人，在全國十多個省市催化發展起來了三十多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學院提供的主要有合作知識培訓、合作意識培養、必要的技術指導、一定的啟動扶持資金和一些發展項目的跟進等，就目前實踐中的情況來看，受到幫助的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還是比較好的。
高校知識分子以溫鐵軍、何慧麗為代表。作為一個時代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他們沒有把自己封閉在學術的圈子里，而是把研究的視角放在了基層的實踐中。河南蘭考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建立與發展都離不開他們兩個人的身影，正是他們的介入才使當地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一步步走向正規。也是在蘭考，以河南大學“三農”發展研究會、中國農業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會為首的大學生志愿者在當地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建設中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初期工作發動階段，他們以村民兒孫輩、同齡人的身份，以嚴明的紀律、對農村樸素的感情一次次打動著農民的心，激發了村民建設家鄉的愿望。
政府體制內的熱心人士也有很多，他們中有一些是有熱情、有理論知識和實踐操作經驗的在職工作人員，也有一些離退休人員。這樣的人我們在調研中也發現不少，比如吉林梨樹縣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就不能沒有四平市銀監局的姜柏林的指導和幫助，他從1999年就開始在梨樹縣義務地開展農民合作知識的培訓，將農民合作的種子深深地埋入到農民的心中，到現在梨樹比較成型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已經有一百多個，為當地的農村發展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
第三種力量[⑤]是羅興佐教授基于湖北荊門幾個村莊的水利合作實踐經驗提出來的一個概念，它是指從村莊走出來的已經融入城市生活的現代型農民精英，他們雖然已經離鄉離土但仍然關注著村莊的發展，并且愿意為村莊的發展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第三種力量參與的村莊建設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關注的都是生養自己的家鄉，他們參與的本身就是對農村的一種反哺。在當前城市化速度不斷加快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農民精英都流動到了城市，所以數量和能量都很龐大的他們也是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的外界力量。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村莊的“外人”確實能夠催化農民合作，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農民，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也不例外。雖然他們在喚發農民的合作意識，提供智力支持和資源幫助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正如他們自己說的一樣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最終的依靠力量還是農民自己，他們能起的作用在某一階段可能是非常重要，甚至是難以替代的，但是從長遠來看，外界力量最后還是要撤離的，能夠依靠的只能是農民自己。
三、集體行動：走出“囚徒困境”
一般認為，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群體，一定會為實現這個共同利益而采取集體行動。但是實踐經驗已經無數次的告訴我們，由于農民中普遍存在著搭便車的行為，理性、自利的個人一般不會為爭取集體利益而做出貢獻。集體人數越多，產生集體行為越困難，人人都想分享集體的收益，而不愿承擔任何成本，人數越多，人均收益越少，集體行動就越不可能實現。奧爾森[⑥]認為，要想使組織的集體行動成為可能，只有兩種可能：一是集體成員收益不對稱。一個集體成員能夠從集體行動中得到的收益越大，他為集體利益做貢獻的積極性也就越大；另一個是組織中存在著選擇性激勵。
通過上面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四種類型社員身份屬性的描述，我們已經知道核心社員和積極社員是有一定的集體行動能力的，能夠在一定限度內承擔組織運作的成本。但是在組織發起籌備和創建初期，他們也同樣缺乏相關的合作知識、缺乏與外界接觸的機會、也缺乏資金實力，所以要想讓他們單獨承擔這些成本顯然是比較困難的。這個時候，村莊“外人”的介入是恰倒好處的，他們能夠在各個方面降低或者代替承擔必要的成本，催化農民的合作行為，這往往也是農民合作能夠走出第一步的關鍵。在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建立以后的發展過程中，他們也可以根據合作組織不斷階段發展的需要給予選擇性的激勵，比如外出學習的機會、一定的資金補助等不斷刺激農民的合作行為，使農民合作的集體行動成為可能。
此外，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本身也要加強合作能力的培養，在目前缺乏對普通社員和依附社員有效激勵手段的前提下，應該積極建立以核心社員和積極社員為主要依靠力量的理事會和監事會，提高這兩個內部小組織的集體行動能力，從而帶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
綜上所述，村莊“外人”的介入和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內部兩個小組織（理事會和監事會）集體行動能力的強化能夠幫助農民合作走出囚徒困境，促使組織整體的行動能力得到發揮。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烏有之人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