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靜：農民公私觀念與國家觀念的南北差異 

——從農民對新聞聯播的態度談起

一

在河南農村調查時，我們的一個受訪人突然說，“午間新聞快開始了，我得回家看新聞去。”他如此惦記著午間新聞，是因為他錯過了前天晚上的新聞聯播。我們發現，新聞聯播在該地的收視率僅次于天氣預報。由于對新聞聯播的熱愛，北方的農民，無論是婦女還是老人，他們都能與我們海闊天空地談論國家政策，并能精確地列舉眾多國家領導人的姓名與職務。看新聞成了人們每天生活的必需品，農民覺得看了新聞聯播“才感覺到心里踏實”。

在我們對北方地區所做的調查問卷中顯示，100%的農民相信新聞是真的。而我們問農民為何如此愛看新聞聯播時，無一另外的回答是：“因為新聞聯播最好，最真實，最權威”，并且，農民總不可思議地反問：“不是真的能上新聞嗎？如果中央新聞都是假的，那國家不全亂套了！”

由于我們這些來自大城市的學者，同時又“深入到基層，深入到農村”，且“關心群眾生活的”形象恰恰與電視上所建構的“三個代表”實踐者的形象極為相似，所以，每當進村時，農民總是會急切地迎上來詢問：“你們是不是國家派來的？”接著便向我們報怨諸多村里沒人管的事：比如村道沒人管，一下雨便進不了村；澇災沒人管，只得眼睜睜地看著玉米地被淹；治安沒人管，看著自己的羊被騎摩托車的人抱走也只得干著急；種大棚遭了雪災，養豬趕上瘟疫等等都沒有人問，沒人管。他們希望我們向國家反映，要國家來管管。并且，筆者在村莊中訪談時，老人們總是要我回答一個很棘手問題：“兒子不養爹，你們能不能向國家報告，或是向我們的縣委書記、省委書記報告？”而筆者則建議：“這事不用找國家，可以找村干部。”老人卻很生氣地說：“告訴他們就像蚊子叮牛角，沒用！”接著，老人便是一陣激烈的報怨：“電視上的領導天天講三個代表，送溫暖。我們底下的干部卻在下面瞎胡鬧，不關心群眾生活，啥都不代表，就代表他們自己，他們才不管兒不養爹的事”，最后，老人無奈地報怨道：“國家的政策好，一切為農民，地種非但不要交錢，還補錢，這是開朝以來都沒有的好事，就是下面的不管事。”

然而，我們在江西調研時發現，南方村民并非像北方村民那樣對新聞聯播有著強烈的熱愛與期待。新聞聯播在該區域的收視率遠遠低于電視劇的收視率，村民對新聞聯播幾近持一種冷漠與娛樂的態度，即使在所受訪的村莊精英中，無人把新聞聯播視為他們生活中的正經事兒，更談不上精神上的寄托和期待。由于不看新聞，絕大多數婦人與老人不知道誰是國家主席，誰是省委書記。少數幾個看新聞聯播的農民也只是愛看后面的國際新聞，比如伊拉克問題或是六方會談，農民說看這些國家打來打去，很有意思，還可以開闊眼界。在他們看來，看新聞不是為了看“國家”或“國家領導人”，而是看稀奇的事。在農民日常的談論，我們也很少捕捉到“國家”這一時常掛在河南農民嘴上的關鍵詞，我們所感受的總是村民溫和的敘說以及他們平靜而有序的生活，既聽不到對國家的報怨也感覺不到他們對國家的期待。村民總是說，“中央新聞太遠了，不實用”，他們認為，左右他們生活的并不是電視上的國家或是遙遠的國家領導人，而是其身處的“村莊”和地方上的規范，村民可以不需要關心國家大事，但一定得通曉地方上的事。

二

農民對新聞聯播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訴求程度如何，表現的是人們國家觀念的疏異，即為何北方農民的國家觀念如些明鮮，國家訴求那么強烈，而南方農民的國家觀念幾近冷淡？本文試圖從南北方村落的性質與農民的公私觀念展開理解。

北方村落地處平原，易受戰亂沖擊，村莊歷史較短，遷棲頻繁，因而形成了多姓雜居的村莊結構。多姓雜居村莊的顯著特點是村莊一般以家族為認同與行動單位，家族作為“大私”負責解決家族內部的事，但家族之間缺乏一致行動能力，因此必須訴求于家族之上的一種“公”的力量，比如清末的“會首制”、臨時家族代表會，或村組干部。在這種農民能夠真切感受到的、具體的“公”之上還有一個抽象的“公”，即農民對國家的想象。北方農村離中央政權較近，在傳統上經常受到政權力量的介入，也較容易接受主流的意識形態。因此，當村莊具體的“公”無法切實滿足村莊功能性和社會性需求時，人們傾向于訴諸抽象的“公”。

因為多姓共居，村莊被多個家族“大私”所分割，所以其內部一般缺乏一種能籠罩村莊、統合共同體的內在力量，村民對村莊缺乏一種“我們感”，即村莊僅僅是一個“公家”的村莊而不是“我們”的村莊，村莊應該由一個具體的“公” ，如會首制、村委會、小組長去管理而不是“我”應該負責的。所以，我們在河南農村看到：院子之外的事便不再是我的事，而是公家的事，是小組長等具體“公”的事情。村莊中的紅白喜事、糾紛調解、修路筑壩、兒不孝順，甚至村莊的垃圾堆放都是這個具體的公的事。村民把小組長稱為“當官的”，在村民眼中的，小組長就是他們的“官”，就是管理村莊公共事物“具體的公”。并且在我們調查的北方村莊的公共治理層面上，除了小組長、村委會，我們似乎很難觸摸到其他承載著村莊公共事務的“具體的公”。在村民看來，村莊是小組長的村莊，應該由他們小組長去管。但是稅改之后，小組長被取消，村級政權也在此過程中弱化、需化，村莊中承載著公共事物的具體的“公”被抽空了，頓時村莊沒有了“當官的”，沒有了“管事的”。村民猛然發現眾多的事成為了“沒人管的事”，村民甚至在遺憾失去了“具體的公”的同時又慶幸政府實施了火葬，不然就連喪事中指派抬棺材的人都沒有了。當失去了“具體公”的農民已不能在其所生活的村莊尋求一個可以訴求與期待的對象，便只能轉向外部遙遠的國家或是一個萬能的神、一位公正的卻是抽象的“青天大老爺”。在農民的日常生活、生產和交往中，一方面是新聞聯播上的處處體察民情、關心民生，另一方面則是與現實村莊公共事物中的“沒人管”，這種強烈的對比給予了農民對電視新聞上的國家、對“抽象的公”懷有更急切的期盼與強烈的訴求。也正因此，農民對我們這些“國家派來”的學者，充滿著想象與期待。

北方農民通過觀看新聞，并相信新聞，不僅在于獲得一種心里的安全感，更在于尋找到了在村莊所不能尋找到的訴求對象和期待對象。所以，農民說：“要是新聞聯播都是假的，國家不就亂套了嗎？”新聞聯播時刻維系著農民對國家這個抽象公的信仰。

在江西等南方宗族性村民組中，整個自然村或是村民組便是一個宗族，它不僅保留著鮮活的村莊歷史，并承載著深厚的、多層的村莊整體感與主體感。因此在南方宗族性村落，相對于家庭“小私”，宗族是“大私”，在“大私”之上沒有北方雜姓村莊那樣的具體的“公”，而是直面國家這個抽象的“公”。宗族性村落的功能性和社會性“公共”事物都由“大私”來承擔和完成，無須在“大私”之上建構具體的“公”，更少訴諸抽象的“公”。

當進入南方宗族性村落時，高大雄偉的宗祠使進入者如此清晰地感受到村莊歷史與村莊的自我主體感。在南方宗族性村莊的村民看來，一個沒有宗祠的村莊就如一個沒有臉面的人，這個村莊中的所有人將會在“地方上”被其他村莊瞧不起，地方上的人也將不會把這個沒有宗祠的村莊視為村莊。然而在村莊內部，宗祠不僅僅是村莊的臉面，還承載著村莊中眾多的公共事物：舉辦紅白喜事，召開村民代表大會，各種理事會議。此外，圍繞宗祠所延伸的村莊主體便是宗族的“族長公”，各房的“長房”，過了60歲的“老生”以及喝了點墨水、專門主持村莊紅白喜事的“斯文”等。這些人輩份高，威望強，都村莊公共事物中積極分子。他們積極參與村莊中各種理事會，受邀請出席村莊的紅白喜事與糾紛調解。除了以宗祠為中心的村莊主體外，南方村莊還有以神樹為象征的“社神”。但社神也只是“我們村”的神，只管本村的事，僅保佑本村的子孫，與村莊外的人無涉。社神不僅僅是村民作為儀式性的祭祀對象，更是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予以訴求與期待的對象。村民會時常來到樹神下敬奉社神，祈求在外打工的親人能平平安安、好好掙錢，在外不遭騙，不遇搶，更不要碰到搞傳銷的。喜逢殺豬買牛生仔以及過年過節時，家家戶戶都會提著酒菜拿著香燭虔誠地來到神樹下祭祀他們的社神，感謝社神的保佑。而一些兒子不孝順的老人則在神樹上掛上寫有兒子姓名的紅帶，淚聲俱下地向社神述說自己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把兒子養大，如今兒子又是如何地不孝，老人祈求社神能使兒子良心發現，以善待老人。

我們看到，南方村落村莊與北方村莊不同之處在于，南方村莊中有眾多管事的主體，村莊不單是小組長的村莊，更是村民自己的村莊，即“我們的”村莊。村莊中的事也不光是小組長的，更我們自己的事，即村莊是一個由宗族、房支、家族以及所有村民構成的一個“私”的領域，它相對于個體家庭小私而言，是“大私”，村莊的各種“公共”需求都是靠“大私”自己去解決，去滿足。南方村莊沒有具體的“公”，只有具體的“私”和抽象的“私”。農民的訴求與期待可以通過宗祠，族長公，長房，老生、斯文，修路理事會，宗祠理事會等諸多的“具體的私”獲得。當“具體的私”不能解決是，農民便向“抽象的私”——社神報告，而不是訴求于“抽象的公”——國家。在村莊看來，國家這個抽象的公則是一種外來的公，而不是“我們”的公。顯然，對于這種外來的公，農民的訴求與期待感遠遠低于對“我們”的公即村莊的“大私”——家族的長房、宗族的老生、斯文、族長公以及社神等。在南方村落，因為有“具體的私”與“抽象的私”滿足了人們幾乎所有社會性和功能性的訴求與期許，人們對“抽象公”的企盼和訴求就不會十分地強烈，國家形象也不會在人們心目中凸顯。正是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何南方農民很少談論干部，報怨當官的，且認為新聞聯播里的國家、國家領導人是那么地遙遠而不實用，因此還不如看些又能“調解休息，又可開闊眼界”的國際新聞；才能理解農民所表現出的國家觀念的淡薄，國家訴求的冷漠。

三

從人們觀念中“公私”范圍變化來理解，北方村莊是“公”在無限拓展而“私”在急劇退縮的村莊。“私”從村莊的宗族、家族一步步退至核心家庭，最終使整個村莊、所有村民袒露在“公”的領域。此時，農民對“公”的訴求也隨之無限地往上推，從村莊“具體的公”直至“抽象的公”——國家。簡而言之，當“公”無限地拓展，“私”急切地退縮，所有的“私”退讓給“公”之后，村莊不再是“我們”的村莊，村莊的事便不再是“我”的事，而是“公”的事。從公私觀念的主體看，北方村莊是沒有私，只有公的村莊，是需要公去維系、去整合的村莊。當村莊“具體的公”一步步弱化仍至退出村莊公共事物后，農民對“抽象公”的期待便愈甚急切，國家觀念也愈強，越渴望國家來“管管事”。也正因此，我們也理解河南農民為何能經受住國家接二連三“逼民致富”的折騰：種韭菜沒成，種大蒜；種大蒜不成種黃瓜，黃瓜沒成功又改種西紅柿！而江西的農民聽說后卻表示無法理解、不能忍受！

而南方的宗族性村落，村莊是“我們”的村莊，村莊便是一個“大私”。村莊的公共需求在家族、長房、宗祠、宗族等“具體的私”內獲得滿足；當發生令這些“具休的私”“管不到的事”時，農民便訴求于他們“抽象的私”——社神。有著諸“私”的關照，村莊之外的抽象的公——國家，在南方農民看來，是那么地不實用，有時甚至心存芥蒂。這樣，我們也就能夠理解，江西農民為何認為北方的逼民致富不可理喻。所以，在南方村莊，無論是從新聞聯播的偏愛度上看還是從鄉村治理上看，我們都感受到農民國家觀念的淡薄，對國家訴求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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