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本書匯集了我近年來對鄉村建設的大部分思考，這些思考根據表述形式的不同，分成四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理論討論，收錄較為正式的論文；第二部分是政策評價，收錄有感而寫的一些評論；第三部分是調查隨筆，收錄近年在農村調查及進行鄉村建設時的所聞所感；第四部分是報刊訪談，收錄幾家媒體就鄉村建設等問題采訪的整理稿。數一下，這些形式不同長短不一的文字，竟有60多篇。在這60多篇文字中，我試圖提出一個關于中國發展道路的新方案，這個方案的核心就是以新農村建設為契機，重建農村生活方式，提高農民的主體地位和文化感受力，讓農民可以分享到現代化的好處，從而能過上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我希望重建田園牧歌的生活，希望溫飽有余的農民可以繼續享受青山綠水和藍天白云，可以繼續享受家庭和睦和鄰里友愛，可以繼續享受陶淵明式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休閑與情趣。勞作是有的，卻不需要透支體力；消費是有的，卻不追求奢華；閑暇是有的，卻不空虛無聊。總之，農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卻不是依靠高消費來獲得的，因為農民沒有可以高消費的收入條件。農村應該保留帶有鄉土本色的不同于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這是一種強調主體體驗和人際聯系的“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農民不一定特別有錢，卻可能因為有了主體體驗，而生活充實。農民消費較少，福利水平卻可能很高。

　　而之所以提出新農村建設的核心是要建設“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是與我對中國發展宏觀形勢的判斷聯系在一起的。簡單地說，我認為，中國九億農民從農村轉移出來，是一個艱難且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經濟狀況將長期保持在“溫飽有余、小康不足”的狀態。“溫飽有余”是指中國農民早已解決維持基本生存的物質所需，“小康不足”是指農民未來增收的渠道有限。當前中國農民不僅是“溫飽有余”的，而且農村有較中國傳統社會完善得多的基礎設施，農業勞動越來越輕松，閑暇時間也越來越多。從物質條件方面看，今天的中國農民可能生活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已經度過為解決溫飽而需終日勞作的階段。農民現在最緊迫需要的，也許不是（或不僅是）物質條件的改善，而是精神文化生活的改善，是要生活得體面而有尊嚴，是要有良好的人際關系和確定的人生意義。

　　新農村建設意味著國家將加大對農村的轉移支付，正是國家的轉移支付，可以推動農民生活方式的轉型及重建，可以為農民高福利的生活提供基本的物質基礎和環境條件。

　　也就是說，我們有可能通過國家財政轉移支付，在農村田園生活的基礎上，建設一種“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低消費”一方面是中國農民增收空間有限，“溫飽有余、小康不足”將是中國大多數農民所不得不接受的經濟現實，另一方面，低消費并不等于低福利，因為生活質量并不是以消費能力來衡量的，雖然經濟學家們通常以消費物質的多少來代替對生活質量的衡量。

　　而一旦中國九億農民可以依托人均一畝三分地，在解決溫飽的基礎上，在并沒有過量消費——因為沒有過量消費的收入基礎——的情況下，卻生活得從容、安閑、自足、體面，則我要說，農民這樣的生活安排是人本的，是高明的，是較少消費不可再生自然資源和環境條件的，因此是高尚的。當然也是高福利的。

　　高福利的生活是讓人愉快的，是令人滿意的。如果在中國未來的現代化過程中，不將消費與福利等同起來，而站在農民主體立場來考慮農民的福利，則即使未來50年，中國農民的經濟生活仍然是“小康不足”的，中國農民卻仍然是從經濟以外的方面獲得了（至少是保持了）很多作為人的生活的福利，中國農民因此沒有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失去什么（或失去太多），中國農民因此并非現代化的反對者。換句話說，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即使沒有能夠大幅度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水平，卻因為站在農民立場給了農民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福利好處，農民也會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支持力量。消費主義文化說到底不過是資本家及其合格消費者（所謂中產階級）的文化，這種文化非得讓經濟收入少的人承認自己無錢消費是可恥的事情。問題是，如果一種文化與這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為敵，這種文化就遲早會造成嚴重后果。

　　這個意義上，新農村建設就是要在農民收入增長不快的條件下，通過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來為農民提供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來為農民建立具有穩定的未來預期的生活，從而讓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

　　一旦中國九億農民可以過上不離開田園牧歌的、不離開初級群體的、及不消費大量不可再生資源的、以人為本的“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則中國九億農民實踐著的這種生活，就不僅是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農村的穩定根基，而且可能為今天已經走入迷途的資本主義文明找到新路，這條新路就是與古老的東方文明相聯系，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與人和諧相處、人與自己內心世界和諧相處的中國道路。我想這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一語中，“社會主義”一詞的真意。

　　在本書收錄的文字中，我還討論了村社本位、農民福利、農民組織、文化建設、老年人協會、積極分子、農民行動單位、村莊價值生產能力、土地制度、公共品供給、鄉村選舉、城市化道路等諸多問題，雖然我不敢說自己對這些問題都提出了新的觀察，或給出了解決辦法，但我想我一直試圖提出至少有些獨特性的觀點，提出一些與主流意見有些差異、與一般人的想法有些不同的看法。我希望收錄在本書的文字，可以為讀者提供一些與主流意見有所差異的看問題的角度。

2006年12月25日下午

后　記

　　自進入農村研究以來，我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兩個相互聯系的部分，一是鄉村治理研究，目的在于理解鄉村治理機制。最近尤其關心鄉村治理的區域差異，就是試圖回答為什么同樣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會在不同區域農村有不同的實踐后果。二是鄉村建設實驗，就是希望探索出一條提高中國農民生活質量，讓農民過上體面而有尊嚴生活的路子。鄉村建設的實踐關懷與鄉村治理的學術理性之間有一些張力，不過，正是鄉村建設的實踐關懷構成了我研究鄉村治理的動力。并且，我也是因為有了鄉村建設的實踐關懷才產生了鄉村治理的研究熱情。

　　1987年上大學不久，就對鄉村建設感起興趣，并寫了一些文字，記得有“改組中國農村基層社會單元”、“中國現代化的小城鎮途徑”等，發表在我們自己辦的刊物《調查與評論》上面，其中將鄉村建設的目標定位為建設人與自然、人與人和人與自己內心世界和諧的具有田園生活情趣的美好生活。大學畢業后，回鄉組織10多位農村青年，成立了一個小型組織，進行過一年時間的鄉村建設嘗試。1993年到武漢讀研究生，與吳懷連、何慧麗等人發起成立現代化與鄉村建設促進會，寫過“新鄉建設綱要”等。1996年研究生畢業后，到全國農村調查，發現農民精神生活貧乏而苦悶，老年人的處境尤其糟糕。例外的是，溫州農村幾乎村村都有老年人協會，老年人協會豐富了老年人的生活，提高了老年人的地位，改善了老年人的處境，且在村莊治理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我因此有了再到農村作鄉村建設的沖動。2002年有兩個機會讓我得以在湖北荊門和湖北洪湖六個村主持鄉村建設實驗，包括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實驗和老年人協會建設的實驗。期間，又寫了一些文字，如收錄本書的2003年春節所寫長文“中國農村發展的中長期前景——兼論鄉村建設的極端重要性”。

　　本來我自己一直提“鄉村建設”和“鄉村建設實驗”，溫鐵軍教授卻提“新鄉村建設”和“新鄉村建設實驗”，以區別于20世紀30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我一直很同意溫鐵軍對中國發展戰略的分析，尤其同意他對現代化的解構。他提“新鄉村建設”，既有歷史感，又有國際視野。我也因此將自己的“鄉村建設”改稱為“新鄉村建設”，并自認為成了“新鄉村建設派”的一員。2004年4月，應甘陽先生邀請赴香港參加會議的文章題目就是“新鄉村建設與中國道路”。

　　2005年10月，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我有些意外，更有些喜出望外，并很快就以自己一直以來的方式，對中央政策作了與目前學界和政策部門有一定差異的解讀。我一直認為，新農村建設的重點不是發展農村經濟和增加農民收入，甚至不是建設農村基礎設施，而是從政治、社會和文化上防止農村和農民的過度邊緣化，而是站在農民主體的立場考慮他們的福利感受，并為改善和增加農民的福利提供對策。我認為，在當前中國絕大多數農民已經解決溫飽的前提下，新農村建設的重點就不在經濟方面，而在文化和社會方面，在環境方面，在農民能否合作起來降低生產生活成本，增加總體福利收益的方面。這個意義上，我更愿意強調文化建設，主張“低消費、高福利”生活方式，并希望將農村生活中本真的、田園的、初級關系的及有根的東西保留下來。我希望這是一種既適應現在（通過新農村建設來打造中國現代化的基礎），又適應未來（新農村建設與中國道路）的兩全方案。我想我已經在收入本書的文章及訪談中說清楚了自己的想法。

　　本來在2005年底就已經整理好這部書稿，并希望趕一趕新農村建設的熱鬧，卻因為種種原因拖了下來。2006年10月到山東大學開會，偶遇山東人民出版社負責《社會學家茶座》編輯工作的王海玲和馬潔兩位女士，有一個愉快的交流，并因此為這部書稿找到了“婆家”。

　　這部書稿收錄了我最近幾年關于新農村建設思考的主要文字，書中文章和訪談是應不同要求和因不同理由形成的，文字風格差異很大，觀點多有重復，其中大部分曾在報刊發表，原發表處已在每篇文字中注明。每篇文字還注明了寫作時間。我想這至少可以說明，在2005年10月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戰略之前，我關注鄉村建設就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最后，我照例要提出應當特別感謝者的名單。我要感謝我們鄉村建設實驗區的農民朋友，尤其是我的中學同學楊剛松；感謝調查中給過我們幫助的農民農民朋友和鄉村干部；感謝讓我有機會整理自己想法的編輯和記者，尤其感謝鄧瑾；感謝給予我們實驗以支持的朋友，尤其是阿古女士和竇洪譚先生；感謝鄉村建設實踐中身體力行的同行，尤其是溫鐵軍、何慧麗；感謝一直與我共同從事鄉村建設實驗的羅興佐、董磊明、王習明；感謝與我共享研究喜悅又幫我校對文字的研究生，尤其是陳柏峰和申端鋒；感謝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這個團隊的所有成員；當然也感謝我的家人。

賀雪峰

2006年11月28日于武漢喻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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