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倒包現象為何屢禁不止

　　今年七月底，時值重慶永川區“梨子節”其間，西南大學師生一行5人來永川郊游品梨。

　　無意中，扯到土地問題，其中一個老師沖口說道：“現在要是能擁有一塊土地，那簡直爽慘。”

　　言下之意，土地價格非常昂貴，的確，對于城市中好幾千、甚至上萬的房價來說，絕大多數人想擁有一塊土地簡直不可能。

　　不按照旅游線路一路行走，在看到農民們的生存狀態之后，師生們方覺得：“作為農民，擁有耕地好像并沒有什么好處。”

　　后來，我們以0.9元每斤的價格買了200斤黃花梨（當時的批發價實際上是0.7元），當然，采摘的都是最大最好的，三個農民折騰了一個下午，得到180元，每人60元，顯然，這60元還包括平時的各種投入和漫長的等待。回家路上，師生一行自然不再提及土地昂貴問題。

　　前天，無意中碰到兒時的熟人劉四（化名），他是重慶永川城郊的農民。

　　閑聊中，劉四說：“重慶銅梁縣的一個老板到他們那兒倒包土地來種大棚蔬菜，開始的時候，自己把剩余21年的土地使用權倒包給做大棚的，合同都已經簽了，價格是每年每畝800斤稻谷，沒有通過政府和村社，今天上午，我又去找他退了。”

　　他接著說：“這個價格是比較高的，我們那兒位置不是很好，在成渝高速公路的背城一面，雖然離城很近，但是，要繞道很遠才可以進去，而永川倒包土地的價格一般是每畝每年500—700斤稻谷左右。”

　　我說：“種水稻肯定沒有賺頭，我看見人家種空心菜，一挑田（0.25畝）一年也能掙萬把塊，你們離城近，應該很有條件，你怎么不種經濟作物呢。”

　　他說：“我們那兒原來有種子公司搞試種，試種的老板要免費提供種子和肥料，成本比別人低。種經濟作物的收入不穩定，有時種出來賣不掉，比較麻煩。”

　　想起今年黃花梨0.7元每斤，以及那年蓮藕0.2元每斤，挖藕的工錢都不夠，我也沒有多說，畢竟，作為最基本的糧食作物，稻谷有著非常明顯的定價作用，其它很多農產品的價格都隨著稻谷的價格變動，種經濟作物必須在“新奇少”上下功夫，而“新奇少”這個特點，顯然不是對每一個農民都適用。

　　劉四說：“其實，把土地倒包出去，短時間內還是比較劃算，我們每人只有水田0.5畝，加上旱地，也不到一畝，守著那點兒地，只有餓不死，掙不到錢，現在在永川打短工，能掙1000元每月。如果要精耕細作，特別是種經濟作物，就不能出來打工，損失就大了，還不如把土地倒包給別人。從長遠看，主要考慮到以后土地如果被國家征用，國家補償的錢就有一部分應該歸倒包土地的，比如青苗補助、以及土地上的固定投資，估計，以后如果被國家征用了，有可能因為大筆的補償費，會和倒包土地的老板打理扯，而一年一年的倒包，老板肯定不干，所以，最后，又去把合同要了回來，干脆不倒包，還是自己抽空種水稻，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村里面有些農民還是要干，那些家庭，條件不同，就愿意把土地倒包出去。”

　　我說：“聽說，你們辦事處現在征用了很多土地，價格是21000元，然后加青苗補助費等，只要不占住房，也就是30000左右，象這種征用法，你們干不干？”

　　他說：“政府征地，你不干不行，只有得一點兒算一點兒，那么多人鬧，都沒有鬧翻，有什么辦法呢？”

　　我也無話可說，只好找托詞告別。

　　對于改變土地使用性質的倒包，主要是用來修房造屋，一般是作為工業用地，也有其它用途的。鎮村干部對農民做工作的時候，幾乎都是按照水稻的年畝產量來定價。水稻畝產在1000斤左右，今年稻谷價格0.8元每斤左右，除去犁田、抽水、種子、肥料、農藥之后，所剩無幾。如果請人種的話，肯定要虧本的，今年，水稻的收割價格是260—280元每畝，插秧的價格是90—110元每畝，犁田、耙田的價格是50元每畝，價格很高，而育秧、施肥、施藥這些人工還沒有算進去，如果全部算進去，就虧得更多。從目前看，機耕、機插還沒有普遍采用，機收的比例也不高，機收雖然便宜一些，但需要將稻田里面的水放干，加上抽水的費用，機收價格和傳統收割價格差不多，還多麻煩一次，所以，大多數農民還是采用傳統耕作方式。從這一個角度來看，鎮村干部給農民算的帳是有根據的。種田虧本，不種田還能凈收700斤左右的稻谷，當然有部分農民愿意將土地倒包出去。顯然，政府不可能用經濟理論上的土地價格計算方法，去給農民的承包地計價。

　　中央出于糧食安全考慮，禁止改變土地使用性質的倒包，承認不改變土地使用性質的倒包。地方政府出于發展的考慮，想方設法促成改變土地使用性質的倒包，以發展工業，因為工業能提供較多的稅收，而農業稅已經不復存在。老板想方設法的獲取土地以擴大生產規模，甚至變相圈地，以待升值。農民雖然擔心放棄土地會喪失抗風險的基礎，但守著土地既沒有搞頭，還累得夠嗆，也得不到一個符合預期的出讓價格，于是，一部分農民在鎮村干部的努力做工作下，不得不把二輪土地承包權（土地延包30年不變）轉讓出去，當然，只能轉讓剩余年限的使用權，一般是全部轉讓，這個，實質上是土地流轉。在這種情況下，對于變更土地使用性質的土地轉包，雖然中央早已明令禁止，但各地卻依然我行我素，自然屢禁不止。對不變更土地使用性質的土地轉包和比較合理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由于利益關系，推動力量卻比較缺乏，土地集中比較困難，由此看來，兩條農業產業化的道路均缺乏合理的土地政策支持。

　　就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本人在《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和民主制度的實現》一文中僅簡單的提出了一個方向，對于具體的解決辦法，由于各地區的不同條件，我想，只有在實踐中不斷總結，在下肯定不敢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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