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十位公民，來自不同領域，卻有著共同的夢想：建設新農村！
在他們心目中，新農村是美麗富饒的，團結和睦的，蓬勃向上的，自由民主的，充滿歌聲和歡樂的。
他們為這樣的理想而行動：
農民們自己組織起來，建設自己的生活，建設家鄉；
知識分子深入農村，為農村送人才送觀念送技術，幫助農民成立自己的互助合作組織；
建筑師要讓八億農民都蓋得起美觀環保的生態房；
藝術家像雕琢作品一樣經營清潔美麗的生態村；
城里居民積極推動城鄉聯合，提倡城市社區支持農村。
他們的行動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將農民資源有效組織起來，喚起農民的希望和熱情，依靠農民自己的力量解決農村問題。
他們的探索卓有成效：農戶資金互助，農民協會，農業合作社，一個個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脫穎而出，農民的公民意識、自治意識正從這些嘗試中覺醒。
他們的實踐推動著一場社會運動。也許中國農村的命運，真的會隨著這些先行者的足跡而改變。

本刊編輯部

 

 

鄭冰開始組織農民，是從辦農技培訓開始。鄭冰開農藥店時，發現村民們因為不懂農業科技知識，花了很多冤枉錢，于是她自掏腰包，請農業專家來給鄉親們培訓。幾次培訓做下來，老百姓學到了知識，農技中心收入也直線上升。
有一次，鄭冰去武漢探親，看到很多婦女在街頭跳健身舞，就想到村里婦女消磨時間的方式，不是打麻將就是議論東家長西家短，能不能也把她們組織起來跳舞呢？
回村后，鄭冰就去婦聯請了老師，在自己院子里教村里的婦女跳舞。慢慢效果出來了，村里有男人謝謝她，說媳婦自從跳舞以后就不罵人了。鄭冰聽了挺高興，發現農婦們開始起了變化，過得比以前充實、快活，不會再為一點點家里長短就和丈夫吵架。那年春節，村里文藝節目特別豐富，別村婦女來看了，都說“這村的女人沒白活”。這話觸動了鄭冰，選出骨干去周邊村教，30多個村的婦女都跳上了舞。
之后，鄭冰又鼓動婦女們學習，學著電視里的樣搞辯論賽，學普通話，漸漸有了眉目，固定了幾方面學習內容：一是搞技術交流，誰種田種得好就請誰講經驗；二是搞家庭教育，請關系好的婆媳到一塊兒說體會；三是搞文娛節目，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唱歌。2003年元宵，鄭冰拉著她的隊伍走上永濟街頭跳舞，婦女們的精神面貌讓觀眾們也深感振奮。慢慢地，男人也加入了婦女們的活動，婦協就變成了農協。
2004年初，北京來的記者臨走時跟鄭冰說村里太臟了，鄭冰又開始琢磨，村里臟，是因為路不好。她把大家召集起來，發動大家修路，宣傳這是全村老百姓自己的事情。絕大多數村民被動員了起來，成立了村建理事會，每家分片包干，剩下的由農民協會修。如今村里不僅修好了路，還在每條路上放置了垃圾箱，成了干凈整潔的“文明村”。
鄭冰還想把土地集中起來經營，通過合作把分散的力量集中。但是資金和人才的缺乏，使之一時難以實現。不過鄭冰不氣餒，她有一句口頭禪：“我今年37歲，等我73歲，怎么也成功了。”

 

 

1998年從西北政法學院畢業后，楊云標在西安一家律師樓做了半年。
一次從西安回家鄉，嗅出了鄉間的破敗頹廢之氣——這個人均只有一畝地的貧困村，農民負擔每年居然達到三四百元。村干部仗勢欺人，村民連領取匯款都要被盤剝5塊錢。
當時他25歲，特別容易憤怒，就寫信到阜陽市潁州區反映“鄉村干部加重農民稅費負擔，工作作風惡劣”。不出幾周，村鎮干部就開始給他“穿小鞋”。27歲，他帶著蓋了300多人紅手印的聯名信，反映村干部貪污的問題，打出“安徽農民告官”的牌子，結果在阜陽市街頭遭遇非法羈押。2000年10月，省委督察室派員來到三合鎮。幾個月后，村支書、村主任和文書被查明共挪用公款貪污7萬多元，集體被撤職。
在實踐中，楊云標認識到，農民個體維權效果小、成本大，而集體維權則更理性、更有建設性。2001年3月份，楊云標決定聯合各村維權骨干成立“農民維權協會”。
2001年4月，南塘村村委會換屆選舉，楊云標被選為村會計。從“在野”到“執政”，他看問題有了新的角度。他要和鄰居、被拉下馬的原村委主任修好，因為他要改變的是“個案背后的東西”，而不是讓哪個干部下臺那么簡單。他的理想——微笑著建設。
2002年8月，楊云標作為惟一的農民代表，受邀在中國社科院農村研究所、中國農村發展促進會和香港亞洲交流中心組織的“中國鄉村建設論壇”上發言。2003年7月底，中國農大、北大等高校20余名大學生支農隊員，分別從北京、上海、武漢動身，前往南塘村進行“大學生—村民共建學習型鄉村社會”活動。在活動中，大學生幫助楊云標成立了老年協會。
2004年5月，楊云標成為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首期學員，北京一些學者在山西等地的試驗啟發了楊云標。他回家創辦了合作社，走合作建設的道路。
7年了，從一門心思把作惡的村干部拉下馬到自己成為副村長；從憤怒維權，到組織成立合作社，幫農民低價購買化肥，嘗試種植有機蔬菜，楊云標也從一個憤青般的熱血青年進入了而立之年，開始變得沉穩而平和。
楊云標認為，對抗不是目的，讓弱勢群體的意愿得以實現才是根本。

 

 

劉老石自從聽了溫鐵軍的一場講座，就覺得找到了人生方向，從此進入農村，一發不可收拾。他還把名字都改了，改成老石，意喻從事新農村建設之意像石頭一樣堅定。
劉老石在鄉村建設項目中主要負責兩塊內容：一是組織大學生支農調研。每年寒暑假，他都要組織動員全國大學生志愿者到農村參與農村建設，宣傳團結合作精神，促進農村發展，六年來參與支農的大學生已逾萬人；現在又進一步開始規模化地培養新鄉村建設人才，在全國各地招募鄉村建設英才。二是長年下鄉進村進行調研和試點，深入探索建設新鄉村建設之道。經他直接推動建立的合作組織試點已經達到30多個。2006年，在他推動下，全國各地七家優秀的合作社組成合作社聯盟，取名“國仁綠色聯盟”，農民鄭冰、王繼偉是聯盟帶頭人。
“文化切入，精神培訓”，是劉老石組織農民的有效手段。他的這一思路在中心試點村之一——山東魚臺縣姜莊村的試驗中獲得良好收效。姜莊村干群矛盾曾經非常突出，2003年5月，在村民馬宜場等人帶領下，姜莊村罷免了村委會成員，以后一直沒有村委會。2004年5月，村里農民帶頭人接受鄉村建設中心培訓，隨后中心工作人員和大學生志愿者也一同進村，共同對村民代表進行培訓，幫助村民建立基本組織。隨后，當地文藝演出隊和老人協會建立起來，還建起文化大院，組織了一百多人的秧歌隊。跟著，合作社也辦了起來，展開各種經濟活動，收益良好。現在，姜莊村從文化生活到經濟生活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整個村子洋溢在歌聲和笑聲中。
劉老石企盼的新鄉村是個透著理想、浪漫和溫情的綜合體：像大家庭一樣，不管貧富，都要團結和睦；不管是否有好的生活，都要有志氣；要有歌聲和歡樂，要有老年協會、婦女協會、學習協會、文藝演出隊、經濟合作社……
他想讓農民朋友們團結起來，依靠農民的力量，克服困難，解決農村問題。
他一直非常驕傲他的團隊。他說：“我的團隊都是志愿者，他們用最低的報酬做著我們時代最壯麗的事業。”

 

 

謝英俊是名與眾不同的臺灣建筑師，不同就在于他不只蓋房子，也做與人相關的工作。
1999年臺灣“9·21”大地震后，謝英俊被邀請為災后僅剩280多人的邵族重建家園。這次重建是謝英俊職業生涯的轉折點，謝認識到了文化在建筑中的重要性。他在為邵族重建家園時，不僅為他們提供棲身之所，還出于文化上的考慮，在設計中增加了舉行傳統祭典儀式的祭場，每戶人家都有專門擺放祖靈籃的神龕。房屋建好后，許多邵族人翻出壓在箱底的民族服裝，舉行隆重的傳統入厝儀式，大宴賓客，徹夜狂歡，族群意識空前增強，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次重建得到了大量義工協助，他們的參與不僅加快了建筑速度，提高了建筑質量，還大大降低了建筑成本。正是在此基礎上，謝產生了“協力造屋”的想法：協力造屋，將建筑去工具化，去專業化，讓建筑回到使用者手中。
在一次演講后，有朋友建議他將協力造屋推廣到大陸，謝英俊欣然接受。他發現，中國農民非常重視建房，但建一所房子的錢可能需要一個農民攢一輩子。他深感這樣花錢太冤枉。按照他的設計，除開建材成本，蓋房只剩了勞動力的支出。如果一個村里準備建房的人組成一個合作社，互助建房，那么花兩三萬元就可以建一所漂亮的房子。這樣一來，只要有勞動力和勞動意愿，任何人都可以蓋房。而且，通過蓋房，可以讓合作機制延伸到農村基層建設，如修溝渠、修路、修水庫，可以跟社會經濟各種條件結合在一起。
謝英俊要在八億農民中，以建房為契機推動一場社會運動。
謝英俊認為，建筑是專業性很強的一個行業，但是，“技術問題恰恰是需要我們建筑師有所作為的地方，如何讓它更開放，沒有專利，讓更多人參與，讓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都能蓋房子，那才是建筑師的本事！”

 

 

張淑香是吉林省梨樹縣夏家農民合作社社長，她創辦的合作社的事曾經震動了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吸引了加拿大友人，走進了中央電視臺演播室。大名出了，大獎也拿了：2002年6月，她被全國婦聯授予“雙學雙比”女能手榮譽稱號；2003年10月，她被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加拿大合作社協會授予“優秀合作社推廣工作者”。
2000年4月8日，張淑香在梨樹縣組織起第一個以婦女為主的合作組織——夏家村農民合作社，她當選為理事長。張淑香是當地較早的養殖戶，嘗夠了單打獨斗做生意的不容易。她自行將幾戶養殖戶聯合一起，初步嘗試了合作經營之后，發現了聯合的好處。“一根鐵能粘幾根釘？”張淑香用最樸素的語言道明了辦合作社的動機。她辦合作社的經驗是：“像毛主席所說的，必須依靠群眾，民辦，民管，民受益。”合作社吸引了許多群眾，人們向往富裕生活，很希望借助合作的力量過好日子。
這個合作社首先為養殖業開拓路子：實行飼料統購，統一消毒滅菌，將產品直接賣到加工企業，這樣成本減少了，利潤增加了，夏家村的養殖業很快發展起來。
合作社也為種植業創造條件：張淑香組織人們統一到正規的種子公司批發優質種子，質量可靠又節省資金，入社農民再不用擔心上當受騙。
張淑香在社員中提倡協作精神，她要求加入合作社的成員必須成為甘愿奉獻的帶頭人，不但自己致富，還要幫助更多人致富。社員鄒云飛加入了合作社，但因為家貧，發展項目有困難，張淑香和大家一同幫助她購買7頭仔豬，幫助她建豬舍，賒給她飼料，只用了兩年時光，鄒云飛家就發展起了養豬業。
5年時光過去了，合作社成員生活水平發生了很大變化。2004年，合作社總收入1300萬元，擁有流動資金130多萬元，社員每戶增加收入5400元。
由于張淑香等人成功建立新型合作社的示范帶動，去年，農業部專門在武漢召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示范會，并著手制定農業專業合作組織法。黨和政府正在重新致力于推動農村合作社這項偉大工程。

 

 

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被稱為打造新農民的“黃埔軍校”。邱建生是學院創辦之初唯一一個常駐學院的管理人員。為方便工作，邱建生干脆把媳婦也接來了，小家就安在校園里。畢業不到十年，這個福建山村里考出來的大學生，又把家安到了農村。
2003年春節，一直著迷于晏陽初教育思想研究的邱建生和十幾名大學生來到河北定州翟城村進行調研。他們在住地貼了一副對聯：“仰先賢平民教育誠可嘉，看今朝鄉村建設慨而慷”，橫批是“繼往開來”。
這副對聯吸引了村支書米金水。米金水一直想打晏陽初的牌子，他說：“晏老在這里搞過試驗場，我們的村民都很懷念他的作為。你給我們村辦學校，可以給你提供很好的條件。”隨后，邱建生開始為此事奔波，找到了農民問題專家溫鐵軍，與幾個關心農村問題的熱血青年一起，把學院辦了起來。
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旗幟鮮明地提出繼承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打出“知識農村化，農村知識化”口號。以邱建生為代表的學院創辦者們積極探索建設新鄉村的途徑，協助農民建立自己的組織，組織文藝隊，建立學習小組，開展衛生教育，傳播農業科學，關注農村基礎教育，與農民生活工作在一起，向農民學習，謀求與農民一道解決問題。
邱建生說：“我一直有個愿望，就是希望自由的農民都能在自由的土地上，幸福地生活。”

 

 

孫君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畫畫卻改變了他的命運，將他帶向了環保。1997年，北京地球村（中國著名民間環保組織）的人請他畫環保宣傳畫，在此過程中，他感悟到環保可以賦予藝術新的形式和內容，從此與環保結緣。
在北京市延慶縣堆臼石環保村（又稱地球村）項目中，孫君開始了他的環保生涯。在這個項目中，地球村“綠色生活、垃圾分類”的理念被提上日程，在農村實行垃圾分類。半年之后，村里的樹上有鳥，枝頭有果，田間地頭能聽見驢叫，村里搞民俗接待的收入翻了一番。從這個項目開始，孫君把環保知識注入到農民的日常生活與生產之中。
2003年8月，孫君應襄樊地方NGO和政府的邀請，先后21次前往當地進行考察與實踐，最終與NGO、政府、專家和民眾一起，商議將五山鎮作為保護當地生態環境、建設綠色農村的試點，并為該試點建立了一整套生活與生產方式、建設與公眾參與、文明與農民信仰相結合的系統方案，稱為“五山模式”。
“五山模式”是以政府為主體，以市場為媒介，由民間環保組織推動和策劃的全面合作。它由政府推動可持續發展，民間環保組織將生態文明的核心理念通過垃圾分類、中水回用、生態農業及衣食住行等實際運作，傳遞給政府和農民，是政府、農民、NGO合作的一個典范。
“五山模式”的核心在于，先生活，后生產，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讓老百姓回歸優良傳統，拋棄落后的觀念，改善生活。
孫君說：“文明不注入平平凡凡的生活，不能在平常人的生活中體現，文明就不能稱之為文明。”
現在，在五山，村里婦女會這樣埋怨自己的孩子：“你這娃子，怎么像城里人一樣，垃圾到處亂扔……”
湖北五山鎮堰河村的書記閔洪艷曾專程來到北京感謝孫君：“現在，我們那兒連五歲小孩都知道垃圾分類了，整個村子變得非常干凈！”

 

 

周錦章是被“好吃的”吸引到農家的。
他和朋友在郊游時發現，農村的東西就是好吃，米酒、土雞、新鮮蔬菜，都是城里吃不到的，農家飯更有“米的味道”。
漸漸地，他和一幫農民交上了朋友，不僅自己去農家玩，還帶著親戚朋友一起去。在接觸了“社區支持農業（CSA）”以后，他們覺得柳州也可以做類似的事，就有了開“土生良品店（展覽館）”的主意，后來逐步演變為“廣西柳州愛農協會”。
在工作中，他們經常感覺到來自兩方面挑戰。一方面，城市的消費者不能察覺大量使用化肥、農藥的種植方式的危害；另一方面，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消失了，無論工業還是農業，賺錢都成了第一要義。怎么解決這一問題——既讓農民掙錢，又讓城里人吃上沒有化肥、農藥的糧食呢？
柳州愛農協會的做法是：先讓城鄉之間建立信任，然后用價格補貼的方式，鼓勵農民種植不施化肥、農藥的農產品。他們抓住城市共同購買群體對“健康飲食”理念及“鄉村傳統文化”的認同，創造機會讓城里人下鄉與農民交流，建立相互信任。這樣，柳州愛農協會就把吃到健康食品和體驗鄉村風俗結合起來，通過這種方式開展社區對農業的支持。

姜柏林是吉林省四平市人民銀行的一名普通干部，他在監管農村合作金融時發現，農村金融機構成了農村金融市場的抽血機，不僅不能有效向農村增加貸款供給，反而把農民的錢抽到城里去了。農村經濟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經濟就會衰敗下去，三農問題就會更加突出。姜柏林也是農家娃，農民窮得讓他難過。身為銀行工作人員，他十分清楚，農民只有組織合作社，通過互助來提高市場地位，才能有條件獲得金融支持。
為了讓農民接受合作社，他開始了漫長的大眾演講：在學校上講，到農民家中講，蹲在田間地頭講，見縫插針，不厭其煩。幾年下來，終于搞成太平百信合作社、榆樹臺閆家村百信合作社、勝利果鄉百信合作社等四五個具有鮮明制度創新特征的合作社。這是國內第一批農民自發創辦的新型合作社。
農民發展生產最頭疼的是缺少資金，閆家村幾戶農民就想成立自己的村級小銀行——農戶資金互助合作社，發揮資金蓄水池作用，通過互助來調節資金余缺，促進生產和流通。
姜柏林指導農戶成立資金互助組織，只引導，不包辦，規則怎么定，帳怎么算，都讓農民自己去弄，結果他們設計的制度比專家還內行。“閆家村資金互助真正做到了我們農村信用社做了幾十年都沒做到的事——組織群眾性，管理民主性，經營靈活性。”姜柏林說。
2006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引導農戶發展資金互助組織”，有消息表明這個資金互助組織的實踐對中央決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閆家村資金互助合作社規模很小，現在股金才6萬多元，農戶43戶，但其制度樣本卻迅速流傳到山東、河南、陜西等省市農村，點燃了農戶資金互助組織火種。
太平合作社的招牌則是“股權信貸”模式，即農民合作社向農村信用社入股，農村信用社按照農民合作社股金數量放大貸款倍數支持生產發展。經過5年運行，如今的合作社已發展成具有十四幢大型現代化、開滿鮮花的生態豬養殖園區和年加工能力12000噸的飼料加工廠，初步形成通過工業帶動和組織農民合作社，實現了工農互助和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太平合作社是農村信貸＋農民生產＋農業保險三位一體發展模式的成功試點。
勝利合作社則在上述合作社運行模式的基礎上，嘗試統籌經濟與社會事業同步發展。其具體運行機制是：農戶在聯合過程中，用合作收益的一部分，建立起教育、醫療和養老三項統籌基金，用于滿足生產發展與社會事業同步前進的要求，深受農民歡迎。
姜的夢想是，未來中國每個村都建立以資金互助為核心的綜合性合作社，實現各村合作社的再聯合，建立起完善的農村金融供給體系，讓農村市場支持農村的工業建立，將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把農戶的土地入股合作社，實現現代農業的經營。
姜柏林說：“合作社的要求就像孩子生下來最初兩聲哭喊。第一聲：‘我活下來了！’農民想要組織起來，我們要尊重群眾的創造力。第二聲：‘我餓了！’我們如何扶持合作社，世界各國都一樣，沒有政府扶持，合作社活不好，也活不下去。”

安金磊是位有責任感的農民、有機農業的踐行者，也是一位農業思想家。
他反感農藥和化肥，嘗試用有機肥種西瓜，獲得成功。當年他種植的西瓜獲得了當地農業部門的品質檢測獎，還被授予“抗癌西瓜”稱號。
他提倡在果樹地里搞間作。他認為土壤是一個復雜的共生系統，樹木、農作物、雜草、昆蟲、微生物之間既依存又制約。土壤的共生系統越是多樣化，越是復雜，就越肥沃，越穩定。他依據的是老祖先的話：“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辭職回村承包了50畝貧瘠的土地后，他每天都要到地里勞動、巡視。每當抓起一把泥土湊到眼前觀察，躊躇滿志地盤算種植計劃時，他都深感幸福。
安金磊種地肯花力氣，不噴農藥，親自鋤草，施農家肥。他深信，種地三分七分養，健康的土地才能回報健康的果實。天道酬勤，安金磊種的棉花讓北京來的棉花專家都驚嘆不已，他的名字在收購商那里有品牌效應。
安金磊不主張搞溫室大棚，他認為一年多熟、反季節上市僅從商業盈利出發，違背作物生長規律，長此以往，對土地、對作物、對消費者都將構成危害。古人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告誡我們要尊重自然規律。
安金磊反對產業化，認為這使得地區種植變得單一化。多樣化種植有利于地力、陽光和二氧化碳的全面利用，也有助于減輕天災對農民的打擊，還有利于阻斷病蟲害大面積擴散。他說，現代人只須舍棄高消費和過度舒適的生活，克制品嘗異地風味食品的欲望，就可以給農業更多喘息之機，為后代留下更多的自然資源。
他常說：“別人體會不到，種地真的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