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年末，現代人新三座大山的教育、醫療又出了事情。
12月24日，北京市朝陽區民航總醫院楊文醫生被患者家屬殺害。
據紅星新聞報道，1月2日，西安市第66中學一學生因手機被沒收而殺老師。
前幾日，又傳南京郵電大學一研三學生不堪導師長期謾罵壓榨，在實驗室自焚。
01
教育、醫療、養老是中國人不能回避的問題，它們不僅是人們生活之必須，更在悠久的中華文明中讓人們對之有著與其他生活必須所不一樣的情感，老師被認為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醫生在古代讀書人眼中則是濟世救人的職業，張仲景說：“進則救世，退則救民;不能為良相，亦當為良醫。”因此，魯迅先生一生從事的最著名的兩個職業是醫生和老師，一個救人的生命，一個救人的精神。
與其他一般的必需品如吃喝拉撒不同，教育、醫療被中國人賦予了極高的道德期望，而老師、醫生也是被人尊敬的職業。正因為此，在現代資本社會打破人們對教育、醫療、養老的田園詩般的想象之后，其中資本與道德、利益與情感、私有與公有、私利與公利的矛盾進而表現出的師生矛盾、醫患矛盾不免讓人感到無所適從與迷茫。
02
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任何事物都有其一般性與特殊性。1938年，梁漱溟帶著困惑與疑問來到延安，和毛澤東就中國抗日戰爭的前途問題交換意見并被毛澤東徹底說服，告別時，梁將他新出版的著作《鄉村建設理論》送給毛澤東，而兩人的第二次討論也即以此展開。
毛澤東說：“你的著作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析有獨到的見解，不少認識是對的，但你的主張總的說是走改良主義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認為，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的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毛澤東還對黨的領導、武裝斗爭、統一戰線這三大法寶進行了分析，并強調了階級和階級DZ這個最核心的問題。
梁漱溟不同意毛澤東的階級DZ觀點。他認為：中國社會與外國社會不同。在歷史上，外國的中古社會，貴族與農民階級對立鮮明。但中國的中古社會不是這樣，中國社會的貧富貴賤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因此階級分化和對立也就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據此，梁漱溟提出“倫理本位”“職業分途”8個字。“倫理本位”，即注重為家庭為社會盡義務盡責任;“職業分途”，即社會分工，人人盡責，做好本行。
梁漱溟講了很多，毛澤東聽得也很耐心。毛澤東心平氣和地說：“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的倫理道德，梁先生強調這些也并沒有錯。但中國社會卻同樣有著與西方社會共同的一面，即階級的對立、矛盾和斗爭，這是決定社會前進最本質的東西。”梁漱溟卻不以為然，認為毛澤東太看重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
這次長談從傍晚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天明，兩人各持己見，誰也沒有說服誰[1]。
03
教育與醫療也是如此，當代社會是資本的社會，資本社會下的教育與醫療的一般性即是它的資本性，而資本的本性是逐利。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了托·約·登寧的一段精彩論述：“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2]。
在當代，資本更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3]對應到毛澤東與梁漱溟的爭論中，就是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共同性即一般性，教育、醫療行業與其他行業的共同性即一般性。
而它的特殊性是什么呢?
教育與醫療，教師與醫生與其他產業、其他職業不同，從歷史與文化的傳承中，人們賦予了這兩個職業以道德上的神圣光環，認為這是與其他職業不同的兩個特殊的職業，與其他行業不同的兩個特殊的行業，賦予了其更高的道德要求。對應到毛澤東與梁漱溟的爭論中，就是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不同性即特殊性，教育、醫療行業與其他行業的不同性即特殊性。
那么，問題來了，到底是一般性主導特殊性，還是特殊性主導一般性呢?
1951年，梁漱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兩年來我有哪些轉變》一文。在這前后，他又寫了《何以我終于落歸改良主義》等文章，送給毛澤東看。梁漱溟在文中毫無保留地說：“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現在我眼前。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斗爭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我曾估計它一定要陷于戰斗混戰而沒有結果的，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赫，分明不虛。”[1]
事實勝于雄辯。
04
自中國的教育、醫療產業化、資本化之后，這兩個行業的一般性與特殊性的沖突也就劇烈的爆發了出來。
2012年，丹麥的國際非營利組織Steps International與英國廣播公司(BBC)以及丹麥廣播公司(DR)合作，在全球范圍內以“為什么貧窮”為主題攝制了一系列共八集紀錄片。其壓軸作品《出路》講述了在很多國人看不到的中國教育問題。
王振祥，湖北一家成人自考學院的招生老師，在“招生宣講會上”向家長、學生們宣傳著“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只有讀書才能收獲體面的工作，獲得高品質的生活”。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王振祥心里卻再清楚不過，他的這些話不過是用來騙騙那些孩子高考落榜卻又無比渴望著大學的家長。一旦這些人繳納“入學報名費”，他的任務就算完成了。
用王振祥的話說就是：“弄進來，交錢，然后，弄走。”
王振祥所供職的“弘博軟件教育學院”，是一個主打成人自考的教育培訓公司。但它很快就將目光瞄準了一個更能賺錢的門路——為高考落榜、又渴望讀大學的學生提供“文憑”。
按王振祥的說法，把這些孩子騙進來，讓他們交“學費”，然后到了時間再給一張畢業證。這中間不用做任何事，不用上課，不用考試，不用管學生們的出路。
王振祥對著鏡頭調侃：“在中國，教育就是暴利產業嘛。”
對于考得上好大學的城市學生來說，王振祥的騙局就如天方夜譚一般可笑。他們一眼就能看穿充斥著百度圖片的“招生PPT”，而且在網上一搜，立馬就能明白這是怎么回事。
而一些窮困潦倒的農村家庭，許多人連“三本”和“大專”的區別都搞不清，孩子們一直埋頭學習從未摸過電腦，更不知網絡為何物。
而這些人，正是“王振祥”們竭力招徠的目標。
脫下正裝的時候，王振祥自己都忍不住在心里責備：“沒良心啊”、“造孽”、“傷天害理”。
可是看了看紅彤彤的毛爺爺，他抹了抹并沒有擠出眼淚的眼角，心里自我安慰：都是生活逼我的;繼續把自己裝成一個為改變學生命運而奔走呼號的老師。
在知道一年12500的“學費”耗盡一個農村家庭的所有積蓄之后，他默默點燃一根煙，在寒風中久久不語。
很多人總有一種中國現在大學生很多的錯覺，然而在人口眾多、資源有限的中國，正如紀錄片開頭所說：在高考中發揮較好的學生才能進入由國家財政支持的公立大學，而更多人只能讀一個學費昂貴的民辦院校，除此之外并無其他選擇。
這對于一些未能考好的學生來說最后的一條路早就成為利益與私欲交織的狩獵場，謊言和騙局在肆意橫行[4]。
05
這個紀錄片里講的故事講的教育是幾乎完全資本化的教育，因而也最瘋狂和卑鄙，這千千萬中國底層的孩子的教育狀況不被媒體所注意，也不為城市精英所了解，正像三億不會出現在主流媒體、影視作品的工人一樣，將來注定成為下一代工人的孩子的教育也不為人們所了解，僅有的了解可能僅當他們是留守兒童/流動兒童時。
在被完全資本化的教育里，老師和學生展現出完完全全的對立，教育資本為了利潤，老師為了掙錢，和金融資本為了利潤，金融銷售售賣理財產品別無二致。
本文開始提到的南京郵電大學研究生自殺事件則更多指的是國際慣例中的教育產業化，是指高?？蒲袡C構和著名的企業建立一種新型快捷的合作方式，使科研成果進入實際生產的速度加快，環節減少，并且由此形成一種新的資本運作形態，提高高校的競爭能力和贏利能力。簡而言之，就是將科學技術轉化為源源不斷的利潤。
對于中小學以及學前教育而言，則是將廣大的學生和學生家長作為了“產業”來源，作為利潤增長的動力。
而教育產業化圈走的大量的資金，絕大多數并沒有進入政府的財政系統，也沒有流入普通教師的腰包——和國有資產流失如出一轍，制度化的分肥集團控制了切蛋糕的刀子。其中，權貴化的教師階層無疑是其中重要的獲利者。事實上，這一少部分處于塔尖的教師除了還在進行的日常教學管理活動以外，其生存環境和生存方式早已和教師的職業習性無關[5]。也就是說，他們本質的是執行老板的角色。
這也正是近年來研究生與導師對立事件頻發的根本原因。
教師的神圣光環不再，資本的狼牙棒揮舞。
06
教育的情況如此，醫療的情況又如何呢?
在一場“國際臨床科室管理年會”上，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社長袁鐘發表的《做與文化相適應的醫生》的主題演講中提到：
我聽過一些院長開總結大會時說：過去的一年，經過全院職工的不懈努力，我們醫院的住院患者增加了20%，我們的門診患者增加了30%，我們的收入增加了10%。那么這句話是不是有什么問題?可能在座的主任和醫生們都會覺得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其實我告訴大家，這不應該是院長說的話，這應該是企業家說的話，我們院長該怎么說?我們應該說的是“我們治愈了多少人，我們幫助了多少人。”[6]
袁社長前面說出了現在醫療的本質、一般性與現實情況，后面講出了醫療的特殊性與人們對醫療的期望。
袁社長認為是價值觀出了問題，但實際上不僅是價值觀的問題。他下面談談到的例子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
有位醫生告訴我，他在消化科上班的第一天，他們科室要完成的一個指標還沒完成，快要下班的時候來了一個患心血管病的農民因為掛錯號找到了他，但是他當天一個病人都沒有，因此當時就違背良心給這位農民看病給開了藥，病人抓藥再回來問他時，他覺得內心實在過意不去。他就告訴這位農民再去掛一個心血管的號，那個農民突然哭道“我錢都用光了”。這位醫生后來說道，他當時有一種坐臺的感覺，從此告別了醫院，不再做醫生[6]。
當醫生作為醫療產業的雇傭勞動者，當醫療產業的第一目的是創收、利潤時，醫生的第一目的自然也發生了改變，一切都服從于指標、創收，其中當然有很多人是有良心的醫生，但在這樣一種經濟關系下，要想守住職業道德，有良心的醫生最終可能只有上面那位消化科醫生一樣黯然退出。
醫療領域的特殊性要求醫生這個行業要具有獨特的職業道德，即所謂“醫者父母心”。醫生應以如父母對子女般的責任心對待病人;相應地，全社會給醫生以高度的尊重作為回報。這是良好的醫患關系的基礎[7]。
然而，資本去除了醫生頭上的“神圣光環”，醫生(醫療/醫院展現在患者面前的代表)成了出售專業技能的賣方，病人成了購買醫療服務的買方，醫患關系簡化為金錢交換關系，于是原來包裹在醫患之間經濟關系上的道德面紗被掀開，醫德不再有藏身之地。醫生也要過日子，就得從病人身上掙錢;病人既然花錢購買醫療服務，就會要求服務質量，要求醫生對治療付全部責任[7]。
醫患矛盾的對立就此而展開。
07
最終，往往都是一般性主導特殊性，或者說，大邏輯主導小邏輯，資本總是主導了道德，因為在資本社會其本質始終是資本性，任何產業或者行業都不例外，任何職業也不能例外。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概括得簡單明了，“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圣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8]
換言之，教師，醫生雖然確實一直是受人尊敬的神圣的職業，但在資本社會他們也僅成了一個普通的雇傭勞動者或使他們中的少部分成為老板，他們的第一職業目標不是教授知識或者治病救人，而是售賣他們的產品創收——為資本創收，高高在上的資本賺取到利潤之后，將資本逐利與教育醫療天然的公益性的矛盾轉移到了教師與學生(在某種程度上，南京郵電大學中大學教授與研究生的關系變相成了老板與雇傭勞動者的關系)、醫生與患者身上，由此而引發了許多的教師與學生、醫生與患者的矛盾，本質是什么?不是教師與學生、醫生與患者的矛盾，而是資本與教師、學生(或作為老板的教師與學生)，資本與醫生、患者的矛盾。
因此，問題是在于人們對于教師、醫生的不尊重嗎?呼喚人們尊重教師與醫生就能夠解決問題嗎?大家也想尊重，可是在產業化的教育，產業化的醫療面前，如何讓人們喚起對作為雇傭勞動者完成生產創收指標的教師、醫生尊重，又如何讓教師、醫生心無旁騖一心一意履行教師與醫生的神圣職責?
有一句著名的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作為一定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之上產生的社會道德認知是有其產生的原因的，在不改變生產關系的前提下，簡單的呼喚改變人的道德認知無疑是一種無意義的小布爾喬亞的唯心主義幻想。
有很多人談到了教育與醫療體制，這種認知是比上面的認知深刻了不少的，但“體制”仍然是上層建筑的一種，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會產生什么樣的作為上層建筑的相應體制，只要不產業化的教育與醫療中的經濟關系，妄談改變教育、醫療體制?
就如梁漱溟搞鄉村建設呼喚農民自覺而農民不動一樣，因為他忽視了這樣的常識：通常情況下，一般性主導特殊性。
現代社會的教育與醫療處于現代社會中，作為整體的一部分，他們自身的小邏輯必然服從于作為整體的大邏輯，即資本社會的資本邏輯。
小邏輯不能改變大邏輯。
簡單的道德呼吁不能改變作為現實的經濟基礎。
參考資料：
[1].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周末讀史】抗戰期間毛澤東與梁漱溟兩次通宵暢談聊了什么?
[2].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
[3]. 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4]. 琥珀春:這部紀錄片告訴你中國教育產業化，成為拉動經濟的新動力后，教育發生了什么
[5]. 西電鹿鳴學會：理論分析——教育產業化與教師隊伍的階級分化
[6]. 袁鐘：做與文化相適應的醫生
[7]. 行走與歌唱：從市場的手中拯救醫生
[8].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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