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中國，巴黎和會的失敗，使中國人民義憤填膺，大學中的年輕學生們率先走上了街頭，為了爭取國家主權而抗爭;而在如今的中國，同樣身為學生，當面對這段歷史時，我們又會思考什么呢?在這里，我想通過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的關系，來談一下唯物史觀中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當我們說到巴黎和會，大多數人可能都知道這是五四運動的導火索，那么這里就存在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巴黎和會，那么五四運動還會不會爆發?
要從唯物史觀的角度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得對于當時的中國進行一些必要的分析。
關鍵詞：國情
思想層面
就在五四運動爆發的四年之前，即1915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刊登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新文化運動在中國轟轟烈烈地開展了起來。這場思想文化運動動搖了中國人民心中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將許多先進的外國思想引入中國，使中國人民的思想得到了極大的解放，促使知識分子們積極地登上政治舞臺。這場運動雖然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做了不可缺少的思想準備。
政治層面
當時的北洋政府統治昏庸無能，人們早已怨聲載道，同時剛剛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帝國主義各國正在摩拳擦掌，準備瓜分戰利品，積貧積弱的中國雖然勉強得了一個“戰勝國”的名號，但在一眾帝國主義國家眼中也無異于俎上魚肉。
階級層面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強忙于戰事而放松了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的資產階級迅速地發展了起來，同時這也必然伴隨著工人階級的壯大。在發展過程中，資產階級要求獲得政治權利的訴求也越來越強烈，推翻軍閥統治，建立民主政治，這是資產階級想要達成的目標，工人階級力量的發展，也為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臺、推動運動進行提供了可能性。
從以上幾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在巴黎和會前夕的中國，平靜的外表下實際上早已蘊含著矛盾爆發的暗流。以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代表的中國人民與軍閥、封建勢力之間的矛盾，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已然成為了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而在當時中國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后者應當是最為主要的。
關鍵詞：分析
這樣一來就非常清楚，在當時的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與軍閥、封建勢力之間的矛盾，以及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應當是中國社會中的主要矛盾，而這兩個矛盾在巴黎和會前的中國已經相當尖銳，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要代表的中國人民急切地想要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建立民主制度，以便于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同時飽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人民對于帝國主義也非常仇恨。而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只不過是一根“導火索”，將矛盾突出地表現出來，促進了矛盾的爆發而已。
從哲學層面上講
歷史是由一系列事件集合而成的，這一個個事件個別地來講，都是歷史的偶然性，譬如偏偏是在巴黎召開的會議而不是在倫敦召開等等，但我們應當認識到的是，在這一系列偶然性的背后，隱含著的是歷史本身的發展規律，也就是歷史的必然性，偶然現象都受隱藏在其背后的必然性的支配。
我們知道，階級斗爭是推動階級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五四運動的爆發也不例外。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會要求資本主義國家積極地開拓外國市場，同時對落后國家的侵略與掠奪也有助于本國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也正是這一邏輯導致的結果;而在國內，資產階級要想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就必然要求推翻軍閥統治，建立一個民主的資本主義政府。這兩個尖銳的矛盾，借由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而爆發出來，最終引起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這正是隱含在歷史事件背后的必然性。
歷史中的偶然性只能延緩或者加快歷史的進程，或者賦予發展過程以不同的面貌，卻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
恩格斯說過，“恰巧拿破侖這個特定的科西嘉人，做了被戰爭弄得筋疲力盡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侖這個人，那么也會有另一個人來填充他的位置；這點可以由下面的事實來證明，即每當需要一個人的時候，他就總會被找到：愷撒、奧古斯都、克倫威爾。”
五四運動的爆發也是如此——只是恰巧巴黎和會這個特定的會議，做了當時中國矛盾爆發的導火索。但我們應當認識到，即使沒有巴黎和會，帝國主義也還會加緊對于中國的侵略，隨著國內資產階級的發展與工人階級的壯大，推翻軍閥統治的要求也還會愈加強烈，矛盾會變得越來越尖銳，最終必然還會爆發出來，類似“五四”這樣的運動必然會產生。
實踐的角度
從實踐的角度來看，盡管歷史的行程要經歷無數的偶然現象，但在形形色色的偶然背后，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是確定不移的，我們在進行實踐活動時，也應能夠透過偶然現象而抓住事物發展的必然趨勢，只要決定事物本質的基本矛盾沒有解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就不會改變，這便是我們看待歷史時應當持有的正確的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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