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意大利，一位工人主義、女權主義行動者是如何煉成的?在風暴中的意大利，這位年輕的女性是如何思考、學習，如何處理家庭與同志的關系，如何從懵懂變得堅定，最終學會斗爭的?

　　作者 | Leopoldina Fortunati

　　翻譯 | 蘇胡思

　　編輯 | 林深

　　美編 | 太子豹

　　微信編輯 | 侯麗

　　原編者按

　　1970年代，意大利的女權運動與“工人主義”、“自主主義”等馬克思主義新思潮在“無償再生產勞動”和性暴力兩個議題中實現了短暫的聯合。當時，有一部分女權主義者受“工人主義”和“自主主義”影響，開始與當時主流的女權運動發生分歧，發起了“家務有償化”等運動。

　　本文的作者Leopoldina Fortunati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人物。她自學生時代就參與到了當時的學生、女權、工人主題的社會運動當中，后面著有《再生產的秘密》，影響了之后的女權主義理論發展。

　　“工人主義”(operaismo)指的是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圈子在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一套社會調查先行、分析社會變遷，最終促進class斗爭的組織策略。在某些方面，這一運動可謂1936年西班牙工農revolution之后最成功的自下而上反資本主義revolution經驗。

　　工人主義的一個主要創新在于對馬克思“階級”概念的重新理解，即“階級組成”(composizione di classe)。這種階級理論(及其背后的工人運動)把階級斗爭的戰場擴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領域。他們認為，無產者在家的無償勞動和在外的有償勞動都為資本生產了剩余價值，因而這兩種勞動都是被剝削和壓迫的形式。所以她們提出“家務有償化”等運動，試圖通過這一運動，把無產階級家庭主婦在家庭領域的斗爭和在家庭之外打工的工人聯合起來，一齊反對資本。

　　在當今這個資本主義再生產危機愈演愈烈，對無產階級婦女的壓迫日益嚴重的時代里，在行動者面臨滅頂之災但仍然艱難前行的時刻，我們借Leopoldina Fortunati這篇行動者成長自述，一方面重新思考當下女權運動的方向，另一方面，我們也從這位在風暴中成長起來的活動家、學者身上，吸收來自歷史上的同行者的力量。

　　在大學，走進工人

　　我第一次接觸到“工人主義”時，只有19歲。當時，我是(意大利)帕多瓦大學學生運動中的一名草根抗爭者。那時我還很年輕，常常只是安靜地學習。我還記得在很多次會議上，我都有發言的欲望，但那時的我很害羞、覺得沒有安全感，所以最后還是會保持沉默。當時領導學生movement的大多數都是學生，但是因為曾經在黨派或者政治組織里待過，所以他們都已經學會了怎么參與政治。可是我不同，和他們相比，我只有一腔信念，我相信：為了平等、自由和公正的勝利，我們需要改變這個世界。

1972年6月，作者站在“工人力量黨”(Potere Operaio)的涂鴉面前。

　　在此之前，我只有一次參與政治運動的經歷：在14歲時，我參加了反對法國在太平洋的核試驗的游行。那時我在帕多瓦的初高中聯合學校Tito Livio上學，這個學校很少會有學生去參加游行。游行時，我們的校長來了，他看見了我。他揪起我的耳朵，想把我拎起來，還邊拽邊說：“回來。”我掙脫了他，告訴他他不能這樣對待我。后來，參與這次游行的學生都受到了懲罰，僅僅因為參與了這次游行，大家的學業便受到了阻礙。

　　另一段為我日后參與政治打下基礎的經歷是在16歲時，我宣布自己成為一名無神論者。那時，我和我的家人住在Dolo——一個位于帕多瓦和威尼斯中間的小城鎮，我的家人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可是當時，我發現教堂并沒有對隨處可見的貧窮與不公施予足夠的援手。我反對教會層級制度的立場讓我的父母感到震驚，但他們還是容忍了我的選擇。

　　最后到了18歲、念大學的時候，我決定離開家。雖然我的父母有足夠的能力供我念書，但是我決定自己養活自己。我想要掌控自己的生活，且不希望享有任何社會特權。我做過很多工作：圖書館里的商店服務員、藝術品交易的代表、學校圖書館的管理員。這一回，我的父母很傷心：在他們看來，他們唯一的女兒(我有三個兄弟)是最叛逆的，想要過一種他們覺得只會帶來困厄的生活。

　　我來到帕多瓦大學時，學生運動正在人文學科內展開(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全球xue潮)。這是一次盛大的運動，我們希望重新定義我們的生活和社會組織的方式。而這一切，都從大學內部的變革開始。我無法克制自己，唯有抱著一腔熱情加入了運動。然而，作為學生，我們的抗爭在一開始是孤立的，我們沒有和當時正在為自己抗爭的工人們聯合起來。

　　為了彌合這種割裂，我加入了通勤者和百貨公司工人的抗爭。通勤者們希望他們的公司能把通勤時間計入工作時間，而不是把通勤當作是員工的個人問題。而且他們抗爭的地方還在于，通勤者的火車是全國火車系統里最差的：不僅臟，而且永遠在晚點。火車的運營一點也不尊重乘客。比如，火車晚點時，從沒有人會告訴乘客晚點的原因是什么、車什么時候會來。而百貨公司的工人們則希望能得到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環境(例如，縮短工時)。參與這些抗爭令我更進一步地理解了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角色，也讓我思考如何去理解他們的角色。

　　后來，我加入了Ferruccio Gambino在政治科學系舉辦的《資本論》研討班。我開始理解在社會運動中會用到的很多概念和分類，但當時我對它們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我在那里學到的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一些基本概念：階級、資本、工人階級、勞動、生產性的和非生產性的勞動、剩余價值等等。在研討班里，這些概念被重新定義以更好地把握自馬克思時代以后，社會由于資本變遷而發生的變化。Ferruccio 對社會的解讀，和共產黨所詮釋和提倡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版本的解讀很不同。

　　后來我意識到，在當時的社會情境中，在對過去的理解中，能夠找到偉大的政治智慧：“工人力量”(注：“工人力量”，意大利文為Potere Operaio，是一個激進的左翼意大利政治團體，活躍于1968年至1973年。)和他們的論述為所有進行political抗爭的行動者們提供了強大的思想資源。除此之外，工人們還為工人和學*生的聯合創造了空間。而在當時，最大的問題就在于要消除區隔學生、工廠里的工人、其他工人的社會屏障。

提交人于1974年3月在梅斯特雷的費雷托廣場舉行示威游行。

　　然而，盡管相較于傳統的版本，Ferruccio對馬克思的重新詮釋十分先進，但這些詮釋依舊對女性生存的世界視而不見。“工人力量”的論述在考量新工廠、新工人在現代資本主義體系中的角色時是十分進步的，但這些論述卻鮮有考慮到家務勞動、情感、性、教育、家庭、人際關系、社會交際等等。

　　我不太愿意討伐“工人力量”的局限。作為女性主義者，我們常常批評他們沒有考慮到女性的角色和社會生存環境。但是，我想社會運動的行動者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去吸納不同的社會活動者、吸引不同的社會階層參與到社會運動中：從工廠里的工人，到公司的職員;從高中生到初高中的老師等等。他們也在發展馬克思主義傳統之外的政治話語上有了很大的進步。他們使得馬克思主義遺產在20世紀后半葉重現活力，使其能夠被用來分析和理解社會。他們教會包括我在內的草根活動者如何使用馬克思主義而不是一味服從于它。然而，我在“工人力量”組織的參與是有限的， 因為我開始參與到女權主義抗爭的隊伍中去了。

　　工人主義者扛起女權大旗

　　我在22歲時加入了(意大利的)“女權主義抗爭”組織。與此同時，我也長大了，學到了更多的知識，也戰勝了自己不敢在公眾面前說話的膽怯。我知道，是時候給我自己的個人選擇賦予政治意義了。不管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還是為了改變社會，很多女性參與的個人抗爭都需要一個能增強她們力量的宣傳媒介，需要一個共同的聲音。這個力量就是女性階級意識的覺醒，這將成為她們用來進行社會抗爭的政治組織的引擎。“女權主義抗爭”組織把工人的經歷帶到了女權主義的社會運動當中。

　　在經歷了這些政治參與以后，我決定把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重新思考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用來分析女性的生活狀況。鑒于女性主義的經歷和政治傳統，我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為了女權主義抗爭的現實需要，我寫下了《再生產的秘密》。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得到了Mariarosa Dalla Costa 和Sandro Serafini (來自“工人力量”組織)的支持，他們幫我一章一章地檢閱了整本書。

　　事實上，這本書討論的是當時整個政治運動中的重要政治議題。我們需要分析組織內部、女權主義內部以及更廣闊的由學生和政治組織(如“工人力量”和“女權主義抗爭”)組成的社會運動(“共同抗爭”運動)內部的公共政治爭論。我們需要首先向自己，其次是向整個運動澄清和解釋：為什么抗爭者們需要走出馬克思主義的分類，以及要在什么意義上走出來。例如，在哪一個定義下，女性可以被視作是工人階級?哪些女性可以被當作工人階級?

　　在更廣闊的女權主義運動中，“女權主義抗爭”所代表的立場永遠是少數者的立場。因為女權主義運動的女性十分警惕任何在男權主義下發展的政治理論。諷刺的是，如果女權主義運動采取了我們關于“家務有償化”的政治議案，而不是采取列寧主義式的策略——在為婦女爭取工資時，僅僅顧及家務勞動以外的工作，這個運動將會變得更加強大和有活力。但是想要“家務有償化”的委員會在不同的提議中找到共識十分困難，因為大多數女性女權主義者都覺得對女性更好的做法是拒絕家務勞動，離開家庭。

那不勒斯的五一節示威。右邊為Leopoldina Fortunati

　　在女權主義運動期間，我們——工人主義者兼女權主義者——沒辦法令整個女性主義運動相信：必須在工資談判中涉及“被拒絕的工作”，否則家務勞動會以另一種方式回到家庭以外的工作中(注：例如“家政工”)，而這也是我們所要抗爭的。換句話說，女權主義運動從來沒有把“用金錢的形式承認家務勞動的價值”的目標納入其政治項目中。女權主義者在家務勞動議題上所采用的策略就是鼓勵女性拒絕它。但后來，大家明顯意識到，這樣的策略是沒有效果的，因為我們根本不可能做到讓家務勞動“消失”。

　　女權運動具有賦予女性社會層面整體議價能力的巨大優點。然而，正如我們所預料的那樣，“家務勞動”或家務勞動問題并未從婦女的政治議程中消失。不幸的是，我們尚未對這一戰略的失敗進行反思。新一代的女性需要從這種政治錯誤中吸取教訓，并理解：不論在其物質和非物質方面，家務勞動都必須被社會公認為生產勞動。

　　本文原載于Viewpoint Magazine，原文標題為Learning to Struggle: My Story Between Workerism and Feminism。原文網址：

　　https://www.viewpointmag.com/2013/09/15/learning-to-struggle-my-story-between-workerism-and-feminism/

　　參考文獻：

　　破土工作室：《“我們在黑格爾的臉上吐痰”—— 1970年代意大利的工人主義女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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