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于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轉型下的八零后高等游民

　　黨的前領導人，瞿秋白先生在就義前寫的《多余的話》中，提到了高等游民一詞，這是對傳統的落魄文人做了一個精確的定位，文中這樣記敘道：“他們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評論家、藝術家、作家，只是讀過一些書的高等游民而已。”并且他聲稱自己不幸也淪為了高等游民的一員，說讀書完全依靠于興趣，是即興讀書，除了懂一點俄文，勉強可以稱之為技術之外，其余均無長物，并大膽預言，再過十年，八年，就不會再有這種知識份子了。

　　八十年后，瞿秋白先生的預言成功了，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政權穩固后，著手建設工作，大批的知識分子均走向了技術性研究工作，即便文學科，也逐漸摒棄了陳腐、酸澀的思想，而改以便捷、通俗、平易、富有思想的文體，為經濟建設為核心的國策服務，似乎做到了人盡其才，孔乙己式的舊文人，將永久成為了歷史，從這個層面講，瞿秋白先生的預言成功了。

　　可是隨著教育的普及，每年都定量的產生過剩人才，從安置文化人的角度來講，目前的經濟體無法給如此龐大的文化人，人人都提供一份“體面”的工作，政府從鼓勵創業、服務基層、大學生當兵等各種方式，積極吸納了一批過剩的人才，然而始終有大批接受了大學教育的文化人，游離在一線、二線城市，縣城、農村之間，搖擺不定，進而淪為了瞿秋白先生嘴里的，高等游民，只不過應該稱之為：新時期的高等游民。

　　新時期的高等游民，有以下特點及形成的原因。

　　一：家處農村，出生在以務農、做小買賣、未接受教育的知識分子、干部家庭(因wen ge等因素),受到傳統思想忠孝的熏陶。忠即聽老師、領導的話，孝即聽家長的話，總之，聽話思維是新時期高等游民從小接受的必然教育，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聽話話語權成長起來的，接受了新時期教育的新一代文化人，普遍缺少競爭力，尤其北方社會，似乎只有躲進公務員和事業單位體系，對領導和單位盡忠，才能穩穩的過好一生。但從黨進一步擴大市場經濟的決心來看，各個階層都會面臨市場上的競爭和壓力，包括公務員系統，所以成年后的新文化人，本能的質疑小時候接受的教育體系，因為市場經濟下，利益捆綁成為了唯一因素，領導也并不希望無條件的忠，不大希望找一些老實、聽話的人來擔任主要工作，他們喜歡找一些靈活但懂規矩的年輕人，進行發展和鍛煉，但這里要注意，他們的懂規矩，并不是以前意義上的聽話，所以從小接受忠孝文化的，大學畢業后的那些高等游民，就面臨著一個尷尬的問題，想盡忠，卻沒有單位，有單位，卻沒有領導認可的滑稽局面。殊不知，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現在的領導也不是傳統社會的領導了。

　　二;與環境無關，與個人能力有關。不可否認，每個人的學習能力不同，有的快，有的慢，但因時代的因素，卻都接受了大學教育。無論從教育產業化，擴充經濟發展規模，或者是加快民眾的受教育程度，大學擴招從1997年，一直延續至今，每年將畢業七百萬大學生，數量龐大的大學生，接受了系統的教育，但卻沒有相應對等職業，于是大學生養豬、當保姆、保安、城管等新聞，如今已經屢見不鮮了。誠然，這與個人能力有直接的關系，但大學再爛再差，也畢竟接受了高等教育，不相稱的工作，難免會產生心理落差。

　　三;抱怨社會或者自暴自棄。其實瞿秋白先生對傳統落魄文人的消極結論，就在于他恨鐵不成鋼，因為登不上天子堂的落魄文人，又喪失了謀生的技能，進而懷才不遇，抱怨社會，古今高等游民其實在這一點，如出一轍，沒有本質的區別，游離在城市里依靠打零工和跳槽來艱難的生存的高等游民，面對無房無車無妻子的現實生活，導致部分高等游民，學會了抨擊、批判、抱怨、消極對待。或者自暴自棄，選擇逃避、感官享樂、甚至犯罪。如果說新時期高等游民與舊式高等游民的新特點，就是溫飽能得以解決，有新式思想，在落魄時，大多會選擇消失，而少了舊式高等游民抨擊政治和社會的很多底氣，他們大多會默認事實，承認能力論和強者論的價值觀。

　　八零后是踏著改革開放的步伐成長起來的，在兒時的學校廣播里，反復傳唱著，八零后是蓬勃發展的新一代，我們學雷鋒，看愛國電影，到操場拔草，分值日去喂養學校養的兔子，被教育聽老師的話，熱愛社會主義新中國，長大后以本領建設新中國。如今成人后的八零后，卻面臨著市場發展，而帶來翻天覆地的世界變化和社會變化，如何改變高等游民的困境，也似乎只有依靠我們自己了。

　　愿八零后能夠審時度勢，積極提升自己，只要持久的努力，哪怕換不來成功，有一顆平常心，無怨無悔，即可也能在精神上脫離高等游民的尷尬境地，而不至于虛度年華而悔恨、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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