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文化縱橫》自2008年創刊以來，一直關切當代中國體制變革所帶來的社會分工和職業選擇問題。本月，國考報名正式啟動，截至近日已逾80萬人報考各相關崗位，足見公務員職業仍是公眾關注的熱點。對于國考生而言，他們在做出職業選擇時，大多僅僅把工作待遇、身份地位作為核心關切，然而這種“捧著鐵飯碗”的體制生活到底是怎樣的面貌，卻鮮有人真正在意。本文以大學生公務員為訪談對象，探討了公務員與體制磨合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問題。是不斷改變至徹底被同化，還是求同存異、執著于自己的理想抱負?很多年輕公務員都意識到自己的“渺小”，明白自己不大可能成為國家的中流砥柱，但現實并不妨礙他們按自己的邏輯去設定行為框架。不少人認為，如果能通過自己的努力，使社會上不合理的情形變得更合理，也值得。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又一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大潮涌動。千人爭一崗，這不是賭盤上的下注，而是聚焦在某些國家機關具體崗位的名額爭奪。千軍萬馬，在外面的人，鉚足了勁頭想殺將進去，而終于得償所愿進到里面的那些人，光景又如何?“他們對我說，一流的大學生都在機關里，二流的大學生都在國企”，這番不無優越感的話，是兩年前參加國考時，用人單位面試官對竺克紹講的。采訪中，他將之復述一遍，然后說出自己的看法，“我覺得這是很不正常的。一流的人才要么從事科學研究，要么從事有創造性的工作，這樣的社會才是良性的。”

　　已經端上體制飯碗的竺克紹，援引唐太宗在午門上看士子們從科舉考場魚貫而出時自鳴得意的話——“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以此來比襯他們現時的處境。“你得放棄一些堅持，有時候會很痛苦”，他說。

　　如是觀感，不乏其人。“那是一塊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80后”檢察官肖凱康這樣形喻他眼中的“公務員”三個字。在體制內待了幾年，他有一種擔心，即雖然自己熟悉和適應體制的能力增強了，但適應市場和社會機制的能力可能隨之衰弱。想要避免這種狀況，只有一條心待在體制內。

　　這些曾被指“自私”、“唯我”的一代人，顯得都很乖。

里面的世界

　　對于年輕體制人而言，在骨感的現實面前，想法這個東西，是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的。以竺克紹為例，他是國際關系專業出身，當年報考中央外事部委的相關職位，一個初衷是期待可以學有所用。可是上崗后，發現情形截然兩樣。作為一個普通科員，整天干的就是抄抄寫寫的事務。相形之下，他所懷有的“立志于做大事”的念頭未免有點不切實際。

　　“說實話，你進來后會發現自身的渺小。這個官僚機構太龐大了，個人的作用是非常微小的。”竺克紹用被上過一堂課的清醒語氣說，“很多人進來以后，就很苦悶很迷茫。”

　　竺克紹自以為接受過現代教育，就其價值觀而言，是有別于過去年代的體制人的。這也是他這一代年輕人所引以為豪又不無自負的地方。他所受過的教育，一上手就告訴他何謂權利，何謂公共利益，何謂民主與自由等樁樁件件。但在體制內存身，他又目睹到，那就是一個大染缸，純粹的東西是不存在的。此時他懷疑，年輕人對那個環境能帶去什么改變。

　　“我們這個機關文化力量是很大的，把每個不是螺絲釘的人都變成規規矩矩的螺絲釘，把棱角慢慢磨掉，四平八穩，人就變得平庸了。因為不鼓勵創新，會扼殺了創造力。”

　　礙于手里端著機關的飯碗，竺克紹沒有辦法舉出具體的事例來佐證。但他不諱言面對某些不民主、違反人性尊嚴或不符合時代潮流的事情的反感。他的一個發現是，在他們那個體系里，現代性和專業性一定程度上都是欠缺的，“說實話，我們現在還存在以前延安時期的做法，包括那種運動式的執法，是非常態性的。”

　　既使在創造力釋出空間不具備的時候，這些年輕人依然做不到不去“胡思亂想”。

　　“我爸希望我當到一定級別的領導，有一定的掌控權，再來做一些事情。可是像我們這個工作，我當了領導以后到底能決定什么呢?我也沒太明白。”

　　說話的魏思霏，是北京一個基層法院的法官。自進入法院工作，她就喜歡通過一個個具體案件觀察法律對于人的影響。剛進法院，最初被安排在信訪監察崗位上輪崗見習一個月，每天接待十來起上訪，見過當事雙方直接當著她的面打架。一些案件當事人不服判決，成了老上訪戶，天天到法院門口信訪喊話。用她的話說，看到了很多無恥的人，也看到很多無辜的人。

　　對于上法院信訪的現象，以及法院流行“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她感到奇怪，“咱們國內用一種政府的方式來處理法院跟人民的關系”，以至當“為人民服務”高懸于頭頂，把一個法院體系弄得跟“服務性行業一樣”，“司法工作不僅要公平公正，還要實現良好社會效果。案子判完了，要雙方都滿意，還不能有人上訪鬧事。”

　　中國采用的是西方的大陸法系，嫁接的是中國式的辦事模式。對這一現象，魏說，“這個法律體系很復雜，給人帶來一種混亂”。

　　數年前南京的彭宇案，她關注過，認為那樣判是“法律只看證據，沒有證據證明那個人不是你撞倒的，只能這樣判 。可是這之后在中國誰還敢去扶人?”這個問題在她的主張中是可以妥善解決的，“在法律規定不變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來加強這類案件的判決指導，就是說我應該以什么標準來判斷。”

　　她想將這些觀察所得寫下來。但是所處的環境，又讓她有顧慮，怕寫出來的東西被人過度解讀，成為攻擊法院的話把兒。這一來，就觸及更深一層的意識，想法歸想法，對于中國的法治推進，她不表示太多興趣與動力，也不認為自己可以做太多事。她強調那需要機遇，而這種機遇可以說沒有。

　　外面的人想進去，里面的人往外走，也有反其道而行的異數。

　　“我進去就想了解一下經濟形勢，再觀察一下政府部門的運作情況，為民生和經濟調控盡點力量。你說我非要想怎么樣，那倒沒有。”

　　說這話的時候，馮建林已經不是體制人了。他是1972年生人，畢業于美國肯塔基大學，是食品科學博士和經濟學碩士。2002年，抱著“希望能做點正面事情”的想法，他通過公務員考試，成為國家發展改革委招入的第一位留美博士。

　　但是政府的崗位，可復制性強，前腳走，后面的人就可以填上。難有創造性可言。更由于價值觀上的差異，2007年冬天，他還是出走了。

　　在崗位上，他領略了“官場”上那套“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打著科學主義的旗幟，做不科學的事情”的風氣。也體會到了“文山會海”如何地“折磨”人，“筋疲力盡”。更看到了經濟數據是怎么被“編制”，企業為了獲得政策可以將數據“造假”好幾倍。政府運行也“缺乏透明度”，僅公文就劃出普通、秘密、機密、絕秘好幾等，弄得很“神秘”。

　　辭職的時候，馮建林已官居消費處副處長。國家發改委素有“小國務院”之稱，在這個體系中，繼續奔前程謀升遷是沒有問題的。但他并不為之前的放棄可惜，“我想問問我們所有的部長，你的價值在哪里?不是說你做部長就等于你有價值，你的人生價值不是體現在你當了什么官。”

　　抱著“你不是什么官員，但你的社會價值也能體現”的念頭，回歸民間的馮建林，著手成立了一家咨詢機構。借助曾在發改委工作的經驗優勢，按國務院部委觀察經濟形勢、制定政策的思路與視角，他為各類金融機構、企業提供研究服務。同時以“第三方主體”的身份去關注、監督、點評一些公共政策的落實與改進。他們的意見，有時候能引起諸如央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機關的注意，會主動上門購買報告。馮夢想將自己的機構打造成美國蘭德公司那樣的全球頂級智庫。他找到了在體制外的定位。

　　年過40，馮建林心態平和許多，對于那個他曾待過的政府，他沒有說他們的“壞話”，“ 政府有政府的價值，這是整個社會所必須的。現在看他們也是不斷在努力調整。”

在什么山頭唱什么歌

　　對于多數年輕人來說，在體制里安身立命，就會有一個自我說服與調校的過程。

　　“你在什么地方，就得遵守什么樣的規矩。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游戲規則。”魏思霏說，“你不喜歡，也可以不來。現在大家都講自由選擇嘛。”

　　的確，實際工作中，她是看到了那么一些問題，但這并不妨礙她對于本系統的肯定和維護。舉例來說，這幾年偶爾發生法院給當事人發出夜間零點開庭的傳票，被人捅到網上，鬧出笑話。這在魏看來是個丟臉的錯誤，但她也有她的理解。他們法院每個法官平均每年結案數達300件，案子太多，業務太忙，想保證一點錯漏不出，“可能么?”她反問道，“我們當然會說不就是寫錯一個時間嘛。但當事人會咬著你不放，指責你法官工作不細心，這個那個的。”

　　這份工作也有它需要小心拿捏的地方。法院和公安系統一樣，有“老人”帶新人的傳統。魏思霏初進法院，“老人”會向她傳授經驗，告訴她在這種特殊機關，做事情要長個心眼，比如，怎么判案子更合適，某些處理方式得當與否，都有講究。特別是自從網絡自媒體時代來臨，他們平添了很多有形與無形的要求必須遵守，以免給集體名譽帶來不利影響。在她看來，這是必要的。

　　在什么山頭唱什么歌，這種對體制的認同感，在年輕人身上有相當基礎。

　　“有些現象是被誤導了。它的存在，并沒有那么可惡”。趙恒慕說，“你看美國、歐洲，也有國企。但是在他們那些國家，對國企的討論不像我們這么有針對性”。

　　大學畢業后，趙考入中國郵政集團總部。在國有企業何以會面臨那么多負面輿論的問題上，身在中央企業的趙恒慕這樣解答。去年10月，西安市發生一起七旬病重老人被抬進工商銀行修改賬戶密碼的事情，輿論大嘩，指責工行太牛氣。而這些年以來有關國進民退與民爭利的噓聲在經濟學界不絕于耳，國企儼然成為中國深入市場化改革的一重阻力。趙恒慕卻說，這是局部一點被媒體放大了的結果。

　　“每個行業不一樣，甚至每個人都不一樣。工行某些人服務態度不好，或者曝光出來一些問題，大家一瞬間覺得他們為什么這么牛?因為它是國企。國企都這樣么?就像這幾年整個輿論那么強地針對城管，城管都暴力執法?也不是。”

　　他所在的中國郵政體系，歷來也飽受詬病。他強調自己所在的中國郵政只有一部分業務是壟斷經營，而且是在找不到第二種替代辦法、無法放開市場化的情況下不得不行的自然壟斷。諸如信函業務，特別是涉及機要件業務，也只能由他們來做，不可能交給別的民企。而比之于別的完全靠壟斷資源做大的國企，他就認為這是兩回事兒。

　　至于國進民退，按他的邏輯，這也沒什么不好的。國企代表國家搞經營，進到哪個領域，背后都是國家，換言之即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之所在，而且有些領域讓私營資本進入，他們也沒有能力承擔，“放得太開、太大確實不好。”

　　明了就里的人，見到這種對體制的曖昧取向，應該不會感到驚詫。用竺克紹的話說，成了體制人，“你自己要向現實有一些妥協”，“屁股決定腦袋”。實際上他也不隱瞞，他本人就在重新認識所處的體制。雖然他對機關里的染缸文化不無微辭，但慢慢也看出它存在即合理、有其實用性的另一面。

　　“你得接受它的規則，包括一些明規則和潛規則。這是一種體制的潤滑劑，能讓這個機器更加有效地運作起來。比如上下級，任何法律也沒有規定下級必須服從上級，但你要完成一件任務，真的是要有效領會領導的意圖。你領會不了，就做不了正確的事情”。他的體會，這里面有妙不可言的玄機，“你如果完全按規則來辦也不行。你要達到目的，規則有時候也要發生適度的‘扭曲’。”

　　當他投身進去，發現那地方也不全一無是處。明顯的特點，是他們比一般學者更容易接觸到第一手材料，而這些東西是不為外人得見的。在其中，不僅長了見識，而且執行實務本身也提升了人的各種能力。他把這看作是一種儲備，資源的、能力的、視野的。如此一來，他也就不必對是否能有作為過于介懷，視角隨之發生了轉向。“不能說人都是現實主義，但沒辦法。人何必要去追求那些沉重的東西?”他說。

向仕途邁進

　　要問體制究竟給年輕人帶來了什么，答案的重合度會很高——那就是階層身份的變化。有人在通過公務員考試后甚至半開玩笑地宣稱，進了體制，就等于進入了“上層社會”。最起碼，身份上的光環可以幫助他們建立一個“有層級”的社交圈。

　　“對于我自己來說，我會有虛榮心。在政府機關工作，又是在北京，說出去特別有面子。”肖凱康解釋他之所以進入體制的成因，“如果一個企業每月給我一萬多，我可能也不去。回到老家，別人問你在哪里工作，你說在企業，人就覺得你特別不穩定，不踏實。”

　　北京的公務員隊伍，80%屬于普通科員。大多數年輕人是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想在這個階層里地位更穩固，就得在競奔上游的潮流中不甘落后于人。肖凱康無時不在蓄積這方面的能力。

　　北京的公務員系統內，每年會有考核，從低到高分嘉獎、優秀、三等功、二等功和一等功幾個層次。肖曾拿過一次嘉獎一次優秀。家里人知道了，都為他開心，說他有出息。

　　在體制內發展，肖的一個感受，是人際關系無比微妙。尤其是在職稱、職務晉升上，周圍人的評價至關重要，通常最怕的就是被人說三道四。肖凱康就遇到過這類情形。他平時喜歡打籃球，中午飯點經常跑到單位院子里打一會兒。有領導就找他談話，說根據相關反映，他的工作態度不積極，老去打球，不務正業。肖確信這是有人看他不順眼，在背后告他的黑狀。這事讓他小心翼翼起來。

　　“反正謹言慎行吧，禍從口出。我們單位的年輕人就應該多看多聽多想多做，少說。尤其是老同志，自尊心超強的，可能你一句玩笑話，他就往心里去了，再想改變人家對你的看法就很難。”

　　要是在本單位晉升幾率不高，或者過慢，他們也可以選擇走捷徑。公務員系統內現在也是可以崗位競聘的。2009年通過國考，肖凱康最先得到的是另一個機關的職位，日常工作是受理行政審批，看看材料蓋蓋戳。不耐煩這類瑣碎事務，他轉而考入檢察院。而他身邊的一些同事朋友，在具備一定實力之后，也都在往上考，尋求擺脫基層崗位。去年，他就有兩個同學考進國家部委。肖自己也有往公務員金字塔頂端攀爬的想法。

　　“在國家部委級別提得快，你在基層可能干十年都拿不到一個副科，但在更高一級單位，就更容易到正科。”進入體制內也有數年了，肖凱康現在是副科，而他同學甫一考入部委機關就已經是副科了。若是一直在本單位，他的預估是，“比較順利的話，我提正科要到2017年左右。”

　　單從謀職空間而言，奔頭雖有，但也是僧多粥少。

　　去年，魏思霏單位有兩位同事突然辭職了。這二位都是她認為絕對不可能辭職的人。因為都混得比她好。“我們自己的分析，是她們在去年院里的一次崗位競聘沒聘上，今年就走了。”

　　這種勢頭之下，魏思霏也是頗有壓力。她一直在賣力工作。大概也是這個原因，進法院后，庭長選她當內勤，負責部門之間的聯絡協調，部門內的后勤安排等事務。單位內都說這是“二庭長”，是地位高于一般同事的象征。

　　到現在為止她已經榮立過兩次三等功，2012年還提了助理審判員。按此趨勢，下一步，她的發展位階應該是副庭長。但這還只是模模糊糊的處于考慮之中。

　　與她同一批次進去的就有50多個新人，下一年還會有相當規模的新人進法院。年年進新人，升遷標準和競爭程度都在提高。此外，這項工作讓她感到太累，加班加點，沒有作息規律。最累的時候，因為要不停和各種人講話，有一段時間她失聲了，話都說不出來。又得了腰椎間盤突出，開庭時間一久，扛不住。她就有點猶豫要不要尋求往上發展，因為往上走事務會更繁重。

　　但是形勢比人強。在體制內的人都不傻，畢竟是辛苦擠進來的，清楚自己所處的崗位在別人眼里稱得上香餑餑。雖然苦點兒累點兒，這工作卻不知讓多少人稱羨。用竺克紹的話說， “這是中國社會的現實壓力”。而每一個體制人，都是這壓力的結果。

　　盡管竺克紹進了“保險箱”之后，并不保證他一個西部三線城市的娃能在一線城市買得起房子，但怎么說也得到了一份他所要的“安全生活”。且他又是一個內斂不具鋒芒的年輕人，這種性格在體制中也算一項優勢 。

　　進單位不久，竺克紹就被派到我駐境外機構掛職。依據體制慣例，掛職期滿回到原單位，一般會給予職位上的相應調整。對于未來圖景，他表現得有信心。

　　常態地看，焦慮也無時不有。只要想往前走，他就必須參與更高晉級的角逐。在這條路上，機會并不均等。對此他是清醒的，“也要有平常心。這里面有很多不可預見性的東西。你就要調整心態。”

　　年輕人朝此方向求索，在已經離開隊伍的馮建林那里是不對味口的。他提醒后來人能端正一下自己的觀念。“我覺得最好的動機是看重公務員的社會價值才去。應該擺正自己的心態去做事。你做好事情，能力在提升，你自然就有機會承擔更大的責任。”

隨大流的非主流

　　在與體制相磨合的過程中，是被徹底同化，還是求同存異，這是一個問題。

　　“現在中央不是狠剎四風嘛。以前這肯定在各個機關都存在的。搞研究的，為了經費做課題，純粹就是‘一種應付’。為了完成某項任務，你綜合一下材料，糊弄下領導，有什么意義呢?”在農業部直屬研究機構工作的王顯揚說。他所在的是一個司局級事業單位，屬于官方智囊機構。

　　王顯揚的追求，是期望通過自己的研究去促進和影響高層決策。但他們單位的研究偏好，更多著重和限于宏觀性的政策研究，“不深入，難接地氣”。這意味著他要達成預期，就必須擺脫機關單位人員那種例行公事式的研究風氣。有時候領導上也向王交辦任務，那既是他不感興趣的，也是他認為與“出發點”相背離的。

　　“我往往就拖，甚至不做，策略性地拒絕。讓你干那些瑣事雜事，你永遠也發揮不了。誰能看到你的價值呢?”

　　王顯揚要摒除那種窩在機關只看材料脫離一線的工作陋習，把目光放到最基層的農村。做課題研究時細到走村串戶，吃住在農家，盡量不打機關招牌。他以為唯有這樣才可以發現問題，掌握和積累質感的經驗。如此這般，每走一步，都像是在朝他的預期方向推進，“你可以把政策還沒有注意到的東西表達出來，通過內參遞上去。像農民補貼，起碼知道哪方面不合理，農村環境污染，知道該從哪些方面著手解決。”

　　王顯揚的估計，自己要正式走出來成為一名專家，恐怕得到四十多歲才行。得耐得住寂寞。而在這樣一個凡事都講速度和回報的物欲社會，他倒不感覺這種非主流的做法有什么不好。

　　“我個人覺得年輕人對事業應該有激情。”他的口吻，不像是在唆使人們自我麻痹，是極認真的，“你進體制，本身就是為國家運轉服務的。”

　　現實并不妨礙他們按自己的邏輯去設定行為框架。

　　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明白自己不可能成為國家的中流砥柱。“99.9%的人都沒有這個機會的”，方昭緒像從前的新青年那樣慷慨陳詞，“在現有體制下，你為這個社會哪怕出一點點微薄的力量，也值得。很多人講，不要進去了。如果說大家都不進去，那這個體制到底要交給什么樣的人?”

　　方昭緒是一所名牌大學的法學博士，深受學而優則仕的思想感召。現在在公安系統做研究工作。去年，上面下派警員到派出所掛職鍛煉，瞅準這個機會，方昭緒也爭取下到了基層。他想通過在下面的實際參與和積累，提升業務素養，以便日后建言獻策，“使不合理的情形變得更合理”。

　　下到基層兩個月，平均一周至少要上72小時班，加班加點是家常便飯。110出警、巡邏執勤、解決糾紛，都得負責。舞文弄墨的秀才，像在街頭從晚八點到清晨站崗這種事也要上手。這一沉下去，就看到問題不少。

　　2008年開始，中央政府推行大部制改革，公安系統隨后也想動作。領導讓方昭緒執筆起草一份調研報告，講講系統內推進此類改革的必要依據。他看到全國各省市公安機關內部的部門構成，一般都在30、40個，“實際上我們有很多部門都是可以合并的，在現行體制下，要一步一步試著去改進”。報告出來后，不久鐵路公安業務就被歸并到了地方公安系統。雖然不能確認這是基于他的報告所致，但方認為這就是體制提供給他的施展空間和機會。

　　方做的事，具體可觸摸。有時候，他甚至想去當管片兒民警，有志于將轄區建成最安全的模范社區。通過研究和實踐結合，使各類案件不再發生。這是基于他對自我能力的認知。他說他想去改變也確信可以改變的，就是這些了。

　　身為一枚螺絲釘的方，在實際工作中的確見到不少訪民上訪的情形，也同情他們，甚至不否認體制自身有缺陷。但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語氣謹慎閃躲，有一種不愿過多暴露自己內心想法的情態。

　　“我不屬于激進派。我也贊成一些改革。但是我不贊成采取激烈的方式。”

　　力所能及地做點事，也是整天奔忙于各種案件的年輕法官魏思霏的態度。她也聲稱，將做好手上這份工作。問她何謂做好?她說她保證會“公平、公正”地判案，“法律怎么定，我就怎么判。”

　　問題是，司法系統的腐敗這些年不鮮見，她這種表態也許會讓人視作不切實際的信口一說。我以為她還沒有達到徇私枉法的級別和資歷，但她立刻否認了這一點。

　　“其實我真的是可以決定的。”坐在人聲嘈雜的餐廳里，她一邊吃著蔬菜沙拉，一邊坦率地揭示自己具備便利去操縱判決的事實，“我判的案子，我怎么決定不了啊?大不了判完了讓上級法院發回就完了。”

　　至于上面會不會追查下來，她說，“不會，沒有人會管你。”

　　她肯定，一切就從良心出發。

　　年輕人這種自我確位，在稍微年長一點的“前輩”馮建林看來，值得贊許。

　　“當無數人都把自己份內的事情管好，那就對了。一個好的體制，是多數人努力的結果。”他的意思，這是一個從量到質的變革，“只要是你認認真真做事，你認為做的事是有價值的，那就是好的。”(除馮建林外，其他主人公皆用化名)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4年4月刊，原標題為《鐵飯碗里的青春——公務員隊伍中的大學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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