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這篇推送時，我重新瀏覽了這個22歲的年輕人所拍下的“大學社會”，并再一次被學生們高度景觀化的生活所震驚，繼而有點想笑。這種感覺很微妙，理論與現實像兩個怎么也無法嚙合的齒輪，兀自旋轉著。不斷求新的理論機器悶頭推進，而那閃爍著刺點的現實，似乎并不在“后現代”、乃至“后人類“的層面，刺痛著我們。(豆花)

　　(注：“大學社會”是攝影師楊文彬(生于1996年)在大學期間拍攝的作品，以大學學生會活動為拍攝主體。完整版現于798映畫廊展出。)

(“大學社會”節選)

　　照片中的年輕人展露這樣一種欲望：一種想要盡快成為中年，甚至老年的欲望。學生會不再代表青年崇拜，而是中老年崇拜。我們可以直接將這翻譯為“權力崇拜“。這也正是青年人自我規訓的直接原因。有趣的是，當我們回到學生會誕生之初，回到“五、四”，我們發現，學生會的源起其實正是對規訓的拒絕，是與中老年把控的舊秩序的對抗，學生會誕生于激烈的學生運動中。它代表這樣一種青年立場-不被代表，不被馴服，不被掌控。因此，楊文彬的“大學社會”展露了雙重意義上的錯位--青年轉而崇拜中老年，學生會轉而崇拜權力。對學生會歷史脈絡的分析，固然能讓我們得到一些結論，然而那也無法掩蓋真正棘手的問題：如何告訴青年人--“有一種錯誤的生活，一種被破壞的生活、這種生活就是為牟取權力、攫取金錢而進行的殘酷的斗爭”。(“今天，做青年人” 阿蘭 巴迪歐)

　　這便是我想就“大學社會”真正(試圖)談論的話題-“青年”，以及“青年力量”。1968年法國的五月風暴在多重意義上為世界提供了一個參照，當20歲左右的年輕人自發地占領學校，走上街頭，與警察對峙--而這背后竟然沒有一個絕對統一的原因/意識形態時，人們驚訝于這股新力量的兇猛與驚人的節制。學生的占領行動是帶有暴力色彩的，卻絕不是暴力的。他們為什么上街?這是1968年所有法國人都在問的問題。像一場風暴忽然席卷巴黎，那是驚人的自發的，又同時是普遍的。人們忽然意識到，原來青年的力量和欲望是這樣強烈、有力，不可控，充滿顛覆性。青年驚人的欲望強度給無生氣的社會體系撕開一道裂口，占領南泰赫學院，占領索邦大學--難道青年人就注定要服從老一輩人建立起的秩序和體系嗎?不，沒人能將陳舊迂腐的官僚系統、僵化的學院體制強加到青年人的身上!這是五月風暴所展現出的令人動容的青年精神，極具反抗性，又充滿想象力。系統性的暴力與結構性權力——殖民行為，戰爭武器，階級差異，種族歧視，女性和LGBTQ歧視，性壓抑，父系權威——這些都是年輕人們攻擊的對象。他們四處尋找這些暴力的結構表征，并占領——占領并消解舊的“符號”，同時制造新的“符號”。從這個角度說，羅蘭巴特的結構主義上街了，正是學生們將語言的場域延伸到了街頭，這便是青年的創造性力量。他們的行為既是個人的，也是歷史的。20世紀世界范圍內的青年運動終于讓我們接受，運動必定是青年的，青年具有創造真正生活的潛力，即，改變世界的力量。

　　50年過去了，無比可惜的是，青年欲望，這漫溢的讓人畏懼的迷狂，在以1989年為節點的世界范圍內的保守主義轉向中，被它曾經反抗、沖撞的那一體系所收編。1968年，青年的迷狂狀態過于洶涌，因而被批判性地認為是危險的，就像帕索里尼的那句，“你們有著一張被父母寵壞的臉，你們有著同樣邪惡的雙眼。” 可現如今，我們是多么渴望看到哪怕是一雙這樣“邪惡的眼睛”，透著欲望和自戀，透著不清醒，甚至透著瘋癲，好像隨時會走上來給你一拳。那是流動著的，在不斷變化和生成著的欲望主體。你甚至覺得，面對這樣在不斷生成著的迷狂之人，再高的攝影術也無法為他拍下一張準確的照片，或是畫像。因為她無法被捕捉，她總在變動，她就是可能性本身。

　　相比之下，《大學社會》展現的青年及其生活，則是那種狀態的反義詞，是一種高度景觀化了的狀態。學生會活動無處不在，但只有當它們被系統性地收集、捕捉、展示，我才驚覺，原來這一行為(學生會活動)是如此的景觀化。生產抹去了生活的真正外表，這就是景觀的形成。“大學社會”的景觀性，讓我反向意識到，學生會活動本質上是一種生產。這些年輕人的生活都被學生會的生產活動直接改造了——以異化甚至抹除的方式。因此，我們看不見他們的“面孔”。那段20多分鐘的視頻里，被采訪者們講的幾乎都是“瑣事”-作為學生會底層勞動力被踢出微信群聊， 糾結誰當部長，做了什么事被老師罵了等等。我們完全可以想象，日里，他們會花多少時間和精力去思考有關學生會的事，即便已經回到了個人的空間中。我也正是由此才真正意識到，學生會對于參與其中的生產者們而言是那樣嚴肅而認真的生產活動，也是那樣強大的生產活動。它絕不是一種課外活動般的消遣/玩樂。生產者們所投入的情感、金錢、和時間，都被轉化為學生會的生產資料，并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將自我異化。離開了學生會，他們會感到失落和不適應。生活就是生產，離開了生產，他們也就沒有了生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景觀取代了生活。

　　楊文彬的攝影不停揭示景觀——生活被生產所抹除，生活被景觀所取代。而當照片中的主體是青年時，這份揭示就更加驚心動魄。當青年——這群對抗景觀社會、對抗生產的主力軍，已經轉身毫無防備地，甚至是毫無警惕地，接受擁抱景觀社會生產的結構時，我們不得不意識到，問題遠比我們想象的還要糟糕。青年的欲望被不斷馴化，青年力量也就此被榨干。如果街頭運動在拉康看來，已經是青年人真實欲望轉移的后果，是一種偽我要。那如今的青年，其欲望則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改造中生成、異化，最終成為后者的養料。于是我們從楊文彬的作品中看到，我們的年輕人在“我牛逼”，和“老師牛逼，技術部牛逼”中，選擇了后者。有趣的是(但并不意外)，這些參與學生會生產的人，在談到學生會生活時，大多表達出一種痛苦和厭煩。這就絕不是那個常被濫用的短語-“集體主義式的狂歡”所能解釋的。也沒有人會將學生會看做一個烏托邦，一個幸福的歸所。生活的苦澀是生產的特性，是人與生產的真實關聯。當生產取代生活，人就不可能過的幸福。而最初，我們也許的確是為了追求幸福，才投入生產。然而，每個人都感覺不舒服，但每個人也都不認為當下的生活是可以改變的，我們是存在別的可能性的。

　　“真正的生活” 這是青年詩人蘭波的短語，而它尚未到來。我將這篇文章的主題定格在“青年”，一是因為青年是照片的主體，而這些青年看起來那么乏味、無聊。二是因為，楊文彬本人就是個青年人。楊文彬說，他有點想快點摘掉青年藝術家的帽子，我倒是覺得，他應該自豪地接過“青年”這個形象，并去生成它，與市面流通的“青年藝術家”這一詞語背后所暗示的經濟邏輯作抵抗。我們，我們所有人，都應該不停的生成為青年。學生會不是一個新話題，可當一個學生，一個青年來談論這個話題時，當一個青年人開始對當下的青年狀態表示不滿，并提出質疑和批判時，它本身就帶上了反叛和顛覆的色彩。因此，楊文彬的“大學社會”在我看來，比揭露學生會運作本身更可貴的，是他終于敞開了這樣一個可能-重新定義“青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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