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前的5月4日，發生了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導的學生運動。學生們示威游行、罷課請愿，抗議在剛結束的巴黎和會中，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被轉讓給日本，而北洋政府對此沒有作為。

　　1939年，5月4日被定為中國青年節。在一些人看來，青年，似乎成了理想主義的代名詞，他們理所應當會承擔起推動社會改革的重任。

　　我曾向往的青年生活也是這樣的。記得二十出頭的時候，我第一次去香港。整夜看多年前的視頻和照片，淚流滿面。我覺得自己生不逢時，渴望做一些轟轟烈烈的事情，在群情激昂的人群中，感受到自己“活過”“活著”。

　　十年過去了，我對“自己向往的青年生活”有了不一樣的理解。對于現在的我來說，讓我感受到自己“活著”，讓我對青春無悔的，是日常生活的點滴，其中最關鍵的，是保持同理心，體察他人遭受的苦難。

　　1

　　我對苦難最初的感知，是在七歲之前我和爺爺奶奶住在一起的時候。那是八十年代，我們住在西安城內社會階層比較低的一個社區。我對那個階段的印象已經很模糊，只依稀記得一戶人家，爸爸在車間里失去了右手;媽媽小時候得了小兒麻痹癥，行動有些不便;孩子是撿來的，有些小偷小摸的習慣。記憶里總殘留著那個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聲。她經常在搓板上跪幾個小時，被她爸爸暴打一頓，一群孩子在旁邊哄笑。

　　后來那片社區被改造成樓房，因為子女爭房產發生了一系列悲劇。奶奶有時會和我講，哪個老人跳樓了，哪個老人被子女攆出了家門。不知什么緣故，她講的時候表情和語氣都是淡淡的，寥寥幾句話，我也總是當成故事來聽，并沒有從中體會過多么大的悲痛。

　　但我一直認為，童年“聽”來的這些故事，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

　　直到2004年，我在大學組織了一個暑期社會實踐考察隊，才對苦難有了更進一步的認知。我們在江西調查村民土地被征收之后的生活狀況，走訪了很多人家。不少水田被當成荒地征收，一畝地只能得到大概9000至1.5萬元補償，政府轉手就能以數十倍的價格賣給企業。上訪的一些村民被拘留數月，其他人只能拿著錢另尋出路。不少村民再花錢買地，蓋房，土地補償款很快就花光了。他們在鎮上打零工，一個月賺三五百元，過著比原來更貧困的生活。還記得看到一戶人家的井水時復雜的心情，因為缺少基礎設施，村民只能在新房子旁自己挖井，水發黑褐色，打上來沉淀幾個小時，就用來做飯洗衣。

(井水)

　　整個考察中，我覺得很難過而無力，但還夾雜著好奇和同情的復雜情緒，以及和同學們一起出行的興奮勁兒。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那時對社會問題的分析是很膚淺的，寫了一份報告，通過學校遞交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就沒什么下文了。

　　但那段經歷，我自己全情投入的狀態，和我感受到的苦難生活，極大的影響了我的價值觀。

　　又過了幾年，512地震后兩年多，我到公益機構工作，做北川地震重建后的工程項目。那一段經歷讓我體會到，對苦難的感同身受，需要一種同理心，對事件的了解，甚至是想象力。 北川老城，我坐車穿過上百次，兩側是坍塌的廢墟。

(北川老城)

　　有時我會想，那廢墟下，不知埋葬著多少尸骨，他們當時，是一種怎樣的感受?但走的次數多了，沉重也慢慢減輕了。那時重建項目已經接近尾聲，在工作和生活中和居民們聊天，因為種種原因，大家也并不會刻意提起地震的那段過往。

　　幾年后當我讀到張良寫的《汶川地震168小時》這本書，記錄了一個個真實的人物和故事，關于北川老城的記憶就迅速涌上來。不再夾雜著好奇或同情，而是一種感同身受的復雜情緒。

　　2

　　這些年間，我還看到了各種各樣的苦難，它們發生在不同的地方，而一些公益機構和個人，在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我曾經讀了一本書《Half the Sky》，現有中文版《天空的另一半》。作者記述了他們在亞非拉地區看到女性遭受的各種暴力和苦難生活，她們被迫賣淫、被強奸、生育時死亡、失學、遭受家庭暴力，等等。如果沒有外界的幫助，她們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這觸發我去柬埔寨首都金邊一個保護婦女兒童的機構工作四個月。這個機構專門幫助遭受家庭暴力、強奸和人口販賣的受害女性和兒童，給她們提供長達一年的住處和一些技能培訓。這期間，通過翻譯，我和很多受害者有直接的交流，了解她們的需要。

　　記得有一個媽媽，帶著三個孩子，她的丈夫喝醉酒以后，用刀在她和女兒的脖子上劃下十幾厘米長的口子，她們差點沒被搶救過來。她和我談起自己的經歷，眼神中流露出麻木和絕望。等翻譯離開，她有些激動的和我說了半天，比手畫腳才讓我明白。她希望我把她的小兒子帶到中國撫養。我當時就淚流滿面。一個母親，要經歷多大的傷痛和絕望，才愿意把自己深愛的孩子送給別人。而我，也沒法滿足她的期望。

　　除了遭受暴力，很多人的生活環境也很糟糕。

　　金邊郊區的一個簡陋小屋里，一共十幾平米，住了大約二十人。他們靠撿垃圾為生，每天都擔心被政府趕走。

(住了20人的小屋)

　　他們三十多年前從越南來到柬埔寨，被當作非法移民，成了沒有國籍的人。但那段時間，政府已經貼出了要清除那片地區的通知，他們擔心自己不久后就會流落街頭。我采訪過一些街頭的流浪者，知道那意味著什么。女性會被強奸，需要不斷賄賂警察，依然只能撿垃圾，每天收入2-3美金。警察不允許流浪者在街頭做飯，他們只能吃最便宜簡陋的食物。

(柬埔寨的貧困人口)

　　在柬埔寨的鄉村，很多家庭每天的收入不超過2美金，存糧頂多能吃一個星期。我在靠近泰國的邊境采訪過一些柬埔寨人，因為泰國的日工資能達到6-7美金，他們每天找蛇頭帶自己偷偷過境，有的干完活兒偷偷跑回來，有的打工一段時間會被泰國警察遣返，還有的做最危險的工作，比如去海上捕魚，就再也沒有回來過。每一天，泰國的警方都會遣返幾卡車柬埔寨的非法勞工，他們會被在泰國拘留幾日，身上的錢和物品全部被沒收，落得一無所有;但他們告訴我，第二天，他們又會找賄賂了邊境警察的蛇頭帶自己過境，因為在柬埔寨，他們根本無法生活。

　　這樣的苦難，也不止發生在貧困國家或地區。

　　前幾年，我跟著公益機構去臺灣考察當地的創新教育，參觀了花蓮的五味屋。

(花蓮的五味屋)

　　五味屋是一個二手店，其實也是一個公益機構，創始人是在高校教書的顧老師。十幾年來，她幫助和陪伴當地社區一些最貧困家庭的孩子們，他們往往來自于失能家庭，爸爸經濟貧困，可能酗酒或者很暴力，很多媽媽是從東南亞的貧困國家拐賣來的媳婦，生下孩子，有些就離開了。顧老師給我們講了很多故事，關于暴力、拋棄、沖突、絕望，很難想象，這些孩子都經歷了怎樣的童年。她也講了自己怎樣和每個家庭溝通，怎樣通過各種各樣的活動，最終讓很多孩子重新建立自信和對人生的希望。

　　這樣的苦難，也同樣發生在中國大陸各個角落。

　　我的朋友李暘和他的丈夫安東，八年來，在云南靠近緬甸邊境的鄉村辦了一個公益機構，叫榕樹根。

(榕樹根)

　　兩年多前，我去那里住過兩個星期，幫著做做飯，陪孩子們玩耍、學習，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那個地區毒品泛濫，很多孩子的家長因為吸毒被抓或者去世;當地教育質量不高，很多孩子也不愿意上學。榕樹根并不是全日制的學校，而是孩子們在放學后和周末可以聚在一起的地方。記得有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基本每天都逃學，他在學校和家里都遭受暴力，除了榕樹根，無處可去。我和他聊天，能感到他內心的復雜，也能感到孩子的純真。如果沒有榕樹根，很多孩子，會像當地很多人一樣，早早輟學，混社會，吸毒。

　　3

　　我所講的故事，或許對你來說并不陌生。這個世界上，在各個地方，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在承受苦難。

　　有人說，正是對這些苦難的同情、同理心，在推動著社會的進步。

　　但是，人們真的會對別人的苦難感同身受嗎?對此，我是懷疑的。有很多人，其實并不關心。

　　為什么會這樣呢?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我覺得一個原因是，很多人離得還不夠近，像過去的我，信息只來源于新聞報道。

　　《娛樂至死》的作者認為，我們處在一個一切都被娛樂化的世界，包括新聞。死了幾十人，甚至上千人，不過都是新聞里的數字。主持人面無表情的報道，大家聽聽也就算了。

　　等我親身接觸社會中弱勢的群體，用平等和尊重的態度去關心和感受，我的認知才不斷被刷新，頭腦中的偏見才被顛覆，內心最柔軟的地方才不斷被沖擊。

　　不過即使在一線接觸，看到的苦難多了，人也可能會變得麻木。我在公益行業工作的幾年中，也見過很多麻木的例子，這也曾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讓我深刻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是發生在柬埔寨的一件小事。

　　我在當地有一些朋友，來自各個國家，都在公益機構工作。在一次聚會中，討論起為什么自己會來到柬埔寨，每個人輪流分享。大家就談到，自己經歷了某個事件，或者不喜歡過去的工作，等等。然后輪到一位來自印尼的女性，她在公益行業工作了30多年。她就談起在很多曾經工作過的國家的小故事，巴布亞新幾內亞，孟加拉等等，當地的人遭受著怎樣的苦難，過著怎樣的生活。

　　我開始聽得很困惑，這和當天討論的主題有什么關系呢?但是隨著她講一個個的故事，我看到她眼角的淚花，突然明白了：只有她的故事里，那個“自我”是最小的。她看到的，記下的，依然讓她心動的，是別人的苦難。是這些苦難，是別人的需要，自然而然把她帶到了柬埔寨。

　　這些年，我一直以此提醒自己，希望減少個人的好惡，減少那個自我，真正去關注別人的需要，關心社會的問題。

　　或許可以用我最喜歡的羅素的一句話結束這篇文章，“有三種簡單而強大的情感主宰著我的一生：對愛的渴望，對真理的探求和對苦難大眾的悲憫。”

　　對我來說，這是我所理解的，讓我感到“活著”的意義。

　　評論 | 雞湯帶來焦慮，現實帶來曙光

　　在談起“中國青年”相關的文字時，人們的第一反應十有八九是魯迅那句話：

　　「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

　　這句話之所以如此出名，是因為它很幸運地被大量引用。

　　可不幸的是它常常作為雞湯被引用。

　　如果用現代雞湯體文字翻譯一下，這句話就變成：

　　「努力的人從來不焦慮。」

　　滑稽卻又現實。

　　多少年輕人用「努力」來搪塞自己焦慮的內心。

　　其實認真品味這句話，我們能得到的遠在雞湯之上。

　　在我看來，「冷氣」二字就很值得回味。

　　從自然現象來看，當熱空氣與冷空氣相遇時，冷空氣總是在下面。

　　物理學的解釋是，溫度低，密度大，所以冷空氣會沉在空氣底部，而相對應的熱空氣便會跑到上頭去。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熱脹冷縮原理。

　　但問題在于，在兩股氣流相遇的過程當中，考慮到熱量傳遞、摩擦損耗，熱空氣自身的溫度會不會降低一些?

　　我們無須過多計算，冷氣的比喻只是一個引子。

　　在魯迅先生看來，中國青年是熱的、是亮的、是朝氣、是希望，而「冷氣」則是比喻落后的舊社會，在《熱風·隨感錄四十一》里魯迅提的是：「社會上毫無改革，學術上沒有發明，美術上也沒有創作；至于多人繼續的研究，前仆后繼的探險，那更不必提了。」

　　熱與冷是相對的，因此必然成對出現。百年前的青年需要面對社會上的冷氣，百年后冷氣依然存在：

　　汶川地震下學校建筑受損程度遠超政府建筑的謎底，LGBT平權運動于各地遭受到的阻力，高校體制下學生權益屢遭侵犯的事實，塵肺病工人合法維權卻遭遇到的暴力封殺......

　　我們只說這么幾件，便足以想象出鋪天蓋地壓過來的烏云。

　　而所謂熱量傳導，無非是在說，面對這些，中國的青年如何始終抬起高昂的頭顱?

　　多么現實殘酷的問題。

　　魯迅先生在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給的出路是：只是向上走。

　　可也許現實中的你也發現了，簡單一句「只是向上走」或許能解決英雄們的困境，使他們單槍匹馬勇往直前，可是大量徘徊著的青年卻還不行。

　　他們只好選擇另外的抵抗方式，比如“喪”，比如“佛系”。

　　最經典的佛系三連：都行，可以，沒關系。

　　處處不堅持，事事隨大流。

　　現實挑戰太難?把難度調低一點;游戲人生太無聊?把斗志收回一點。這樣不就好了，與煩惱的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不主動融入其中，也不糾結于改變，便是最好的選擇了。

　　而這時候千萬不要喝雞湯，雞湯只會讓人更焦慮。

　　不過青年當然是可以退卻的，但是有些人的生活總在繼續。

　　這些人生活在折疊空間里，但他們不單是苦難的默默承受者，更是奮起反抗者。

　　恰如上海長寧區的環衛工人們，他們就生活在不到5平米的逼仄空間內。整個房間，只有半個灶臺和半張床，對他們來說，吃住這種基本的問題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全部。因此，我甚至覺得，"生活"這個詞是不屬于他們的，用在他們身上的詞匯，叫作“生存”。就是在這樣的地方，工友們蜷縮著度過并不漫長的夜晚，凌晨四點急忙起床，揣著幾個饅頭，一邊啃，一邊騎著電動車奔赴工作崗位。

　　可一降再降的工資福利，幾乎已經把工友們逼到了生存線上。拋掉幻想的工友們，不再忍氣吞聲，而是堅決地展開罷工斗爭。持續了一個半月的抗議行動，在5月15日左右，以環衛工人的勝利宣告結束。

　　因此，如果青年抱著虛無縹緲的幻想，把現實隔絕于自己之外，也就無法發現斗爭反抗的中堅力量。而青年一旦根植于這片廣袤的充滿苦難和希望的大地，就會在壓迫與反抗中找尋到“我們為什么活著”的答案。

　　我們可以為自己漂浮在空中的理想而戰，但理想終歸要落地。《我是范雨素》的作者，家政工大姐范雨素說：我希望農民工聽到農民工這個詞他不覺得恥辱，藝術家聽到藝術家這個詞不覺得高高在上。除了對愛的渴望，對真理的探求和對苦難大眾的悲憫，青年人還要和廣大的底層民眾站在一起，與他們一起并肩戰斗，與他們一起追求幸福。

　　在那句著名的祝福后面，魯迅寫道「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可是人數眾多，理想不同，聲音各異，如何保證大家能夠齊心協力往前走呢?也許當時的魯迅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沒過幾年，參與領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魯迅，自己給出了答案：「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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