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以紅樓北大圖書館為陣地，組織北大進步學生和青年，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他們當中最優秀的一個，就是后來成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革命的杰出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的毛澤東。

　　1918年秋，毛澤東從長沙動身前來北京。當時已是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中國人民由于世界革命潮流的激蕩，思想日益覺醒。人民中的先進分子都在紛紛尋找挽敉國家危亡的道路。其時在國內知識分子中日益興起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遂引起了胸懷救國大志的毛澤東的密切注意。

　　還在1916年冬，因遭受袁世凱的通緝，到法國流亡、學習的吳玉章和蔡元培、李石曾等人便發起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組織了華法教育會。1917年1月，蔡元培回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2月，吳玉章也到了北京。經過他們的積極活動和斗爭，華法教育會于4月間在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備案，作為組織和經辦留法勤工儉學的機關。同時在北京、上海、保定、蠡縣等地設立了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或預備班，向全國招生。這個消息傳到湖南后，毛澤東就與蔡和森、羅學瓚等商議，決計前來北京，組織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學生去法國勤工儉學。

　　1918年6月，先期到達北京的蔡和森寫信給毛澤東和新民學會的其他會員，要他們作速來京。蔡和森在信中特別轉達了他們在湖南第一師范求學時的老師、此時正在北大哲學系任教的楊昌濟先生的意見：希望毛澤東來京后“入北京大學”以便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1918年8月，毛澤東和其他幾個新民學會會員聯袂北上。到京后，他先是住在鼓樓后豆腐池胡同九號北大教授楊昌濟(楊于1918年春來北大任教。這以前他在湖南長沙第一師范教書，是毛澤東的老師)家中，不久搬進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現名吉安所左巷)七號(現八號)的一間普通民房里，同屋有蔡和森、羅學瓚、陳贊周、羅章龍、肖子升、歐陽玉山、熊光楚共八人。這間房很狹小，八個人擠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過著清苦的物質生活，進行青年時代具有重要意義的學習。

　　這時，毛澤東經楊昌濟介紹，認識了李大釗。同時，他和蔡和森等又給蔡元培校長寫了封信，蔡元培建議毛澤東就在圖書館工作并寫了張條子給李大釗說：“毛澤東君實行勤工儉學計劃，想在校內做事，請安插他在圖書館”。于是在李大釗的積極安排下，毛澤東做了北大圖書館的助理員。每天到剛剛落成的沙灘紅樓一層西頭靠南三十一號的第二閱覽室即日報閱覽室，登記新到報刊和來閱覽人的姓名，管理十五種中外文報紙。這十五種報紙是：天津《大公報》、長沙《大公報》、上海《民國日報》、《神州日報》、北京《國民公報》、《惟一日報》、《順天時報》、《甲寅日刊》、《華文日報》、杭州《之江日報》、沈陽《盛京時報》、北京《導報》(英文)、《支那新報》(日文)兩種、大阪《朝日新聞》。

　　毛澤東在這里的工作是平凡瑣碎的，待遇也很菲薄，每月月薪僅八元(當時教授的月薪起碼在兩百元以上，校長蔡元培的月薪是六百元)，但卻給青年毛澤東提供了極為良好的學習環境，為日后領導中國革命準備了條件。毛澤東在這里利用工作之余，如饑似渴地學習，參加各種學術團體，研究各種“主義”，批判鑒別各種知識，尋求真理。

　　毛澤東對新聞研究和報刊宣傳是很重視的。來京前就曾與蔡和森計議，到京后要“一面辦報，一面入學”。因此進北大不久，1918年10月14日，我國第一個有組織的新聞學研究團體———“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剛成立，他便報名參加，成為它的一名積極會員，經常參加它的各項活動。如他出席了1919年2月19日午后在文科第三十四教室召開的該“研究會”的改選大會，參加選舉了正副會長(當選的正會長為蔡元培，副會長為徐寶璜)，他是出席這次大會的二十四名會員之一;3月10日晚在理科第十六教室他聽了李大釗為“研究會”會員所作的講演;每周還聽邵飄萍等講授“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這門課。在“研究會”的活動中，毛澤東獲得不少教益。他曾說“在新聞學會里，我遇到了別的學生，……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19年10月，新聞研究會在文科事務室舉行第一班研究期滿式大會，照會章規定，由會長蔡元培發給參加“研究會”學習滿期者每人證書一張。毛澤東和高君宇、羅章龍等共二十二人各得了一張“聽講半年證書”。因他當時正在湖南，證書未直接發到他手里。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參加了北大“哲學研究會”，閱讀和研究了大量的西方資產階級哲學著作，包括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的哲學著作，使他的思想營養，大大豐富起來了。

　　除了刻苦學習具有新思想的書本知識以外，毛澤東在北大學習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廣泛結交活躍于當時北大新文化舞臺上的各方面知名人物，與他們座談、討論，汲取有益的知識，進行各種主張的比較鑒別。他除了與李大釗、陳獨秀聯系密切外，和蔡元培、陶孟和以及胡適等人也有過交往。1919年冬在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十幾人就曾聯合“請蔡孑民、陶孟和、胡適之三先生各談話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樓。談話形式為會友提出問題請其答復。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問題”。毛澤東在和美國進步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曾回憶到他和陳獨秀、胡適的交往。他說：“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看見了陳獨秀。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北京，那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那時候我也遇見了胡適，我去拜訪他，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斗爭。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對毛澤東的早期思想發生過直接影響的是李大釗。李大釗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后，積極擴充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的書籍，包括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不少激進的學生常到圖書館來請他介紹宣傳新思想的書籍，和他討論、研究各種新思潮，其中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由于李大釗這時已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在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因此，在他領導下的北大圖書館，實際上是北大校內一個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而毛澤東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與李大釗朝夕相處，自然不會不受到李大釗的影響。正是在這時，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開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逐步清除了無政府主義思湘的影響，放棄了許多他原來贊成的無政府主義主張，他曾回憶說：“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在北大紅樓工作期間，毛澤東一面認真工作，勤奮學習，一面幫助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學生開展赴法動工儉學活動。此時北大也設立了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蔡元培兼任“華法教育會”會長，積極組織中國學生去法國勤工儉學，李大釗是積極贊助者之一，毛澤東代表湖南學生常和他們商議這方面的事情。應“華法教育會”的請求，毛澤東為湖南學生起草了留法勤工儉學計劃，幫助準備去法國的蔡和森等人作好必要的準備。《計劃》要求赴法以前，要學會法文。毛澤東就幫助羅學瓚入北京留法預備班、蔡和森入蠡縣布里村預備班、張昆弟入保定育德中學預備班。為中國革命培養人才，他不辭辛勞，四處奔走，為大家籌措旅費，安頓家庭，準備行裝，贏得了大家的贊揚。1918年底，羅學瓚在從北京發出的一封家信中寫道：“毛潤之，此次在長沙招致同志來此，組織預備班，出力甚多，才智學業均為同學所佩服”。

　　在北大半年期間，毛澤東還幾次去長辛店機車車輛廠，宜傳革命道理，了解工人疾苦，向工人學習。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時，毛澤東已因送走第一批湖南赴法勤工儉學學生，離開北大去上海后轉回長沙了。雖然遠離北大，但和北大的聯系并未中斷。在五四愛國運動高潮中，5月中旬，毛澤東的老友、其時在北大中文系二年級學習的鄧中夏，作為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專程來到湖南，向毛澤東介紹了北大和北京學生的斗爭情況，共同商討了如何組織湖南學生聯合會以進行斗爭的問題。毛澤東積極領導湖南各界人民，熱情聲援北大和北京學生的愛國斗爭。此后，毛澤東和鄧中夏經常通信，研究革命問題。1919年10月，毛澤東曾把他起草的《問題研究會章程》寄給鄧中夏。鄧中夏在《北京大學日刊》上予以全文發表并刊登一則啟事，熱情宣傳說：“我的朋友毛君澤東從長沙寄來問題研究會章程十余張。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說很好，有研充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張去，現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還不少，我就在本校日刊登出，以答關心現代問題解決的諸君的雅意”。啟事表明，毛澤東的革命實踐，在當時的北大已經產生了較廣泛的影響。

　　1919年12月初，因日本軍隊在福州槍傷中國學生和商人，造成震動全國的福州慘案，長沙學生舉行集會，在教育坪焚毀日貨，開展斗爭，遭到湖南督軍張敬堯的野蠻鎮壓。毛澤東、何叔衡等及時領導湖南各界人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驅張運動，為了擴大斗爭的規模和影響，毛澤東還組織了驅張代表團，決定分別由何叔衡去衡陽，彭璜去上海，易禮容去武漢開展活動。毛澤東也親自率領了一個四十人的代表團于1919年12月18日第二次來到北京，在北京工作、戰斗了四個月多。這次毛澤東住在北長街九十九號福佑寺后院，雖然沒在北大校內工作，但他的革命活動許多卻是在北大校內進行，或是與北大有密切關系的。這期間，毛澤東和鄧中夏以及在北大的湖南“輔社”成員聯系密切，多次在一起開展愛國活動。保存至今的毛澤東于1920年1月18日與“輔社”成員在陶然亭慈悲庵門口的合影，就是一個有意義的歷史見證。毛澤東率領的驅張代表團曾多次與“輔社”成員和旅京的湖南學生一起在北大集會，聲討張敬堯的罪惡，商議驅張的辦法。驅張代表團還多次去北京政府國務院請愿。1920年1月28日，毛澤東率領代表團分別從前門后門和西華門向國務院進發，沿路宣講驅張的道理，在新華門前進行了三小時的示威。毛澤東和張百齡、李思安、柳敏等六人被舉為代表進入了國務院，同北京政府的接待官員進行了面對面的說理斗爭，最后迫使這位官員不得不答應撤免張敬堯的要求。這時期，毛澤東還組織了平民通訊社，自己擔任社長，向全國報刊編發揭露張敬堯的稿件。當時在衡陽出版的《湘潮》周刊曾寫道：“旅京公民毛澤東、張百齡等，為傳播張敬堯的罪惡和驅張運動的消息起見，組織平民通訊杜，每日發出稿件五十余份，送登京、津、滬、漢各報”。

　　北大進步師生對毛澤東領導的驅張代表團是積極支持的。1920年1月3日下午，北京學生聯合會在北大三院召開了慰問驅張代表團的大會。北大學生會主席方豪首先致詞，略謂：“代表團諸君因不堪強權壓迫，不遠千里，奔走來京，從事驅張運動，奮斗精神，實可欽佩。……”。接著由代表團代表、新民學會女會員李思安發表講演，她歷數張敬堯的罪惡，最后表示代表團來京不僅僅是為了打倒一個張敬堯，而是要打倒由許多個張敬堯組成的整個“軍閥派”，一定要和北大以及全北京市的學生團結在一起，共同戰斗。

　　毛澤東第二次在北京時期，還加入了由鄧中夏發起成立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同時，1920年1月，毛澤東又加入了由李大釗和王光祈等人發起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毛澤東長期和這個學會保持聯系，在1923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國》雜志上，還有“收毛澤東第三年會費二元”的記載。

　　這個時期，毛澤東在開展上述種種活動的同時，還利用北大良好的學習條件，抓緊時間刻苦學習馬克思主義，鉆研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這期間，他精讀了《共產黨宜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完全信仰。十幾年后，他回憶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侯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從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是毛澤東思想發展中的一次大飛躍。這個飛躍的實現，是和他兩次來北京、在北大紅樓的工作學習分不開的，這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毛澤東第二次在北京期間，1920年1月17日，他的老師和“最真摯的朋友”、北大哲學系教授楊昌濟因病去世。楊昌濟一生主持正義，贊助進步，為人處世，潔身自好，僅靠教學薪金維持全家生活，很少積蓄，身后異常蕭條。其時楊昌濟的女兒、后來的毛澤東夫人楊開慧和她哥哥、母親等也都在北京。為了撫恤遺孤，毛澤東曾和蔡元培、章士釗、黎錦熙、范源濂、陶履恭等共二十八人簽名發起募捐。募捐《啟事》說：“先生既無意于富貴利達，薪資所儲，僅具薄田數畝，平日生計，仍恃修俸，歿后遺族，尚無以自存。先生服務教育亦近十年，揆諸優待教員及尊重學者之意，同人等擬對其遺族謀集貲以裨生活。積有成數，或為儲蓄，或營生產，俾其遺孤子女略有所依恃”。《啟事》稱譽楊先生“操行純潔，篤志嗜學”。楊昌濟逝世后，靈柩停放宣武門外教子胡同內法源寺中，毛澤東曾到寺中和楊開慧、楊開智一起守靈。李肖聃(李溆一的父親)寫了《本校故教授楊懷中先生事跡》一文，登在《北京大學日刊》上。文章詳細介紹了楊昌濟的生平事跡，其中特別提到楊昌濟慧眼識英豪，在湖南長沙第一師范教書時，“弟子著錄以百計，尤心賞毛澤東、蔡林彬”。

　　楊昌濟去世后，毛澤東幫助料理完后事，旋即由楊開智、楊開慧兄妹一起護送楊昌濟的靈柩回湖南，下葬于故里長沙板倉。其時毛澤東因要轉道去上海拜訪李達，商談改造中國的各種問題，并要到上海送另一批朋友去法國勤工儉學，就和楊氏兄妹暫時分手了。4月11日，毛澤東離京，沿津浦線南下，一路覓古尋蹤，流連于山水之間。他游覽了天津、濟南，登臨東岳泰山，到曲阜晉謁孔廟，又訪問了六朝古都南京，大約在1920年5月初到達上海。6月，張敬堯被驅逐出湖南，驅張運動取得勝利。毛澤東也即回到了長沙。這正是陳獨秀、李大釗在共產國際代表幫助下，醞釀發起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時候。在他們的影響下，毛澤東在這以后不久就在長沙籌劃建立共產黨的組織，從而開始了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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