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談大學改革

　　最近上網，看到一些關于中國大學改革前途的討論。論者各抒己見，比我的了解要廣泛和深入，讓我學到不少東西，這里只是補充，道義上的支持。下文所論“領導”(或“老板”)乃為行文方便，作為社會現象之代號，并非特意和哪位過不去，請勿對號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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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的回顧：校園目睹之怪現狀

　　很多年前，我寫過一篇小文，叫《說“校園政治”》，登在《三聯生活周刊》1996年11期上，不是針對哪一所學校，也不是針對哪一個人，我掂量再三，說過一段話：

　　當年賈誼上《治安策》，開頭有一段話，說“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現在呆在校園里，我們也有這樣的感受。為國家計，也為知識分子計，我以為目前的高校，有許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應把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否則不利于安定團結，也不利于穩定人心。

　　當時的三聯負責人很負責，她覺得“弊政”二字太扎眼，讓上峰看到不好辦，竟直接替我動手術，改為“問題”二字，但后面的“革除”卻原封不動，刊出的結果是“我以為目前的高校，有許多問題亟待革除”。當然，這也就成了給我填堵的語病。

　　當時，我批評的“弊政”有三條，一是“工程熱”(我叫“知識分子修長城”)，二是“人越窮越分三六九等”，三是廣大教師(不包括頭上戴著很多帽子的人)，他們的待遇太低。此外，我還諷刺過學校里的“托孤寄后”、“祖孫相繼”，咱們中國統治術特別擅長的“二桃殺三士”(漢代畫像石的流行主題之一)，以及當代的儒林外史——知識分子在這種境遇下的人格扭曲。雜志摘了我的一段話。印在題目下面。我說，“搞‘大兵團會戰’不但造成金錢浪費，也造成人才浪費”，“與其這樣花錢打水飄，這樣給少數人‘錦上添花’，還不如‘雪中送炭’，給大家解決點實際問題，就權當是希望工程吧”。因為在我看來，生活保障，安定團結，寬松自由的學術環境，這才是我們最需要的東西。

　　回想起來，話是一點都沒錯，但也一點都沒用。我猜，那時《生活》剛辦，遠不如現在這么火，讀過我文章的人肯定不多。

　　現在的事情，再往前追溯，我還記得80年代末的知識分子哭窮。我記得我們的一位校長(已故)跟國家領導(已去職)吵架，問他“自謀生路”是什么意思(那時，國家還顧不上學校，基本上是像對農村和個體戶那樣)，領導扔下四個字，叫“大勢所趨”，讓他自己掂量。那時，正是“電子一條街”走火中關村，舉國皆言經商，世人爭說下海，掀起陣陣狂潮的時候(現在那里蓋了很多高樓，而且出了很多“知本家”)。很多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學者類的不識時務者，難免失落，竟然撫今追昔，推中國之情，想世界之理，見賢而思齊，窮且益酸，非跟外國教授攀高低，以為他們是坐在社會的寶塔之上，說什么國運不昌，全在不能重用知識分子，特別是懂科學技術，代表第一生產力的知識分子，讓聰明人來管理國家——像人家外國那樣。然而，我認識的歐美學者，他們說，由專業知識分子特別是用他們的專業思想來治理國家，是很危險的事情，全世界的政治家是另外一種行當。所以，我以“太史公去勢”為喻，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講什么叫“大勢已去”，什么叫“大勢所趨”。我的結論是，知識分子早就被“割球騸蛋”，全世界都如此(見拙文《太史公去勢》，收入我的《放虎歸山》)。當時我太壁上觀，總以為校園里的蠢蠢欲動，社會上的蠢蠢欲動，主要是基本形勢看不清。國家對農村是黃老政策，聽其自生自滅，城里不是。城里的改革是干什么?是砸碎鐵飯碗，不吃大鍋飯。改革的矛頭所向，那不是明擺著的嗎?首先就是咱們這些吃國家飯(過去叫“吃供應”)的人。第一是國營企業的工人，第二是政府部門的辦事人員，第三就是知識分子。所以，正是這些人，他們抵觸最大。他們對改革之名，是企足引領以盼之;對改革之實，是牢騷滿腹以罵之。當時叫“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罵完之后，還把問題歸咎于改革的遲緩和不夠徹底。那時大家都很幼稚，誰都不去思考，誰也不愿思考，改革的代價是什么，改革的風險在哪里，改革的利益怎么分配，獲益者要不要受節制，受害者要不要被保護，他們還以為，這都是改革以外的事，和改革作對的事(現在的任何工程上馬，都得有成本計算和風險評估，不能認為是工程以外的事)。就像農民怨農產品價格太低，城里人卻嫌賣得太貴，誰急了都會說，這是改革不夠徹底，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是那個時期的特點。

　　距上面兩篇文章的發表已經十多年了，有人以為，國家有余錢，可以朝學校投一點，很多聰明人，特別是技術專家類的聰明人真的出來替我們管理學校，大家的工資長了一點，彼此的差距大了一點(現在這是不帶負面含義的詞)，少數身居要職，官員兼教授，教授兼官員，政治為金錢掛帥，金錢也為政治掛帥的人，通過改組兼并，建設基地(人人爭當基地分子)，承包課題，腐敗了一點，學校更趨時趨勢，跟社會潮流(包括全球化的不正之風)更貼近靠攏了一點，就是改革的最大成績。然而，我說的“弊政”，結構性的“弊政”，其實一點也沒改，非但不改，還變本加厲。他們覺得，既然蚯蚓、蝎子、黃鼠狼都公司化了，怎么改革的春風就吹不進去，還留下這塊死角干什么，學校不是福利院，還是老板說了算，裁人下崗，乃是勢在必行。所以也就難怪，現在被革除的不是學校中的“弊政”，反而是我提出的“問題”。有錢燒著，下一步干什么，就剩磨刀霍霍向豬羊。這是大家等了十來年，才水落石出的結果。

　　2

　　老板的道理：大人有錢你有命

　　回顧以往的歷史，校園中的事情并不復雜，它并不是哪一位領導的心血來潮，或其上級部門的不知下情，而是整個改革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我們這個曾經是“化外之地”的改革死角，和社會潮流相比，該有的都會有，沒有的也會有，頂多也就是慢了幾拍。比如，企業兼并，學校也兼并;企業搞工程招標，學校也搞課題承包;企業想把產品打到海外，學校也要躋身世界一流。所有的道理，大體相同。但問題是，我們的領導，他們覺得，學校的改革還不夠徹底，改革的措施還沒有配套，什么都端上來了，酒還沒上。酒徒(山東說法，叫“歷史醉人”)的說法，是不行不行，咱們今天可得動真格的。我琢磨，領導的心思，他們從國家拿錢，主要是對錢負責(口頭禪是“要對得起這××個億”)，而不是對人負責，越是大筆花錢，才越是需要裁人，這是符合其經濟理念的做法。所以，今天對大家來說，真正有切膚之痛的敏感問題，不是別的，正是下崗。下崗在全國早就理所當然，倒不足為奇，奇怪的是它的理由太堂皇(而不是像一般老板解釋，公司虧本，難以為繼，對不起了)。據說，這一切全是為了學校的利益，國家的利益，目標明確，決心很大，一定要在幾年之內，趕上和超過世界上的“一流大學”(即他們穿梭其間，流連忘返，口水滴答、艷羨不已的某某某某大學，恕不具引)。這些專管出國考察找錢斂錢統計數字收租子越來越像老板的領導，他們的大政方針，就是全面推行企業化和集團化，鼓勵千軍萬馬修長城，通過結構改組，把餅越攤越大(中國現在的很多人都是靠這種辦法升官)。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優化原則也好，末位淘汰也好，基礎是三優三劣，誰主沉浮，那是明明白白。理工和文科，是理工說了算;海龜和土鱉，是海龜說了算;學校領導和廣大師生，是學校領導說了算。現在的學校領導，很多就是這一理念的完美組合。如果我們順著他們的邏輯想，老的賣其老，小的夸其小，青黃不接的自認倒霉，只要被裁不是我，幸甚，很多情況就會像黑心工廠一樣。其實，這些老板的心思很清楚，就是憑你說千道萬，我是非裁不可，不裁你就裁他，數字算好(就像打右派一樣，是有指標的)，擱在面前，而且講法律時效，一旦規定出臺，快刀斬亂麻，就像足球場上，判錯了也不能改，該誰倒霉誰倒霉。他們裁誰，心里有本小九九，老卓越和小新銳，不能裁;伺候左右的小公公，也不能裁;柿子專找軟的捏(就像工廠里的老弱病殘)。這叫“成本計算”。目的是給外國的教授，或中國教授的外國朋友騰地方。魯迅先生有詩曰：“大人有刀你有命，要命就是反革命。”現在的大人，“刀”字換成“錢”字，還是一樣威風——“改革”，你總不能反對吧，這是很大的借口。我承認，我們的老板，他們的想法確實是代表潮流，但潮流并不是無可置疑，特別是其明顯的“弊政”。因為歷史上的怪事，如我的短暫經歷所見，幾乎都是潮流，而且往往是少數裹挾多數，讓他們自動效死，死了都不明白是為什么死。遠的不說，前有五八年的大躍進，后有十年文革，就是鋪天蓋地，誰也擋不住。“革命”也好，“人民”也好，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我不希望，“改革”也是這樣的棍子。我還記得當年的超英趕美，各種招貼畫，還歷歷在目。改革的沖動是窮。飽漢子不知道窮漢子饑，窮漢子也不知道飽漢子飽。當時的我們，是窮急眼了，光沖人家的鋼鐵和小麥去了，故爾勞民傷財之后，照樣是位居下流。退回原地也不錯，就像漁夫的太太，還是守著她的破木盆。然而倒霉的是，多少人白白死了，這個犧牲不值得。現在到處都是老板說了算，但老板的道理不能講的太過分。對當前的中國來說，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有節制他們的東西，而且是有透明度和法制化的東西。過去，中國戲劇有個俗套，貪官上面有清官，清官上面有皇帝，冤枉再大，總有安慰。現在有個電視劇，叫《絕對控制》，還是講這個最后安慰。可是事情如果真像劇中所演，黑老大已經撒下天羅地網，市里局里(公安局里)都有人(當然只能是副手了)，如果沒有“絕對控制”，我們又該怎么辦?答案是：在自負天命(改革的天命)系于一身卻置民情輿論于不顧的人面前，我們只有感受屈辱。

　　前不久，清華大學建筑學院請我演講。演講前，我說過幾句題外話。我說，我對學校還是老看法，非常簡單。我理解，學校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做學問的地方，千變萬化，說破天，它也不是養雞場。現代建筑朝養雞場發展，我們無可奈何;辦公室朝養雞場發展，我們也無可奈何;但一流大學辦成養雞場，我是堅決反對。過去，吃雞是奢侈，要起早摸黑到西單排長龍，那是因為貨源奇缺。現在有了養雞場，從無到有，從少變多，當然是好事。但多了以后，大家才會懷念土雞。誰都說土雞好吃，這是吃雞人講的道理。對他們來說，一流的雞，肯定不是養雞場的雞。但養雞場的道理不是這樣，它要的不是口感，而是效率。因為你養一年的土雞，下一年的土蛋，也頂不上它一天的產量。它的老板說，我的可行性，我的優越性，那是被事實證明了的。第一它已全面占領市場，我的雞蛋一上市，其他雞蛋，全給我滾蛋;第二，你說土雞好，現在要吃，得多付錢，邊緣化的結果，是抬高了土雞的身價(將來的人文關懷，下場必然如此)，這是慈善之舉，挽救土雞，你得感謝我。這就是老板的邏輯，句句都是硬道理。

　　然而我想，如果我們的老板，他們真的一意孤行，非把大學當養雞場來辦，以為只要手上有定人去留的生殺之權，囊中有驅鬼推磨的足夠資金，只要精挑細選，把剩下的人，張課題大網，一個不拉，全都收編在內;只要用“二桃殺三士”的競爭機制(人跟人斗，其樂無窮;校跟校斗，其樂無窮)，讓所有雇員互相激勵(掐吧)，再輔以量化管理的學術泰勒制(為便于管理，便于監督，也便于匯報，學校何不制造一種“人才卡”，把各種報表，連格式帶記錄，還有工資獎金，全都輸入其中，每次只要輸幾個數字就行，省得我們成天填表，也累壞了學校的辦事人員)，隨時觀察母雞下蛋。這樣，我們就會有所謂“一流大學”。

　　笑話。

　　3

　　問題何在：發展不是沒頭蒼蠅

　　目前學校中的“弊政”，早已是有目共睹，很多問題沒暴光，但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峰是按“成績”發錢，這是關鍵所在。大家不能不靠“成績”吃飯。比如說，各大學的申報博士點，申報基地，申報項目，申報優秀博士論文，以及各種名目繁多的獎項，都是所謂“成績”。各個學校，所有教員，都是圍著這些“成績”團團轉，整天評這評那，花樣多得不得了。誰都知道這是上下欺哄，虛假成風，但誰都樂此不疲，趨之若鶩，即便有一二潔身自好者，也是想躲都躲不了(學校早就不是凈土，哪有桃源可避秦)。當今，虛糜國帑，浪費人才，糟蹋品牌與傳統，誰都不心疼。文革的說法是“與其他篡黨，不如我篡黨”。現在的說法是，錢不能全叫王八蛋(別的同行，別的院系，別的學校)花了。中國有句老話，叫“識時務者為俊杰”，翻成現在的話，就是只有懂得可行性者，方為當今最杰出的人物。抗戰時期叫“曲線救國”，時下講法叫“求生存”(當系領導的最愛說這句話)。這和文革時期大家使用的邏輯是完全一樣。我聽過很多人抱怨，包括身為校長的領導抱怨，名氣很大的學者抱怨，大家心里都清楚，就是沒有膽量說。或者找點客觀原因吧，是問題山積，憑個人的力量搬不動。況且，我們都深陷其中，誰也不干凈，這和文革的困境也一樣。

　　現在的學校，同從前相比，有很大改觀，但主要都是外裝修，樣子貨(上面的檢查，專看這些)。我們面臨的問題不但是資源浪費，而且是誰浪費，誰致富，致富方為先進。不是壞人不出頭，不是好人不發愁。從前，大家哭窮，想錢都想瘋了，但可悲的是，現在我們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土地。人和人的寶貴時間，全都用來堵錢眼(像黃繼光那么英勇)。錢越給越多，活也越干越大(現在的學術都是訂制的學術，就像過生日的蛋糕一樣)。為錢寫書，為錢開會，為錢制造虛假學術，最后犧牲的是大家的學術生命。四海無閑田，農夫都忙死，所失并不讓于所得。

　　有些問題太大，這里不去說它。講點笑話吧，都是真事。

　　故事A：某地方大學貼出招賢榜，曰誠聘國際一流教授，有若干種，其中第一種，月薪高達××萬美元。你別光看價碼，后面的條件是已獲諾貝爾獎。

　　故事B：某甲到某經濟管理學院如廁，見學術報告海報，題目是：我怎樣從年初只有××元到年底賺了××××××元，報告人是一暴發戶，這是該校的帶頭院系。

　　故事C：某新建教師小區，廚房廁所強迫統一裝修，普遍收費過高，而且有嚴重的質量問題，許多樓層水管、暖氣爆裂，發生水淹七軍，新樓頂層露雨(很多)，兩年來屢次報修無人理，廣大教員義憤填膺，但無處申訴。原因是，第一，這是×××工程，所以沒轍;第二，該校是敏感單位，上級有通知，任何媒體不得報道，任何法院不得受理(我們還是一個法制國家嗎)。

　　故事D：現在的學術工程，報價驚人，膨脹太快，已經不是幾十、幾百、幾千萬，而是動輒多少億，有些毫無價值，有些價值很小。中國三峽文物的搶救發掘，動員全國的考古力量，費時十年，開方無數，只有兩億，更不用說還有多少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它們都在等錢用。這件事讓我很受教育。過去有位學者，我很尊敬的學者，他痛斥現在的理工原則一刀切，說掌校者摧殘文科，是何心肝，我曾深表同情。但現在我后悔。因為像××工程或××工程，如果叫人文關懷，我看不如不關懷。這么多的錢，干什么不好，非把一大堆現成的書拿來重印，或只是為了歌功頌德、營造氣氛。有位著名考古學家對我說，這也太集體無恥了吧。

　　故事E：有自稱中國國家圖書館的人，受文化部之命，一撥一撥打電話，說他們從高校選了一百個名人，其中也有我，要我向西北人民捐書。我說，西北人民要脫貧，讀我的書有什么用。他們說，我們的意思，不是要您直接寄書給他們，您只需要簽個字，把版權交給我們就行了。他們到各高校拉人簽字，很多人想，既然這是向西北人民獻愛心，誰都羞于談錢字。我是堅決不簽。我說，真要支援大西北，把學校里的那些無用工程砍一半，錢就有了。

　　我說這些，沒有別的目的，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上面的荒唐，乃是層出不窮，絕不是一星半點，個別的偶然事件。它們和裁人正是出于同一背景(基本問題，還是我在《生活》上的文章所說)。這樣的事再遮遮掩掩，它將禍及全國(像SARS一樣)。

　　話說回來，我想講一句話，現在高校中的事情絕不只是高校本身的問題，許多前提就值得懷疑。比如，我們的老板，什么都拿外國說事，什么都拿改革說事，這正是最最值得討論的地方。如果我們真的想把學校搞好，真的想把國家搞好，就要一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一切從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其實這話，過去的理解太籠統，我說的人民，是要落實到人，因為沒有人，哪來的人民呢)。我有幾條建議：

　　第一，學校改革，首先應該改革的就是學校領導本身，包括他們的辦事機構，包括他們的辦事方法，張文康式(他只是個符號)不說人話的人，應該下臺。

　　第二，學校的領導應深入實際，一切從學校的教學實際和科研實際出發，不是教學研究為金錢(或上級部門)服務，而是金錢(或上級部門)為教學研究服務，不是大家為學校的政績服務，而是學校為大家的工作服務，整個關系應顛倒過來。

　　第三，現在中國的很多做法，好的壞的，確實都是從外國進口。但我們不能認為外國的東西一切都好(現在出去的人很多，沒有必要神秘化)，總得有點進口檢疫，不能把瘋牛病和口蹄疫也給咱們招進來。外國的東西也不是鐵板一塊，有好也有壞。我們不應一切照搬外國，特別是經變態心理放大，連外國人自己也不知道的外國，或只聽他們的老板(我們老板打交道的人主要就是這些人)介紹，把完全迫于商業壓力，連外國教授也深惡痛絕，嗤之以鼻，然而又無可奈何的事當我們的樣板。

　　第四，學校是廣大師生的學校，不是少數人的私產，它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應聽取廣大師生的意見，特別是像裁人這樣敏感的問題。任何方案的出臺都要有民主程序和合法性。特別是現在，我們的學校還不是私立大學，校方動手裁人，要有法律依據。

　　第五，改革不能目中無人，人不是數字，不是金錢定購的物品，不能輕言犧牲，哪怕是為了長遠利益(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而且絕對沒有第二次)。我們不能說，為了國際就該犧牲中國，為了理科就該犧牲文科，為了效率就該犧牲安全，為了鍋里就該犧牲碗里(更何況，有人是拿大家的鍋當他們家的碗)，為了沒柴燒，就連門坎都給剁了。

　　第六，改革要有具體內容，不是為了機構而機構，為了數字而數字，什么成績都有，就是沒有學問，光點鈔票了。

　　另外，我想說一句，人才流動，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從原則上講，現在很多教授借口學科建設，借口事業傳承，借口部門利益(專業、院系和學校的利益)，精心培養子弟兵，確實有打散的必要，他們哭鬧的人材流失問題確實不能一味姑息(這是我和很多先生不太一樣的看法)。但這件事做起來很難，我吃不準。外國的辦法也是各有利弊，英國制度有英國制度的好處，位子少，不利晉升，但花在鉆營上的心思也比較少，這對學問有好處。美國制度是足球轉會制，商機無限，發展機會比較多，但它也有它的弊病，每年的search和教授上市，里面有太多的哄抬身價，當學者的，到處演講，到處面試，牽扯精力太多(教授沒有經紀人)，對學問有破壞。

　　至于用外語上課的設想，那簡直是胡說八道。老鄉的說法，這是脫了褲子放屁，多費一道手續。它反映了我們上上下下的很多心態問題。我認識的西方學者，他們到別國講課，一般都是用該國語言，這是對對方的尊重，對方本身也自尊。比如，我的一個朋友，他是德國人，在美國教書是用英語，在法國教書是用法語，在日本教書是用日語，到中國演講也是用漢語。這才是順理成章的做法。中國學者到歐美講學，彼此交流用英語，那是不得已(比如他們不會講漢語，我們不懂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不會對方語言，仍用自己的語言，也是不得已。大國不學外語，小國才學外語，這是一般規律。比如，美國人就不像歐洲人愛說外語，會說外語。歐洲的國家都是小國，一抬腳就上了別的國家，不說外語沒辦法。現在這個世界，誰丟下母語不講，張口就是外語?都是前殖民地國家。他們的問題是，自己的語言丟了，不用前宗主國的語言就沒法講話，這是很可悲的事情。香港人說英語也有類似問題，他們講生活上的事還可以用廣東話，官話被英語占領，這也是殖民的結果。還有，中國自己也是這樣，不說多種語言的代表是北京人，少數民族的話他不懂，方言也不說。外地人不是這樣，少數民族不是這樣。比如達斡爾人，過去都是四語(達斡爾語、漢語、蒙語和滿語)并說，那是沒有辦法。我們不要以為，會說外語就是地位高。比如外交場合，情況就相反。我們用中國話講課，那是天經地義。外語是交流語言，不是工作語言，特別是文科，更不應該提倡外語授課(世界大國都不如此)。

　　總之，我想說的是，在當今的社會變革中，改革的道理不止一種，不是只有老板的道理才是改革的道理。我們應該看到，西方社會的所有進步，并不只是生產力的進步，他們可以稱為文明的東西，沒有一樣不是非主流社會反抗和斗爭的結果(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結果)。他們有各種工會組織、左翼團體，有社會制衡，有社會保障，其實是發展的“車閘”(雖然這個車閘也不太靈)。我們把西方文明中這些最先進的部分抽掉，把我們過去還明白的道理拋棄，那只能是向歷史上最野蠻落后的資本主義看齊，只能是向當今西方正在重新抬頭而且甚囂塵上的惡勢力看齊。

　　最后，我想說的是，當今世界上的有識之士，所有有社會道德和起碼良心的人，誰都承認，發展是個很大的潮流，誰都難以抗拒和躲避。但他們不會因此而同意，發展的利益可以高于一切。我們賴以生存的一切，我們的生命安全，我們的生態環境，我們的歷史文化，它們沒有一樣是低于它的價值，沒有一樣是可以為之犧牲(老子講的“天”、“地”、“人”、“道”和“自然”，哪樣都比它更大)。反對戰爭，反對污染，搶救和保護自然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一切被侮辱與被損害，遭受歧視和排斥的弱勢群體，這是當今最大的道義所在。

　　中國的法家有一句名言，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商君書·更法》引當時成語)，這與他們對人性的洞察直接有關，應該說是很坦誠也很聰明的想法。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解，《孫子兵法》乃有“愚兵投險”的御兵之術。他說，一個真正高明的將軍，他的高明之處就在“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不告訴他們作戰意圖，不告訴他們行軍路線，好像登高而去梯，“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這是現在還被許多“改革家”祭為法寶的東西。但在一個有高度民意監督的社會里，在一個事情涉及廣泛公共利益的領域里(學校在目前還是國家財產)，這樣的管理模式，是絕對不允許。

　　一個只要速度而沒有車閘的汽車，是非常危險的。他摔死的不止是駕駛員，也包括所有乘客。

　　2003年6月21日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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