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曾經看過一個故事，說一記者前往某山區，碰到一個放羊娃，記者便問：“你放羊為的是什么?”答曰：“掙錢。”記者再問：“掙了錢又做什么?”答曰：“娶媳婦。”記者又問：“然后呢?”答曰：“生娃。”記者追問道：“生娃干什么?”答曰：“放羊!”記者默然，我亦默然。如果說我們生活就是重復上一輩、上幾輩人的生活方式的話，那我應該放棄生活的信念。在這個幾乎是讓所有人無奈的社會，很多知道這個故事的人也只能無奈的唉聲嘆氣加搖頭。我曾經很困惑，我問人說：人應該為誰而活?他說我應該為我的母親而活，我立馬反問道：我不要為我自己而活嗎?對方無言。四年后我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了，在我，我可以按照周圍的人的要求活著，不管是家人還是朋友，但假如他們突然全死了，我又該如何呢?是共赴黃泉還是在找另外一些來安排我的人生?我應該自己安排我的人生，我活著就是讓大部分人更好、更幸福的活著，同時讓一小撮人活得痛苦、活的不自在。單單是為了身邊幾個至親的人活著，我想那太狹隘了。
有朋友看到圖書館那些考試大軍(考研、考公務員、考資格證)時曾大發感慨：“也不知道他們這么忙忙碌碌為的什么?”我問：“那你呢，以后打算做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好啊，很多人一上大學就規劃起了個人未來的職業，然后原本應該是對世界全面了解的大學變成學習謀生手段的職業培訓機構，畢業后他們的人生有些還真是“如其所愿”地在個人的小圈子里打轉，對于圈子外面的世界，幾乎是處于無知的狀態。這不是在為人生添彩，反而是把自己限死了，不能全面發展了。”
“他們很可憐。”
我有理由相信，中國的大學生是并不能感覺到可憐的，少部分也許還要嘲笑我朋友的那種哲學家的悲天憫人呢。
朋友嘴里的“可憐”，是人生視野的狹隘和對世界的無知。在這里，可憐只是作為結果，只是狹隘和無知的同義詞而已。暫時的“可憐”并不可怕，青年本就在求索之中。可怕的是自以為認清了社會后的幻想與洋洋自得，不再求索。暫時的“可憐”變成終身的“可憐”，正是大學四年的狹隘與無知造成了人生視野的狹隘和對世界的無知!大學四年與一生，與其說大學四年對人生有重大影響不如說在某種程度上有決定意義。
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人生視野的狹隘和對世界的無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反思能力，當所有的青年隨著潮流奔去時，竟沒有一個停下來思考為什么要跟著走。大家都在準備考試，所以我也準備考試。這些考試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是沒有什么好深究的，因為答案一律都是為了吃飯，為了吃好飯。
我們不妨先反思一下。
我們為什么上大學?在回答這個問題的同時，還還要解決兩個問題：人為什么而活?究竟為誰而活?
現在中國大學有一門最是可笑的課程，這門課程叫做職業規劃。規劃來規劃去，一群并不了解社會的大學生在騙子的忽悠和自己的臆想中想象一種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生活，僅此而已。有個女孩子反問我說：我就是喜歡這樣的職業，與階級無關。我想她是沒有注意到，在她選擇職業的時候，已經將各種階級的生活狀況在頭腦中進行過一番比較了，僅僅是她頭腦中沒有階級的概念罷了。在這里，人活著只是為了自己，即為自己而活。但是，你的社會歷史價值呢?人是社會的人就不用解釋了，中國的教育還不至于糟糕到了大學生連這都不明白的地步;至于人是歷史中的人，首先人是歷史的產物，再者，當下即是歷史。不能實現社會歷史價值的利己主義的世界觀，愛因斯坦稱之為“豬欄理想”。這是在為吃喝拉撒而奮斗。在《我的世界觀》一文中，愛因斯坦明確說：“不必深思，只要從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為別人而生存的——首先是為那樣一些人，他們的喜悅和健康關系著我們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為許多我們所不認識的人，他們的命運通過同情的紐帶同我們密切結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依靠別人(包括活著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勞動，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的東西。我強烈地向往著簡樸的生活，我認為階級的區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憑借的是以暴力為根據。”
只以追求物質生活為目的的人，其精神往往是匱乏的，頭腦中有的，都是別人的哲學。就是說，為什么而活、怎么活，是由別人的思想操控的。這是人類最大的不幸，是中國大學生最大的悲哀。表面上是只為自己而活，實則是為某些“青年導師”而活，是這些所謂“青年導師”的試驗品。這些魯迅咒罵過的烏煙瘴氣的鳥導師，他們的東西能吸引的都是寒門學子。
像《讀大學，究竟讀什么?》這樣的書，完完全全是作者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價值觀強加于讀者。黃世仁告訴楊白勞說：好好干，以后也會像我一樣的!個人奮斗到黃世仁的地位又如何，難道就不是吃喝拉撒睡了么?不止如此，飽食而思淫欲，還要納喜兒為妾。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控制是一個間接原因，我們接受的教育使得我們沒有反思能力，同時告訴我們將人生的最高理想定義為“吃飯、吃好飯”就是成功。
有人說，我可以選擇不接受;我要說，但是大多數人都接受了。這些人之所以能接受，是因為這些人還沒有過上資產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的生活。那么，毫無疑問，這一類大學生幾乎都是來自底層勞動者家庭，從小的生活境遇，使得來自無產者、半無產者家庭的孩子有著強烈的個人奮斗思想。“在階級社會，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生產方式決定一個人的思維方式，小農千百年來恪守“勤勞致富”的祖訓，富二代、官二代們則堅信財富是通過繼承、巧取豪奪獲得的。出生的階級、小生產者的狹隘，是最根本的原因。筆者出生小農，小農的那種狹隘視野和思維方式曾左右著我很多年，這就是階級的局限性。看慣了小生產，是很難理解大生產的，所以產生了浦魯東式的社會主義，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弊病，提出的解決方案是“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經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系的框子里去”。跳出階級的局限，就需要在大學期間讀書學習是先博后淵，廣泛地了解社會歷史，廣泛地參與社會實踐;而不是順從這個社會體制的安排，用各種各樣的“規劃”把自己打造成合格的雇傭奴隸。
人生只為物質而奔波是跳不出狹隘的表現，對于來自底層的大學生來說，也是不現實的。正如恩格斯對于小資產階級的描述，同樣適用于我們的幻想家們：也許有一個人能弄到些錢，但九十九個破了產。
誠然，有人會說，難道我不要吃飯嗎?但是誰又反對吃飯了呢?我所反對與鄙夷的，是人生只為了吃喝拉撒而奮斗。人活著是為了吃飯嗎?那樣又與造糞機何異?我想，我們應該把人生與謀生區分開來。如果大學四年用來為將來謀生做準備，未免太浪費青春了，不讀大學的人無法謀生么?這是一種可怕的“被安排”。從進校門的那一刻起，就在學校的安排下，更確切的說是在社會的擺布下進行職業技能培訓。我這樣說你還會有大學生的優越感么?但是，對于個體來講，很少能意識到這種“被安排”。因為很少有大學生在思考大學學什么之前先思考大學是什么。大學是什么?在資本主義社會，大學是批量生產合格雇傭奴隸的工廠!如何能夠為自己而活?我看是為資本家而活吧，就如一臺能夠生產出剩余價值的“機器”的存在一般。
對于為什么上大學的問題，我的回答是大學并非是用來進行職業技能培訓的，而是世界觀的塑造。
家庭出身比較好的大學生，在一個并不需要他個人奮斗改善生活條件的環境中成長起來，自然不大會成為“成功學”的俘虜。他們當中有些人也會探尋一下人生的意義，他們對銅臭味不感冒，也不求虛名。在當下的社會，他們認為搞學術、做公益是最有價值的。這是利他主義的高尚價值觀。對于有這樣的想法的大學生，我是敬佩的，同時又是惋惜的。一個人的能力有限，終其一生也幫助不了多少人。公益不是根本解決人類苦難的方法，相反，在某種意義上充當了統治者的幫手，緩和了人民與統治者的矛盾，讓人民繼續對統治者抱有希望。他們看到了中國社會的各種亂象，看到了底層人民的掙扎……問題在于，這些都是表象。是什么造成了這些亂象，是什么讓“當家作主”的人民苦苦掙扎他們沒有搞清楚。沒有挖掘出問題的實質，那么，我們從事公益的利他主義者，不過是現代的堂·吉訶德而已。就像塞萬提斯的時代不需要騎士一樣，我們的堂·吉訶德再怎么努力也不能解決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問題。那樣又怎能實現社會歷史價值呢?
沒有一個正確的世界觀，就無法實現人生價值的最大化，甚至無法實現人生價值。直白點說，就是人世間白走一趟。人生一次，我想誰也不會拿來白駒過隙一般度過。新潮社的傅斯年與羅家倫，在五四時期也算爭民主、爭自由的熱血青年了，可是他們大學期間受到胡適的實用主義影響，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倒跟著獨裁的老蔣跑臺灣去了。正確的世界觀會告訴你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最需要什么以及發展的方向如何。這里就需要對“世界怎么樣”作出回答。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在說到資產階級時說：資產階級除非使生產工具，從而使生產關系，從而使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事實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世界是不斷自我革命的。化用毛主席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的一句話說：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馬克思恩格斯本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發現了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并順應了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他們的社會革命理論，是造福于全人類的。正確的世界觀就是投身到改造世界的洪流中。
大學四年，作為社會產物的我們難道不需要順勢而為嗎?這里的順勢，是順社會歷史發展的勢，絕不是我們忍氣吞聲蠅營狗茍地活著，并且僅僅是活著。人一出生，就被各種觀念強加于大腦，這各種觀念又幾乎都是唯心主義的，在我們自己卻并不覺得是被迫接受。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從來就是不自由的。那么，“解放全人類”這句口號就可以飽滿起來了。我們順勢而為，是為解放自身同時也是解放所有人。實現社會價值的同時就是在實現個人價值，為別人而活和為自己而活完美地結合起來了。
四年與一生，四年的時間讓你思考，一生的時間讓你去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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