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去北京南站的時候，和訪民們聊天，當我報出自己是政法大學的學生時，一群人圍住了我，對我格外親熱。后來才知道很多訪民經常去政法大學尋求法律援助。我們學校也經常有學生到上訪村，估計應該是有老師支持吧。
訪民的傾訴欲望是很大的，一開口便滔滔不絕，聲淚俱下。盡管他們的邏輯很混亂，無法將案件事實條理清晰地表述出來，但我還是很耐心地聽他們說下去。他們太缺少發出聲音、讓外界了解他們內心及遭遇的平臺了。更為嚴重的問題是，他們很多人不會說普通話，北方人倒還好，南方一些地區的方言，我基本上聽不懂。但他們急切的表情與充滿期待的眼神，讓我無法打斷他們。和訪民們溝通，不一定非得通過語言。
有一些上訪多年的訪民已經對上訪不抱希望了，但家也回不去了，就把自己上訪多年的經驗整理成冊賣給新來的訪民，以維持生計，比如編輯整理一些重要的法律條文、中央領導人的辦公地點等。一般而言，有些文化的訪民對于法律實務是非常了解的，比我這個法學科班出身的人更加了解現實中的法律是怎么運行的。所以上訪村是啟發我反思法學教育的一個關鍵點。
兩次去上訪村，總是讓我覺得政法大學有愧于它的名號。記得臨近畢業的時候，我在政法大學南門遇到四位來自外地的求助者（忘記是哪里人了，好像是四川人），她們說上周她們來過一次，請求我們學校法律援助中心的同學幫忙寫訴狀。接待她們的同學讓她們這周來拿訴狀，但她們來到之后，卻找不到那個同學了。于是她們就在學校門口等。用什么詞來形容她們呢？樸實，守信，抑或單純。但這樣的美德沒能換來政法大學學生的同情。我想大概是那段時間正值期末考試吧，那個接待她們的同學正在準備復習，也就顧不上她們了。我們學校的法律援助中心其實是一門課程，可以算作法學專業學生的專業實習，所以很多同學選擇這門課，其動機并非出于要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而純粹是為了賺取學分。對于那個同學來說，接待這些求助者，只是給他自己增加了幾個學分而已，他只需完成規定的值班時間，沒必要對接待的案件負責到底。但是，對于每一個前來求助的人來講，政法大學或許是她們的唯一希望。一方面，她們迫不得已才會來北京，當地已經不適合繼續待下去了；另一方面，來到北京后，舉目無親，還要躲避地方政府派來的截訪人員以及北京的公安人員。她們往往有理無處說，有冤無處申。她們有豐富的事實和材料，但由于不會組織語言，所以在寫上訪材料的時候，總是喜歡反復強調自己的經歷多么曲折悲慘，卻不注重對案件材料的利用以及邏輯的梳理。從一個法學專業者得角度來說，她們所傾訴的80%的信息都是與法律無關的，所以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是不會有耐心聽他們哭訴自己的悲慘經歷的，她們也根本沒有錢去向專業的律師咨詢。所以，政法大學提供的免費得法律援助，對于這些上訪的人來說，無疑是黑暗中的一絲光明。但是很抱歉，政法大學似乎缺了些什么。
缺了些什么呢？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現在我有答案了，政法大學缺少深沉的社會責任感和底層情節。對于一所大學來說，缺乏這種精神和立場，無疑對不起“大學”這個名號。政法大學的校訓是“厚德 明法 格物 致公”，但除了在開學典禮和畢業典禮的時候反復引用這四個詞之外，又有幾個人真正思考過這四個詞的分量呢？政法大學推行的是徹底的精英化教育，這里的精英無疑是貶義的，是指嚴重脫離底層社會，與底層利益對立的人。這樣的教育是貪官污吏的搖籃，不是仁人志士的沃土，政法大學已經為中國培養出了一大批政法戰線上的貪官污吏。政法大學在開學典禮的時候，總是會向新生們介紹一些學界、政界以及商界的優秀校友，以此來證明自己的光輝歷史并激勵新人。但我覺得這些人代表不了政法大學。那些落馬的官員才是政法大學最該直面的現實。
政法大學的學生總是天然地認為中國之所以實行不了法治，一者因為一黨獨裁，人治泛濫，一者因為法制不健全。說法制不健全，是因為嚴重脫離實際；說人治大于法治，是因為太自負，太不了解法律的運行機制。在中國最遵守法律的人，恰恰是那些訪民；最不遵守法律的人，恰恰是官僚和搞法律的人。搞法律的人基本和地方官僚同流合污。上訪的人都知道中國的問題不是法制不健全，而是法律制定出來后沒人執行法律。法律文件越多，就越不利于這些訪民。至于爭論法治還是人治，這也純粹是一個經院派話題，是脫離社會運動的知識分子閑著沒事給自己找點樂子以向別人證明自己還活在世上的把戲。
在上訪村，見到一位白胡子老大爺，從98年上訪至今，對于刑法和憲法的條文，張口就來，讓我這個學法律的人都自嘆不如。這樣的訪民才是既懂法律又懂現實的人，比我們這些在象牙塔內閉門接受四年法律教條教育的人不知要強多少倍。真的以為在政法大學呆了四年，你就真的懂法律了嗎？就可以鄙視別人是法盲了嗎？鄙視別人不懂法，這本身就是一種精英思維，一種自以為是的心態，一種自視甚高的道德優越感。對于一個真誠的人來說，這樣的姿態最好不要沾染和模仿。
第二次去上訪村，我有意地回避自己的政法大學學生的身份。主要的考慮倒不是不幫助那些人，而是防止像第一次那樣被一大群訪民圍堵不放。對于我而言，撒謊是要受到良心拷問的，尤其對這些走投無路的底層人撒謊，那種感覺很難受。一位來自山東的醫生阿姨，問我是不是政法大學的，我無恥地說了一聲“不是”。但即使承認了，我又能幫她什么忙呢？政法大學又能幫助她什么忙呢？阿姨準備在開兩會的時候再去上訪，但那個時間段是很危險的。我只能為她祈禱，祝福她一切平安，以此來消解內心的自責。
我給很多人做過法律咨詢。但我知道，我再怎么努力，也不會對他們有什么幫助。看著他們對我充滿期待的眼神，我不忍心將最有可能的結果告訴他們。以前幫過一位上訪大叔寫過申述書，這位大叔便對我十分感謝。這次去上訪村又見到了他，對我格外親切，讓我十分感動。這就是最真實的中國老百姓啊！那些說中國人有民族劣根性的知識分子，你們永遠都無法理解真正的中國人。
我畢業已經三個月了。從大四以來，我就一直在反思自己所接受的法學教育。至此，我已基本不再按照法律人的思維方式來看待這個復雜的社會以及形形色色的人。學法律的人必須正視法律的局限性，并從整體上審視法律的價值及其功能。如果依然固守舶來的教條，于己于國于社會于人民，都將有害無益。
文章來源：大學網http://www.daxuewa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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