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周報：南平血案給整個社會帶來很大的沖擊，您怎么看待這個事件？

　　于建嶸：南平血案的第二天，我正好到了福州，與當地的一些黨員干部談了這件事情。這件事給當地帶來了一片恐懼。這件事我們可以稱之為個體的極端性事件。近年來發生了多起類似的事件，我認為大概可以分成四種類型。第一種我稱之為具有自衛性質的，例如說鄧玉嬌事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最后卻獲得了較高的社會評價，甚至被稱為“烈女”。

　　第二類，稱為自殘性的，例如成都的唐福珍事件，近期東海的父子自焚抗拆事件，以及開胸驗肺事件等。此類事件也都引起了社會的廣泛同情。

　　第三類，我稱之為報復性的攻擊，以楊佳案、邱華興案為典型，社會評價很復雜。

　　第四類為宣泄性的暴力，以此次南平血案為例，當事人心中有很多不滿，沒有很明確的仇恨。 這種類型的暴力由于其攻擊目標的不確定性，而帶來了更大社會恐慌。

　　時代周報：我們看到有媒體報道稱，南平實驗小學是當地最好的小學，其學生按片劃分入學之外的，家庭背景大多“非富即貴”。而鄭民生并沒有在他家附近的兩所小學作案，反倒舍近求遠，打摩的來到這間實驗小學。這一細節出來后，網上一些帖子也因此出現了微妙的轉向。不知您怎么看？

　　于建嶸：實驗小學一般是比較好的小學。但是，我們一定要區分的是，他并不是到哪個官員家里，到哪個富人家里殺了兩個孩子，而是一個公共場所—小學殺的孩子啊。所以，我們沒有什么理由往這方面引。以這種方式暗示，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心理。但我們不宜強調這種心理。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我們的社會和媒體，都不應該往這方面引導。即便按媒體的報道來看，鄭民生也只是有明確的攻擊場所，卻不一定有明確的攻擊對象，仍然是具有很大的隨意性。

　　時代周報：人們會自然地由南平血案聯想到楊佳事件。可以說，都是由受害者變成了加害者。楊佳是把刀揮向了警察，比自己強大的力量；而鄭民生則把屠刀揮向了比自己更弱小的孩子。

　　于建嶸：是的，這次事件與楊佳案依然有所區分，鄭民生所針對的對象隨意性更大一些。而且楊佳身上的受害心理較為明顯，而鄭民生不完全是受害心理，而是對生活、對社會具備較明顯的敵視心理。總的來說，南平這次事件背后反映出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在于我們的規則出了問題。我們沒有辦法預料我們的未來，所以我們生活在恐懼之中。鄭民生也是一樣，因恐懼而瘋狂，需要發泄。

　　時代周報：我們注意到一些細節，例如，在鄰居和同事眼中，鄭民生是一個“好人”，行醫近20年，從未開過高價藥，在鄰里的雜貨店，從不賒賬，平時與鄰里關系也算融洽，且很喜歡小孩；在獲得主治醫生的職稱后，因待遇低而從單位辭職，想開辦個人診所，卻未獲得衛生局的批準。這樣，鄭民生人生的出路就被堵了，外出找工作又遭遇失敗。如何看待這些因素？

　　于建嶸：為什么那么多老實人最后發生那么大的問題，這就回到了規則的問題上。鄭民生或許認為自己是符合規定，卻沒有被滿足，而恰恰是衛生局沒有按規則辦事，這導致了他的失望，認為社會不對啦。楊佳之前也沒有到處打架、殺人，就是因為楊佳認為自己守規矩，為什么警察不守規矩，給他造成了那么大傷害，卻不平反。所以，他產生了報復心理，并付諸行動。所以，要解決社會的各種問題，要疏導老百姓的心理狀況，最緊要的就是有權勢的人首先要守規矩。我認為中國人人格的變異，與有權勢的人不守規矩有很大的關系。

　　如今，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恐懼感，因為我們都不知道底線在什么地方。要想讓民眾不瘋狂，就要民眾不恐懼，要民眾不恐懼，就要有基本的規則。像鄭民生這種由于恐懼帶來的社會血腥事件，在其他國家也會發生。但是，像唐福珍事件在其他國家則不太可能發生。

　　不過，南平慘案的背后，我們一方面需要挖掘背后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還需要剖析鄭民生個人的人格、心理問題。很多人受到那么多的打擊，也沒有出路了，也沒有去殺人啊。對于群體事件，我們強調的是社會穩定，而對于個體，則屬于公共安全問題的范疇。對于公共安全問題，及時發現與進行心理疏導是十分重要的。

　　時代周報：對于這些問題的發現與進行疏導需要什么機制來配合呢？

　　于建嶸：我認為加強社區建設十分必要。而我們現在所謂的社區，主要作為社會控制的工具，而不是當做一個家園來進行建設。還有一點，我們需要檢討我們的宗教政策。如果不妥善解決上述這些問題，將來類似鄭民生這樣的人會越來越多。我這兩年就遇到過一些上訪人員，他們就放出“實在不行就搞死一批”之類的狠話。

　　時代周報：鄭民生這種事件還具備一定社會傳染性。作為一個社會邊緣的失敗者，結婚是他的夢想，卻屢屢被女友所拋棄，原因之一是沒有房子。房子在中國有特殊的含義，你認為房子的因素，在這次事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于建嶸：非常關鍵。我在福建聽人說，鄭民生在家中冬天睡客廳，夏天睡陽臺。這種情況給他個人帶來很大影響，這涉及到我們對于弱勢群體的關懷問題。一方面，有人住高樓大廈。另一方面有人連結婚的房子都沒有，這樣如何才能使人平衡？

　　時代周報：仇恨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在于形成了一種“我們—他們”的心理結構。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分類化導致人失去了同情心，將“他們”非人化。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么我們也許可以一定程度上來理解，為什么鄭民生對自己的血腥罪惡至今仍毫無悔意。

　　于建嶸：假如我們過分強調官民、富窮之間的對立，那么這個社會一定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社會，這種對立的后果是非常嚴重的。防止產生“我們-他們”之間的對立，這涉及到一個社會各階層之間流動和流動的規則性的問題。因為，只有合理化流動的加強，這種結構對立才能得到消解。我們社會表面上不存在等級，但事實上又存在這樣的等級，可稱為排斥性社會，比如，鄭民生之前，中專最紅火的時代，考上了中專，順利進入體制內，并成為業務能手。他被家里寄予厚望，在他的鄰里當中，可以說算是一個“精英”，但后來，急劇的轉型與變革，他從當地的精英階層中被甩了出來。可以說，正因為鄭民生從前風光過、后來被甩了出來這種遭遇，強化了他的失落和憤怒。我們目前的社會中，此類現象的存在還是較為普遍的，并且這種排斥往往是體制性而非個體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