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一位年輕朋友的通信
前些時候,一位年輕朋友來信,與我討論經濟問題。毫無疑問,這位朋友關心國家的前途,希望經濟學理論能指導我們國家很好地發(fā)展。這位研究生朋友就讀于一所不錯的大學,由此可見當前的經濟學教育給年輕人腦中灌輸了些什么。
由于未曾征求本人意見,隱去了這位朋友的名字。
來信:
王老師,最近為了寫論文,我讀了很多林毅夫的書。他關于中國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的核心思想是基于要素稟賦、自生能力的。大致上說就是一個國家某時期外生給定的要素是人力資源、環(huán)境要素、以及資本,其中,自然環(huán)境一般是固定的,人力資源受限于人口出生和死亡率一般差別不會很大,可改變的只有資本要素。發(fā)展中國家之所以落后于發(fā)達國家,原因是發(fā)展中國家相對的人均資本占有率低。因此發(fā)展中國家要發(fā)展重工業(yè)或者高科技等資本密集型產業(yè)來追趕發(fā)達國家會導致企業(yè)不具有自生能力而無法生存,最終不能實現趕超的目標。因此,現階段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亦即大量的勞動力或者能源類要素或者市場來換取資本和技術,由于資本回報率和技術變遷率在發(fā)展中國家均比發(fā)達國家高,因此終有一個時點達到技術升級和資本積累的升級,逐漸地,完成經濟發(fā)展向發(fā)達國家的收斂。而制度則是內生于這個系統(tǒng)的,也就是說正確的發(fā)展戰(zhàn)略,開放競爭的市場反應正確的價格信號充分體現資源的相對豐腴稀缺度,就能避免裙帶資本主義和權力尋租等腐敗的發(fā)生。
這個邏輯算是內恰的,從事實上看來,比如新加坡韓國等東南亞新型工業(yè)化國家也利用了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從而實現了人均收入的提高。前一陣子,林毅夫和楊小凱就憲政問題還發(fā)生過一段時間的討論。楊小凱認為先實行憲政才能杜絕政府機會主義的行為,從而避免對經濟健康發(fā)展的影響。請問您如何看待這套邏輯呢?
另外一個問題是關于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理論成為很多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來源,結果是紛紛導致了蘇聯(lián)解體,東歐劇變,現在看來他們的經濟發(fā)展也很糟糕,我還看到有些人說那套理論根本就是錯的,使得一大批人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那么,我該如何看待馬克思以及他的被很多人(包括張五常等,其中很多概念如上層建筑、剩余價值都被批評為模糊且不存在的概念)視為“錯誤”的理論呢?而目前,這套理論還被作為我國的指導思想,我感嘆世界真的很奇妙。
回信:
你提到了一個概念“發(fā)展”。到底什么是“發(fā)展”?主流經濟學將GDP的增長,資本的積累視為發(fā)展。而在我看來,這充其量是“盛世”,而非發(fā)展。社會穩(wěn)定,國民素質與能力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高才是“發(fā)展”。車水馬龍、燈紅酒綠是“盛世”卻非“發(fā)展”。歷史一再證明,“盛世”只是輪回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跟隨其后的就是“衰世”。
你引證林毅夫,說資本是“發(fā)展”的關鍵。但何為資本?“以錢生錢”的錢就是資本。正是這樣的錢太多了,社會購買力能祭獻的利潤遠不足以喂飽它,才導致中國的資本擁有者瞄準歐美市場,結果中國經濟體成了別人的附庸,用中國人的血汗為資本家掙來一堆不斷貶值的綠票子。----這就是現實的“比較優(yōu)勢”---中國資本家相對于歐美資本家的“比較優(yōu)勢”。而國民的大多數,在這樣的“發(fā)展”中,不過是“要素”而已,當他們青春耗竭,就被視為包袱,以證明人多是中國不發(fā)達的根源。
“由于資本回報率和技術變遷率在發(fā)展中國家均比發(fā)達國家高,因此終有一個時點達到技術升級和資本積累的升級,逐漸地,完成經濟發(fā)展向發(fā)達國家的收斂?!?/p>
這是一個玫瑰色的夢,它將“技術”視為工商文明經濟系統(tǒng)的核心問題。而工商文明經濟系統(tǒng)真正的核心問題是貨幣循環(huán)。利潤極大化,追逐資本積累必然導致四大失衡:
1. 社會產能與有效需求失衡;
2. 資產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失衡;
3. 追逐利潤的資金與追逐商品并祭獻利潤的資金失衡;
4. 貨幣供應量與社會真實財富失衡。
這使貨幣循環(huán)無以為繼,導致經濟危機乃至社會危機。先發(fā)工業(yè)國可以靠海外資源與市場來緩和危機,其結果就是后發(fā)工業(yè)國為之承受代價。這正是他們大力推銷“全球化”的內在動因。在這樣的“國際秩序”下,“向發(fā)達國家的收斂?!辈贿^海市蜃樓耳。所謂“發(fā)達國家”就是資本家的聚居地。資本主義的社會生態(tài)中,一個資本家的生存取決于眾多的打工仔,資本家只可能是人口中的極少數,如果人口中有一半的人成了資本家,誰來養(yǎng)活他們?
“開放競爭的市場反應正確的價格信號充分體現資源的相對豐腴稀缺度”
這是又一個神話,還是一個拗口的神話。股市是一個典型的“開放競爭的市場”,人人可以自由出入,價格、交易量實時公布。股價上竄下跳,反映的是什么“資源”的稀缺度?國際上的大宗商品市場價格如過山車般,莫非大宗商品稀缺度變化如此劇烈?事實的真相是:實體經濟已經不可能滿足逐利資金的胃口,迫使逐利資金的擁有者尋找一切可提供利潤的機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場正由于其“開放性”、“競爭性”,為自由操控價格提供了可能性,其真實功能是為逐利資金的擁有者提供一個對賭的場所。
“比如新加坡韓國等東南亞新型工業(yè)化國家也利用了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從而實現了人均收入的提高”
經濟學家們喜歡作這種籠而統(tǒng)之的判斷。政府員們也熱愛所謂的“韓國經驗”。
二次大戰(zhàn)結束后,美蘇分割了朝鮮。北方大搞土地改革,推翻舊殖民官僚,深受群眾歡迎;而美國扶持的李承晚在國內并沒有根基,只能大量留用日本殖民時期的舊官僚。扶植親信、打擊異己、使用暗殺手段清除政敵、大搞白色恐怖,這就是李承晚政權留下的政治遺產。
靠軍事政變上臺的樸正熙繼承了這一遺產,并以強悍的風格推進國家的工業(yè)化。用各種行政手段支持少數大企業(yè)迅速發(fā)展。這一政策使重化工得到高速發(fā)展,同時造就了官商勾結的政治生態(tài)和資本高度集中的經濟生態(tài)。官商勾結使官場上丑聞疊出,資本高度集中使中小企業(yè)苦不堪言,而絕大多數多數社會成員只能就業(yè)于中小企業(yè)。于是,貧富懸殊,政治腐敗,國內矛盾尖銳,政局多次動蕩。事實上,李承晚、張勉、樸正熙、全斗煥、盧泰愚政權皆不得善終,就連金泳三也未能全身而退,被卷入韓寶丑聞中。
在這樣一條令社會關系高度緊張的道路上,韓國還能走到今天,不能不注意兩個重要因素。
其一,海外空間。資本高度集中的經濟生態(tài),必然使國內百姓的有效需求遠低于產能,海外市場就成了維持經濟運轉的基礎條件。韓國一直將本國經濟盯著日、美兩大市場。整個70年代,韓國對美出口年平均增長27%。對美出口占韓國總出口的34%。1989年,日本是韓國第二位出口市場,占比重的21.6%。進口則占第1位,比重為28.4%。世紀交替之際,韓國則強調中國市場的“不可替代性”。他們要在“技術領先中國本土企業(yè)5至8年,市場開發(fā)領先日美企業(yè)3至5年”的條件下充分利用中國市場,形成韓國企業(yè)走向世界的實力與本錢。據韓國產業(yè)資源部2003年11月26日發(fā)表的《制造業(yè)海外投資狀況及調查分析》,前三個季度,韓制造業(yè)企業(yè)海外投資總共為1236件,其中對華投資就達959件,占韓企業(yè)海外投資的77%。
可以說,沒有海外空間,韓國的這條道路就走不通。我國的體量比韓國大出一個數量級,我們也能指望靠海外空間來緩解內部矛盾嗎?2003年,我國外貿依存度就已超過了60%,而真正倚賴外貿的主要是沿海數省,僅沿海數省走這條道路,我們與歐美的貿易摩擦就幾無調和余地。所有省市都走這條路,我們會和幾乎所有的國家沖突,各省間還會自己打起來。這次金融危機,外貿受阻,幾千萬工人失業(yè),社會矛盾之尖銳,不是我們坐在北京可以想見的。
其二,地緣政治。韓國走這條道路時,它是在美國的卵翼下。大韓民國是在美國支持下成立的,至今還有美國駐軍。美國出于國際戰(zhàn)略的考慮,給予韓國大量援助,1950—1960年10年間共計20.1億美元。美國的軍事支持、經濟援助直到今天仍然是韓國的政治精英決策的重要籌碼。
1980年爆發(fā)了反對全斗煥政權獨裁統(tǒng)治的“光州事件”。根據50年代簽訂的韓美同盟,韓國軍隊的指揮權在駐韓美軍司令部手中。但向來以支持民主自由運動祖師爺自詡的山姆大叔,沒有支持韓國大學生的民主運動,反而默許全斗煥調軍隊到光州。5 月27日 美國國務院發(fā)表聲明:“不能坐視韓國的無秩序和混亂”,正式容許韓國以軍隊鎮(zhèn)壓光州的抗爭者,數千名軍人開著坦克進入光州,瘋狂屠殺市民。
可以說,美國的支持是韓國能走到今天的必要條件。而我們不能指望任何國家的“保護”,相反,如果我們內部出了麻煩,會有人暗自高興,更會有人上下其手。
可見,經濟系統(tǒng)不是一個“孤立體”,不是一個自洽的邏輯體系就可把握的。要獲得對經濟問題的洞察力,直接觀察歷史與現實是必要前提。
你說,馬克思主義“還被作為我國的指導思想”,恕我坦率,這是十足的幼稚?;仡欉^去30年的社會、經濟政策,哪有馬克思主義的影子?主導的政策傾向是鼓勵資本,尤其是鼓勵海外資本。海外資本在國內享受了30年的超國民待遇,別說馬克思主義,連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都不能容忍這樣的政策。
過去30年的社會、經濟政策,另一個主導傾向就是從官僚體系內部,培養(yǎng)一批資本家,于是資本家在黨員中的比重遠大于他們在人口中的比重,為了美化這一現實,理論家們創(chuàng)造了“社會新階層”這個不倫不類的術語,和“三個代表”這種邏輯混亂的理論。與政黨相關的只能是“生產關系”,怎么可能是“生產力”?“生產力”是技術與企業(yè)組織層面的問題,根本不存在被“代表”的可能性。
政客們標榜什么主義是一回事,實際奉行什么主義是另一回事,所以古人教導我們,要“聽其言,觀其行”。
以我個人的看法,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一針見血,經受了歷史事實與統(tǒng)計數據的檢驗。馬克思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構想建立在兩個虛幻的基礎上:
其一是“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相對于過去,任何年代都可以說是“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相對于人的欲望,“欲壑難填”,越是富有者越貪婪,于是物質財富永遠稀缺;
其二是“無產階級專政”,任何一個集團,只要它能對社會進行專政,就必然有錢有槍,就不再是本來意義下的“無產階級”。我們今天官商一體的精英集團,究其源流,就是當年實施“無產階級專政”的集團。
在中國,經濟學界已經被洋奴們攪成了一鍋粥,要厘清問題需要寫厚厚的一本書,記得左大培曾寫過一本,書名似乎是“混亂的經濟學”。但此書火氣有余,學養(yǎng)不足,批判性有余,建設性不足。
你如果真想理解經濟現實,我只能給你兩個提醒:
其一,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不是自然科學,因而必然有立場問題。對任何學說要看它是站在社會的長治久安的立場上,還是站在精英集團“發(fā)展”的立場上。
其二,經濟學是實證科學,不是邏輯學科。只有跳出經濟學家們編織的概念之網,而直面現實,才可能有獨立的思維。
王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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