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清近年發生“顏色革命”的危險性

—— 一論必須堅決防止和反擊“顏色革命”

張勤德

“顏色革命”在格魯吉亞等國得手后，把重點移向了中國。如果它再搞成，不僅對中國人民，對全世界人民都是一場大災難。我們沒有退路，務必橫下一條心，堅決打好防止和反擊“顏色革命”這一仗。

多種跡象證明，近兩年發生“顏色革命”的危險性非常大。從國內氣候看，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近些年，相當一部分研討會在或明或暗地傳播對現行政策的不滿，有些甚至大肆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攻擊黨的最高領導人，鼓動“顏色革命”。

2004年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的一次研討會上，高尚全、盛洪等人認為我國現在是處在“暖冬中的寒日”，因為有些人在“用發展壓改革”。這實質上是在攻擊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樹立科學發展觀。

大有來頭的“新西山會議”，提出了“顏色革命”的政治綱領，就是要實行西化、分化、附庸化的“臺灣模式”；確定了戰略任務，就是重點由經濟改革轉向政治改革，實現“軍隊國家化、多黨制”；選定了主攻目標，就是把黨的最高領導人搞下臺，由葉利欽式的人物取而代之。會議認為，鑒于現在到了“決定中國命運這樣的關鍵時期”，“敵我矛盾非常強烈的存在”，當務之急是“解決大是大非的問題”，通過“顏色革命”奪取最高領導權。

接著于今年四月召開的“小西山會議”，更具體地策劃要搞“街頭政治”，在“兩年之內”組織“五十萬、一百萬人上街”。還強調要通過幫助弱勢群體“維權”，來組織和發動群眾。會議認為，“西山會議就是對現在的領導人不能成為改革的領袖的抗議”；搞“顏色革命”，“就是說未來的兩年之內類似拉美的騷亂”。“一個地方爆發群體事件，可能一萬、兩萬人是可以解決的，但是如果一下子超過十萬，變成五十萬，變成一百萬，這個時候政府的任何控制都是無濟于事的。這個時候爆發革命的可能性遠遠大于改革”。

問題還在于，據網上報道，就在賀衛方的“共產黨違法”之類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言論受到廣泛批判之后，賀本人卻在北大受邀給200多人發表演講，說他“在西山會議上說的，都是應政府邀請提出的真誠建議，那些中國遲早要解決的問題，總是要由人說出來”。他高聲贊賞“臺灣的民主政治無疑是在成熟和改進中”。同時煽動學生：“現存最艱難的政治改革，有賴各方努力開創新局面”。

第二，相當一部分很有背景、很有影響力的“高級智囊和喉舌”，近些年都赤膊上陣了。例如上海市委宣傳部原副部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劉吉，最近在《從“郎旋風”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一文中大講，近幾年“把干部群眾的思想搞亂了，造成了一個20多年改革開放有問題，方向錯了的社會心理狀態，

結果社會不是和諧了，而是引向對立；人氣不是高漲，而是低沉憤懣”。“采取了一些措施關心弱勢群體，使國家和民間建設的投資成本大大增加；采取許多措施增加農民收入，不能不影響整個經濟發展的結構”。顯然，這是對根據胡總書記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的否定。

畢業于上海圣約翰教會學校的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的高尚全，明明知道胡錦濤同志2000年就提出要批判新自由主義，明明知道近些年來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是黨中央部署的，卻到處大講批判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干擾”，“是反對改革”。人們都明白，誰要是被扣上反對改革的帽子，誰就會在政治上被置于死地。

上海《解放日報》原副總編輯、《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特意以有特殊含義的“皇甫平”的名義發表評論，說“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歷史的拐點”（ 2006年1月26日《強國論壇》）。明眼人不難看出，這是在暗示很快要來一次更換領導人的新的歷史大轉折了。他明知越南黨和中國黨有著不同的情況和特點，卻故意歪曲越南黨內選舉的真相，大造輿論要求中共學習越共“差額選舉總書記”。真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吳敬璉最近接連發表文章，大講造成分配不公的原因是“腐敗和壟斷”。腐敗現象的增多明明和他們這些“主流學者”宣揚“腐敗次優論”即腐敗對于沖垮舊體制、促進改革開放即使不是最優也是第二優的有關，現在他們又以反腐敗為名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以反壟斷為名使經營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行業和產業的國有大企業私有化。這是在拐著彎為實行“政治改革”即建立多黨制，為搞垮最后一批國有企業，直至搞成“顏色革命”大造輿論，所以特別陰險。

婁繼偉這位財政部副部長，說什么中國改革的理論來源是“里根經濟學”；中國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在于吸收了“華盛頓共識”的精髓（詳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帆的文章）。

第三，相當一部分報刊、電臺、網站、出版社等，實質上是在鼓動“顏色革命”。例如，廣東的《南風窗》（2004年10月24日）發表任仲夷的文章，提出中國應建立西方那種政治體制，“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實踐已證明，‘三權分立’對制約權力遏制腐敗非常有效，就像市場經濟能有效配置資源一樣，這是人類創造的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有效工具，是人類創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我們有些人，把保持中國特色作為拒絕外來文明的擋箭牌，這是荒唐的和丑陋的”。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2005年9月19日）對黨中央提出要實施的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戰略批判道，這是“有人要以其他發展戰略來代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

像公開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高尚全、吳敬璉、李君如這類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不僅經常在《人民日報》、《求是》等報刊上發文章，而且經常在中央電視臺等媒體上發議論。

《關天茶舍》（2004年7月30日）網站上有些“主流學者”用筆名咒罵：“在極權主義社會，不是平庸的人當政，而是最壞的人當政”。“一黨專制之國不開黨禁必亡黨，前有德國納粹黨的遺臭，后有伊拉克復興黨之覆轍，可作警示。”

在《民主中國》一書（序言）中，李銳公開宣傳多黨制那一套。他說：“政黨可以輪流執政”，同時應當“開放報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前沿熱點問題》（2005年4月）一書，則公開宣揚吳敬璉要使“國家退出經濟”，就是說“不要搞國有制”的資改觀。。

更引人深思的是，在發生了“新西山會議”這種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政治事件之后，上海的《社會科學報》、北京的《北京日報》等，還在發表這個事件的策劃組織者高尚全的文章，以示對他的支持。可見他的后臺有多么硬。特別是《炎黃春秋》發表的高尚全的文章，說什么所謂的“新西山會議”，只是“一個學者發表了一些出格的話”。說得這么輕巧，簡直是對黨和人民的愚弄。

第四，相當一部分黨員、干部受到實用主義觀點的影響，片面理解實事求是的原則，偏離了正確的思想路線。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最近在《論“新改革觀”》中說“比如在這次整治官煤的過程中，人們發現，在上個世紀90年代，好多煤礦難以生存，于是政府倡議大家入股，當時如果有官員在煤礦入股，還要受到表揚。其實，在許多領域中，特別是在改革過程中，都普遍盛行著這種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原則，其突出特征就是不擇手段。在這種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價值觀中，沒有任何原則是神圣不可動搖的，能否得到眼前的利益是最高標準，為了這種眼前的利益，即使破壞了原則和秩序也在所不惜。”這正是“顏色革命”特別需要的一種思想路線。

第五，相當一部分領導干部成了資改路線的支持者或跟隨者。前面提到的李君如提出的“兩個不問”，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批判，相反，一批領導干部大講“十五大精神就是賣（國有企業）”；“不看成分（公有制占不占主體）看貢獻”等等，產生不少“陳賣光、陳送光”式的領導干部。此類現象表明，他們這條以主張在共產黨掌握政權的條件下搞一段資本主義，或者說以堅持“補（資本主義）課論”、堅持資改觀為特征的路線，影響相當大。“新西山會議”，正是這條政治路線影響擴大的必然結果；也正是這條政治路線，決定“顏色革命”必然成為一種現實危險。

第六，相當一部分腐敗分子、官僚政客、既得利益者、資改派，多年來不但沒有被清除出黨，相反卻或者壟斷話語權，成為聲名顯赫的“主流學者”；或者步步高升，成為手握大權的高中級領導干部；或者一夜暴富，成為頂級公司的老總。此類事實，說明黨的組織路線被干擾破壞得多么嚴重。這就為發生“顏色革命”準備了重要的組織條件。

第八，相當一部分“著名學者”和領導干部自覺或跟隨著把現代資本主義義文化當作先進文化的代表。例如，中央黨校經濟部主任王東京在課堂和報刊上公開宣傳西方經濟學的基本觀點“經濟人假定”，說什么：“經濟人假定，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義者，說人是自私的。為什么要這樣假定呢？因為事實即是如此。人們如果不自私，就不會有勞動積極性，政府也無法通過政策調節經濟。”（《文匯報》2004年6月6日）于光遠圖謀把社會主義思想文化變成資本主義市場經

濟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的思想文化。他寫道：“我們非常缺少現代市場經濟的文化”（〈中華工商時報〉1995年7月8日）。資產階級思想道德的核心，是個人主義，是搞個人利益至上，即把個人利益放在決定性的地位。社會主義國家則必然強調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和國家利益，強調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是思想文化的主旋律。田紀云卻大唱反調，向人民群眾宣傳“個人利益是決定性的”（《毛澤東旗幟》2004年10月6日）。由劉吉作序的《與總書記談心》一書說，西方思潮和中國文化思潮“融匯聚合成為人類新文化，就是‘雙贏’，就是人類走向世界大同。這不正是共產黨人的崇高理想、共產主義的最后實現嗎？！”跨國公司“代表了人類生產方式的方向”，“從而為世界大同奠定了經濟基礎”（第276、163、164頁）。可見他認為適應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西方文化，代表了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科院院長陳奎元提出：“當前，在意識形態領域要反對兩種迷信、兩種教條主義。”“那種把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一些詞句和個別結論當作教條的傾向，在黨內和社會變革中的影響日漸式微”。“另一種教條主義，是迷信西方發達國家反映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把西方某些資產階級學派的理論甚至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主張奉作教條，這種傾向在意識形態領域以及經濟社會變革中的影響力正在上升。”（《人民日報》2004年4月20日）這種右傾教條主義，便為“顏色革命”準備了重要的思想條件。

第九，相當一部分“著名學者”和領導干部自覺或跟隨著把“權貴精英”當作了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陸學藝等提出，私營企業主階層，是“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主導階層之一，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87頁）。他們所主張的，實質上就是“精英民主”，或者叫“精英專政”。中共吉林省委副書記林炎志談到，1956年實行“公私合營”時，我國私營企業僅16萬戶，雇工250萬人。2000年，私營企業達176萬戶，比1956年多10倍；雇工 2011萬人，比1956年多7倍；資產總額達13307.7億元，比1956年多近40倍。長征在談到當前我國產生新資產階級的條件時也說：“一是內外資私有制經濟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私營和外資經濟是其主力；二是在全國的第二、三產業中，內外資私營企業職工人數，即作為雇傭勞動者就業的人數，占全國二、三產業就業總人數的70.2%；三是我國貧富懸殊的基尼系數高達0.47，己超過許多發達和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的0.43左右。” 這就使資產階級的產生有了必然性。新的資產階級，是發生“顏色革命”的重要階級基礎。他認為“各種暴富群體及其代理人——體制內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已經成為干擾破壞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的比較強大的社會力量。……分布于一些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以及輿論界、經濟學界、法學界等領域，活躍于國內國際的少數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則是各種暴富群體的經濟、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代表者。自由化精英具有雙重身份，既是我國全部具有資本主義化改革開放要求的社會勢力和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的總代表，又是西方圖謀在我國策動‘顏色革命’的‘特洛伊木馬’。只有他們才具備這樣的資格和條件。他們憑借其握有的各種權力、話語霸權，力圖在當前的改革、發展重大歷史關頭，迫不及待地把我國推向全面資本主義化的邪路。”（《環球視野》117期）這就為發生“顏色革命”準備了重要的政治條件。

國內的小氣候和國際大氣候是緊密聯系、相互配合的。從國際上看，一個重要的新動向，就是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大大加緊了在中國策動“顏色革命”的工作。這主要表現在：

——把民主作為策動“顏色革命”的重要口號。布什在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的

就職演說中說：“美國的政策是尋求并支持世界各國和各種文化背景下成長的民主運動，尋求并支持民主的制度化。”之后他多次強調，要使中國“走上自由的道路”。由克林頓時期突出強調人權到布什突出強調民主，表明美國更加注意利用民主的旗號，策動顛覆“極權主義”主要是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日本《朝日新聞》2005年10月20日的文章說，美國“國務院要說服中國建設資本主義社會，采取民主制度”。

——把實現“臺港模式”作為國內外搞“顏色革命”的共同政治綱領。2005年11月布什訪問日本、韓國和我國期間，大力贊揚并向我國推銷臺灣的“民主

制度”即“臺灣模式”。很明顯,這和“新西山會議”提出的走向“臺灣模式”是完全一致、相互配合的。

——美國政要為引發“顏色革命”公開進行大力煽動。時任副國務卿的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說，中國“需要一個政治制度轉變”。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2005年10月19日在我國中央黨校的演講中，公然說什么“中國的繁榮，以及各國對中國的態度，很可能取決于中國國內的政治事件”。

——美國在為發動“顏色革命”采取多種措施。這里僅舉一例。據法新社報道，美國國務卿賴斯今年5月23日說，美國將采取“非常強硬”政策，引導中國進行民主改革。 “經濟自由化的壓力將轉化為政治自由化的壓力。” 她要在中國的大城市都派駐美國的代表，并要求他們由主要收集情報轉變為直接參與多種活動。這些顯然都是發動“顏色革命”的具體步驟和舉措。

——最近，包括歐洲議會副主席史考特、德國總理梅克爾、美國總統布什在內的西方政要，接連會見中國民間人士和異議學者，被認為是西方對華外交政策改變的重要信號，備受各界關注。美國華府學者章天亮表示：“最近我們看到的種種跡象顯示，各國政要都在向解體中共的方向，邁出了堅定而可喜的步伐。”

——給“動亂精英”提供大量經費。僅歐洲議會，就有“一個達1.42億歐元（約1.6億美元）預算的項目，“將會通過與地方團體的合作，用于幫助那些還沒有民主的國家”即中國等國家的“顏色革命”。美國各種組織提供的經費，則要高得多。因為他們認為，打伊拉克、阿富汗，要花數千億美元。在格魯吉亞等四國搞“顏色革命”，總共才花46億美元。為了通過“顏色革命”搞垮中國這樣一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它肯定是不惜花上千億美元的。

——動員和組織各種力量搞鼓動“顏色革命”的大合唱。這使最近的“顏色革命”輿論攻勢相當猛烈。例如，《美國之音》極力贊揚“中國體改會會長、前國務院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則在會上批評保守派在這次改革爭論中煽動群眾”。《紐約時報》報道：“（西山會議的）一些與會者認為，如果北京當局不趕快建立真正的法治，他們很可能會面對不斷升級的社會和政治動蕩”。今年5月25

日在臺灣舉辦的一個國際論壇上，臺大教授明居正說，羅馬尼亞從動蕩到結束只10天，蘇聯90年動搖到91年瓦解，一年多一點。而且10多年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的時候，沒有一個國際問題專家預見到這一歷史巨變。他提醒眾人，中共的崩潰可能也是在彈指間，不可輕忽。香港《爭鳴》雜志（2006年7月號）發表文章說，希望“能出現扭轉乾坤”的“領袖人物”。它還在另一篇文章中講：“我們真正等待的是共產黨自己來掘自己的墓。”逃亡到美國的民運骨干王丹、王軍濤等為了配合“顏色革命”，在海外成立了一個“中國憲政促進會”，并建立了網站，“利用各種方式、發動各種力量、創造各種條件，推進中國大陸和平開放轉型為憲政民主國家”。法輪功的《人民報》報道，“著名政治評論家”伍凡指出：“我的預計，會出現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這樣一批人出來，來和平結束共產黨這個專政”。在內地，長期宣揚“人間正道私有化”的曹思源說：“賀衛方教授講得很明白、很堅定，但實際上這些觀點并不是他一個人的，有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一些百萬富翁也呼吁“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盡快出來收拾殘局”。

　　以上所列，只是大量事實的一部分。但從這里也不難看出，近兩年發生“顏色革命”的危險性有多么大。

有些同志說，只要經濟在發展，群眾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就不會發生大的政治風波。

這些同志忽略了，當年赫魯曉夫搞掉馬林科夫，改變馬克思主義路線，推行現代修正主義；我國1987年的學潮和之后的“八九風波”，恰恰都發生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

有的同志問：“自由化分子就那么一點人，能搞出多大名堂？”

“八九風波”中，他們利用“反腐敗、反官倒”，搞起那么大的動亂、暴亂，現在的腐敗比那時嚴重得多，誰能保證他們不利用“反腐敗”、“維權”等多種口號、手段，制造事端？

有的同志認為，只要政權在我們手里，就不要怕什么和平演變、“顏色革命”。

我們稍微回一下頭就會看到，他們早在黨的十二大時就說要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結果20多年來腐敗在總體上可以說是越來越嚴重了；他們在1989年還說要和蘇共一起共創美好明天，可一夜之間蘇共就垮了臺。 當時的蘇聯，82%以上即兩億左右的人民群眾是主張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但由于76%即7萬左右的高中級干部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并且他們手中有權，便使蘇聯發生了黨垮臺、國解體的悲劇。可見，如果忽視和平演變的危險性，政權在“我們”手里，就會變成在“他們”手里。

看不到危險是最大的危險。因為解除了思想武裝，再強的戰斗力也會喪失。所以,當務之急是讓更多的黨員、干部和工農商學兵群眾真正認識到近年發生“顏色革命”的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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