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萬青年奔向延安

文/王春明

到延安去：一代熱血愛國青年的心靈呼喚

“打斷骨頭連著筋，扒了皮肉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這是1937年10月上海淪陷后，一批上海愛國青年，為了抗日救亡，輾轉13個月，艱難跋涉一萬多里，歷經千辛萬苦，終于來到革命圣地延安時的真實寫照，這也是20世紀30年代后期，出現在中國西北從陜西省會西安通往陜北小城延安的崎嶇道路上的一道獨特的風景。抗日戰爭爆發后，在這荒蕪的黃土高原上，一批又一批，一群又一群的愛國青年，櫛風沐雨、風餐露宿，絡繹不絕地奔向他們理想的天地、精神的家園——延安。到延安去，成為當時一代愛國青年的心靈呼喚、強烈愿望和豪邁行動。當時，印度援華醫療隊隊長愛德華目睹時隱時現地行進在蜿蜒山路上向延安進發的青年隊伍時，由衷地贊嘆道：“奇跡，奇跡，這簡直就是奇跡！這是20世紀中國的耶路撒冷！”著名詩人何其芳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地方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 

 這些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他們 地域不同，來自祖國的四面八方； 他們出身不同，來自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他們經歷不同，有的一帆風順，有的命運多舛……但是，他們卻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目標，那就是，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他們強烈的愛國熱情被激發出來了。為了拯救被侵略者鐵蹄蹂躪的祖國和民族，他們從淪陷區、國統區不惜舍棄一切、甚至生命，奔赴延安，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們每個人的經歷都有著可歌可泣的故事。

來自東北淪陷區的青年，親身經歷了國破家亡的痛苦。他們許多人是滿懷對日本侵略者和反動腐敗政府的深仇大恨、飽含對白山黑水和父老鄉親的無盡思念、高唱催人淚下的“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抱定早日趕走侵略者的決心，來到延安的。

來自平津課堂的青年，許多人經歷過“一二•九”運動的鍛煉和洗禮。他們不滿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紛紛走上街頭抗議示威，但是，反動統治者卻叫嚷“侈言抗日者殺無赦”，用水龍頭、皮鞭、鐐銬和監獄來摧殘他們的愛國行動、扼殺他們的愛國訴求。于是，這些在平津無法立足的愛國青年，由黨組織安排，紛紛來到延安。

 在奔赴延安浩浩湯湯的大軍中，有一支特殊的隊伍，他們就是愛國華僑青年。當時，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告別南洋》響徹南洋諸島，激發了廣大華僑青年的抗戰熱情，當高唱到“你不見師橫長白山，血流在黑龍江？在這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刻，炎黃子孫怎能隔岸觀望？”時，這些愛國的華僑青年義憤填膺、同仇敵愾。“到延安去”，“到抗日前線去”，成為華僑青年的共同心愿和目標。于是，他們組成訪問團、慰問團、服務團、記者團、工作隊、救護隊等團體，從遙遠的南洋，跋涉千山萬水，飽嘗千辛萬苦，闖過國民黨頑固派設置的重重障礙，來到硝煙彌漫的抗日前線，來到陜北的延安，把自己滿腔的愛國熱忱和赤子之心，甚至鮮血和生命，獻給祖國的民族解放事業。

祖國如火如荼的抗戰，召喚著留學海外的莘莘學子，他們紛紛回到戰火紛飛的祖國，投身抗戰事業，先后輾轉來到延安。

 在投奔延安的愛國青年中，還有一部分是懷著對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極大義憤，毅然脫離國民黨陣營，奔赴延安，投身抗日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國民黨黨員、三青團員、青年黨員或特工人員。他們為了報效祖國，寧愿拋棄高官厚祿、榮華富貴。

這些愛國知識青年，大多是從各地來到西安再轉赴延安的。而從西安到延安，還要經過兩道關：一是國民黨設置的重重關卡，一是遙遠路途的嚴峻考驗。

當時，國民黨雖然公開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和邊區的合法存在，但是骨子里消滅共產黨的本質未變，唯恐共產黨做強做大。于是在國統區通往延安的路途上，設置重重關卡，用以攔截和阻止革命青年投奔延安。他們只要在盤查時發現可疑的青年，就立即扣押、關進集中管，用種種卑鄙殘忍的法西斯手段，殘害這些愛國青年，甚至強迫其充當特務。延安的第一個播音員蕭巖和姐姐路巖在投奔延安途中，就遭到國民黨的攔截而被扣押許多天，她們不屈不撓，終于在我黨的營救下獲釋。著名作家魏巍是這樣描述自己奔赴延安的艱險經歷的：“我曾三次在北上途中被敵人抓住、關押，但每次都設法逃出來，當時只有一個想法，只要還有一口氣，就是爬也一定要爬到延安去。”

從西安到延安，有七八百里的路程。當時，大多數的愛國知識青年都是靠兩條腿步行。在這千溝萬壑、河川縱橫和蜿蜒起伏的黃土高原的山間道路上行走，對于大多數過慣城市生活的青年來說，確實是一件很艱難的事。在冰天雪地的冬日里，穿著笨拙臃腫的棉衣行走，走不了多久，就會汗流浹背，甚至濕透棉衣。但稍一歇息，西北風一吹，渾身便刺骨的寒冷。在酷熱難熬的盛夏里，頂著似火的烈日，踏著被驕陽曬得發燙的黃土路，行進的艱難真是難以言狀。有時還要經受狂風暴雨的洗禮，忍受饑餓甚至疾病的困擾。但是，為了追求抗日救國的真理，愛國的知識青年們甘愿用汗水、鮮血乃至生命來鑄就這條信仰之路、理想之路。毛澤東對他們的這種革命精神予以高度評價：你們到延安找共產黨，方向是對的，很不容易，這是很大的考驗。進抗大沒有考試，大家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到延安來，這是最好的考試。

據有關史料記載，僅1938年5月至8月，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奔赴延安的愛國青年就有2288人。全面抗戰初期的兩年間，奔赴延安的愛國青年和知識分子就多達4萬余人，其中南洋華僑青年有600多人。

強大的磁石效應：延安吸引青年的奧秘所在

那么，當時延安和陜甘寧邊區這個偏居一隅、物質生活條件異常艱苦的窮鄉僻壤，為什么猶如一塊巨大的磁石，能如此強烈地吸引那么多的熱血青年?它的魅力到底在何處？

——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毅然決然高舉起團結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大旗。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全面侵華的步伐。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全國各階層民眾要求抗日的愿望越來越迫切，抗日愛國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但是，國民黨政府卻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采取不抵抗主義，致使東北三省的大好河山在數月內便陷入日寇的鐵蹄之下，淪為殖民地，幾千萬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1935年l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剛剛落腳陜北，便立即籌劃抗日救國的大計，并于11月13日和28日先后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中國宣言》和《抗日救國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抗日反蔣。這兩個宣言，在中國社會各階層激起強烈反響。1936年12月，在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逼蔣抗日政策的影響下，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我黨在解決事變中所發揮的至關重要作用和所闡述的政治主張，贏得了社會各階層民眾、包括國民政府上層許多有識之士的認同和稱贊，使全民抗日的政策深入人心。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全民抗戰爆發。國共合作抗日的步伐進一步加快。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發布命令，將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23日，蔣介石發表了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同月，林伯渠正式發出致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中共中央、各省政府的通電，宣布陜甘寧“工農民主政府”易名為“陜甘寧邊區政府”，首府延安。從此，我黨不但取得合法的生存地位，而且取得在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合法執政的權利。這就為我黨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充分發揮作用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尤其是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后，連續取得平型關大戰、廣靈伏擊戰、雁門關截擊戰、夜襲陽明堡日軍機場等對日作戰的重大勝利，以實際行動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不但大滅了日軍不可一世的威風，大長了抗日武裝的志氣，而且極大地鼓舞了全國民眾抗日救國的信心。

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之后，毛澤東高瞻遠矚，在撰寫的《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兩篇光輝著作中，分別詳細地分析和比較中日兩國國情的基本特點，批判了亡國論和速勝論，指出中國的抗戰要經歷艱難曲折的過程，但最后勝利必將屬于中國，持久的抗戰將經歷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進一步闡明游擊戰爭在抗戰中的戰略地位，及其戰略戰術原則。毛澤東的這兩篇著作，不僅是我黨領導全民族抗戰的綱領性軍事文獻，在國民黨軍高級將領中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同時，也給陷入迷惘困惑中的愛國青年和全國人民指明了抗戰的方向。

全國民眾從中國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面對強敵無所畏懼勇往直前的奮戰中,從國共兩黨的政治主張和各自領導的軍隊在抗戰中表現的強烈對比中,終于看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曙光,逐漸地把驅逐日寇、拯救中華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逐步地得到增強和升華.也可以說，全國民眾的人心開始迅速地向共產黨和延安靠攏、傾斜、凝聚。這時，隨著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鞏固,國民黨政府也逐步放松了對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封鎖, 這就為大批愛國抗日青年從全國各地穿越國民黨統治區奔向延安創造便利條件。

——黨制定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極大地吸引著廣大愛國青年。追溯歷史，創立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大多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而且像陳獨秀、李大釗等主要創始人，還是大名鼎鼎的學者、教授。但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特別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統治時期，黨內一度存在嚴重的不信任和排斥知識分子的錯誤傾向，給革命事業造成了損失。1935年遵義會議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在黨中央占據主導地位，為糾正黨對知識分子的錯誤政策創造了條件。1935年12月9日，在我黨的領導和組織下，北平愛國學生數千人，沖破國民黨政府的恐怖統治，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救國示威游行，充分顯示了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和強烈要求抗日的迫切愿望，得到了全國人民熱烈的支持和聲援，掀起了全國抗日救國的新高潮。中共中央根據全國抗日形勢的迅猛發展，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議嚴肅地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錯誤，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同時，糾正了過去排斥和不信任知識分子的錯誤傾向，調整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把廣大知識分子列為堅持抗戰的一支基本力量。以此為起點，我們黨開始站在戰略的高度，把吸引和組織知識分子作為一項迫切的重要的戰略舉措，擺在突出的位置， 向全國愛國的青年和知識分子敞開大門，真誠地歡迎他們加入到抗日救國的行列中來。

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現狀、特點、階級歸屬以及在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作了全面的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要求各地區和軍隊都要端正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參加我們的工作。當時，全國各地黨組織和八路軍辦事處，遵照黨中央的指示，像與敵人爭奪國土那樣，竭盡全力地源源不斷地向延安吸收和輸送革命青年。大量的青年和知識分子奔向延安，為以后改變國共對壘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黨大力創辦抗日學校、培養各類干部的戰略決策，極大地吸引著廣大愛國青年。我黨歷來十分重視開辦學校培養干部的工作。1931年冬，中央紅軍學校在瑞金創建，1933年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大學。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后，根據中國人民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實際，為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到來，及時做出“大規模的培養干部”的戰略決策，并于1936年6月在瓦窯堡創建了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

1937年1月，“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以此為起點，我黨在延安先后創辦了陜北公學、自然科學院、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中國女子大學等幾十所培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人才的干部學校。這些學校大都面向全國招生。其中，以培養軍事干部的抗大和以培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干部的陜北公學最為著名。

1937年底，抗大校歌“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同學們：努力學習，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我們的作風；同學們：積極工作，艱苦奮斗，英勇犧牲，我們的傳統。像黃河之水，洶涌澎湃，把日寇驅逐于國土之東，向著新社會前進前進，我們是抗日者的先鋒。”很快傳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不知震撼了多少青年的心靈，不知燃起多少青年抗日救國的激情，更不知激勵和吸引多少憂國憂民的青年沖破國民黨的阻礙，來到黃河之濱的寶塔山下，成為抗日大軍中的一員。

陜北公學首次招生就引起轟動。1937年9月，以成仿吾校長署名的招生簡章在全國發布后，從全國各地來西安、三原、延安報名參加的青年絡繹不絕。在10月19日的開學典禮上，毛澤東要求“陜北公學要培養抗日先鋒隊”，并題詞：“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襟懷坦白的，真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地富于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批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的解決。”毛澤東不僅為陜北公學指明前進方向，更是為廣大青年指明奮斗目標.從26歲起擔任毛澤東秘書、在黨中央和毛澤東身邊工作18個年頭的田家英，就是經四川婦女運動的領導人、共產黨員趙世蘭(趙世炎的姐姐)介紹，來到延安，成為陜北公學的首期學員的。

——以民主、清廉為主要特征的邊區政權建設和弊絕風清的嶄新的社會形態，極大地吸引著愛國青年。抗戰爆發后，在中國政治版圖上，實際形成國民黨政府統治的大西南地區、日偽統治的“滿洲國”及華北、華中地區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及所轄各根據地區域這樣三個政權、三種社會系統并存的局面。我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和各根據地政權，名義上接受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領導，事實上在政權建設、經濟建設、軍事戰略、人事組織等主要方面均是獨立自主的，是按照我黨的奮斗目標而努力的。陜甘寧邊區成為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和全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典范，并展現出諸多與國民黨政權不同的新特點、新風貌。一個按照中國共產黨人的意志創建的未來嶄新社會的雛形悄然誕生了。正如毛澤東所贊頌的那樣：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風，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老百姓發自肺腑的歌聲，真切地唱出了魚水情深、親密無間的黨政軍民關系，表達了對我黨和對民主政府的由衷愛戴。

——中外記者關于“紅色中國”的大量報道、民主人士和國際友人參觀延安后的見聞等公開發表，在全國人民中、特別是廣大知識青年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和巨大的吸引作用。第一個進入我黨根據地的外國人是美國著名記者斯諾。1936年7月至10月，斯諾用三個多月的時間，在陜北根據地的中心、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對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徐向前、徐海東、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等領導人和高級將領進行了深入的采訪、接觸了大量普通的士兵和農民、參觀了紅軍大學、紅軍劇社和紅軍辦的工廠……回到北平燕京大學后，他寫出《紅星照耀中國》一書。1938年3月，譯成中文的《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后，立即引起轟動。從這本書中，人們第一次了解了共產黨和它領導的軍隊、根據地的真實情況，了解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領導人的信仰、追求、襟懷和人格魅力。隨后，越來越多的外國記者、作家、學者訪問紅色區域，他們根據自己的親身體驗寫出大量頗具影響力的作品，向全世界真實客觀地報道了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的抗戰業績，無情地戳穿了國民黨的謊言。

第一個在當時全國著名報紙上全面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是來自國統區《大公報》的記者范長江。1937年2月，范長江在延安同中共領導人和高級將領進行了交談。回到上海三天后，就在2月15日的《大公報》上發表了《動蕩中之西北大局》。后又發表《西北近影》、《陜北之行》等文章。他的這些文章，在國統區產生了強烈反響。

當時，還有許多知名人士訪問延安和邊區。這些知名人士對蔣介石、國民黨的獨裁專制統治，對國統區腐敗、黑暗的社會制度，早已深惡痛絕，對抗戰的前途、對民族的未來，深感迷茫和憂慮。1940年5月，華僑領袖陳嘉庚訪問重慶后，又來到延安。延安和重慶的強烈對比，使這位飽經風霜的老人由衷地贊嘆道：“得天下者，共產黨也。”

據統計，從1937年到1941年，國內外記者、友好人士訪問參觀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就有7000多人。他們把在延安和邊區的所見所聞、所感所受，特別是把對我黨的正確主張和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的雄才大略、領袖風采，真實、客觀、公正地介紹給全國乃至全世界愛好和平、自由的人們。全國廣大民眾從這些報道、見聞中，了解了被反動宣傳誣蔑為青面獠牙、“共產共妻”的共產黨人和他們的領袖人物，原來是一群以拯救民族于水深火熱之中為己任、以創造平等、自由、民主、幸福的嶄新社會為目標，而且為之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犧牲一切的社會精英、民族脊梁。人們終于從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從絕望中看到了希望。于是，到延安去，自然就成為了愛國青年們的自覺行動。

……

歷史已經證明，千百萬青年在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波瀾壯闊的革命斗爭中作出了卓越貢獻。歷史還將證明，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千百萬青年必將創造新的輝煌，民族復興的希望在于青年，祖國強盛的希望在于青年。

（摘自《中華魂》2007年第12期《延安精神專題講座》之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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