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尷尬：該有的沒有，不該有的泛濫！

姚國華

( 姚國華, 湖南南縣人，曾就讀于蘭大數力系、哲學系，川大哲學系，現任教于華中科大哲學系。思想家、演說家。曾主編《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首卷。著有《全球化的人文審思與文化戰略》兩卷，提出“文化立國，大學重建”。在京、鄂、湘、粵、浙、贛、晉、甘、云等地50多個高校政企單位講演150多場。入選2006年度百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

　　駁離于大學之外的學術研究機構

　　1949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成了國家最高科學研究機構，并且取代了大學的最高學術研究地位。

　　中國主要的科學研究駁離于大學體系之外，歸于專門的研究機構，科學院以及社會科學院的地位遠高于大學，這也是世界上不多見的。

　　這有兩個淵源，一是蔡元培建立的中央研究院本來隸屬于大學院，大學院被取消后成為獨立實體，成為國家最高科學研究機構。二是恰巧蘇聯也有實體性的科學院。于是，1949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成了職業化的國家最高科學研究機構，并且取代了大學的最高學術研究地位。不同的是，中國科學院以及后來的社會科學院高度行政化，自上而下的行政決定權比蘇聯科學院的院士團決策體制更加突出，以學術民主為宗旨的學部委員制形同虛設。

　　在西方詞源上，科學院“Academy”本是從柏拉圖的學園演變而來的，它是一個學者與青年學生探討和研究問題的學校，這正是西方大學的源頭。法國1666年建立國家科學研究機構沿用這個詞，此后各國紛紛效法，英國也有性質相同的皇家學會。不過到了19世紀，包括法國在內（俄國除外）的各國科學院不再設研究機構，只作為國家科學研究與質詢機構，負責學術政策與標準的制定和評審，相當于專家委員會、學會。大學University，尤其是以柏林大學為代表的研究型大學，才構成學術研究的主要實體。

　　為什么一個民族最高的科學研究機構不是直接由高層次的專業研究人員構成，非要在一個大學環境里，加一群人數眾多的青年學生呢？

　　美國哈佛大學曾經有人動議要取消只招收本科生的哈佛學院，理由很簡單，既然是全國最高層次的研究型大學，本科生層次太低，不如全部代之以研究生。可是這一主張遭到當時校長堅決反對，大學必須有學生，尤其要有尚未進入專業研究體系的本科生，因為他們身上帶有更多與生俱來的生命激情與沖動，更具本原性的懷疑精神與求知欲，這種青春的力量正是大學超越世俗的功利主義和職業化的本位主義所要憑借的。

　　大學與專業性的科研院所的重要不同在于：前者是一個豐富多樣的文化生態體系，它不僅有濃厚的文化氛圍，而且還有基礎性的文化要素，人們的思想與智慧是按照文化本身的邏輯自由成長；而后者卻更像一個制造知識與技術的工廠，人們從事的研究直接服務于功利目的，好比是在人工條件下工作，外部力量可以直接施加推動，效率很高，但也很容易形成對外部的依賴，產生官僚化和世俗化。前者則是由自身的文化力量推動，動力更為持久，更為深刻，更為全面。因此，國外研究機構除了一部分直接服務于政府、企業之外，基礎性的研究機構大多隸屬于大學。

　　大學教授與專職研究人員的區別在于，前者常常要面對青年，在對話中推動自己的研究，因此更具思想的純粹性和靈感的原創性；而后者單純的專業研究則常常會陷入規矩，目光短淺和急功近利之中。因此，前者更適應于超越價值立場的基礎性學術研究，后者則更傾向于為企業、政府服務，通常屬于其所服務的機構，或者展開商業化運作。

　　中國的科研院所雖然也招收研究生，但大學畢業生本來缺乏普遍的人文關懷和啟發式的思維訓練，長期意識形態教科書的熏陶，服從既定知識權威的灌輸，只認唯一正確答案的考試，人們與生俱來的求知沖動和青春活力在本科階段就已被扼殺，他們從小到大都只是既定知識體系的一個被動接受者，到了研究生階段又落入專業研究的窠臼，命運掌握在導師身上，更難有獨立思考與原創的能力。

　　這時，中國高等學校已經沒有完整的大學。各高校按照實用目標的需要，分解為各種獨立的專門學院，學院在分解為若干系、室。極少數所謂綜合大學也只剩下一些基礎的文理學科，應用學科則被獨立出去。

　　高等院校基本上沒有研究功能，只是單純教學機構，用現成知識培訓各學科的專業實用人才，而且專業口徑十分狹窄，學生沒有厚實的基礎，沒有廣博的視野，只會簡單的工作技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70年代末，華中工學院院長朱九思等人寫信就給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建議把高校作為科研的主要陣地，但這一主張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大學何以屈居經濟特區之下？

　　改革開放中教育的改革，是從恢復高考，激發高校活力開始的。每年一大批優秀青年受到象牙塔的洗禮，這改變了社會的文化生態。

　　六十年代，高校成為革命激情的策源地，當青年運動走向非理性的狂熱，造成社會秩序的極大混亂時，高校受到的壓制也極大，幾乎陷入停辦狀態。一方面，頻繁的政治運動，太脫離人們傳統的生活，而烏托邦的信仰造成了文化內容的單調、枯燥、盲從，表現為教條主義、反理性、反文化的極左傾向。另一方面，大學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刻意強調工農兵的主體地位，其實瓦解了大學文化超越社會大眾的獨立性，政治統率一切，學術完全成為擺設。后來，工農兵大學生的文化素養大大下降，更易被官僚化的權力所操縱。

　　改革開放中教育的改革，是從恢復高考，激發高校活力開始的。每年一大批優秀青年受到象牙塔的洗禮，這改變了社會的文化生態。加上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贏得科教文藝界的廣泛支持。

　　鄧小平發動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旨在結束教條主義的神圣權威，拋棄某些具體結論。并不是要從理論的深層突破蘇聯式的教條，更不是要形成獨立的大學文化運動，而只是為新的政治實踐開辟道路。討論者大多是意識形態工作者、黨政干部，很少有真正的思想家，沒有大學理性文化的基礎。因此，在實現權力交替之后，它就退出了歷史舞臺，被“貓論”、“摸論”、“不爭論”、“管用論”所取代。

　　80年代中后期，思想解放與政治權威的裂縫越來越大，人道主義、社會異化問題的反思被迫中斷。經濟上的功利主義和經驗主義日益突出，漸漸覆蓋了舊的意識形態。然而，教條主義反而獲得了在文化領域里維持下來的理由，當人們在政治與經濟領域碰到釘子時，還得退到舊的模式里去，虛晃一槍再折回去。

　　80年代初，以武漢大學劉道玉校長為代表的教育改革做了很多積極的突破和建設，但終于在80年代末失敗。20年后，當年武大畢業生回憶那個激動人心的年代，稱自己的母校是“小深圳”，為什么會讓一所堂堂的大學屈居于一座小漁村演變而來的特區之下呢？

　　80年代興起的經濟特區，替代了其它國家現代進程中通常由大學扮演的特區角色。因為中國經濟建設的精英們并不需要自己創造一套發展模式，只要通過經濟特區這個窗口，接受來自香港、臺灣，進而來自西方的現成經濟要素，就可以搭上國際經濟發展的順風車，一路前進。這樣，大學文化對社會精英們思想、智慧、人格、創造力上的推動，對于社會生活中的科學、藝術、法律、道德的影響，就變得更加不重要了，大學只是給學生灌輸基礎知識、培訓實用技能，同時給社會提供一些技術服務。

　　被經濟發展需要綁架的科學研究

　　科學和技術本屬不同領域，而鄧小平果斷將兩者合在一起，列入生產力的范疇，提升到社會的核心地位上，足見他對科學技術發展的高度期望與迫切心情。

　　鄧小平注重科學與教育對現代化建設的關鍵作用，強調要優先發展。1989年春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十年改革開放的最大失誤在教育。然而，文教事業對于經濟的附庸地位一直沒有改變，也注定了大學的附庸地位。

　　科學本屬于文化領域，而技術本屬于生產領域，兩者在西方文明里有完全不同的演進歷程，即使在現代社會里關系密切，但區別仍然非常明確，一是以追求客觀規律，一是追求經濟效率。科學提升技術，在唯物主義者看來，文化決定經濟怎么可能呢？為此，鄧小平果斷把兩者合在一起，干脆列入生產力范疇，提升到社會的核心地位上，足見他對科學技術發展的高度期望與迫切心情。“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論斷，大大提高了科學技術的權威。但是，另一方面，科學跟技術直接綁在一起，脫離它寄寓的文化母體，很容易淪為技術服務的工具，成為瓶中無根的花朵，獨立的知識探索，尤其是基礎性前沿性研究無以立足。到了90年代，中國科技創新能力越來越弱，以至于科學與技術的兩個國家級一等獎不得不連年空缺。

　　愛因斯坦把科學家分為三類：第一是功利型，大多數人從事的科學事業只是一個職業，為了謀求自己的收入、名譽、地位，傾向于爭取有直接效應的成果。第二是興趣型，少數人從事科學事業是出于個性化的愛好，為了實現自我的價值，從好奇心出發，因而能獲得更出人意料的發現。第三是信仰型，極少數有著執著信仰的人把科學作為神圣的事業，以宗教般的使命感、忘我的天職感去探索宇宙的奧秘，往往能獲得最大的發現。“跟蹤”式的科學家顯然是第一種類型，他們通常不會有創造性成就。

　　其實，中國改革開放所借助的基本動力是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改革，強化物質利益原則，刺激起人們物欲的沖動來推動經濟建設；二是通過開放，把西方的現成智慧引進到中國，發展到后來就是跟國際接軌。在現實生活里，大家都是跟著感覺走，摸著石頭過河，免不了隨波逐流，為外部強勢文化及其物質力量所左右。在經濟――政治二維的改革格局里，文化靜止在意識形態框架里，邊緣部分則受到市場、外來消費文化的滲透。

　　這與西方原創型現代國家所走的道路不同，那是通過內部的大學文化運動，形成普遍的理性精神，成為現實的政治與經濟建構的合理性依據；這也與中國過去所走的道路不同，所謂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政府力量組織大規模公共建設及技術攻關，加上群眾性的發明創造。

　　今天再看所謂“863計劃”，通盤的關鍵詞是“跟蹤”世界先進水平，可見這并不是一個全面的科技發展戰略，它只是選擇在西方已經成功并有明顯經濟效益的技術領域，主要靠模仿、重復別人的研究而獲得成果。雖然說是先跟蹤，爭取趕上甚至超過，但由于現代科技必需的大學文化基礎和氛圍在急功近利中日趨薄弱，科技生態趨于枯萎，甚至沙漠化。由于跟蹤的步伐越來越凝重，權力直接出場，造成名利誘惑，便產生了學術腐敗。

　　校辦產業，中國式的怪胎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產業成為大學繼教學、科研之后的第三個支柱，形成三足鼎立之勢，至今仍方興未艾，這在世界上是罕見。

　　有一個基本常識，大學是現代文明的文化堡壘，它的使命是通過研究更新的知識，給全社會以理性文化的指引。大學為了確保學術的純粹性、中立性、普遍性，本身不直接參與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活動。

　　雖然現代科學與技術，技術與生產的關系越來越直接，越來越緊密，大學需要與企業建立廣泛的協作關系，但大學還是大學，屬于文化領域；企業就是企業，它屬于經濟領域。兩個領域相互呼應，但各就其位，大學并不會辦企業，企業更不能干預大學的運作。在歐洲古老的大學傳統里，學術與經濟、政治是分得很清的，學術獨立被視為大學的最高原則。在美國大學里，一般都有巨額的辦學基金，給大學以獨立的財政支持，這些基金平時是靠投資于企業來獲得增值，以維系大學的持續發展，哈佛大學的捐贈基金已經通過增值累積到292億美元，居全美之首。因此大學需要專門管理基金的機構。但是，大學本身卻從不直接參與企業的運作。在日本，在韓國，在新加坡，在中國香港和臺灣，從來沒有聽說過有產學一體化，至多也只有產學合作，合作是各守其職，各取所長，優勢互補。有的國家連“產學合作”也受到嚴格限制，國立大學為企業提供服務，可能造成國家變相補貼企業，違背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原則，會遭到起訴。

　　今天國人常以知行合一、理論聯系實際、走出象牙塔、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等等口號來要求大學，這恰恰是用幾千年農業社會的傳統思維來建構現代文明，農耕文明里感性與理性、知與行、理論與現實、此岸與彼岸之間完全沒有分化。沒有分化就沒有各自的界線，反正都是追求利益，爭口飯吃，有利就上，哪怕攪成一團混水。然而，現代文明卻必須建立在高度分化，專業協作的規則里，各個部門有明確的理想、原則、使命、義務、責任。大學尤其以理性文化著稱，它是相對保守的，崇尚獨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隨波逐流，講究客觀性、普遍性。

　　在現代文化理念缺席的中國，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產業成為大學繼教學、科研之后的第三個支柱，形成三足鼎立之勢，至今仍方興未艾。學校的公司老板完成多少指標也可以評“產業教授”；大學直接進入是風云變幻的股票市場恐怕全世界罕見，中國就有。

　　我們應該知道，獨立的文化是現代文明賴以發展的動力與向導。他們不能理解，大學竟然可以完全不考慮實用，作為純粹的象牙塔存在。既然教學和科研可以放在一起，產業為什么不可以呢，三足鼎立不更穩定嗎？教學和科研都屬于人的精神文化活動，是追求真理，擁有理性與良知。而產業卻是生產經營活動，是追求利潤與效益的，兩者在現代社會里是有嚴格分工界線的。庸俗唯物主義者和經濟學家并不認為，大學精神所凝聚的人類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和創作欲，構成現代文明的活力源泉，而是認為，產業利潤所帶來的物欲滿足，才會給大學帶來活力。在他們的設定里，大學教授不是以追求真理為天職，以智慧為榮耀，而是以出入豪華，買車買房為榮耀。

　　這一切，恰恰證明中國缺乏現代文明的基本文化理念，大學遠離了真正的大學精神，大學精神的根本是追求真理，但這在中國大學卻往往是被漠視、被玩弄的。中國人沒有創造力嗎？凡是在與直接利益相關的事情上，國人表現的大膽與想象力是出人意料的。可是，大學的真正創造力，只有在人們對于物質利益的保守與矜持的狀態之下才可能成長。

　　加強科學與技術，技術與產業的轉化能力，這是大學辦企業的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其誤區在于，沒有搞清楚國人科技創新能力缺乏的癥節，恰恰是急功近利與功利主義教育，不是不重視轉化結果，而是根本不具備前提。走出象牙塔，要以曾在象牙塔為前提。中國有知識的人往往并沒有思想，因為知識作為應付考試的工具，從被灌輸到大腦里去的時候就是死的；中國懂理論的人很少發明技術專利，因理論多是照搬別人的抽象概念用來炫耀的，根本不是自己獨立的研究；中國即便有專利也難以轉化為經濟效益，因為專利發明者越是急功近利，越是無法專注于發明本身，常常以粗制濫造的東西充數，且欲罷不能。完全墮入利益的怪圈里。

　　學者潛心研究，教師用心授課，學生虛心向學，官員依法行政，商人誠實經營，醫生救死扶傷，警察鋤暴安良，明星真情獻藝，軍人為國站崗，這才是和諧的社會。

　　產業化繁榮下的大學困境

　　大學大幅擴招，作為產業化的直接結果，的確是迅速改變了中國高校的面貌。然而，文憑的泛濫，看似由精英教育轉化為平民教育的背后，文化的最后一線光芒黯淡了。

　　中國大學另一種形式的怪胎，便是產業化運作，這一開始也是經濟學家的杰作。一方面，政府的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基本的義務教育也很難保證，高層次的精英化教育更是捉襟見肘。另一方面，貧富分化造成嚴重的內需不足。經濟學家于黔驢技窮的窘況中想出這么個餿主意來折騰教育——教育的使命不是“為市場經濟服務”么，你還要干什么呢！中國教育沒有哲學家的智慧啟迪，被市場經濟的利益思維左右，注定要走向畸形。

　　在我們的語境下，產業是投入、產出的經濟學運作，目的在于經濟收益。教育與行政、司法、國防一樣，決不是產業。教育，首先是人類文化的傳遞，是人自身的成長，尤其是心靈的成長，既是社會進化的需要，又是人的天然權利，文化教育的產業化會造成全民族的墮落。

　　當然，教育也有供給、保障及收支問題。因此“教育產業”也是存在的，它是以教育為內容的產業，是以產業方式達到教育目的的一種操作方式，它本質上是產業，而不是教育事業本身。正如政府有財政問題，軍隊有后勤問題，但你不能說財政問題就等于政治，后勤問題就是軍事一樣。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教育除了經濟功能外，它還承載著社會、文化、道德等功能。教育既是全社會發展的需要，又是每個人成長的需要，因此教育既有作為社會公共事業來運作的部分，又有作為個人權益來選擇的部分。國家要保證長遠戰略，必須優先于任何現實需要與經濟效益，建立文化、教育、科技的中心。只有在大眾化的需要層面，在一般的知識傳授、技能培訓方面，教育才可以訴諸于產業化途徑來運作。

　　通常，每一個健全的文明社會都要為每個成員提供基本的、普遍的、平等的義務教育。在更高程度上，國家從長遠發展戰略出發選拔一批精英分子，給予其旨在服務于國家戰略發展的高等教育；企業和其他社會團體提供其成員特定的教育；個人及其家庭根據自己的能力和需要，選擇一定的教育項目。每一種教育方式的資源供給不同，都有收支運作問題，但只有后一種教育可以進行產業形式的運作。

　　在美國，任何人類從事的工作，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文化活動，都叫產業（Industry）。但其中第三產業既有贏利的，有也非贏利的如政治。即便按美國的說法，“教育產業化”也是說不通的。教育是產業，就不存在“化”的問題；“化”就意味著原來不是產業，現在變成產業，無非是要借此贏利而已。美國是徹底的市場經濟國家，義務教育也由公共基金提供。公共基金還為私立學校學生提供午餐、課本、交通、保健等服務。大部分美國大學是公立的，私立大學生源只占總生源的約20％。哈佛學生所交學費也只占教育成本的21％，其他私立大學通常也在30％以下。日本非義務教育大部分是私立學校，但政府向私立學校提供的補貼通常占學校經費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北歐許多國家，學生根本不交學費。

　　西方國家的私立學校，也不同于其它經濟產業，并非私人所有，而是由基金會之類的社會團體提供經費，其中有一定比例的政府投入。學校通常不以營利為目的，而是以教育為本位。基金會接受的捐贈用以維持學校運行，卻不能撤回、轉讓、抵押辦學資產，不能隨意關閉學校。

　　在中國，產業就意味著有直接收益。經濟學家們玩了一個概念游戲，就把洋人也不敢輕易置于市場的教育大膽當作贏利產業來經營。

　　許多人寄希望于剛剛起步的私立大學，似乎那里才有一片自由的天空。問題是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思維，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同樣作怪，只是表現不同而已。絕大多數商人覬覦教育，目的再明確不過了，就是以收學費來賺錢。我接觸過的一批所謂二級學院，從沒見過一所具備長遠的教育理想。動輒數萬人規模的校園，卻只有惡俗的口號，陳腐的觀念，無序的管理，毫無文化氣息。

　　20年前人們也曾寄予特區大學以厚望，它有其它大學所沒有的選擇空間，結果卻比后者更差。我們為什么不能達成基本的理智呢？既然能給私立大學辦學自由，為什么不還國立大學以完全的學術獨立呢？

　　大學大幅擴招，作為產業化的直接結果，的確是迅速改變了中國高校的面貌。今天中國的大學校園無不氣派非凡，豪氣沖天。靠發文憑，尤其是給有權有勢有錢的人批發文憑的院系，都豎起一幢幢高樓，背后還有一座巨額的小金庫。在這里，政府、學校、教師、學生、家長，似乎所有當事人都獲得了自己所要的。經濟學家所樂見的效益最大化，就這樣奇跡般的達成了。然而，文憑的泛濫，淹沒了這個文明古國對文化與精神價值的最終一絲敬畏與和崇尚，看似由精英教育轉化為平民教育的背后，文化的最后一線光輝黯淡了，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的惡性膨脹，變得更加赤裸裸，更加肆無忌憚。斯文掃地，惡俗當道，作假橫行，最先嘗到苦果的是最具創造力的當代青年精英，最終惡果的承擔者，則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所有人，包括子孫后代。

　　大學作為獨立的文化力量，是社會的引領、批評、監督、較正者。如果它僅僅是某種工具，那就不是真正的大學。一個民族發展沒有大學的全面參與，要在現代文明中贏得主動地位，是完全不可能的。

　　20世紀中國的所有幸運、輝煌、驕傲，都與非常時期有北大、西南聯大等大學及黃埔、延安等準大學相關。20世紀中國的所有不幸、失敗、悲哀，都跟平常狀態下反而沒有一所獨立于經濟、政治之上的大學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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