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rèn)為胡適的世界觀是錯誤的，更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但對其真正有力的批評是實事求事而不能是片面的。在這方面毛澤東同志作出了表率。

　　五四時期，中國國家災(zāi)難深重，北京大學(xué)不自覺地成了實事求是思想的搖籃。當(dāng)時北大有兩個了不起，但在當(dāng)時又不是太顯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個是胡適，另一個是毛澤東。那時候北大講“兼容并蓄”而不是實事求是。講壇上宏論滔滔，但多不太講問題只講主義。因為當(dāng)時的問題太殘酷，太不斯文。胡適主張少講主義，多講問題。許多人冤枉胡適說他不講主義，只講問題。其實，胡適只是針對當(dāng)時學(xué)界空談的弊端，主張不要脫離中國問題談主義，應(yīng)針對具體問題談主義。

　　胡適就自己寫作《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意圖后來有過解釋，他說：“在那篇文章里我指出：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第二，著重外來進口的‘主義’對（解決）中國（實際）問題，是沒有用處的。我并說明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于那時那地的實際問題所提出的實際的解決方案。我說如果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自己現(xiàn)有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單會空談一些外來進口的抽象主義，是毫無用處的。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的政客利用來做種種自私害人的事。” [1]

　　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就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說的“原來批評文學(xué)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見的，所以甲是乙非了無標(biāo)準(zhǔn)”，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愛”為些觀點批注說：“這就是胡適哲學(xué)的相對主義即實用主義。” [2]12月28日，毛澤東在給李達的信中特別叮囑：“在批判實用主義時，對實用主義所說的實用和效果，和我們所說的大體同樣的名詞，還需加以比較說明，因為一般人對這些還是混淆不清的。” [3]

　　1956提1月24日，毛澤東審閱中共中央關(guān)于在干部和知識分子中組織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稿，批示：“可用。”通知指出：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錯誤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對胡適派思想的批判已經(jīng)初步展開，對胡風(fēng)及其一派的文藝思想的批判亦將展開。 [4]1957年2月1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中央各報刊、中國作家協(xié)會、中國科學(xué)院和青年團的負責(zé)人開會，討論文藝思想問題，毛澤東說：“教條主義不是馬列主義。我們開始批判胡適時很好，但后來就有點片面性了，把胡適的一切全部抹殺了，以后要寫一兩篇文章補救一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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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唐德剛譯：《胡適口述自傳》，華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頁。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99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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