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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馬今天推送薩米爾·阿明的《新帝國主義的結構》。阿明認為，名為“全球化”的世界體系實質上是由各種壟斷企業網絡主導的資本主義體系。通過這一體系，各種廣義上的壟斷企業支配了處于體系外圍的全部生產系統，這就是新帝國主義階段的實質。因此，要克服這一體系，需要正視資本主義體系“中心-外圍”模式，用一種超越兩極分化的思維來思考。在此，毛澤東的論斷為所有支配性中心國家和被支配性外圍國家中進行的社會主義斗爭給出了隱含性教訓，即一個國家只有在建立和加強內向型經濟、從而能夠維護國家經濟主權的前提下才能走向社會主義，從帝國主義命令的執行者發展為世界秩序的塑造者。總而言之，“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本文摘自《國外理論動態》2020年第1期，譯者陳俊昆、韓志偉。原文刊載于《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 2019年7/8月號(總第71期)。

　　當代的資本主義是廣義的壟斷資本主義。這意味著，在非壟斷企業的海洋中，壟斷企業不再是相對自治的一個個孤島，而是一個綜合體系，并因此緊密地控制著所有生產系統。中小型公司以及那些非寡頭企業擁有的大型公司都被上游和下游的壟斷企業建立的控制網絡包圍著。因此，它們的自治范圍大大縮小了。這些生產單位已成為壟斷企業的分包商( subcontractors) 。這種廣義的壟斷制度是1980—1990 年代在“三合會”國家中發展起來的資本集中化新階段的產物。[1]

　　同時，這些廣義的壟斷企業統治著世界經濟體系，“全球化”是它們賦予這種體系的名稱。通過這種體系，它們控制著處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外圍( “三合會”國家及其伙伴之外的整個世界) 的所有生產系統。這無非是帝國主義的新階段。

　　作為一種體制，全球化的壟斷資本主義確保這些壟斷企業能夠獲得大量的壟斷租金，它產生于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由于這些壟斷企業大多運轉于全球化系統的外圍國家，因此這種壟斷租金就成為了帝國主義的租金。資本的積累過程也因此受到壟斷( 帝國主義) 租金最大化需求的支配。

　　資本積累重心的這種轉移導致了壟斷企業對收入和財富集中的不斷追求，以及壟斷租金的不斷增加，并且它們主要被寡頭( 財閥) 所攫取，這對勞動力乃至非壟斷資本來說都是一種損害。這種持續增長的不平衡進而又成了經濟體系金融化的根源。越來越多的盈余不再投資于擴大和強化生產體系，“金融投資”才是繼續維持壟斷性積累的唯一可能選擇。這種金融化使得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的狀況進一步惡化，同時使積累盈余不斷增加。金融投資( 或更準確地說是金融投機) 繼續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其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 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變得虛假) 或生產系統的投資率不成比例。金融投資的驚人增長也使各種形式的債務持續增加，特別是主權債務的增長。政府“減少債務”的承諾明顯是一句謊言。金融化的壟斷戰略需要增加債務，而且這還是一種極具吸引力的手段。正如人們所說，以“減少債務”為目標的緊縮政策實際上會導致債務的增加，而這其實正是某些人所追求的結果。

　　01

　　財閥：過時的資本主義的新統治階級

　　積累的邏輯在于資本控制的日益集中化。形式上的所有權可以分散( 如養老金計劃中股份的“所有者”) ，而對這一財產的管理則由金融資本控制。

　　我們已經處在一個資本的支配權力高度集中的時代，資產階級原有的生存和組織形式都發生了徹底的變化。資產階級的最初形態是穩定的資產階級家族，一代又一代的家族繼承人經營著家族企業。資產階級的形成是一個長期過程。這種穩定性鼓舞了人們對“資產階級價值觀”的信心，并提高了它們在整個社會中的影響力。資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樣被接受的。資產階級享有的舒適生活和獲得的財富似乎是對他們所提供的服務的回報。從國家層面看，即使這個說辭顯得模棱兩可又充滿局限性，它依然可以服務于國家利益。但新的統治階級突然打破了這一傳統。一些人將這種轉變描述為積極股東( active shareholders) ( 有時甚至稱其為平民股東，populist shareholders) 全面重建產權的過程。這種具有誤導性的描述使得這一轉變合法化，但它沒有意識到這種轉變主要涉及的是資本控制的集中程度以及隨之而來的權力集中化。新的統治階級不再像以前的資產階級那樣規模龐大。此外，新的資產階級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新來者”( newcomers)組成，他們的出現更多是由于其在金融業務( 特別是股票市場) 上的成功，而不是基于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技術突破所做出的貢獻。他們的迅速崛起與其前輩形成了鮮明對比，因為后者的崛起要花費數十年的時間。

　　另一方面，權力的集中化甚至比資本的集中化更為明顯，它加強了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之間的相互滲透。資本主義的“傳統”意識形態一般會強調財產的優點，特別是“名義上的”小型財產( 實際上是大中型財產) ，因為在一般情況下，人們認為它具有能夠支持技術和社會進步的穩定性。與此相反，新的意識形態不假思索地對“贏家”大加贊揚，而對“輸家”則不屑一顧。“贏家”幾乎總是對的，即使他們所使用的手段幾近違法，同時又不顧及普遍的道德價值觀。

　　通過積累，當代資本主義已成為裙帶資本主義( Crony Capitalism) 。英語中的“裙帶資本主義”一詞不應只用來描述“經濟學家”( 自由主義美德的信徒們) 早些時候所譴責的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不發達且腐敗”的資本主義形式，它現在也同樣適用于當代美國和歐洲的資本主義。目前這個統治階級的行為與黑手黨非常接近，即使這種比較似乎是侮辱性的和極端的。

　　財閥制是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形態。這種財閥制適應了代議制民主實踐，因為代議制民主已經淪為了“低強度民主”。你可以自由地投票給任何人，但這并不重要，因為決定一切的是市場，而不是國會或議會。與此同時，財閥制在其他地方也適應了專制形式的管理或選舉。

　　這些變化改變了中產階級的地位及其融入全球體系的方式。中產階級現在主要由工薪階層組成，而不再像以前那樣由小商品生產者組成。這種轉變帶來了中產階級危機，其特點是分化日益加劇: 特權階級( 高薪階層) 已成為處于支配地位的寡頭階級的直接代理人，而其他人則處于貧困狀態。

　　02

　　買辦商人: 外圍國家的新統治階級

　　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的對立并不是新鮮事物。從五個世紀前開始，它就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張的一部分。因此，無論是身處獨立國家還是殖民地，外圍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雖然與他們的國家聯系在一起，并從全球化資本主義進程中獲利，但他們始終是低級別的統治階級。

　　這個階級具有相當大的多樣性，它們主要出身于資本主義( 帝國主義) 到來前曾在本土社會占統治地位的那些階級。在重新爭取獨立的過程中，新的統治階級( 官僚與國家資產階級) 往往會取代這些舊的( 協作主義的) 從屬階級，前者在人民眼中( 起初) 更具合法性，因為它們與民族解放運動聯系在一起。然而，無論是舊帝國主義( 1950年以前的形式) 還是新帝國主義( 從萬隆時代到1980 年左右) ，在它們所統治的邊緣國家中，地方統治階級都從明顯的相對穩定中獲得了利益。新的集體帝國主義( Collective Imperialism，即“三合會”國家) 創造的寡頭資本主義將這些外圍國家的舊統治階級權力連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的階級，我稱之為“買辦商人”( profiteers) 。他們是商人，而不是有創造力的企業家。他們的財富來源于他們與當地政府及外國主人之間的關系，無論他們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代表( 特別是美國中情局) 還是寡頭。他們充當高薪中介，并從政治租金中獲益，這是他們積累財富的主要來源。買辦商人不再服從于任何道德和民族價值觀。在一幅描繪他們的“他我”( Alter - egos) 處于統治中心的諷刺漫畫中，他們除“成功”和積累金錢外，對任何東西都毫無興趣，在對個人主義的“贊美”背后，最為突出的是他們的貪婪。即便他們采取類似黑手黨式的犯罪行為，也絕非天方夜譚。

　　新的買辦商人階級的形成與當代南方世界普遍存在的流氓式發展模式( Lumpen - development)密不可分。但也只有在非新興國家中，這一階級才能成為主導力量。而在新興國家中，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勢力是不同的。

　　03

　　被統治階級: 一種廣義卻又分裂的無產階級

　　卡爾·馬克思嚴格定義了無產階級，即被迫將其勞動力出售給資本的人，并承認這種出售的條件( 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說是“正式的”或“真實的”) 總是多種多樣的。無產階級的分裂不是一個新現象，而且對于這個階級的某些部分來說，這種描述是非常準確的，例如19 世紀新制造業中的工人，或者是20 世紀福特制工廠中的工人。對工作空間的關注促進了共同斗爭中的團結和政治意識的成熟，但同時也激活了存在于歷史馬克思主義( Historical Marxism) 中的工人主義( Workerism)。在現代技術背景下，資本戰略的執行導致了生產分散，但卻并沒有失去對分包或去本地化生產的控制，其結果是削弱了無產階級的團結意識，同時增強了利益觀念的多樣性。

　　因此，無產階級似乎在它變得更加普遍的那一刻就消失了。小型的、自主的生產形式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小農、工匠和商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分包工作及大型連鎖店等組織形式。無論從事的是物質生產還是非物質生產，90% 的工人在形式上都變成了掙工資的工人( Wage Workers) 。我發現，工資的多樣性遠遠沒有與工人所付出的培訓成本成正比，反而愈發極化。但這并沒有阻止無產階級團結意識的重生。占領運動( Occupy Movements) 聲明:

　　“我們才是99% 的人。”

　　這種雙重的現實，即資本對每個人的剝削以及這種剝削所采用的各種形式和暴力行為，對左翼來說是一種挑戰，左翼不能忽視“人民內部的矛盾”，但也不能放棄朝著目標一致的方向前進。反過來，這又意味著新的無產階級在組織形式和行動方式上存在多樣性。那種搞“運動”的意識形態忽視了這些挑戰。要采取進攻態勢的話，就需要對具有一致性目標的戰略中心進行重建，這是必須要做的。

　　邊緣國家( 無論是不是新興國家) 的廣義無產階級在生存狀態方面至少有以下四個特點: 第一，在新興國家中，“無產階級”的生存條件出現了明顯的改善; 第二，廣大農民日益融入資本主義市場，即使這一過程是間接的，他們也受到了資本的剝削; 第三，流氓式發展所導致的“生存”活動迅速增加; 第四，廣大中產階級在獨享增長利益的同時仍持有反動立場。

　　在這種情況下，激進左翼面臨的任務是“團結農民和工人”，學會使用“第三國際”術語，同時在反買辦( Anticomprador) 陣線中將工人( 包括所謂的非正式工人) 、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團結起來。

　　04

　　政治統治的新形式

　　制度的經濟基礎以及隨之而來的階級結構的轉變改變了權力行使的條件。政治統治現在通過一種新型的“政治階級”和媒體神職人員( Media Clergy) 來維持，他們都致力于為壟斷化的抽象資本主義( Abstract Capitalism) 服務。在不提出工人和人民奪取權力的情況下，“個人為王”( Individualas King) 的意識形態和“運動”的幻象只會強化資本行使權力的新方式，而并不會改變世界，也不會“改變生活”。

　　在外圍國家中，當流氓式發展將權力掌握在買辦國家和買辦商人手中時，就形成了一種極具諷刺意味的形式。相比之下，在新興國家，不同類型的社會集團行使實際權力的合法性來源于所實施的政策在經濟領域中的功效。“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資本主義運作模式”只是新興國家的幻覺，它有可能會為新興國家提供趕超中心國家的機會，但在這種情況下，潛在的限制和隨之而來的社會與政治沖突也可能會成為現實，這一幻覺為各種可能的發展路徑打開了大門，它們既有可能朝著最好的方向發展( 社會主義方向) ，也有可能朝著最壞的方向發展( 失敗并重新淪為買辦國家)。

　　05

　　過時的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文明的終結

　　這里所描述的新統治階級的特征并不是短期的反常現象，它們完全符合當代資本主義的運作要求。

　　資產階級文明同任何文明一樣，都不屬于經濟制度的再生產邏輯。資產階級文明包括意識形態與道德方面的內容: 贊揚個人的主動性，但也要誠實守法，甚至要與人民團結在一起，而且這些內容至少要在國家層面上表達出來。這個價值體系確保了整個社會再生產的穩定性，同時也標志著其所處世界的政治特征。但這個價值體系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沒有任何價值觀的體系。無知和粗俗是這個“支配者們”( Dominants) 的世界中越來越多的人的特點。這種戲劇性的變化預示著一個文明的終結，它再現了在其他墮落時代中清晰可見的東西。基于這些原因，我認為，無論當代寡頭資本主義獲得了多么立竿見影的成功，它都是過時的，因為所有的成果都被完全匯聚到了一條會通向新野蠻主義( Barbarism) 的道路上。[2]

　　當下，“全球化的”( 帝國主義的) 和金融化的廣義壟斷資本主義制度正在瓦解。這一制度顯然無法克服其自身日益增長的內部矛盾，因此注定要走向瘋狂。這一制度的危機完全源自其自身的“成功”。直到今天，壟斷企業所采用的策略還在大行其道，例如緊縮計劃，即所謂的社會( 事實上是反社會的) 裁員計劃，盡管遭到抵制，卻仍在實施。即使是現在，這種主動權仍然掌握在壟斷企業( 市場) 及其政治仆從( 按所謂市場要求作出決定的政府) 的手中。

　　從挑戰帝國主義的統治思想入手來分析斗爭和沖突，能夠使我們認清由一些“新興”南方國家所帶來的新現象。

　　然而，資本主義的這個秋天并不與“人民的春天”同時出現，這一判斷意味著各國工人和人民在斗爭中對自身的訴求作出了準確的界定，即他們不是要“結束資本主義危機”，而是要“結束資本主義”。[3]但這一訴求還沒有實現，或者說還沒有到實現的時候。把資本主義的秋天與人民可能的春天分開的鴻溝為當前的歷史性時刻增添了危險的戲劇性特征。資本主義秩序的捍衛者與抵抗力量之間的戰斗還沒有開始。因此所有的替代方案( 最好的和最野蠻的) 都是可能的。

　　這種鴻溝的存在確實需要一些解釋。資本主義不僅是一種以資本剝削勞動為基礎的制度，它也是一種在全世界發展過程中以兩極分化為基礎的體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是同一種現實存在，即歷史資本主義( Historical Capitalism) 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對這一制度的挑戰貫穿了20 世紀的前80年，這也是一段工人和被統治人民進行長期斗爭、取得勝利的過程。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旗幟下進行的革命、在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開展的改革、在殖民地和被壓迫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取得的勝利，這一切變化共同建立了一個比以往更有利于工人和人民的發展環境。但是，由于沒有成功地創造出使其繼續發展下去的新條件，這股浪潮遭遇了挫折。這種疲態使壟斷資本重新奪回了進攻主動權，并確立了絕對優勢，而且能夠對其構成威脅的新一輪挑戰尚未出現。在黎明前的昏暗微光中，魑魅魍魎輪番登場。盡管壟斷資本主義的丑惡是不爭的事實，但能夠與之抗衡的力量還有待形成。

　　06

　　新興模式與流氓式發展

　　“新興”這個詞被不同的人用在極其不同的語境中，而且通常都沒有明確界定其含義。新興既不是以長期( 超過10 年) GDP 或出口增長率的提高來衡量，也不是如世界銀行和傳統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通過人均GDP 的水平來判定。新興意味著更多，包括了一個國家工業生產的持續增長，以及在世界范圍內工業競爭能力的增強。

　　此外，還有兩個問題需要澄清: 這里都涉及到了哪些行業，以及競爭意味著什么。我們應該排除采掘業( 礦石和燃料開采) ，因為只有在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中，采掘業才能在不拖累該國所有生產活動的情況下實現加速增長。不屬于新興國家行列的極端例子是海灣國家、委內瑞拉和加蓬。我們還必須考慮經濟中生產活動的競爭力以及整個生產系統的競爭力，而不僅僅是考慮那些被選定的若干生產單位的競爭力。通過去本地化或分包，在南方國家經營的跨國企業可以支持這些國家建立起能夠出口到世界市場的本地生產單位( 跨國企業的子公司或自治單位) ，這使得這些國家在傳統經濟學看來具有一定的競爭力。生產系統的競爭力取決于各種經濟和社會因素，例如各級工人的一般教育和培訓水平，以及管理國家政治經濟的所有機構的效率。反過來，所涉及的生產系統不應僅僅局限于加工工業( 盡管這些企業的缺失確實意味著該生產體系名副其實的) ，還應包括糧食生產和其他農業生產，以及保障經濟系統正常運行所需的服務( 尤其是物流和信貸) 。

　　所以，新興這一概念意味著思考問題時采取一種政治的和整體的方法。因此，一個國家只有在政府政策旨在建立和加強內向型經濟( 即使它對外開放) 并因此能夠維護其國家經濟主權的情況下才是新興的。這個復雜的目標意味著，對主權的主張涉及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尤為重要的是，一項政策必須使一個國家能夠強化其糧食自主權，以及控制自然資源和從其國家領土以外獲取自然資源的自主權。這些多重和互補的目標與買辦型政府的目標形成了鮮明對比。買辦型政府只滿足于根據“自由全球化”世界體系的要求及其所提供的可能性來調整增長模式。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對任何一個特定國家和社會實施的政治戰略方向進行評論，即它們是資本主義的，還是要走向社會主義? 這一問題無法從爭論中消除，因為統治階級的取向選擇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有著重大的積極或消極影響。新興經濟體的政策與隨之而來的社會變革之間的關系不僅取決于前者的內部一致性，還取決于它們與后者的互補( 或沖突) 程度。社會斗爭( 階級斗爭和政治沖突) 并非來自“適應”新興經濟體的國家計劃邏輯，它們是國家行為的決定因素。當下的經驗反映了這些關系的多樣性與波動性。新興往往伴隨著不平等的加劇。然而，這些不平等的準確含義應予以闡明: 這些不平等現象是否發生在使少數人或較多的人( 中產階級) 受益于工人普遍貧困化的政策背景下，或者是發生在大多數人的生活條件得到改善，但其收入增長率仍低于體制受益者的收入增長率的情況下呢? 換言之，這里所指的政策是否可以將新興與貧困化聯系在一起? 新興并不是一個國家可以一勞永逸地獲得的地位，它是通過連續的步驟實現的: 較早的步驟一旦成功，就將為接下來的步驟鋪平道路; 如果不成功，就會陷入僵局。

　　同樣，新興經濟體與世界經濟的關系本身也在不斷地變化，充滿不確定性，這種關系既可以促進社會團結，也可以將其瓦解。因此，新興并不是出口增長和一個國家實力上升的代名詞。出口的增長取決于一個利益指向明確的內部市場( 滿足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利益) 的發展，前者既有可能支持后者的發展，也有可能成為其發展的障礙。因此，出口增長既可以削弱也可以增強新興經濟體在世界體系關系中的相對自主權。

　　“新興”不僅僅與經濟有關，而且也是一項政治議題。因此，對一個新興經濟體成功與否的評估是建立在對其能力的檢驗基礎上的，即它能否削弱處于支配地位的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統治能力。在我看來，中心國家的統治能力是指對技術發展、自然資源的獲取、全球金融和貨幣體系、信息技術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等支配性力量的控制權。我還堅持這樣一個論點，即帝國主義“三合會”確實存在，它會使用一切方式來維護其在世界統治中的特權地位，并阻止各新興國家挑戰這種統治。由此，我得出結論: 新興國家的野心與帝國主義“三合會”的戰略目標相沖突，這場沖突的暴力程度與新興國家對上述中心特權的挑戰的激進程度成正比。

　　“新興”也同樣離不開相關國家的國際政策。它們是否會與“三合會”的政治軍事聯盟結盟?它們是否會因此接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實施的戰略? 或是選擇與之對抗?

　　一個真正的新興經濟體的計劃與單方面服從全球化壟斷資本主義要求的計劃是完全相抵觸的，后者只能導致我所說的“流氓式發展”。雖然時空條件不同，但我在這里仍想借用已故的安德烈·岡德·弗蘭克( Andre Gunder Frank) 的術語來分析類似的發展。今天，流氓式發展是社會加速解體的結果，這種解體與帝國主義壟斷中心強加給外圍國家的“發展”模式( 其實不配被稱為“發展”) 有關。這體現為生存活動( 即所謂的非正規活動) 的急劇增長。換句話說，這是資本積累的單邊邏輯所必然導致的貧困化。

　　但在一些新興經濟體的經驗中，有一些不屬于流氓式發展的例子非常值得關注。換句話說，在這些情況中，貧困化不會影響到工人階級。相反，他們的生活條件都得到了改善。在這些經驗中，有兩個例子顯然屬于資本主義范疇，即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經驗( 在這里，我不會討論使它們的新興計劃成功的特殊歷史條件) 。而另外兩個國家，即中國和越南，則繼承了社會主義革命遺產。如果古巴成功地克服了目前面臨的矛盾，它也可以被列入這一群體。

　　還有其他一些將新興模式與顯而易見的流氓式發展進程結合起來的情況。印度是最好的例子。該國部分地區擁有符合新興經濟體發展所需要的環境。那里具有旨在強化大規模工業體系的國家政策，隨之而來的是中產階級規模的擴大，而且在技術能力和教育方面也取得了進步。但與此同時，絕大多數人口( 占整個印度社會的2 /3) 的貧困化也加劇了。因此，這是一個混合體制的例子，它將新興模式與流氓式發展結合起來。我們甚至可以在現實中找到這兩個方面的互補性。我相信，在不進行過度概括的情況下，其他所有被公認的新興國家都屬于這種混合情況，無論是巴西、南非，還是其他國家。除此之外，在大多數南方國家中，新興模式的特征非常不明顯，而流氓式發展模式顯然占據了主導地位。

　　07

　　毛澤東思想的貢獻

　　第二國際的“工人馬克思主義”和“歐洲中心馬克思主義”以及當時的主導意識形態都持線性歷史觀，在這種觀點中，所有社會都必須首先經歷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而殖民化( 從上述角度出發，它被認為是“具有積極歷史意義的”) 則為此播下了種子，正是在此基礎上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與此不同的是，有的觀點認為，一些國家( 支配性的中心國家) 的發展與另一些國家( 被支配的外圍國家) 的“不發展”是密不可分的，這就像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一樣，都是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擴張的內在產物。

　　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固有的兩極分化是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基本的社會與政治事實，它需要用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的思維方式來對其進行解讀。這種兩極分化可以為奉行社會殖民主義( Social -colonialism) 的國家中的大部分工人階級，尤其是中產階級( 其自身發展受益于他們的中心國家地位) 提供支持。同時，在對抗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長期過程中，這種分化將外圍國家轉變成了“風暴區”。當然，對抗不是革命的同義詞，但它增加了革命的可能性。甚至在中心國家中，也不乏拒斥資本主義模式的激勵，正如1968 年的例子所展現的那樣。超越資本主義，進而向全球社會主義過渡的全球戰略，必須協調同時發生在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的斗爭。

　　最初，列寧脫離了第二國際的主流理論，成功地領導了“薄弱環節”( 俄羅斯) 的革命。而且，他始終堅信，俄國革命將引發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浪潮。這是一個落空了的愿望。列寧隨后提出了另一種觀點，該觀點更加重視將對抗轉變為東方革命。但對這一新觀點的系統化是由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完成的。

　　毛澤東思想對全面評估全球化資本主義( 帝國主義) 擴張問題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它使我們能夠將中心—外圍模式與固有的帝國主義擴張及兩極分化的“真正的”資本主義作為分析中心進行對比，并從這一分析中得出在所有支配性中心國家和被支配性外圍國家中進行的社會主義斗爭所帶來的隱含性教訓。這些研究可以被總結成一句完美的中國式表達:

　　【“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統治階級，當他們不是外部力量的走狗和傳話人時，這些國家就會努力擴大其行動空間，使它們能夠在( 資本主義) 世界體系內行動，從單方面適應帝國主義命令的“消極”行動者發展為參與塑造世界秩序的“積極”行動者。民族，即潛在的進步階級的歷史集團，需要解放，特別是需要“發展”和“現代化”。人民，即被統治和剝削的工人階級，向往社會主義。這句話使我們能夠理解復雜的現實世界，并因此制定出有效的行動策略。它指出了從資本主義向世界社會主義的過渡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而也放棄了第三國際的“短期過渡”概念。

　　08

　　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

　　生態問題幾乎出現在所有的爭論中。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生態災難的規模現在是顯而易見的。然而，這些爭論很少能免于混亂。只有少數運動能夠指出，應對挑戰需要拋棄資本主義的積累邏輯。老牌的大國很快就認識到了危險，并作出了巨大的、據說是科學的努力。但這些努力實際上是純粹的意識形態宣傳，以證明綠色資本主義( Green Capitalism) 是可行的。我在分析“可持續”發展問題時談到過這一點。[4]我認為，馬蒂斯·瓦克納格爾( Mathis Wackernagel) 和威廉·里斯( William Rees) 的著作說明了在遠離資本主義的條件下計算( 即一種量化的度量) 使用價值的可能性。弗朗索瓦·霍塔特( Franois Houtart)的書剖析了“綠色資本主義”騙局。約翰·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以生態學家的身份對馬克思進行了精辟的分析。[5]由于這些原因，我認為，對于讀者來說，了解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可能是有用的，這正是我在許多爭論中倡導的觀點。以下文字摘自我的《全球價值法則》一書。

　　環境保護主義的主流觀點( 尤其是原教旨主義) 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并不相同，盡管二者都正確地譴責了“發展”的破壞性作用。

　　環境保護主義將這些破壞性影響歸因于“現代性”的歐洲中心主義和普羅米修斯主義( Promethean)哲學。在這種哲學中，人類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認為人類的需求應該從自然界得到滿足。這一論斷牽涉到了一個致命的文化主義推論，但也激勵了人們去尋找另一種哲學，一種強調人類屬于自然、自然是人類“母親”的哲學。在這一背景下，所謂的替代性和更好的哲學( 例如從印度教中衍生出來的哲學) 在反對所謂的西方哲學的過程中受到了贊揚。但這種贊揚考慮不周，因為它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印度社會與所謂的西方社會之間并沒有任何不同( 過去和現在都是如此) ，印度哲學既沒有討論關于使用暴力的問題( 印度社會根本不像一些人所聲稱的那樣是非暴力的) ，也沒有涉及對自然的剝削問題。

　　而馬克思則在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展開了他的分析。他將資本積累的破壞性歸因于資本主義的理性邏輯，這種邏輯完全由追求眼前利益( 短期盈利) 所決定。他證明了這一點，并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得出了明確的結論。

　　以上兩種解釋歷史和現實的方法產生了關于挑戰( “發展”的破壞性影響) 的不同判斷。環保主義者“譴責進步”，從而與后現代主義者一起消極地看待科學發現和技術進步。與此同時，在這種譴責中還產生了一種關于未來的不現實的設想。他們預測某一特定的自然資源將被耗盡( 例如化石燃料) ，然后斷言，地球的資源不是無限的。它的前提在原則上肯定是正確的，但卻不一定能夠從中推論出必然的結論。當然，遙遠的未來仍然是未知的，并且永遠無法保證“進步”總是能夠找到解決未知挑戰的辦法。科學不能代替對永恒( 宗教或哲學) 的信仰。在這種情況下，就挑戰的性質和應對方式進行爭論將無濟于事。

　　相反，把爭論放在馬克思所開辟的論域中，我們就能夠在分析挑戰方面取得進展。是的，未來仍將有科學發現，在此基礎上，控制自然財富的技術可能會被開發出來。但是，只要資本主義的邏輯仍然根植于短期盈利的基礎上，那么就只有那些能夠帶來短期收益的新技術才會被選擇。這意味著隨著技術的進步，環境遭到破壞的風險將會越來越高。只有當人類設計了一種基于使用價值( 而非交換價值) 的社會管理方式時，才能更好地協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我說的是“更好的管理”，而不是“完善的管理”。后者意味著消除所有人類思想和行為所受的限制。我早期提出的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延續了馬克思所開創的工作，并將其視為文化主義、后現代主義和所謂的環境保護主義話語的對立面。[6]

　　環保主義者選擇在有缺陷的理論背景下討論這些問題，因而不僅在理論上，而且首先是在政治上陷入了僵局。這種選擇允許受到資本支配的力量操縱所有政治提議。眾所周知，“危言論”( Alarmism) 使帝國主義“三合會”國家得以保留其獲取地球資源的特權，并使外圍國家的人民無法滿足自身發展的需求。雖然“危言論”是游說團體有意捏造的，但只是通過指出這一事實來響應“反危言論”觀點是無效的。捍衛各部門資本利益的游說團體無休止地相互對抗是資本世界的運作邏輯，而且這一邏輯將延續下去。能源密集型企業選擇的游說團體必然會反對“綠色資本主義”的游說團體。因此，環保主義者只有在意識到自己必須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時，才能擺脫這個迷宮。

　　注釋

　　[1]“三合會( the Triad) ”國家指美國、歐盟15 國、日本等世界主要經濟體。在1980—1990 年代，這些國家在全球經濟地理中表現為世界經濟體系的三極。——譯者注

　　[2]Samir Amin，“Révolution ou Decadence? La Crise du Système Impérialiste Contemporain et Celle de l’Empire Romain”，Review:A Journal of the Fernand Braudel Center 4，No. 1，1980，pp. 155 - 67.

　　[3]Samir Amin，Ending Capitalism or Ending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Victoria Bawtree ( trans. ) ， Oxford， UK: Pambazuka，2011.

　　[4]Samir Amin，The Law of Worldwide Value，Brian Pearce andShane Mage( trans. )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10，pp. 135 - 144.

　　[5]Mathis Wackernagel and William Rees，Our Ecological Footprint: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Gabriola Island，Canada:New Society，1996; Franois Houtart，Agrofuels: Big Profits，RuinedLives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Victoria Bawtree ( trans. ) ，New York: Pluto，2010; 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0.

　　[6]Samir Amin，Eurocentrism，Russell Moore and James Membrez( trans. )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9.

　　【作者薩米爾·阿明( Samir Amin) : 著名經濟學家; 譯者陳俊昆、韓志偉: 吉林大學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本文原載《每月評論》( Monthly Review) 2019 年7 /8 月號( 總第71 期)，摘自《國外理論動態》2020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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