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沙龍活動

主題：我們能為農村做什么？

時間：2003年11月27日

特邀嘉賓：馮逸群、郭宗浩、孟慶友、童小溪、何慧麗、黎光壽、劉湘波、肖青

許可：歡迎各位來賓光臨我們烏有之鄉書吧，參加《我們能為農村做什么》的沙龍。沙龍當然是一個自由發言的討論會。我們有幸為大家請到臺上這些嘉賓，介紹：

馮逸群，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發起人之一，

郭宗浩，中國扶貧網總編

孟慶友：曾在甘肅從事多年項目工作

童小溪：中國滋根鄉村教育促進會北方項目負責人

何慧麗：中國農業大學教師，河南省蘭考縣掛職副縣長

黎光壽：公益時報記者，過去曾經在貴州從事多年的鄉村扶貧工作

劉湘波：中國改革雜志社大學生支農項目負責人

肖  青：重慶人，現在安徽阜陽擔任某村的名譽村長

馮逸群：我是一個實踐者，在河北定州搞了一個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從發起到現在還沒有經歷多長時間，有機會歡迎大家去做志愿者。晏陽初想必大家有一定了解，他曾在20世紀被評為世界十大偉人之一，和愛因斯坦齊名的。晏陽初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在河北定州舉起了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大旗，在他的感召之下，梁漱民、陶行知都在積極參與，他當時對中國農村的看法有四個字：窮、愚、弱、私，還說了另外一句話，就是知識分子到農村去不是扶貧而是一種學習、發揚和參與。我們也是在晏陽初的感召之下，又加上現在環境比較好，在定州有一個試驗基地，這個基地有兩個功能，一個是教育培訓，這里有一家報紙寫了一篇文章，有一個基本介紹，一個是一個培訓基地，培訓全國農村的帶頭人，鄉村建設的種子，另外一個是鄉村建設基地，就像今天的主題，我們能為農村做什么呢？我們需要一種什么樣的模式？農村需要怎么樣的發展？需要我們通過實踐得出來，我們首先也是一個鄉村建設的基地。謝謝大家。

郭宗浩：今天上午才得到通知下午有這么一個會，當時心情比較激動，有那么多大學生、那么多單位關注農村，我先把我們扶貧網介紹一下。

中國扶貧網作為中國扶貧辦的下屬單位，是國務院扶貧辦成立的一個公益網站。咱們國家扶貧這一塊，每個部委都有任務，政府這一塊我們關注比較多一點兒，采訪也多一點兒，有些國際組織，就比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福特基金會等都和我們打過交道。一直以來，我們想把民間扶貧這一塊當著一個重點，我參加了一些扶貧或者沙龍等發現，凡是扶貧工作做得好的，往往是一些非政府組織，不管是有什么背景的，包括一些宗教組織、慈善組織，他們往往做得不錯，包括我們社會上的一些，有時候它的效果不亞于我們政府這一塊。今天來的都是大學生，來了這么多朋友，以后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思路，可以向我們投稿，剛才我還向烏有之鄉談到，我們準備和烏有之鄉合作，專門為你們開一個專欄。

　　下面我先把我們國家的貧困情況向大家介紹一下。咱們國家扶貧主要根據農村這一塊，年人均收入在600塊錢一下就算是絕對貧困人口，這樣的人有2800多萬，有時候說三千萬，一個月收入在50塊錢左右，這種人口是相當貧困的。我們經常到下面也經常看到，那真是人畜混居啊，簡直非常的貧困，我們下去調查的時候經常都掉眼淚。有些時候那種貧困情況你都想象不到，畢竟建國這么多年了，還這么貧困。我一進屋去，什么都看見了，屋里除了屋中間有一口破鍋，鍋里有一些涼水之外，什么也沒有，幾個人蓋一床被子，穿一件衣服等等，有時候簡直不可想象，因為我是在北京長大的，看了以后感覺到心里十分沉重，如果按照800塊錢算，溫總理上臺的時候說了，咱們國家有9000萬。如果按照國際標準，咱們國家就更多了，可能就上億了。咱們國家扶貧的任務也挺重的。不過咱們國家政府也做了許多工作，確實也有些成效，并且咱們國家的工作在國際上也得到了公認，但是這力度還是得加大。不管是總書記也好，還是溫總理也好，都不斷地提出要加大扶貧開發力度。現在有些人甚至還提出來要解決三農問題。從我個人來講，我個人是挺支持這件事兒的。但要做好了，我們不能光喊口號。這一塊來講呢，貧困人口一個億，我們在工作的時候所想的就是如何減少貧困人口，阻止返貧，一般我們都是這樣提法。

　　下面我也說一說我們所搞的工作吧。因為貧困的歷史太久了，從幾千年以來，咱們國家就有，國外也有，所以對農民來說，這是一個特別特別大的課題，不是今天開一個會或者光靠大家的熱情能解決的，還需要我們去研究啊，包括科學地去找一些方法吧。

　　我是8月份去湖南，當時我們幾個單位發起了“手挽手”的活動，“手挽手”是有民盟中央、九三學社中央，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搜狐網、新浪網、人民網等幾乎所有的大網站都參與了，網站參與比較多，我們也參加了，和廣電總局也發生了聯系，當時我們解決了一個特實際的問題，當時農村的圖書特別少，他們沒有書可看，我們去了以后，發現他們沒有書，去年我們就搜集了北京中小學生用的一些漫畫書給農村送去，解決了一個農村孩子讀書的問題。今年因為受到兩會和非典的影響，放假了以后，我們就和有關部委一起出了一個小冊子，叫《手挽手講衛生》，因為農村貧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病致貧，而這些病又不是不能預防，主要的是一些衛生習慣。我們經過調查采訪，還和一些縣里的衛生局長座談，就出了這么一個小冊子，主要是如何預防疾病傳染吧；另外我們還發現農村有一個很大的因素是意外傷害，什么牲口劈了，或掉到井里了，或腿殘了，我們就加上了防止農村意外傷害一條。出來以后，好多部委拿了一些，由我們送到貧困地區去，7月份我又去了一趟，去了湖南等許多地方。前天（10月25日），北京協和醫院醫生護士簽名捐書，共有800多本，我們準備送到貧困地區去。另外我們搞了一個“手挽手家政服務扶貧工程”，給農村人以培訓的機會，培訓以后，我們還要給你去找工作。這個工作搞得也挺不錯，具體我們網站上什么都有，請大家看看我們的網，了解一下什怎么回事，里面有一個來信選等欄目，大家有什么意見建議我們可以在網站上交流。

　　劉湘波：肖青原來是重慶人，大學畢業后到深圳打工，才干了半個月，就和一群大學生到安徽阜陽搞調研，發現“筆和資本”結合在一起更有意義，便留了下來，做了那個村的名譽村長。

　　在我們那邊有個習慣，我們自己一般都不說，都是由他們說，因為很多事情都什他們干的，現在還是讓肖青說吧，因為剛才大家給你的掌聲比給我的掌聲要多一些。

　　肖清：那我就講一下吧。可能大家也比較希望能夠了解南塘，以及我為南塘做了些什么。因為我是南塘村的名譽村長吧。

　　我開始也是一個大學生。我們剛到南塘去的時候也是和南塘村一個想為當地做一點事情的青年聯系，他叫楊云標，他從西北政法學院畢業以后就回到農村去了。當時他也和我一樣，許多人都不理解，怎么一個大學生畢業以后回到農村來了，父母辛辛苦苦拿錢把你供出去了，最后又回到農村來了。我以前也下過很多鄉，但是都沒想過要留在農村，我在重慶也找到了工作，但后來又到了深圳去了，因為我想深圳的經濟要好一點。我從來沒有想過要留在農村，我也想跳出農村。當時到了那里，發現他們那里的農民比較團結，有一種團結的氣氛，有很好的基礎。有一天晚上，我對楊云標說：“云標，我留在你這里幾個月可以嗎？”云標說“可以”。我就這樣留了下來，其實說這句話是沒有經過考慮的，當時我睡在外面，就這樣說了，第二天我仔細地想了一下，晚上又對他說要留在這里，他還以為我是在開玩笑，他說：“你怎么會來啊？”我說：“這是真的，我就想到你這里來。”我還把自己的想法都給他說了，他終于相信可能是真的。就讓我去，去了以后他們村里就給我下了一個簡單的聘書，聘請我做這個村的名譽村長，希望我能為他們村里做點事情。我們在村里搞了一個宣傳三個代表演出隊。為什么成立這么一個文藝演出隊呢？是因為農村里一些有文藝特長的人被埋沒了，原來一些有文藝特長的一些骨干現在已經是大叔大媽了，我們重新把他們聚到一塊，組織一個文藝宣傳隊，宣傳三個代表，宣傳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和法律等。我們在宣傳法律的同時也在想，是不是用文藝這種形式來接入可能要好一些，因為你請一個專家在講臺上，讓農民在臺下聽好像有一點尷尬，叫農民聽不懂，通過文藝的手段，通過小品、相聲、戲劇、快板書等形式給它改編之后，可能就要深刻一點。因為節目都是他們農民自編自演的，所有的人都來自于農民，相當于一支土生土長的鄉土文學隊。我也和他們一起出去過。他們每到一個地方，首先唱的就是我們大學生調研的時候唱的一首歌《三個代表好》，他們就把這首個當成他們的隊歌來唱的。開始的時候就是扭秧歌，扭完了之后就唱《三個代表好》。其實還有一段故事，我們去那里的時候，我們唱《三個代表好》，農民不理解什么是三個代表，就想到三個代表是三個人，或者是其他什么，沒有想到三個代表就是這個。一個阿姨叫王殿敏，她聽到我們唱《三個代表好》之后，他回去想了一個晚上，一夜沒合眼，第二天來問我們什么是三個代表。因為我們這首歌是根據《社會主義好》改編的，也算是了解了三個代表，我們就給他們講什么是三個代表。他們有一個文藝骨干是以前退休的鎮長，退了才半年左右，她也向他們講了什么是三個代表，他們就把這首歌做他們的開場白。他們還自己編了兩個段子，一個是諷刺阜陽市的兩個貪官王懷中和肖作新的，另外一個講的是一個男人在外喝酒喝得爛醉，回到家打老婆，發生了家庭暴力，把整個家都搞壞了，結果孩子用行動喚醒了他的父親，挽救了他們家庭。他那種小品的文藝演出很受農民的歡迎，在每一個自然村里演出的時候，一個自然村大概有三四百人，一般都會有三分之二的群眾跑來觀看演出。而且他們是義務的，不收一分錢的，不象現在一些農村的文藝演出隊還收一點錢什么的。許多農民對我說：“我們已經有五六年沒有這樣高興過了，已經沒有人為我們演出了。”我主要就是搞了一個文藝演出隊。

　　還有就是老年協會，農村啊，養老問題好像不是很好。聽說有一個老人死了，村里什么人都不知道，死了十多天了，耳朵都被老鼠啃掉了，最后爛在家里才被人發現。因為養老問題不好，我們才為他們組建一個老年協會，由村里的老年人自己管理自己，現在包括他們會長、理事會都全是他們老年人，他們的口號就是“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為”，但核心的是“老有所養、老有所樂”，因為大家都知道，城市的老人每到早上或者晚上都要出來散散步打打太極拳什么的，現在很多老人像他們南塘村有一個老人，現在已經78歲了，一個人還要種四畝地，每天也不干其他什么事，就是吃了飯就睡覺，其他什么也干不了，白天一般都到地里去，下雨了就在家里呆著。我們去就給他們收拾了一大間屋子，給他們準備了一些撲克牌、象棋、跳棋、書啊、雜志啊什么的，讓他們也有個娛樂、讀書、看報和交流的機會。以前這種機會也是太少了，因為農村也是各掃門前雪，他們在一起也有一種經驗的交流，因為它們都是一些老農民，都已經種了一二十年的莊稼了，都會有些多多少少的經驗，坐到一起交流，聊聊天啊，讀讀書啊，打打牌啊，老年人到一起主要就是加強了溝通。

　　在我們走的時候，還在南塘村搞了一個評選“十佳兒媳婦”的活動，把南塘村對老人最孝敬的老人評選了十個，我都沒想到這個社會效應會這么好，評了之后我又去了一次，聽他們說，以前不孝敬老人的兒媳婦都怕了，評上的就做得更好了，沒有評上的就更加擔心了。評上了以后我們都發一個大大的獎狀，上面寫著：“十佳兒媳婦”，他們都掛在門上，人家一進門就看到，自我感覺是非常好的，現在那個村的養老情況都比較好。

　　我在南塘村呆了一個半月左右，因為有一點事，我暫時離開了，準備最近又過去。這就是我在南塘做的一點事，一個就是文藝演出隊，一個就是老年協會。現在南塘村也有幾個有頭腦的人，他們準備做一些項目方面的工作。我們準備利用我們所掌握的資源，為他們做一些幫助。

　　像我這個名譽村長，主要就是協助他們村里的工作，協助村里的發展，讓這個村發展得更好，還有我們這次下鄉還提出要建設“學習型社區”的口號，讓他們一起參加到學習中來，讓更多的人來了解和學習，共建南塘，讓南塘搞得更好。這也是我在南塘主要干的事。

　　觀眾：（向肖青提問）你所在的地區據我所知是安徽阜陽地區，阜陽地區據我所知是一個很腐敗的地方，先后除了兩個腐敗的書記，一個是前幾年的肖作信，另外一個是去年的王懷中，他們也就這么腐敗了，群眾對他們有什么看法？也就是這個黨在他們心目中有沒有威信？你作為阜陽地區一個村的名譽村長，你對他們村的經濟發展有沒有什么思路？

　　肖青：他們都認為我們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中央政策是好的，這就肯定地回答你，他們認為我們的黨肯定是好的。這個發展思路就很不好意思，我才到南塘一個半月，我還不知道多少當地的東西，我也制定不出什么樣的發展計劃，如果要制定一個完整的發展思路的話，不是一個半月就能夠看清楚的東西，再說我是一個外去的人，而不是在那里土生土長的人。

　　孟慶友：我是從農村出來的，老家是山東的，昨天我和黎光壽也談到這方面的問題，我也沒有多少研究，今天在這里只是把問題提出來，供大家思考，我也給不了大家一個明確的答案，真正能夠給出答案的，我想應當是那些有一定研究的專家。我以前做的只是一些教育方面的工作，我今天可能還會向大家介紹一下我的一些朋友在一些地區做的一些事情的后續情況。

　　近期的一些焦點是，目前我國某些地區某些省份，糧油價格漲的非常的迅猛，油的價格漲了15%，糧食的價格漲了幾毛錢，我想提出來的問題是從媒體報道來看，糧油價格的上漲能夠提高農民的收入。但現在還沒有政府官員出來證實，目前只是媒體之間的猜測。

　　而目前糧油漲價能否對農民產生積極的影響呢？我個人認為是不一定的。我的解讀是中國處于一個大的發展時期，在前一段時間，大家都知道，美國要求中國的人民幣要升值，但這兩年可能是我們國家一直在實行積極的貨幣政策，這幾年我們國家經濟得發展非常快。但一個奇怪的現象，雖然近幾年我國的經濟一直在增長，但我們國家的通貨一直在緊縮，只是到2002年，才又慢慢地增長。從現在的情況看，目前包括鋼材的漲價、糧食的漲價等等，都是一些很基礎的東西在漲價，這一漲價的偶然的嗎？還是一種提高農民收入的措施呢？在這方面可能我個人認為不是。也可能對農民帶來好處。確實她的價格是在增加的，畢竟我們的農產品能多賣幾毛錢了，是在增加的。但反過來從經濟產業鏈的角度來說，農產品價格的增加勢必會引起服務業以及其他第三產業、工業產品價格的上升，就比如原來一個工人造一個茶杯只要幾毛錢的成本，現在他的生活費提高了，茶杯價格就要上漲。當然對于一個國家來說，這是一個刺激消費。因為咱們國家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現在消費刺激不起來，雖然每年存在大量的貿易順差，但是消費一直刺激不起來，可能今天有所緩和。

　　我所擔心的是，我今天從一些農業政策的一些網站上沒有看到這一點。會不會是通貨膨脹呢？如果是通貨膨脹的話，最終吃虧的還是農民。如果是通貨膨脹的話，這種釋放的政策可能就會有很長一段時間，可能就會是十幾年。因為從1998年以來我們國家就一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到現在已經有五年多了，今天我只是借這個機會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大家可能有不少是學經濟的，我原來也不是學經濟的，我是學管理的。這個問題只是提出來，我想大家到時候可以討論一下：也就是現在中國糧油得漲價和目前中國經濟和國際的結合會不會對農民在預期上帶來一定的收益。

　　第二個呢，正好咱們今天的主題是“我們能為農村做什么”，我只是想從我原來所作的工作和目前我的一些朋友所作的一些工作上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以前我只是在甘肅天水那邊做了一些有關農村義務教育的工作，主要給一些小學和初中做志愿者教師，可惜做的時間很短。我個人一直認為，農村主要缺少教育，很多大學老師在一起討論，有些人提出，現在國家的九年制義務教育差不多都搞不下去了，你們幾個人跑到那個地方去辦教育是不是行？我個人認為是行的。我有一個朋友，是北大法律系的，叫殷永純，大學畢業后就去了安徽阜陽，現在一直都在那個地方做。我要說明的是我們的農村現在缺的主要是教育，農村的教育太落后了。如果教育能更好一點的話，他們自己就有反思的能力，可以考慮、解決很多的問題。如果我們只是給他們多少錢的話，可能都不能解決什么問題。

現在我想簡單地向大家介紹一下他們那個地方的辦學模式。他在安徽阜陽辦了一所學校，現在大部分都是志愿者教師了，很多人也象我當年大學畢業的時候一樣，畢業了就到那個地方去做志愿者教師。如果在座的各位誰有勇氣，也可以去試一下，一個月可能也就是100塊錢的生活費。我簡直不敢相信，原來我這朋友1米74多，今年非典過后，我再見他的時候，好像沒有1米7了。如果跟很多打工的農民在一起的話，你很難分辨出他讀過很多書。他現在一直在繼續這件事情，堅持這件事情，到現在已經兩年多了，現在他的學校已經有了一定的起色，但一直不能形成規模，他一直希望到西部去發展，包括我給他介紹的我原來所在的西部那個地區。農村很多地區確實不太敢想象，確實也不太敢想象，那些學校屋頂都是瞅著天的，屋頂都有窟窿，很難去想象。現在可能好一些了。所以在教育方面，像我那朋友殷永純，他也對我說過可能有一些困難，但最大的困難就是缺少志愿者老師。因為第一要有足夠的素質、足夠的熱心去做一些事情，還要有足夠的愛心和耐心，去了之后，沒有一個月就跑了。至于說到我們能為農村做什么，從我們目前的閱歷和年齡，我們只能為農村做一些嘗試性的工作。如果大家有可能，就去做一些嘗試性的工作。我沒有太多的經驗，今天是來向各位老師學習，謝謝大家。

　　黎光壽：我今天主要向大家介紹兩件事情，第一就是剛才孟慶友所說的殷永純的事情，第二件就是我們原來在貴州開展鄉村希望圖書室活動的事情。

　　殷永純是北京大學法律系的學生，1999年畢業以后，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他來到安徽利辛，和當地人楊華辦起了一所志愿者的學校，叫復興學校，吸引了來自全國的許多志愿者。2001年，他和最初的合伙人發生了分歧，在政府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熱心人士的支持下，在利辛縣的淝東村重建復興學校，學校全盛時期達到500多人，來全國各地的志愿者最多的時候將近20人，因為和學校的管理層——復興學校籌備委員會存在理念上的分歧，2002年他帶著6名志愿者和20幾名學生轉移到渦陽縣高公鎮的呂湖村，繼續開辦學校。現在他們學校叫“復新學校”，有16名左右的志愿者老師，200多名學生，分為初中部和高中部，收費比當地學校低廉，學生大部分住校。現在學校主要缺老師，如果大家愿意并且能忍受艱苦環境的話，他們歡迎各位去做志愿者老師。殷永純的電話是：0558-7348711，手機是013515694818。

　　如果有哪位朋友想詳細了解殷永純辦學的情況，請上天涯社區的“關天茶社”，讀一讀我寫的《志愿者的復興理想》。

　　接下來我就講原來我們在貴州開展鄉村希望圖書室活動的事。

　　1995年的時候，有些朋友就到貴陽市的貧困農村去做社會調查，去了以后大家都很激動，都想為農村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做什么呢？許可等人認為，從目前我們的實際情況出發，我們能夠將散在城市里的一些閑置圖書送到農村去，為農村愛書的人提供一個學習的機會。在這種想法的支持下，1995年10月1日，我們在貴州省貴陽市花溪區高坡鄉硐口村建立了我們的第一個鄉村希望圖書室。

　　第一個希望圖書室成立以后，我們在維護這個圖書室的過程中發現，還有很多邊遠貧困的農村人民也期盼著自己的希望圖書室，我們也在活動中找到了自己的樂趣。從1996年開始，我們醞釀建立一支專門為農村服務的志愿者隊伍，準備在更多的鄉村建立農民自己的希望圖書室。終于在1997年5月4日，我們的“青年鄉村希望圖書室服務隊”正式在貴州師范大學宣告成立，我們的成員分別來自貴州大學、貴州師范大學、貴州工業大學、貴州民族學院、貴州財經學院、貴州省商業高等專科學校、貴州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黔東南民族師范專科學校以及北京北方工業大學、廣西北流衛生學校等，大約有100余名成員。

　　我們的工作有五項，第一項是籌集圖書建立希望圖書室，主要工作內容是將城市里閑置的圖書籌集起來，送到農村去，建立希望圖書室。每個圖書室大概有2000冊圖書，現在，我們在貴州省貧困地區共建立了大約20個希望圖書室。我們獲得了貴州省內所有高校學生和部分教師的支持，還獲得了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方工業大學在內的全國性高校的支持。

　　第二項工作是對農村搞社會調查，當時這項工作主要是為我們建立希望圖書室和了解農村社會服務。我們每個月都要派人到農村去進行社會調查，同時調查隊還負責為圖書室運送新書的任務。

　　第三項工作是暑期義務支教，從1996年冬天起，我們利用寒暑假的時間到邊遠貧困地區開展義務支教活動，支教隊伍最多的時候近百人，分為好幾個隊，分別到好幾個地方開展義務支教活動。到2001年夏天為止，我們的支教活動一共搞了6年，參加的學生大約有400人。參加支教活動的學生除了貴州大學、貴州師范大學等貴州省內所有高校的外，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西南師范大學、重慶大學等校的學生也參加了我們的支教活動。

　　第四項工作時到農村工廠進行義務文藝表演，我們利用節假日的時間組織文藝表演隊到農村演出，先后演出了10場次，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贊譽。

　　第五項工作是給農村放電影，我們的第一臺電影機是貴陽是143廠捐贈給我們的，從1998年起，我們利用周末和雙休日的時間，或者利用暑期義務支教的時間到農村放電影放映了10場次電影。

　　現在，我們這項工作有一些回落，但我們希望用新的形式，把這一項有益于人民的事業繼續進行下去，讓每一個貧困的鄉村都能夠有自己的希望圖書室。

我們現在有一個全新的計劃，過一段時間，我們再系統地告訴大家。

　　童小溪：現在農村問題也熱起來了，為農村做事也熱起來了，為農村做事也有很多人。我自己也可算一個吧。我來自滋根基金會，但是我不能代替這個組織說話，我談的職能是我個人的觀點。以下就是我的個人觀點。

　　我認為，我們在為農村做事的時候應該有一個反思，就是要強調我們究竟在做什么。就比如說前兩天我看到一部電影，這部電影叫《美麗的大腳》，說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城市的志愿者下到農村，和農村老師一起互動，更主要的是城鄉的互動。實際上我們應該知道，今天我們都清楚的是城鄉的差別，就是說，城鄉之間是不一樣的，就象我們去農村看到的一樣，破破的茅草房。但還有一點就是城市和農村的關系，究竟城市與農村處于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往往是不被注意的。就比如一個窮國跟一個富國，我們都知道，富國很富，窮國很窮，它們之間的生活條件相差很大，但一般我們很少注意到，窮國與富國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也就是說，他們的資金，他們的資源是怎么流動的？流向了什么地方？實際上城市和農村也是這種關系。這些資源又是怎么流動的呢？這個問題我們平時不去注意。就象剛才我講的這部電影，他就完全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導演，或者編劇的角度，他去看農村，想表現那種城鄉的關系、城鄉的互動，再我看來根本就是不真實的，而且讓我感到很惡心的。它可能有一個城市人想象的城鄉關系或者是城鄉差距，也許它表現的城鄉差別是比較真實的，比如黃土高原到處是土，人們喝不上水，居住環境很差，小學也很差。我覺得他對城鄉的關系思索是很膚淺的。我覺得我們想去為農村做點事的時候，我們應該有所反思。我在接到這個通知的時候，我的一位好朋友一看到這個題目，他很不以為然，覺得這個題目很有問題，后來我一想，的確，也是有一點兒問題。首先，我們能為農村做什么，那么我們是誰呢？“我們”是我們知識分子？我們大學生？“為農村做什么？”好像是農村想我們伸著手，向我們乞求。你有什么能力為農村做什么？其實，在我看來，這里邊有很多問題是很尖銳的，如果“我們”指城里人或者知識分子的話，我們和農村的關系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向來是有關系的，我們一直在為農村做什么。城市一直在欺負農村的，這就是城市和農村的關系。如果說我們能為農村做什么，讓農村好起來的話，應該說我們應該對農村停止做些什么，不要你做什么，只要你停止做些什么，不要欺負農村，不要剝削農村，這是最根本的。這才是城市和農村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只注意這種差別，只看到他們吃得多差，穿得多破，住得多破，但是他們為什么破？為什么油水都流向城市了。這才是我們今天要思考的問題。這就是我今天要提出的問題，希望我們的嘉賓和我們的同學們在討論當中要涉及這方面的問題。

　　許可：下面請何慧麗老師，他在蘭考掛職當副縣長，是農業大學的老師。

　　何慧麗：這個話說起來都很長，我想先說一個理論部分，再說一個實踐部分。

　　今天我上農村社會學，是讓我接著別的老師去上，我說不知道大家讓我上什么。如果讓我照本宣科，讓我跟那個老師一致，完全沒有必要由我來上；如果讓我上不同的，它確實不同，第二個這個講課確確實實有不同，那個課堂氣氛肯定就會不同。讓我講我準備順著講，內容肯定還是那些內容，但觀點全是我的觀點。所以我首先就批判農村社會學。

　　為什么？我認為你們應該學中國農村社會學。我們知道，在我們的農村社會學教科書中，美國的農場主就是farman，就是農場主，美國的農村好像也是比較好的，美國的農民根我們中國的農民不一樣，美國的農民耕種200公頃的地就破產了。農業不一樣，農村的命運也不一樣，農民的命運雖然都一樣，都破產了，但是人家美國的農民是有補貼的，雖然是非常間接的但是很狡猾的補貼。就向非洲有災民，美國的政府就給災民提供幾千萬元的貸款，但同時又規定，這些貸款必須買美國農場產的那種轉基因食品吧。這樣，美國政府就達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第一條，搞實驗，第二條，讓你的經濟依附于美國，第三條，間接地資助了美國的農場主。我說的是美國的農村跟我們中國的農村不一樣，走的路本來也不一樣，將來的前途可能也不一樣。哪里來的普適的農村社會學？這是我批判的第一個理由。

　　接下來，我批判的理由是，我們上邊的學者寫了一個東西：“要學好農村社會學嗎？要先有一個好的方法論，第一個就是實事求是……”我覺得非常好笑，那么，干什么不需要實事求是的方法論呢？第二個方法論是“一定要理論和實踐相統一”，我也同樣覺得好笑，這個“統一”是什么意思？如果我強制你們接受我何慧麗的觀點，這種強制也可以算是一種統一啊。憑什么說，我們麻木到一見這句話就條件反射地認為，理論一定要從實踐中來。在現實生活當中，特別是在三農問題的解決和政策制定上，有哪一個東西真正是實事求是地從實踐中來的？第一個，憑什么讓人家農民只生一個孩子？你又不給人家社會保障，又只讓人家只生一個孩子，你這是什么用心？農民的道理是對的，我們的道理是錯的。還有第二個道理。現在流行一個東西，其實有多少人理論都不是從實踐中得出來的，都不是從本土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包括我們知識分子，有多少人說的東西是擺脫了他狹隘的經驗論的？我認為，真正要走的路就是要從他的經驗曲折中生發出來的，能弄到哪兒弄到哪兒。我非常喜歡聽高戰的話，其實高戰的話當中并沒有多高的理論水平，但我認為他已經走好了第一步，他已經充分地占有了他參與的那項實踐。和政府的很多官僚比起來，它真正是理論出源于本土的實踐，這個話講來就多了。我給他們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明顯的是理論先于實踐的東西。憑什么一定要說什么是從那幾個人的手印子出來，然后總結出來推廣到全國農村去的？那南街村也是一個實踐，為什么南街村的經驗不能成為一個普適性的標準進行推廣？所以我們生活中幾乎所有人都是從理論到實踐，很少有人是從實踐到理論。

　　說白了，一個是費孝通說的話，一個是毛澤東說的話。毛澤東已經先故了，毛澤東在書中說，中國缺少指導中國本土實踐的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希望有一個真正指導我們實踐的理論；費老去年92大壽，他還比較清醒，他對我們講：“社會學啊，實際上沒那么高深，就是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那天費老談了將近一個小時，總體的意思是：21世紀的社會學一定是生發于本土現實出來的那么一個社會學。我不知道當時在座的莘莘學子當時都聽懂了這句話的意思沒有。費老的意思是，21世紀中國的社會學要想有所發展，那么必須是生發于本土的概念。

　　說到這我再把溫鐵軍他們說的話用我的話來說，我們現在都是從概念到概念，從書本到書本，可能有些好一點的，也就是從書本到實踐。他們到下面去轉半個月都算好的，一般去轉個三兩天，回來就寫了一大摞，擺在人們面前，對人們說：“瞧，我從實踐中得到這么多東西。”其實都是先有之見，到那里一證實，就寫出這么多東西來了，都是自上而下的。

　　你以為你說的真的是你腦子里想的那些東西嗎？民主、自由、私有制、公有制都不是你從現實中得出來的東西。有誰真正地想過民主是什么，自由是什么，公有制、私有制是什么？其實是二道販子、三到販子給我們的東西。就比如私有公有的爭吵，其實是從意識形態出發，來怎么怎么樣的。我們有沒有認認真真地解剖過這個概念，看它是從哪兒來的，真正的含義是什么。

　　這是我說的理論部分，接下來我想說現實部分。

　　中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都愛罵官僚，開始我也罵，找不到什么詞了，就找了個喪心病狂。我也罵縣長，罵他們愛喝酒、愛吃飯、愛怎么樣。其實我到鄉下，我當副縣長也只當了兩個月，在這兩個月里，我寫了三四篇文章，其實這些文章的出發點，我都不是罵這些人的，我覺得我和他們拉近了距離，并不是因為我和他們靠近了，被他們染黑，而是一直在不斷地反省自己，都是在反省知識分子。

我第一篇文章叫《我能為蘭考做些什么》，我不是說蘭考是多么的窮。這篇文章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是，因為我這篇文章寫的是蘭考的老人、婦女和兒童，他們生活得并不愉快。將來的小康社會說一大堆，說白了不外乎就是老有所養、幼有所教，鰥寡孤獨皆有所樂。如果將來是一個以強凌弱、弱肉強食的一個社會，那怎么能叫小康？我由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是我作為一個有知識、有文化、又清高、又高尚、又善良、又偉大什么什么的人，我覺得我研究了六年加上研究生九年的“城鄉關系與農村發展”，我竟然對那些現象都感到吃驚。按道理我是進行這方面研究的，應當有心理準備的。結果我一接觸到現實，我就受到了刺激，受到了強烈的刺激。我發現我的研究對象不是豬、不是牛，而是和我一樣的人，我的研究對象今天仍然有很大一大部分苦苦掙扎在生活的邊緣。包括生活的、心理的、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全面被拋向邊緣。當我發現我的研究對象這樣的時候，我覺得我非常的無奈，非常的脆弱；第二層意思也就是我這樣一個人，幾乎沒法給他們做什么，我就把文章的題目給改了，改成《我不能維蘭考做什么》。我反而發現，我靠近那些官僚以后，他們才真正為農村做了些什么。舉個例子，黃河決口了，縣長副縣長都要住到村里去，動員農民搬出來，用沖鋒舟把他們接出來，他們對我說：“何慧麗，你別去了，第一是語言你不大通，第二是你受不了苦。”我反而成了負擔。還有，我聽到農村婦女們給我說話，他們說計劃生育可為難了，兩三個月檢查一次，我很震驚，我說“誰敢檢查你們？”我只是說說話，結果我說的話錯了，我說的是假話，管計劃生育的縣長說的是真話。我感覺我出自良知、出自學識說的那些話，其實不僅是假話，而且是很脆弱的、沒有意思的話。我要是那個副縣長，我可能做的就沒有他做得好。在現實生活中，農村婦女就需要每兩個月檢查一次，許多人都不知道為什么檢查，不知道是怕他多生孩子呢，還是要罰款，反正每兩個月檢查一次。開始我還很震驚，找了很多資料，想說服那個副縣長給我一個實驗村，我保證那個村的婦女不多生孩子，他就說你保證不了。就是以前我在書本接受到的那些似乎很符合國情的那些東西，一到了鄉下，似乎都很脆弱。

　　再說一個大道理，我不知道到烏有之鄉來的人是否都已經明確了。我們一說到農村現代化，就是城市化，工業化，大道理我不想說了，大家都懂。一般來說，蘭考也算是中部中等偏上的縣。蘭考有76萬人口，如果加上黑人黑戶，大概有80萬左右。80萬人口中，農村人口68萬。在這68萬人口中，青壯年勞動力有30萬，蘭考政府統計，外出務工的才四、五萬。然后我們蘭考政府提出一個口號叫“十萬大軍出蘭考”，大家想一想，80萬人口，有70萬的農民，只有10萬外出務工，這10萬占這70萬的多少。而現在出去的才四、五萬，目標是10萬。現在要七分之一的人出去，剩下的人干什么？如果我們再拿書上那些二道販子、三到販子的理論，那么是不堪一擊。所以很多年輕學者說“我就是要讓農村城市化工業化”，但那蘭考來說，你怎么讓它化？還有，縣城現在有失業工人3萬人，這3萬人現在每月領失業救濟金30元。我就拿這小縣城來解剖這大道理。

　　我想為蘭考的老人和婦女做些什么，就想為蘭考的青少年做點事，就希望讓他們知道，雖然他窮，但是社會上有愛心的人還照著他，讓他在形成一個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之前培養一點愛心。我也沒有錢，就厚著臉皮向大家要主意，想辦法，一個科技部的人就幫我負責了一個孤兒。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

　　我做的第二件事是想為蘭考的老年婦女和中青年婦女做些什么。我就到出走，發現蘭考老年婦女的手藝非常的不錯，是在工業化中看不到的手藝，就是做那些虎頭鞋子。我到處收集，收集了8雙虎頭鞋子和好幾尺土布，就拿到了廣交會上，廣交會不是我這種人能去的，去的都是哪些人呢，都是那些生產依附性產品的年產值達到500萬美元以上的企業，我本來是沒有資格去的。我在開封市拜訪了一個下崗女工，她本事挺大的，她辦了一個廠，本來也是沒有資格去那個會的。有一次她在那個地方搗蛋，被人家抓住了，她就耍賴，哭哭啼啼的，說自己是下崗女工，好不容易辦了一個廠，人家聽說她是下崗女工，也給了她一個攤位，她拿了訂單，我們合作，我在蘭考給她找了一些婦女，給她做加工，她也允許我去，所以我也借著她，她也借著我，就一起去。去到那里，我也沒有錢，一天要花260塊錢。住那個房間呢，最廉價的也要388塊錢，一般的房間一千多塊。我就是能混就混，能厚著臉皮怎么樣的就怎么樣，帶著人家的出入證，到那里混了兩天，拿著八雙虎頭鞋，見到一個老外就問：“Do you like this? ” “Do you like this?”大家可能覺得我挺傻的，我一個副縣長，去做這樣的事情。但是你可以去試著做做看，看一看我們能夠做些什么。我感動了那個廠長，她就對我說：“這樣吧，你們蘭考也受災了，我給你20個名額，你去找一些16、17歲的小妹子，小伙子也可以，反正上不起學了，到我這個廠來打工。”這是第一步。如果她的廠的生意特別好，那么讓我們蘭考人民受她一點剝削，如果她有90萬美金的訂單，讓我們蘭考婦女為他們做加工，每一件產品她抽一毛，我們蘭考婦女賺三毛，這也是我為蘭考婦女做的事。很多朋友給我提建議，讓我拿什么“蘭考紅”，什么土布鞋什么的，到你們這里，誰喜歡都可以買一雙。但是在實際中我發現，我真的不能為蘭考做些什么。

　　團中央網絡影視部負責人：我是第一次來參加這個沙龍活動，我來的時候說是參加一個座談，我沒想到會有這么多人關心這些問題。

　　“我們能為農村做什么？”這是一個目前不太受大家歡迎、不熱鬧的話題。來了這么多人，這是我很出意外的。我跟縣長以前作多次交流，今天我覺得是交流最深的一次。關于農村的事兒，我現在不想說得太多，想下一步再說。明天我和馮先生想去一趟云南，云南省政府提出要向絕對貧困宣戰，在未來五年內解決168萬絕對貧困人口的問題，我想下一次回來再向大家匯報。

　　許可：現在只有半個小時的時間了，有那位同學需要發言，請抓緊時間。

　　發言人一：關于農村問題，半年前我似乎想通了，今天好像給忘了。實際上，現在我們控訴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就像今天我們的城市對農村的剝削一樣。性質是一樣的。為什么第三世界國家要被發達國家剝削，我想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就是他們的政治權利被出賣了，反映在農村，實際上就是農民的政治權利被剝奪了。農民的政治權利進一步提升，應當分為財產權、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和金融主權。從金融權上來看，原來農村中的信用社，現在所有的信貸被收到中央來了，農村沒有造血的機制；從財產權來看呢，現在農民的土地也是被城市人或是被官員無償占有。從這兩點來看呢，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從農民個人來講，如果他沒有改變制度的能力，那么他的處境不會有什么改變。現在我們的社會科學嚴格說來都不是社會科學，只是打著社會科學的幌子，實際上是社會科學的形而上學。我認為，現在糧食的價格這么低，我在享用的時候是無恥的，因為我用非常非常低的價格去享用農民的勞動成果，我認為造成這種情況是政府非常無恥的表現。要幫助農民，就要給他政治權利，最起碼要把他原來的政治權利還給它，我們要在政治上呼吁要給農民以各種自主的政治的權利，我認為這是根本的。

　　發言者二：剛才各位老師也提出了各自的方法，都會有一些好的作用，但是我認為剛才各位老師的看法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我認為，要根本解決農村社會的問題，關鍵是要治本。

　　到現在為止，我認為這種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只是一種倒退，但它是一種合理的倒退，不得不倒退的倒退。而中國農村為什么會成為今天這個樣子呢？我認為這是由于長期以來所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必然導致的問題，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村必然到今天這一步，它必然要產生這么多問題。農村將來的路將怎么走？我們要實現農業的現代化，要實現全面的小康社會，該怎么走？我認為應當有一個整體機制的改變。其他點滴的社會改良起步起作用，我認為也起作用，但這個作用起多大，那是另外一回事。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的小農經濟在市場競爭中必然處于劣勢。

　　我是湖南人，我過來的時候，那個江漢平原是長江中下游平原，應該是國家農業最發達的地方，但直到現在還在用牛耕田。真正要實現全面的小康社會，不可能。我們農村究竟怎樣去改？肯定要來一個全面的機制的轉變。我們可以從原來的經驗中總結出來，也可以從當今世界的現代化、工業化、農業化國家中吸取經驗。但是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中國的道路必然是中國的道路，照搬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行的。南街村也好，華西村也好，劉莊也好，這些村都搞得很好，我們研究農村的學者為什么不能做一個理論的、深入的思考？我們能為農村做什么呢？我們可以為農村做一點點滴的社會改良，但不起什么作用。

　　我提出一個股份制的方法，實際上也就是一種集體化，但這種集體化是和毛澤東時代的集體化是有區別的。第一個，我們要考慮人的自由流動，通過權力把個人固定在一個地方是不行的，要讓農民能夠自由流動，農民有自由流動的權利；由于時間關系，我就把股份制的土地問題說一下。農民是土地天然的主人，任何人不能剝奪農民的土地，任何人要剝奪農民的土地，必然要給中國社會帶來很大的社會災難。第二個，要靠資金，農業要發展，肯定要拉來外來的資金，或者農民把分散的資金集中起來，變成一個集體的、大的資金；第三，我是農民，我可以不從事農業生產，我可以外出做生意，也可以外出開飯館，我可以把在外面轉回來的錢拿來投資農村。

　　由于時間關系，我也講不清楚了，有時間再說這個問題。富余勞動力肯定要向工業、向第三產業轉移，南街村在這方面做得很好，雖然有人說它是一個特例，但我們可以從這個特例中看出一般來，我們可以以集體為單位，創辦一些工業。

　　發言者三：今天我們搞這個活動，“我們能為農村做什么”，很好。但是，我有幾個問題要問。第一個問題就是：你為什么關注農村？你為什么關心農村？你是從哪個角度來關心農村？是因為它窮？你看農村太慘了，而去關心它？你是作為一個和農村不一樣的一個人？從一個城里人也好，知識分子的角度也好，就這樣去看他？還是把農民當成你的兄弟姐妹關心他？我們今天在座的這幾個人，過了今天，過了明天，你是否仍然關心農村問題？這是個世界觀的問題。這個世界觀的問題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也無法深入討論下去，也無法為農村做什么事情。

　　第二個問題是：今天我們在座的各位都說了，理論都是革命的，但方法都是改良的，作用都是很有限的。我們今天在這里談的所有問題，在歷史上都已經做了，中國也好，外國也好，都已經做了，并且做得比我們今天還好，都沒有改變農村的面貌。要想真正改變農村面貌，必須要有一個在農村經濟、農村政治或者農村社會的一個根本革命，沒有這種革命，要想改變農村的面貌，是根本不可能的。舉一個例子，農村沒有錢嗎？中國的農民非常有錢，但是他們的這個錢在農村留不住，當這些資金流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后，無法反哺農業。我們關心農村問題的朋友應當能夠發現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農業資金不管是投入第二產業也好，第三產業也好，它毫無例外地轉入了城市消費。它這是體制的原因，而不是某個人的愛好或者心腸，或者什么品德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就是說，我們今天能為農村做些什么？今天我們誰也沒有談到農民工，今天我們在座的人最有可能做的，是為農民工做點幫助。在我們的身邊，有很多農民工，我們最有可能做的就是幫助農民工。據我所知，前一段時間，他們北師大做的為農民共開辦了提高法律技能的夜校或者夜大，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辦法，我們今天可以提一個非常非常遠大的一個目標，說以后要到農村去，但現在我們究竟應該從身邊的小事做起，從幫助農民工做起。

　　另外一個我想講的問題和他們講得差不多，就是農民的政治權力。長期以來，我們建立了一種城鄉二元對立的關系，我們國家還分階級，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等等，它甚至是一種等級。為什么說是一種等級呢？等級的特點是：第一，你不可能隨便的遷移，你不可能隨意的改換身份；第二，兩個人在一起，它的權利應當相等，但實際不平等。我們農村實際上是一種等級制度，為了消除這種等級制度，我們可以有很多改良的方法，實際上剛才那位同志已經提出來了。他提出的是搞股份制，實際上我是非常反對這種提法的，但實際上我又不得不贊同他的觀點。

　　童小溪：剛才幾位先生講了，我想這是一種政治體制問題，我想大多數人都會同意，但我想這樣很容易讓大家陷入一種悲觀主義和不行動主義，就是說我沒有什么辦法。從根本上來講，我是認同我們今天各位所做的點滴的事兒的，我不認為這是點滴改良，但是我們得把這種定位搞清楚。也就是說啊，實際上，我們不是在為農村做什么，而是在為我們自己做什么。就比如現在許多的大學生下鄉調查，實際上不是為農村做什么，而是在豐富我們自己。實際上我們今天所說的下鄉辦學校，辦流動圖書室，辦文藝演出隊，等等，實際上是在豐富我們市民社會的生活方式。實際上，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以來，我們的改革方式是幾個智囊先有一個改革的方案后，在寫信給中央，然后才從中央到地方這樣推行。這樣改來改去實際上是解決不了什么問題的。這幾年大學生下鄉調查特別活躍，各種研討會，非官方組織通過一定的合法的組織性是到農村去開展工作，實際上是開放了一種市民社會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我們有一種民主的對話。我們是在跟政府合作的，豐富了我們的改革開放的實踐形式，這種形式實際上豐富了我們自己，而不要一定說是為農村做什么了，這種行動對我們的整個國家的前途是有好處的。

　　劉湘波：童小溪先生，早就久仰大名。你所說的第二點，我是這樣看的。我們大學生下鄉主觀上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自己，客觀上我們也為農村做了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而且話說回來，現在大學生的所作所為已經不僅僅是去為了去看看，去同情誰，這種行動已經變成一種很有理想、非常高尚的一種行動了。所以我看大學生下鄉不僅僅從增長他們智慧的角度來看了，而且更主要的是從一種理想主義的情懷去看大學生下鄉。剛剛我結束的“十·一”下鄉，去了七個學校，有同濟大學，華東師大，南京大學等學校，他們在蘭考也實實在在地做了很多事情。當時是何縣長邀請的，去了之后，當地的干部對我們的大學生做了評定，認為我們大學生是紅軍。什么是紅軍呢？我們的紅軍戰士你可以說他們是在鍛煉自己，他們一方面是家仇國恨都有，另一方面紅軍是有理想的一種解放全人類的運動。如果沒有這種理想的話，我們這支紅軍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從這個角度來說呢，我帶大學生下鄉到現在已經三年了，我們雜志社作為一個項目來做也已經一年了，我接觸了很多大學生，對他們下鄉有深刻感受，經常感動得要流淚。

這次到蘭考，我們何縣長可以作證，我沒有說一句假話。我們人民大學的學生到蘭考一個叫陳家寨的村子以后，當地老鄉考慮到我們大學生可能不適應，就給大學生準備了礦泉水，兩天之后，那礦泉水沒有動一瓶；老鄉又搬來了桶裝的純凈水，但是幾天之后，大學生也沒有動一杯。最后走的時候，大學生把他們用的鹽、調料等全都補平，把地都全部打掃得干干凈凈。走的那天晚上，村書記歡送大學生，說他們是紅軍。后來在總結會上，他們說我們大學生是真正的紅軍。

另一個例子是我們上南塘的時候，大約有20多個學校，大約有30人。當時觸動我的事情有兩個。一個是那個農民家的房子比較小，我們一共有6個女生住在里面，安徽的平房只有前窗沒有后窗，7月份的時候是全國最熱的時候，也是阜陽最熱的時候，屋里就象蒸籠一樣。開始，我們男生就睡在外面，哪兒都可以。女生就安排睡在屋子里。到第四天還是第五天的時候，他們有人要走。我就和兩個男生睡到屋子里面。這時候有了電扇，但是我突然覺得這個屋子怎么這么熱，就象蒸籠一樣。后來發現她們胳膊上都起了熱痱子，我才想到她們身上的熱痱子是被蒸出來的。這個事情我后來一直不斷地跟大家講，我覺得我們大學生下鄉所做的事是很多人都很難想象到的。

　　大學生下鄉確確實實給農村帶來了一些變化，我想這些變化不能簡簡單單地從我們大學生給農民拔了草，做了飯，簡簡單單教兩個小孩來考慮。實際上，大學生下鄉現在已經成為一種運動，這場運動自然有理論家去總結，但這場運動的參與者，不是那些城里人，不是那些看到農民工就象踹一腳的城市里的婦女，也不是那些成天拿著資本在金融街上轉來轉去的那些人，而恰恰是我們的大學生，還有我們社會上一些有良知的人在默默地關注著他們，他們把所有的社會目光帶向了農村，所以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講，我認為大學生下鄉成了一場運動，它造成了一種勢，將大家的目光吸引到了本來就沒有人愿意關注的那一塊貧瘠的土地。你們愿意下鄉的同學們，你們將在以后一本令你們驚訝的書里面，發現對你們的令你們驚訝的評價，好了，我說完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