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計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強板

劉國光

    摘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計劃的，作為資源配置的手段，計劃與市場各有優(yōu)劣，缺一不可。30年成就巨大，但對計劃有所忽視，出現不少新問題。十七大重申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并不是要回到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模式，而是計劃與市場關系在改革新階段更高層次上的綜合。

一、全球經濟危機的警示

    這些年來，許多人常常把西方資本主義稱作規(guī)范的、成熟的、現代的市場經濟，意思是說現代資本主義已經克服了內部矛盾，可以避免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即經濟危機，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的分析已經過時了。最近美國爆發(fā)了金融危機，隨即擴大為全球經濟危機，這說明資本主義本質上沒有改變，馬克思的分析依舊沒有過時。
    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西方興起了新自由主義，認為資本主義遇到的問題，不是出自資本主義本身，而是過多的國家干預造成的，只要減少國家干預，資本主義就會充滿活力。結果，新自由主義或市場原教旨主義，在西方橫行了30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以至于經濟要靠借債消費和金融投機來支撐，最后以金融海嘯和全球危機收場。資本主義無法克服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這引起了各部門之間的比例失衡，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失衡，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失衡，目前的危機就是這些失衡的表現。長期以來，好多人對此不屑一顧，現在沒有幾個人敢繼續(xù)懷疑了。
    現在美國最流行的經濟詞匯就是“救助”，用我們的話說，就是加強國家宏觀調控。對市場的迷信，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降溫了。今天，西方的政要們面對經濟危機大惑不解，有的干脆去讀《資本論》以尋找答案。我們更應當重溫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來加深我們對當前世界的了解。
    這些年來，對市場高估其優(yōu)點、低估其缺點的傾向，我們也存在。與此相對應，計劃的優(yōu)點則被嚴重低估和忽視了。這值得我們反思。

二、計劃與市場各有優(yōu)劣，缺一不可

    小平同志率先正確指出1，計劃與市場不是劃分社會制度的標志，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可以利用的配置資源的手段，其各有優(yōu)點與缺陷。
    市場的長處就是能夠通過競爭，促進技術和管理的進步，實現產需銜接。但是，市場也不是萬能的。有幾件大事不能完全交給市場、交給價值規(guī)律去管：一是經濟總量的平衡；二是大的經濟結構的及時調整；三是競爭導致壟斷問題；四是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五是社會公平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國家的宏觀計劃調控來干預。
    計劃的長處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對經濟發(fā)展方向及時做出重大調整，還可以調節(jié)社會分配，保持社會公正。但計劃工作也是人做的，人不免有局限性，有許多不易克服的矛盾，比如主觀與客觀的矛盾，利益關系的矛盾，等等，計劃也就不會十全十美了。對此，一方面要改進計劃工作，另一方面就是運用市場手段來校正計劃的不足。
    對于市場與計劃，實踐中，正確的做法應是：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充分發(fā)揮它們各自的優(yōu)勢，避免兩者的缺陷和不足，使之互相補充。相反，錯誤的做法就是只迷信其中一方，讓兩者互相排斥。

三、“有計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應有內涵

    很多人以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徹底否定和拋棄計劃了，這是不正確的。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針是十四大確立的。十四大前夕，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計劃的關系，江澤民同志對我說過：“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fā)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1992年6月9日，他在中央黨校講話里也講了這段話2。江澤民同志講得完全正確。幾十年來大家確實都是這樣理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包括“有計劃”。
    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指在國家宏觀調控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除了貨幣金融、財政稅收，還包括國家計劃。十四大報告明確指出，“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3。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而是社會主義的，有計劃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qū)別，有兩點最重要：一是人民性，公有制為主體，共同富裕；一是計劃性，用計劃彌補市場的缺陷，避免經濟動蕩，同時保證人民性的實現。所以說，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是完全正確的。
    1992年我曾經說過：“現代市場經濟不僅不排斥政府干預和計劃指導，而且必須借助和依靠它們來彌補市場自身的缺陷，這是我們在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時不能須臾忘記的。”4這也算是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關口，我對于不要忘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有計劃”的提醒吧。

四、宏觀計劃調控滯后于市場化的危險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運行機制，由傳統(tǒng)計劃經濟逐漸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調節(jié)的范圍不斷擴大，推動了中國經濟蓬勃向前。現在商品流通總額中，市場調節(jié)的部分已經占到90%以上。前幾年有人估計，中國市場經濟在整體上完成程度已經達到70%左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初步建立。
    市場經濟初步建立之后，市場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也隨之充分展現出來。市場經濟在發(fā)揮激勵競爭、優(yōu)化資源配置等優(yōu)越性的同時，它本身固有的缺陷，也日漸突出。特別是在經濟總量綜合平衡、環(huán)境資源保護以及社會公正方面引發(fā)的問題，不是市場能夠自行解決的。
    但有不少人犯了市場幼稚病，甚至發(fā)展到對市場迷信的程度。許多領域發(fā)生了過度市場化的傾向，像教育、醫(yī)療、住宅等領域，本來不該市場化的部分，也都市場化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幾個敢在這些領域實現完全市場化的呢？這些領域的過度市場化，對人民群眾的生活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影響。
    市場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這是市場經濟的優(yōu)點，給經濟發(fā)展帶來了強大的動力。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市場的缺陷。市場追求的常常是眼前利益最大化，而不是長遠利益最大化。這就要求發(fā)揮國家計劃的作用，校正市場的短視行為。血汗工廠過多，面臨被淘汰的命運，一有風吹草動，垮掉的首先是它們，就像目前東南沿海正在發(fā)生著的那樣。但是只要還能維持下去，指望他們主動去進行產業(yè)升級、自主創(chuàng)新，那是很難的。中央決定上大飛機，就是計劃行為。要是按照迷信市場的比較優(yōu)勢理論，我們只干八億條褲子換一架飛機的買賣就成了。
    市場常常追求局部利益、個人利益最大化，而局部利益、個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必然導致社會利益最大化。一家造紙廠，廢水不經處理就排放，它節(jié)約了成本，本廠利益最大化了，但是卻污染了河水，危害了社會利益。小煤窯，亂開采，自己發(fā)財了，卻把一個好礦脈給挖得千瘡百孔。因此，這些年來資源環(huán)境問題越來越嚴重。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本質也是如此。
    因此，改革開放30年來，一方面經濟發(fā)展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另一方面環(huán)境破壞、貧富分化、城鄉(xiāng)地區(qū)差異等矛盾越積越多。這與國家宏觀計劃調控跟不上市場化的進程，有很大關系。
    十四大以來，我們在短期宏觀調控上，先后取得了治理通脹和治理通縮的成功經驗。但是國家計劃的宏觀經濟導向作用有日漸減弱的趨勢。計劃本身多是政策匯編性的，很少有約束性、問責性的任務；中央計劃與地方計劃脫節(jié)，前者控制不了后者的盲目擴張；計劃的要求與實際執(zhí)行相差甚遠。總之國家計劃失之軟弱，甚至變成可有可無的東西。放棄GDP情結，擴大內需，產業(yè)升級，自主創(chuàng)新，喊了好多年，但是收效不大，這與國家計劃的約束性與問責性不強而導致的國家宏觀調控能力減弱有關。
    智慧來自經驗教訓：要尊重市場，而不能迷信市場；也不要迷信計劃，但不能忽視計劃。由于歷史原因，我們過去過于相信計劃的作用。時過境遷，一些人從迷信計劃變成了迷信市場，從一個極端蹦到了另一個極端。
    許多人把改革只定義為“市場化改革”，那顯然是有局限性的。改革的目標，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包括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文化改革、政府改革等等，因此不能都叫作“市場化改革”。就是在經濟領域，也不完全是“市場化改革”，而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國家宏觀計劃調控下讓市場起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黨內沒有一份重要文件明確將改革方向簡單片面地定位為“市場化改革”。

五、十七大重申發(fā)揮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

    現在是到了繼續(xù)堅持讓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的同時，加強宏觀計劃調控的作用、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主導作用的時候了。
    黨的十七大重新提出“發(fā)揮國家規(guī)劃、計劃、產業(yè)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5十七大明確提出這個多年沒有強調的國家計劃的導向性問題，我認為是極有針對性的。它再次提醒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是“有計劃”的。國家計劃導向下的宏觀調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備的內涵。
    十七大重新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歪曲的那樣，“要回到傳統(tǒng)計劃經濟模式”。因為：第一，現在的國家計劃不是既管宏觀又管微觀、無所不包的計劃，而是只管宏觀，微觀的事情主要由市場去管；第二，現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是市場，計劃是彌補市場缺陷的必要手段；第三，現在的計劃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導性的、戰(zhàn)略性的，預測性的計劃，同時必須有導向作用和必要的約束、問責功能。
    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再到重新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這合乎辯證法的正——反——合規(guī)律。這不是回到過去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的舊模式，而是計劃與市場關系在改革新階段更高層次上的綜合。
    實現市場和計劃在更高層次上的綜合，就是在計劃與市場之間建立和諧關系。計劃與市場之間的和諧，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有的內容。

六、宏觀計劃調控和共同富裕離不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前面講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最大區(qū)別，一是人民性，二是計劃性。這兩點的實現都離不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十四大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6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fā)展。這里強調公有制為主體，是很關鍵的。如果公有制比重過低，那么國家的宏觀計劃調控的實施難度就大了。為了實現病有所醫(yī)的目標，國家想從財政上有所補貼。可是原有的公有醫(yī)療體系已經被破壞了，許多醫(yī)療機構、尤其是基層醫(yī)療機構都已經私有化了，你拿政府的錢補貼私人企業(yè)嗎？
    現在國有央企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公有制企業(yè)必然效率低下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當然，國有企業(yè)的內部管理還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其領導人與職工的收入差距不能過分拉大，其內部腐敗也要治理。現在講振興東北老工業(yè)基地。老工業(yè)基地，為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可到了需要國家支持的時候竟被當作包袱撒手不管了。垮掉之后就歸罪于國有企業(yè)沒有效率。現在回頭調整，是明智的。
    現在談到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時，人們首先會想到城鄉(xiāng)差距、地區(qū)差距、行業(yè)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調節(jié)滯后等。這些都有道理，但不是最主要的。
    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所有制決定分配，財產占有上的差別，才是收入差別最大的影響因素。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繆爾森都承認，“收入差別最主要的是擁有財富多寡造成的，和財產差別相比，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他還說，“財產所有權是收入差別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個人能力、教育、培訓、機會和健康。”730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公”降“私”升和化公為私的滋蔓，才是最根本的。
    強調公有制的主導地位，不是固執(zhí)于教條，而是說你不這樣，就無法避免兩極分化，就無法做到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成果。靠財政稅收、轉移支付、完善社會保障等手段來縮小收入差距，是完全必要的，我們現在也開始這樣做了，但是，指望它們從根本上扭轉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是不可能的。
    像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典范瑞典，長期采用財政稅收等手段來調節(jié)社會分配，效果依舊不大。2007年瑞典工業(yè)經濟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成果顯示，瑞典財富集中程度其實與美國不相上下。如果算上移居海外的大富翁，像宜家集團的老板之類的，那么瑞典百分之一最富有的人口所擁有的財富已超過了全國私人總財富的40%。這甚至可能比美國還要高。
    小平同志強調，“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8這決不是空話、套話。

七、全球危機條件下尤其需要加強政府計劃職能

    為應對全球經濟危機，中央果斷采取啟動四萬億元的經濟刺激決策。其中的各項措施，不管是鐵路、公路、能源等基礎建設，還是農村基礎、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都離不開計劃和規(guī)劃。一下子花這么多錢，要達到目標，要花到實處，要產生最大的效益，不好好計劃、規(guī)劃那怎么成呢？這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能離開國家計劃指導下的宏觀調控的。即使在平時，如前所述，國民經濟許多重要領域，尚不能完全交給“看不見的手”的市場去管，何況在發(fā)生危機的條件下，必須要加強政府宏觀計劃的職能。
    大家都知道，托馬斯·弗里德曼是美國新聞界鼓吹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世界是平的》，主要就是宣揚全球化和極端市場化的，去年出了中譯本，影響很大，包括有些領導同志也很重視這本書。今年弗里德曼在廣東訪問時，看到當地正在大規(guī)模地推廣可再生能源發(fā)電，不由得大發(fā)感慨：美國要是能變成中國一天就好了，利用這一天，美國就可以像中國那樣依靠政府力量來推廣新能源以及采取其他的引導市場的措施，然后第二天再重新恢復到原來的自由市場體制。
    這番話表明，托馬斯·弗里德曼這個極端市場論者也不得不承認市場不是萬能的。我們的長處，發(fā)揮計劃優(yōu)勢，集中力量辦大事，不管這一大事是發(fā)展新能源，還是縮小收入差距、產業(yè)升級、環(huán)境保護、國土整治，等等，正是他所羨慕的。人家的長處，我們要學；自己的長處，我們不應扔了，要更充分地發(fā)揮。

    （責任編輯：杜建國*）

● 劉國光，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學部委員，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1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2 《江澤民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頁。

3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660頁。

4 《劉國光文集》第七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頁。

5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6頁。

6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660頁。

7  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下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31頁。

8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頁。

* 本文據杜建國采訪整理而成，已經作者審閱。

 
《綠葉》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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