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改革不是玩概念，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的目的可以是出于公心，也可以出于私心，出于公心還是出于私心的衡量標準，就是對大多數公眾的利益是增加還是剝奪。找“帕累托最優”要到社會公眾的口碑中去找。

改革朝“只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方向大步滑去？

作者：  王煉利

又讀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

眾所周知，哈耶克是倡導私有制的，他認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從建立健全法治社會的角度，我同意這個說法。因為法治文化是商品經濟的文化。只有私有經濟真正發展壯大了，商品經濟才會發展壯大，只有私有經濟真正發展壯大了, 公民才會有維權的需要、維權的意識和維權的行動,法治社會的建立健全也才有基礎、才有可能。強調權利的平等公正，是商品經濟社會有別于以往社會的最進步的標志。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這樣指出：“權利的平等和公正，是十八、十九世紀的資產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權的廢墟上建立他們社會大廈的基石。”被恩格斯稱為“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的羅馬法，就是羅馬人規范商品社會市民權利義務的圭臬。那么，中國這幾年提倡的“發展私有經濟”與這種有利于權利平等公正的私有經濟有共同之處嗎？不！中國這幾年發展的“私有經濟”其實是一種偽私有經濟，是權力經濟。真正的民間經濟力量在權力經濟擠壓下已經難以得到正常健康發展，這樣的夾縫中求生存的“民間經濟”即使能有所發展，對建立中國法治社會不會有建樹。

華東地區有一個地級市，巡警每天要到該市小飯館吃宵夜，沒有一家飯店老板肯收這個錢、敢收這個錢。這些小老板如果不希望利益受到更多侵犯，只能采取與有權力者搞好關系的“策略”，盡量去“巴結”有權力者。事實上，各地大多數小有錢財的私有企業者，在千方百計打聽有各種審批權的官員的行蹤，希望能送得上錢，最起碼，希望能有臉面請上一頓飯。在這種國情下，決定了中國的民間經濟是軟弱的。中國民間經濟保護自己的手段是動用一切資源打開權力通道，然后尋求權力庇護。對他們來講，‘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只不過是一句口號，寫不寫進憲法與他們沒有關系。為了不使自己的財產在神圣的理由下被奪得干干凈凈，他們在權力層面前是非常安分的。因此，中國的私有經濟中的“草根階層”與英國、法國的私有經濟老鼻祖們沒法相比。早在1604年的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對國王這樣說：“我們的種種特權和自由皆是我們的權利和應份的遺產。”“這些特權和自由是不能不給我們的，是不能被取消或被損害的，反之對于國王的全局都是明顯的禍害……”（引自《大抗辯書》），1789年，法國一個叫做維爾布日的村莊農民對國王遞交的陳情書這樣說：“居民們指出，他們曾經捐過修路稅，但是一條路也沒修好”。這就是真正市場經濟社會中的英國商人、法國農民。他們敢向國王直接陳情，不是因為他們 “覺悟高”，而是權力經濟受約束的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哪朝哪代的農民、商人對皇帝敢這么說話？不是中國農民商人天生奴性，而是權力經濟太強大，阻礙了真正的市場經濟形成，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這樣的經濟基礎，就只能造就順民而不能造就公民。

而中國這幾年提倡的“發展私有經濟”其實發展的是一種偽私有經濟，這種偽私有經濟直接對民間私有經濟構成威脅，并已經對民間私有經濟起了阻礙作用，這種阻礙還直接影響到市場經濟社會公平公正規則的形成。根據權威部門調查數據，近幾年私營企業數量快速增長，一個主要原因是大批國有、集體企業通過改制成為私有企業。2001年時，公有制企業改制中“自己是本企業負責人，通過改制買下來”已經占60.6%、在改制企業的資產總量中，業主個人擁有的資產比例占到三分之二，這‘業主’當然包括通過改制買下企業的原公有制企業負責人。截止到2001年12月，中國的私有經濟中由公有制改制而來的已經占到私有經濟的25%以上。而其資產比例在當時就遠遠超過25%。與此同時，原政府官員又大量進入從商隊伍，他們的開業資本、銷售額、純利潤都是平均數的2倍和2倍以上。
   “一個富人得勢的世界仍比一個只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試問誰會否認這一點呢？”非常贊同哈耶克！

中國的普通公民不反對改革，曾經非常擁護改革，因為他們相信，改革才能使執政黨的承偌“讓大多數人富起來”得以兌現，但是，當他們發現改革竟朝“只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的方向大步滑去，他們便對這樣的改革提出質疑。

提出質疑，不是想要倒退，不是要倒退到計劃經濟時代。計劃經濟時代排除擯棄了競爭，使社會資源配置和分配都不能達到優化，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操作方法還是帶有相當封建色彩。為了前進，中國必須改革。因此，前進中的改革就應該是用先進的生產關系生產力來改變落后的生產關系生產力，而決不是相反。

一些得勢的人以閃電的速度富了，他們為什么得勢？如果他們是在起點相對公平的競爭場上得勢的，人們并非不能容忍。但他們不是。

一些得勢的人以閃電的速度富了，他們的財富從何而來？如果他們是用“創造”財富的方式得來，人們并非不能容忍。但他們不是。他們的財富是“轉移”來的，從不得勢的、沒有得勢的人們創造的財富中“轉移”得來。轉移，是在冠冕堂皇的口號下：“改制”、“舊城改造”。。。。。。只要套上“改”字，得勢人就能把別人的財產改到自己名下！

是的，該問一下今天的“富人”，  你們真的是憑自己的才能致富的嗎？如果是，你們是所有中國人致富的榜樣！想“富”都快想瘋了的國人會爭先恐后向你們學習！

但是，當第五次人口普查數白底黑字地顯示出2000年上海有12.5%的人住的房子與上海56.4%的人住的房子一樣多、而這12.5%的人中絕大部分是黨政干部、國企干部時，當看到同樣白底黑字的滬（1995）767號文件《職工家庭購買公有住房建筑面積控制標準》規定了一般職工購買公有住房面積是75平方米，科級85平方米、處級100平方米、副局級120平方米、正局級140平方米時，一個鐵定的事實就是，從九十年代中期起，政府承認靠身份致富是合理合法的！“福利分房”既然140平方到了頂線，那么，就取消“福利”吧，讓住房走向“市場”，這樣，當老百姓要從口袋掏出錢來達到住房“小康”時，所謂“福利分房”時代最大的得益者已經能把這些房子變成現錢掏進口袋了。這一進和一出，就是身份造成的貧富差異，你窮，往外掏錢你更窮，我富，往里進賬我更富。這個“市場化”、這個“改革”對老百姓意味著是雙倍的損失，對有權者意味著是雙倍的進項——“福利分房”使有些人連子孫都福蔭到了，有些人則連本身還未“福利”上，而高喊“取消福利分房”的又有誰不是福利分房的既得利益者？高喊“取消福利分房”的在取消所謂的“福利分房”后又有幾個沒有在“住房市場化”過程中得到好處？

再談“下崗分流”。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年鑒數據，從1995~2003年﹐國有單位職工減少了39.6％﹐國有單位制造業職工減少了74％﹐而國家﹑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的職工增加了12％。

同樣的時間跨度﹐國有單位職工工資總額增加了59％（從6080億增加到9694億）﹐國有單位制造業工資總額減少了38.7％（從1754億減少到1076億）﹐而國家﹑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的工資總額增加了2.2倍（從555億增加到1775億）。

同樣的時間跨度﹐國家﹑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的職工比制造業職工人數增加了34％﹐而工資總額要比制造業增加65％。國有單位制造業職工工資總額減少了678億﹐而機關﹑社會團體職工工資總額的增加數是1220億﹐是國有單位制造業職工“減員”減去工資數的1.8倍。如果以國有制造業減少的工資總額678億除以國有制造業裁減的職工人數2472萬﹐每個裁減人員分攤數是2743元﹐再攤到八個年頭﹐平均每年祇不過少為每個裁減人員支付343元﹐而把機關增加的工資總額1220億除以增加的機關職工人數122萬﹐每個增加人員的人均分攤數為十萬元﹐平均每人每年1.25萬﹗

這是改革？這是倒退！

這是封建主義殘余對改革的偷梁換柱！

清算這樣的改革，就是清算封建主義在今天的頑強進攻！只要全體人民意識到這一點，這種進攻就可以變為強弩之末！

計劃經濟本身，不是因為體現了政府之強而可怕，而是因為代表政府管理的個體很難是擇優競爭的產物而可怕，這一點，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年代久遠而越來越能清晰地觀察到！

既然改革的主動方的眾多“個體”是計劃經濟時的非擇優競爭結果，那么，這種改革往往就很容易把計劃經濟的一些碩果改掉，而把弊端留下，只要這種弊端既利于他們得勢、鞏固“勢”，又利于他們得富。

 “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馬克思的話，用來概括改革的二十年歷程，并無不當。

 “一個富人得勢的世界仍比一個只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為此，我們不是反對富人，而是反對那些得勢后把我們的財富轉移到他們名下的人。請不要把“反對那些得勢后把我們的財富轉移到他們名下的人”與“反對富人”混在一起混淆視聽！請不要把反對這樣的“改革”與“反對改革”混在一起混淆視聽！

改革不是玩概念，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的目的可以是出于公心，也可以出于私心，出于公心還是出于私心的衡量標準，就是對大多數公眾的利益是增加還是剝奪。找“帕累托最優”要到社會公眾的口碑中去找。

必須指出，“一個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是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旗幟鮮明反對的。1979年11月2日，鄧小平在副部長以上干部會上，就提到反對干部特殊化問題。今天重溫講話，竟是這樣振聾發聵！“過去我們一個黨委書記，比如一個縣委書記、一個公社黨委書記，有現在這樣大的權力嗎？沒有啊！現在有極少數人拿著這個權力侵占群眾的利益，搞生活特殊化，甚至橫行霸道，為非作歹，還好象是理所當然。近來上訪人員很多，。。。。。。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反映的許多問題，按照黨和政府的現行政策，是應該和能夠解決的。但是，我們有少數同志對于這些應該而又能夠解決的問題，卻采取官僚注意的態度，漠不關心，久拖不決，個別人甚至違法亂紀，搞打擊報復。。。。。。上面的問題不解決，我們就沒有講話的權利，人們會問，你們自己怎樣呢？”

“我們有些高級干部不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響到自己的親屬和子女，把他們都帶壞了。”

“不要享受那些特殊的待遇，那些特殊的待遇往往比工資還多。我們的高級干部現在并不是工資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寬了。這樣就要脫離群眾，脫離干部，甚至腐蝕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風氣帶壞了，官僚主義就無法克服。所以，對于實行這個決定（指《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從我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起，大家都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只有這樣，我們大家才有發言權。”（以上是1979年的講話）

“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后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黨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1980年8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這樣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1980年答意大利記者）

“如果我們的生產總值真正達到每人平均一千美金，那我們的日子要比他們（指新加坡、香港）要好過得多，比他們兩千美金還要好過。因為我們這里，沒有剝削階級，沒有剝削制度，相當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給人民。他們那里貧富差距很大，大多數財富是資本家手上。” （1980年答意大利記者）

“我們提倡按勞分配，。。。。。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勞多得，先富裕起來。這是堅定不移的。但是也要看到一種傾向，就是有的人，有的單位只顧多得，不但不照顧左鄰右舍，甚至不顧及整個國家的利益和紀律。。。。。。這樣造成不合理的苦樂不均，造成新的社會問題。”（1980年1月16日講話）

真不愧是總設計師！料改革中的弊端有如神算，但失算的地方也有，他老人家沒有料到21世紀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可以在全球摘冠了。

重溫改革的總設計師二十多年前對改革的定調，那么，如果他能清醒健康地活到今天，就不會對今天這樣的改革提出質疑嗎？因為這樣的改革，是“人民受到了損失”、“造成了新的社會問題”、共產黨面臨“沒有講話的權利”的危機！

質疑這樣的改革， 不是否認現在的日子比二十年前強多了。但是，強調現在日子比過去強，其現實意義在哪里？難道人民的生活不應該一天比一天好起來？改革給人民帶來了好日子，這是執政者的責任，而現在的問題是，一些有權勢者在短短十幾年間為自己家族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打著基礎，這耗費了他們的全部精力。還是引用小平同志八十年代說的話：“我們的同志如果對個人的、家庭的利益關心得太多了，就沒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關心群眾了，頂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辦一辦的事情。”這些有權勢者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辦一辦的事情”，客觀上也起到“讓老百姓日子比過去強了”的效果，但是，同志們，老百姓這是在“借光”哪，借有權勢者的光，要借光，首先有權勢者自己得光源充足，否則有什么光借給你們？不要把老百姓當阿斗，如果連這也看不懂，中華民族整個就是弱智民族了！

現在，根本不是什么在改革中利益受損的弱勢群體反對改革、而精英堅持要改革的問題，而是改革早已偏離了改革總設計師當初為改革定下的大方向，那就是讓一部分“多勞多得”的人先富起來，是為了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而這種共同富裕，不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根本利益”，而是要有讓人民群眾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利益！是的，老百姓就是過日子的人，過日子就是要看眼前利益，你要讓他站得高看得遠看到長遠利益、根本利益，那首先得讓老百姓從眼前利益中相信你說的是真話，你要老百姓為了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而犧牲眼前利益，那老百姓想知道你又犧牲了多少眼前利益這不過分吧？如果老百姓認定那些讓他們在改革中付出代價的人自己卻在這樣的改革中拼命撈取利益，他們怎么相信這樣的人會給老百姓帶來長遠利益、根本利益？當年用獨輪車推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農民是從土地改革的眼前利益、實際利益中才真正相信共產黨、才幫助共產黨打天下的！如果不給廣大農民土地改革的眼前利益和實際利益，能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請那些認為弱勢群體是改革的反對者的精英們三思！你們今天口口聲聲要維護的真的是改革大計嗎？也許有一些這樣的成分，但你們也不要否認，你們也要維護自己從“這樣的改革”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所以，你們才是深化改革的阻力，因為改革的深化必定要觸動體制改革，必定要觸動你們的既得利益！你們用種種動聽的詞匯、被你們篡改包裝的各種“理論”來掩飾你們侵犯人民利益的不合法性，這說明你們其實很是心虛！你們再也不敢理直氣壯說：“為人民服務”了，可是新華門大門洞開就是為了告訴人民，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沒有變，而只要新華門不把 “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抹去，人民就對中國共產黨充滿信心！

再次請出改革的總設計師、再次聆聽改革的總設計師的教導吧：

“我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已經堅持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指導整個工作；用共產主義道德約束共產黨員和先進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個人服從組織’，‘大公無私’，‘毫不利已專門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現在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期，有人居然對這些莊嚴的革命口號進行‘批判’，而這種荒唐的‘批判’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抵制，居然還得到我們隊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個有黨性、有革命性的共產黨員，難道能夠容忍這種狀況繼續下去嗎？”（1980年12月25日）

只要中國共產黨還是為人民服務的黨，相信改革一定會朝有利于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的方向深化！

扎根于人民利益的改革才是中國的希望所在！人民期盼這樣的改革為時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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