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制毛澤東時代不如蔣介石時代的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

　　《學習時報》顯然不是一份嚴肅的刊物　　　　

　　刊物大致可分三類，一類題材嚴肅，資料翔實，信息可靠而且有出處，這類刊物現在很少。另一類題材亂七八糟，只是為了獵奇，內容胡編亂造，這些主要是地攤上賣的，數量最多。還有一類看起來題材也都很正經，但內容不講究，資料可信度很差。這樣的刊物也比較多。　　　　

　　今天看到《學習時報》刊物一篇題目為“三十年前我們為什么要選擇改革開放 ”的文章，結論是《學習時報》顯然屬于前面第三類刊物，因為“三十年前我們為什么要選擇改革開放 ”是個很大的題目，很嚴肅的題目。文章里用了大量數據來說明計劃經濟的30年中國處于一個黑暗時期，經濟倒退，社會倒退。但是，這些數據全都沒有在篇尾注明出處，而且數據要么是編造的，要么與主體無關，完全是誘導讀者得出錯誤結論的。這是任何嚴肅刊物都不屑的做法。《學習時報》作為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刊物，且不說發這種把共產黨一半執政時間說得比舊社會還黑暗落后是出于什么考慮，僅僅就把這么重頭的文章寫得這么漏洞百出，真讓人驚嘆！　　　　

　　這篇文章顯然影響很大，僅今天就能在google上找到近15000轉載的網頁。而且該文一反主流們只用判斷句不引述資料的寫法，全文大量引用了數據。貧道也喜歡用數據，于是幫著編輯查了查，下面就給大家揭示一下作為共產黨中央黨校的刊物能出什么錯！　　　　

　　該文開頭一段說：中國“1978年……人均GDP水平按當時官方高估的匯率計算，也只有224.9美元。1948年，中國人均GDP排世界各國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國人均GDP排倒數第2位，僅是印度人均GDP的2/3。”　　　　

　　顯然，這個作者很聰明，拿中國與印度相比。不像原來主流們動輒拿中國與美國、日本，或者新加坡等小國家相比。因為印度與中國獨立時間接近，人口接近，起步水平接近，比較起來容易說明問題。但是，作者編造了數據。　　　　

　　我們拿1980年數據來說明問題（因為計劃經濟在農村持續到1981年才結束，在城市一直到1985年才開始改革。同時也因為世界銀行資料很難查到1978年印度的數據）。　　　　

　　1980年，印度人均GDP為250美元（按匯率計算）。　　　　

　　（stats.gov.cn/tjsj/qtsj/gjsj/1995/t20020307_402280037.htm）　　　　

　　中國統計年鑒上沒有按美元計算的人均GDP。但可以用實際發生的匯率來計算。1980年中國GDP為4518億人民幣，人口98705萬，人均GDP為458元人民幣。當年按人民幣進出口564億元，按美元進出口378億美元，實際平均匯率為1比1.49。計算人均GDP為307美元。　　　　

　　因此，1980年前后中國人均GDP并不是印度的2/3，而是印度的129%。也就是說，作者把中國人均GDP縮小了接近一倍才出現了他所需要的結果。　　　　

　　印度是英國經營300多年的殖民地，獨立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略高于中國。獨立后，印度基本采用了市場經濟，印度的所謂“計劃”是指導性的，因為只要大部分企業資產是私有的，任何“計劃”都只能起指導作用。難以在世界銀行數據中找到1950年前后的數據，但我們可以從一個時段中來說明雙方發展速度。　　　　

　　1970年印度人均GDP為110美元（資料來源同前）。中國同年按照前面資料來源計算恰好也是110美元。也就是說在1970年前后，中國已經趕上了印度，雙方在這個時期處于同一起跑線上。但過了十年，即使中國處在“經濟崩潰邊緣”時期，依然超過印度并拉開了一定距離。　　　　

　　也就是說，實際數據表明，中國共產黨選擇了計劃經濟，印度選擇了市場經濟，中國在原來落后情況下，在1970年前后趕上了印度，到計劃經濟結束時已經超過印度29%。　　　　

　　接著作者又提供這樣一組數據：“1976年……農村人均口糧比1957年減少4斤……1978年全國居民的糧食和食油消費量比1949年分別低18斤和0.2斤”。　　　　

　　這一組數據從哪里來的且不說，但作者這樣裁剪數據是很有意思的。作者不用1976年全國人均糧食、油料產量做比較，卻選擇1976年與1957年“農村人均口糧”做比較，確實別具匠心。因為1957年還沒實行公社化，糧食還可以在集貿市場交易，而集市交易是無法統計的。這樣農村人均口糧就幾乎等于糧食總產除以農民數。1976年是完全的統購統銷，農民人均口糧等于總產量減去統購部分除以農民數量。這兩個數相比，結果是怎樣就不用想了。　　　　

　　重要的是，中國糧食生產情況究竟是比解放前好還是比解放前差，只能用人均糧食產量和人均油料產量來說明。耍花招是沒意思的。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49年中國糧食總產量為11318萬噸，油料產量256.4萬噸，人口54167萬人。人均糧食　209公斤　，人均油料　4.7公斤　。1976年中國糧食總產28631萬噸，油料總產400.8萬噸，人口93717萬人。人均糧食　306公斤　，人均油料4.3萬噸。也就是說，人均油料比1949年略少，但人均糧食是1949年的146%，幾乎增加50%。這個時期城市居民并不比農民多吃多少，包括高級干部定量也同其他人一樣，因此數字只能說明，解放后中國人比解放前吃得飽了，而且不是一點，是增加了50%！到了1976年，中國早十幾年就還完了欠蘇聯債務，糧食主要是進口而不是出口，實際人均可獲得的卡利路要遠高于解放前。編造些數據來說明共產黨領導20多年后，還沒蔣介石時代吃得飽，誰會信呢？難道中央黨校打算證明改革前的共產黨比國民黨還壞？　　　　

　　當然，文章還用了當時農村貧困人數和部分低收入生成的人均收入這些數字，這些數字貧道看了覺得基本偏差不大。但這些數字不說明問題。原因是當時農產品價格很低。隊里分給每個人50元是什么概念呢？是400斤玉米，或者100斤羊肉！同時，恩格爾系數和貧困率是說什么呢？是說經濟發展水平而不是經濟發展成就。中國經濟水平本來就低，這不是計劃經濟或者共產黨帶來的。計劃經濟和共產黨領導下究竟是降低了恩格爾系數和貧困率還是增加了它們才與主題有關。就這么把數字亂七八糟不分青紅皂白地堆在一起，明顯就是打算渾水摸魚忽悠人嘛！　　　　

　　作者接著把當時戶均擁有縫紉機、自行車、手表、收音機，黑白電視機、家庭電話、洗衣機、家庭轎車數量少與今天來證明當時共產黨沒搞好經濟，自己不覺得無趣嗎？　　　　

　　接著，作者開始列舉很多關于中國城市化程度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第三產業占GDP比重低于第三世界國家，用以指責中國城市化速度太慢。其實，在工業化水平相同情況下，拉美、東亞和東南亞以及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不僅遠高于中國，而且遠高于相同時期的西方工業國。同樣工業化水平，西方國家城市化率在20-25%時，巴西、阿根廷泰國、印度、印尼等能達到60%以上，而中國大約為20%。這些發展國家之所以城市化水平高，是因為這些國家都沒有經歷過革命，大量土地依然被外國種植園老板和地主占有，絕大多數農民沒有土地。也就是說，大量農民不是被非農產業就業機會吸引到城市的，而是走投無路來到城市的。到孟買和墨西哥城的貧民區看看就知道了第三世界畸形城市化是怎么來的，結果是怎樣的。孟買街頭十幾萬乞討者不是因為乞討在印度屬于“第三產業”，是因為他們別無出路！中國農民能夠在集體耕地上種地，在工業化不能提供更多非農就業機會時一定不會原意選擇“孟買第三產業就業方式”！找點數字，也不理解究竟是什么意思，拿來就給計劃經濟抹黑，一定沒什么殺傷力！《學習時報》雇傭這種水平的殺手，實際是吃了虧的。　　　　

　　接著，作者話題轉向科技教育，說：“建國后的30年，除了軍事工業技術某些方面有一些進展外，其他各方面的自主的科學技術進步步伐緩慢，與世界發達國家，包括一些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科學技術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落后于發達國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韓國、巴西等發展中國家20年左右。”然后作者用“描述”文革期間政治沖擊教育的方法，做出中國這個時期中等高等教育非常差的結論。但都沒引述數據。　　　　

　　作者這里玩了個文字游戲。他這句話的真實主語是“中國自主的科學技術”謂語是“落后于”，賓語是“發達國家40年左右……韓國、巴西等發展中國家20年左右”。1979年前后，中國自主科學技術落后與韓國和巴西等發展中國家20年左右，不知道這個資料哪里來的，這個結論是誰下的。1979年，韓國和巴西的“自主科學技術”有哪些成就？這不是想說什么說什么嘛！也許這個時期韓國和巴西通過引進技術裝備很多方面高于中國，但中國一引進也就有了。中國現在各個產業的技術裝備不低于韓國巴西，但一點不能證明中國近30年有什么自主科學技術進步。　　　　

　　在這個文章中，中國在改革前教育水平很低，比多數發展中國家都低。這又說了個顛倒顛。　　　　

　　一個國家的教育水平，尤其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主要指標不是大學入學率，尤其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即使大學毛入學率只有5%，總數也200多萬。對于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大國來說，中學生入學率才是關鍵。只有中學入學率高了，文盲率才真正能下降。而且能夠為國家提供合格的現代經濟的勞動者。這些國家，農民占人口大部分，所謂中等教育就是農村教育。對農村進行教育投資要花費大量資金和人力。這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是很困難的。中國正是在農村實行了隊為基礎的集體經濟，生產大隊和公社兩級主體有一定積累能力，因此在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迅速完成了中國的中等教育體系。以下是幾個國家相同時期的中學入學率。　　　　

　　1965年，中國中學毛入學率達到69.3%（1975年為中國86.5%），而10年后，也就是1975年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中：印度26%；韓國56%；泰國26%，墨西哥34%；阿根廷54%；巴西26%。中國中學毛入學率在發展中國家居前列，與一般發達國家接近。這個時期中國高中入學率達到頂峰，1965年為49%，1975年為53%。這個指標即使到今天也沒有達到（道理很簡單，農村教育投資主體沒有了。最低點1988年為26%。2000年為48.2%，低于1965年，直至2003年才達到1975年水平）（以上數字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接著，作者又“大膽地”聲稱：“ 20世紀70年代末，雖然我國工業體系中的重工業有一定的發展，但是，輕工業、交通、城市等等的建設與世界上發展較快的發展中國家相比，還十分落后；即使重工業，在技術工藝方面，差距依然較大。交通通信體系落后于印度。”“1980年時，與世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巴西人均鋼鐵產量　121公斤　，人均發電量1880度，印度人均煤炭產量為　168公斤　，墨西哥人均原油產量　1369公斤　；而中國人均鋼鐵產量為　36.7公斤　，發電量297度，煤炭　66公斤　，原油　105公斤　，仍然低于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水平。”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工業化并不能僅僅滿足于二產業占GDP的比重，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部類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基礎設施。就這一點看，這本來是中國工業化在計劃經濟時期的突出成就和強項，竟然被這個人說成是落后的“弱項”！什么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一段文字是代表。　　　　

　　說工業化尤其是工業部類，本來就是指重工業體系和交通能源，從來沒人把輕工業作為指標。工業化水平，首先看制造業占GDP比重或者制造業與農業的比例關系，其次看能源產量、發電能力、鐵路和公路運輸能力、鋼產量、化工、機械和以及運輸機械的生產能力。紡織服裝、食品、塑料等制品比重越低證明這個體系工業化程度越高。　　　　

　　既然作者專門把印度搬了出來，咱們就比較一下中國和印度在這個時期的工業化水平的差別。　　　　

　　1980年，中國一、二、三產業比為30，49，21。二產業與一產業之比為1.63比1。同年印度為38，26，36。二產業與以產業之，比為0.68比1。中國工業化程度（二產/一產）是印度的240%。印度工業產值還低于農業，是中國50年代中期水平，嚴格講還算是工業化初期。就這樣的經濟，作者還好意思拿來與中國比？　　　　

　　看看世界銀行數據（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1995/）　　　　

　　1980年中國人口為印度的1.487倍，巴西的10.7倍。同年：　　　　

　　發電量（億千瓦時）　　　　

　　中國3006，印度1193。中國人均發電量高出印度70%；　　　　

　　鋼產量（萬噸）：　　　　

　　中國3712；印度943。中國人均高出印度165%。　　　　

　　煤炭產量（萬噸）：　　　　

　　中國62015；印度11370。中國人均高出印度267%。而作者竟然得出中國人均煤炭產量只有印度的40%的數字！印度煤炭儲量都無法與中國比，而中國改革前的煤炭產量與現在已經差不太多。怎么想的！　　　　

　　石油就不說了，印度沒有。1980年水泥產量（萬噸）　　　　

　　中國7986；印度1780。中國人均高出印度140%。　　　　

　　化肥產量（萬噸）　　　　

　　中國12321；印度3022。中國人均高出印度177%。　　　　

　　汽車產量（萬輛）　　　　

　　中國22.3，印度3.中國人均高出印度400%。　　　　

　　電視機（萬臺）　　　　

　　中國2492，印度88。中國人均高出印度1806%。　　　　

　　可以說，印度與中國在1980年根本不是一個工業化水平中，對比這些數字也是畫蛇添足。　　　　

　　最令人驚訝的是，作者竟然把大家都熟悉的，幾乎每年火車出幾次軌的交通抬了出來，說當時中國不如印度。貧道不知道，這究竟是指交通設備質量還是指運輸能力。交通發展水平是有指標的，世界銀行并不用鐵路總長度，而是用貨物和旅客周轉量。下面看看數據（時間和資料來源同上，均為世界銀行數據）　　　　

　　鐵路貨物周轉量（億噸公里）　　　　

　　中國5717，印度1477。中國人均超過印度160%。　　　　

　　印度乘客運量確實超過中國，不過每年翻幾次的車大概只有印度人敢坐。印度公路總長度也超過中國，但“有路面”的道路是中國的一半。　　　　

　　作者聲稱“1980年中國每百人擁有的固定電話只有0.19部，印度則為0.43部，是中國的1倍多。”由于世界銀行數據只有85年數字，但時間相隔不遠，80年代前期中國通訊發展并不快。　　　　

　　電話機數（千部）中國8260，印度3761。中國人均超過印度57%。難道5年前中國只有印度的44%，僅僅5年就超過印度57%。即使印度這5年是零增長，中國年均電話增長要達到38%才能實現。因此《學習時報》的數字不可信。　　　　

　　把數字擺出來，《學習時報》不覺得臉紅嗎？　　　　

　　作者最經典的論證方法是：把中國人在發電、石油、鋼鐵、煤炭等不同方面與不同優勢國家進行比較，然后得出中國“仍然低于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水平”。有這樣比的嗎？這樣比還不如讓美國人與沙特比人均石油產量，與瑞士比人均手表產量，與瑞典比人均汽車，與中國比人均芭比娃娃等一系列產品，與古巴比雪茄……比來比去，美國一定是世界經濟最不發達國家！一個“學校”的刊物，玩這種把戲，真的很光彩嗎？或者這就是這個學校的傳統？學校老師們都玩這種把戲的行家里手？　　　　

　　該文最后一部分用一連串5個“如果”來批判改革前的共產黨：“ 建國后，如果黨的中心工作集中在經濟建設上，如果沒有頻繁的政治運動對科學技術的沖擊，如果體制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如果國民經濟象東亞一些新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像改革開放后每年以9.5%的速度增長，到1978年時，按1950年不變價格,我國經濟總量將會達到7367億元人民幣,比當年實際的3645億要多出3722億元,人民幣人均GDP將達到450美元左右，在世界各國中中國的發展程度就會排在下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中。如果在1978年7367億人民幣的規模上，即使改革開放以來每年以7.5%的速度再增長29年，2007年我國GDP總量,就會為401267億元，人均GDP為30369元人民幣,高于實際的人均18845元人民幣”　　　　

　　貧道見過不懂歷史，不懂哲學的作者，但沒見過這樣無知的作者。歷史能夠“如果”嗎？某個特定的發展結果，都是在特點歷史條件下，根據自己特定的內在條件的“必然”，根本不存在沒有條件的“如果”。　　　　

　　貧道就重點說說這個問題。　　　　

　　評價計劃經濟好還是市場經濟好，首先要確定標準，所謂標準，來源于出發點。也就是應該從什么角度來說它好壞。就像同樣兩個學生站在那里，籃球老師選高的，體操老師選低的。需要不同，角度就不同，標準就不同。計劃經濟好還是市場經濟好，要看剛解放時執政黨任務中國當時最需要的是什么，什么經濟模式最可能實現并最終最接近這個目標。其次要用合適的參照物，也就是參照對比物必須是可比的，而且是最接近的。說某女生個子高不高，要與同齡同性別學生比。與大她5歲的學生比不行，與同齡男生比也不行，更不要說拿她5年前的身高比了。評價中國實施計劃經濟效果，不能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也不能與小的發展中國家或者特殊條件國家相比。最合適的參照物應該首選印度，其次是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　　　　

　　而選擇的正確與錯誤，必須考慮選擇的“可能性范圍”。比如不能嘲笑朱可夫為什么不選擇T-90而用T-34對付希特勒的坦克。論證上世紀50年代共產黨選擇計劃經濟的優劣，必須根據當時的國際國內條件來論述。用其他時期的條件都不說明問題。　　　　

　　按照最基本同時也是最簡單的分析方法，會發現大家說的事實都一樣，但結論完全相反。　　　　

　　以最快速度建設一個工業占主導地位的，現代產業部類齊全的經濟體系，并且盡快使農村在農業生產、衛生條件、教育水平上達到先進水平，并且建立一個西方列強很難再把大炮支在中國門口就不得不簽訂不平等條約的軍事力量，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綱領和首要任務，也是當時所有民主黨派和飽受100多年欺辱的全國人們的愿望。這個大前提如果不肯定，那么后面的事情就可以任意講了。　　　　

　　接著說說選擇的“可能性范圍”。　　　　

　　搞工業化需要大量投資，尤其對當時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被西方掠奪了一百多年的中國來講，這個數目是非常巨大的。早期積累從哪里來？　　　　

　　西方列強實現工業化是靠工業化前300年中對美洲、非洲、亞洲的搶劫和掠奪積累的巨大財富實現的。而當時的中國連能否避免被再次半殖民化還提心吊膽著呢，根本不具備通過掠奪外國財富實現工業化早期積累的可能性。　　　　

　　在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經濟中，積累率非常低，大約在20%以下。積累率低，現代產業產生和發展就困難。現代產業比重越低，積累率就越低。這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面臨的問題，這被后來學者稱為發展中國家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因此，指望市場經濟加小農的經濟結構實現工業化速度是很慢的。　　　　

　　同時，這個時期并不存在7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達到高潮的西方產業資本向發展中國家大量轉移的任何跡象。這個時期西方工業國正在完成從化工產業到電子產業主導的產業升級中，也可以說工業化還沒有徹底完成，絕大部分投資都是發達國家互相投資。拿80年代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世界資本流向來嘲弄50年代的共產黨，用當時根本不存在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外部投資環境和世界貿易水平來寫“如果”，除了顯示出嘲弄者的無恥和卑鄙外，什么也不能表示。　　　　

　　那么，對于當時的中共能有什么選擇呢？有，榜樣就是蘇聯。因為蘇聯在1927年前后與1953年的中國很接近，都處在小農經濟為主體，再也無法靠掠奪其他國家財富積累工業化資本的條件下。蘇聯人創造了計劃經濟，工業化加集體農莊，通過管理物價造成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積累了工業化資本并迅速實現了工業化（所謂剪刀差的形成原理簡單講是這樣的：由于工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潛力要遠大于農業，在市場經濟中，工業品和農產品價格長期應該是一個降，一個升。如果控制物價不變，就會形成工業品價格高于價值而農產品相反的情況。兩種產品背離價值的差叫剪刀差。）。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要實現發展目標，唯一選擇就是選擇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難道還有別的出路嗎？　　　　

　　計劃經濟大幅度提高了積累率，中國從計劃經濟初期就使積累率達到33-35%，遠高于印度當時15%左右的水平（印度在90年代末才達到33%）。而高積累本來就意味著低消費，意味著重點發展重工業。自然這個時期居民生活水平不會很快提高。抱怨當時的票證經濟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你要么選擇“低水平均衡陷阱”，要么選擇“勒緊褲腰帶建設”。如果你覺得這兩個都不好，那你就跑美國去。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同絕大多數二戰后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不同，新中國是經過一場推翻三座大山的激烈革命中誕生的。在解放前，中國近代產業資本的70%已經集中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家手里。中國重工業基本在東北，開始是日本人，后來是國民黨政府擁有。其他礦山、交通、通訊、電力、供水也很少民間資金，要么是官僚資本的，要么是西方的。共產黨政府從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家手里接收了占中國近代產業70%的資本，等于中國工業70%已經實現了“國有化”，政府已經在直接組織生產。按照吳敬璉的新說法就是，政府在“命令經濟”。也就是說，當時的共產黨一解放就“不得不”“命令經濟”。這個時候，究竟是順水推舟，阻力很小的情況下選擇計劃經濟好呢，還是把現有工業資產賣給私人好呢？況且，當時的中國資本家有能力按當時價值買下這些資本嗎？如果不能，只能仨核桃倆棗送給他們或者賣給外國人。這種選擇行嗎？就算行，在剛從半殖民地出來的中國老百姓包括民主黨派會愿意嗎？　　　　

　　因此，主流們剝離了“可能性范圍”這個條件，很輕易地就把毛澤東和共產黨就變成了一群權利熏心，頭腦簡單的蘇聯跟屁蟲了。　　　　

　　接著一個問題是為什么共產黨在1957年前后選擇了統購統銷、城鄉分離的戶籍管理制度和人民公社體制問題。　　　　

　　城市和工業實行計劃經濟，不在農村建立集體經濟，經濟體系可以運行嗎？從理論上講并不是不可以。因為蘇聯曾經用余糧征集制和物價管制照樣形成了剪刀差，為工業化積累了資金。中國也是先實施統購統銷政策管制了農產品渠道和價格，兩年后才有了人民公社的。為什么一定要在農村建立集體經濟？道理應該是這樣的。　　　　

　　首先，只要不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人都認為：農業發展主要依賴水、土、肥、種（八字憲法前4個）。這些條件的改善是農業發展的關鍵環節。在上世紀50和60年代，農業增長主要依靠耕地面積擴大、土壤改良、農技推廣（包括提高復種指數）和農田水利條件的改善。良種研制需要時間，化肥還剛剛開始，并依賴工業發展水平。由于工業發展占用了資源，由集體經濟自己出錢出力進行大規模水利、農田建設就容易組織。我國農業水利建設基本是這個時期完成的，灌溉面積從1952年的1996萬公頃迅速提高到1965年的3306萬公頃，并在1978年達到4497萬公頃（1985年為4404萬公頃，到年才恢復到萬公頃）。同時，大面積低產田改造也是這個時期完成的。由于水利建設的大規模開展和易災土地改造，加上集體經濟的動員資源能力強，我國農業抗災能力大幅度提高。解放初期，我國成災面積占受災面積一般在50%左右，到70年代，這個數字始終在30%以下（81年到86年又恢復到45-50%）。我國糧食產量從自公社化后年增長率始終保持在2.5%左右，沒有集體經濟是無法實現的。　　　　

　　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農村現代化并不表現在糧食產量上（宋代中國人均擁有糧食比現在高得多），對于50年代的中國來說，如何提高中國農村極度低下的教育水平和醫療衛生水平，移風易俗，讓農民盡快融入現代社會是更重要，也是難度最大的事情。一方面要加速工業化，一方面完成這項任務，必須找到“投資主體”。這個主體就是人民公社這個集體經濟體系。正是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了農民，才能夠迅速改善農村醫療衛生問題，把解放初期25-30%的嬰幼兒死亡率降低到70年代的5%以下。才能破除當時農村盛行的封建迷信和惡俗，才能讓大部分農村孩子上中學，初中入學率尤其是高中入學率水平超過經濟水平20多年發展（初、高中入學率一直到98年和02年才恢復到78年水平）。沒有集體經濟，中國的農村會依然像市場經濟下的印度那樣愚昧落后。　　　　

　　如果綜合工業各個部類和產業看，中國在70年代已經達到一個大國所必備的工業化基礎。雖然這個基礎的技術水平沒有西方大國高，但部類齊全程度是任何發展中國家都不可比擬的。這個工業化水平具備了在一定條件下繼續發展甚至騰飛的基礎。　　　　

　　中國之所以在改革開放后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并不是因為“如果”政策有什么改變，而是因為世界經濟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發生了一個根本變化——進入虛擬經濟階段。發達國家產業資本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發展中國家接受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資。發達國家開始大量進口發展中國家的商品。沒有這些條件，什么奇跡也不會產生。貧道以前給出過數字說清楚了這個情況：拉美、亞洲大約有十幾個國家都是因此實現了高速發展，而且連續近30年的經濟增長數字基本是兩位數，比中國還高！　　　　

　　西方國家產業資本轉移在90年代開始達到高潮，而這個時期從70年年代開始發展的所謂新興市場國家都太小，勞動力價格都上去了。于是在90年代中期開始大量產業資本把中國作為首選目標，中國在這個時期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一直僅次于美國派世界第二，甚至有一年排第一。　　　　

　　中國人現在都在慶賀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以為外商直接投資本來就該直接投向中國，誰叫中國人口這么多呢？　　　　

　　但是沒有人想過這樣一個簡單問題：在1990年前后，印度人口比中國并不少多少，印度的社會制度是資本主義制度，是民主制度，比一直喊著四個堅持，打著共產黨旗號的中國“形象”好多了。印度開放程度，熟悉英語群體數量也比中國強不知道多少倍。可外資干嘛非要投資中國？如果在90年代外資把目標對準了印度，還有中國的戲嗎？　　　　

　　是歷史的偶然？　　　　

　　不是！是當時的政策為我們奠定了外商不得不來中國的基礎。　　　　

　　這次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主要是制造業。早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西方也向發展中國家進行過很多投資，但當時的投資主要是礦產和農產品，是掠奪原材料。投資這些第一產業只有一個條件，就是這里礦產和農業資源條件是否好。而這個地方工業基礎條件是否好并不重要，因為發展這些產業需要的就是建電廠修鐵路和港口。有些右派拿日本人在東北建了電廠公路港口來說日本人建設了東北，簡直是沒一點見識。而且勞動者受教育程度也不重要，因為礦工和農民不怕是文盲。　　　　

　　但投資制造業就不行了。因為我要在你國家建個縫紉機廠，總不能從電廠到公路我都修吧，還有煤礦呢。最主要的是，這個地方如果沒有一定工業基礎，沒有相對多的技術工人和配套產業，我總不能電瓶壞了都要運回本國修理吧。因此，這個地方交通能源足以支撐制造業，技術和產業環境能夠基本配套，才適合建制造業。拉美和東亞小虎們之所以能夠在80年代吸引到外資，重要原因是這些國家都是在70年代開始采取了進口替代等政策，開始發展了一些國內工業。沒有這些基礎，一樣不會有人去。　　　　

　　同時，制造業需要大量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以及可以培養為技術人員的高中文化程度工人。不是這個地方勞動力價格低就可以的，再低不能干這樣的活總不行，人再多也等于沒有人。　　　　

　　下面就不用貧道論述了。為什么外資在90年代開始首選中國大家都會推論出來。　　　　

　　原子彈、工業化、普及教育是毛澤東給中國人留下的物質基礎，沒這個基礎，中國沒戲的！　　　　

　　說透了，如果真正想顛覆改革前共產黨的治國效果，最重要的是能否顛覆共產黨當時的治國方針，也就是以最快速度建設一個工業占主導地位的，現代產業部類齊全的經濟體系，并且盡快使農村在農業生產、衛生條件、教育水平上達到先進水平，并且建立一個西方列強很難再把大炮支在中國門口就不得不簽訂不平等條約的軍事力量。　　　　

　　主流們何曾忘記顛覆這一點？批評共產黨選擇抗美援朝，說如果中國不援朝美國就會支持中國發展的輿論幾乎是主流們的共識。美化蔣介石也是重要一步。宣揚日本建設了東北和“中國像香港那樣殖民300年”也是重要手段。因為假如今天的中國人認為其實做個殖民地沒什么，照樣經濟發展，那么“反帝”就沒意義了；如果蔣介石其實也不錯，那么“反封建”也是多余的了，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錯誤的了。如果50年代初中國本來就存在一個和平發展環境，根本不存在美國和蘇聯肢解中國的威脅，那么加快工業和軍事現代化的選擇也就多余了，更不要說造原子彈了。　　　　

　　這就是為什么這么多文人們拼命在這些方面重新“解構”近代史的根本原因。因為假如不能推翻共產黨建國初期的治國方針，對計劃經濟批判會很吃力，很無力的，就像《學習時報》這篇文章一樣。　　　　

　　說實話，《學習時報》這篇文章是我看到的引用數據最多的主流們的文章，但也是最下流的文章。　　　　

　　恭賀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校刊發表這篇文章成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