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講話
作者：老田
首發毛澤東旗幟網站：www.maoflag.net
就經濟學研究而言，馬克思比對手高明的地方是：把商品貨幣關系背后的人與人
關系揭示出來；同時不局限于貨幣數量關系單純敘述，而是對照著社會再生產的
物質形態流動過程來進行。由于人們在競爭中間的地位不同，一些人可以占有另
外一些人的勞動，馬克思的局限在于把這個競爭地位上的優勢和劣勢，作為更為
基本的因素來對待，把其它的重要作用因素例如政權和意識形態的作用，“化約
”為經濟關系在政治和文化領域的投射，接近于“經濟關系決定一切”的路子。
實際上馬克思自己也說只是在資本主義興起之后，商品貨幣關系才改造了全部社
會關系，并取得了一個壓倒性的重要地位，在后續的發展中間就有人把這個在資
本主義社會興起之后的“特有”現象“前推”到前資本主義社會，結果產生出“
經濟決定論”和“五階段論歷史觀”。雖然馬克思自稱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跟
這些人也有一定的距離，但是馬克思本人確實是用經濟來解釋社會關系的始祖，
不過后來的發展更加極端化了。即便如此，馬克思也比他的對立面要高明得多，
他研究經濟問題不僅僅滿足于貨幣數量的把握和數量關系的對照，他還特別重視
與社會再生產中間的實物流通過程的對應關系說明，例如兩大部類的關系以及整
個社會的分工和比例關系等，這樣馬克思就把自己的經濟學理論置于一種開放性
的視野里，以貨幣數量及其相互關系所表示的經濟理論，時刻可以跟現實社會經
濟運動的實物流通和再生產過程相互關照和修正。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總
是意味著一種所謂的“不平衡”，每個時期起主導作用的因素總是在變化，各個
重要因素之間的重要性也是不斷地處在消長關系之中，任何理論總是對應著一個
歷史時期特定地域的經驗的，時空的變換和新經驗的產生，總是意味著理論創新
的契機和更新。馬克思的經濟學框架，在這一點上恰恰是“最不封閉”的，在馬
克思的經濟學研究和敘述中間，既引入商品貨幣關系背后的人與人關系的“政治
內容”，又時刻關照著現實社會再生產的物質形態，因而是一種最能夠“與時俱
進”的科學框架，即便是馬克思的基本經濟解釋模型和分析起點被否定，也仍然
無害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對照方法和政治價值，作為一種自稱為無產階級意識
形態的科學，這是更為基本的。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在中國近二十年來的邊緣化，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出
于特定時期的現實需要，不惜去曲解馬克思的理論來滿足現實；與此相對應，就
產生一種迫切需要：把馬克思基于特定時空經驗的結論“教條化”成為所謂的“
客觀規律”，并且還不容許爭論；最后的結果，就產生人們通常所說的“打左燈
，向右轉”，為此一目的，就絕對地把“五階段論”作為所謂的客觀規律來強調
，以為少數人富起來進行意識形態辯護，結果在根本上割裂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把馬克思所強調的重點“資本主義必然滅亡”淡化，轉而強調馬克思斷定“資本
主義不可超越”。
這樣，就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他曾經反對的對立面的意識形態――資本主義
意識形態――來運用，這樣的運用方式，曾經長期是中國主流媒體的共同言說方
向。勿容諱言，在為資本主義辯護上面，是馬克思的對立面比馬克思更能夠提供
更好的服務，因此，馬克思曾經竭力批判過的“西尼爾”的“節欲論”，反而在
各種形態下面復活過來，成為指導中國改革的主要出發點，在“超經濟強制”的
軌道上去制造“少數人先富”，各種版本的主流經濟學理論都是不同的“節欲論
”變形，這樣去為少數人先富的“歷史進步性”做出辯護。就這樣，以馬克思符
號標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作為一個過渡形態，在一個特定的過渡時間
段內，起著“節欲論”那樣的辯護作用，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始終在等待著
“后節欲論”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特別在西方也是極端思潮的新自由主義
――在中國的興起，這個“馬克思符號”在中國的特定時期做完“鋪墊和過度”
的歷史作用之后，就必然要“退位讓賢”了。由于主流經濟學家們無法提高理論
的說服力或者科學性，因此各種不同形態的“節欲論”始終居于主流經濟學的敘
述核心地位，因為這一點最容易和人們的常識協調，符合主流經濟學的起點――
經濟人假設，主流經濟學的說服力主要來自于“節欲論”，這成為主流們的心結
――他們無論在理論上如何創新，由于受到說服力的決定性制約，最終都要回到
西尼爾的起點上去。張五常始終認為只有抓住“人性是否自私”這一要點，才能
超過馬克思經濟學的說服力，問題在于張五常不如小雞――生下來就會吃米，他
也不如小鴨――生下來就會游泳，所以張五常要生存下來，就離不開他父母的“
非自私”行為，張五常要發財，也最終無法超越他“如蜘蛛結網那樣獲得的權力
保護”程度，他在美國因偷稅被通緝，就是認識上產生了嚴重錯誤，所以光靠“
人性自私”是組織不起一個秩序良好的經濟和社會秩序的，甚至按照這一簡單邏
輯，張五常不僅沒有可能發財，連生存下來都不可能。主流們在經濟學理論創新
上的困境和認識上的偏執，由此可見一斑，都產生了嚴重后果，還拒絕反省。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之間的一個核心概念“剝削”，一開始
就不再使用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要刪去剝削的字眼，原來在共產黨章程中間
引用了鄧小平的一段話，因為中間講到了剝削，結果就被刪去了。講馬克思主義
經濟學不講剝削，只講馬克思肯定資本主義興起的歷史作用的那些部分，這樣的
運用方式本質上就是把馬克思的理論，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來運用，這
樣的馬克思，在服務于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功能上，其競爭力肯定不及今天的
西方主流經濟學了。
在經濟上不講剝削，在政治上就必然要反對將階級和階級斗爭了，這樣馬克思的
政治學地位也要下降到要與其對立面去競爭了：看誰更能服務于論戰有錢人的政
治優勢？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邊緣化過程，本來就是從政治上開始的，在“六二七
決議”否定了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之后，以一個所謂的“工作重心轉移
”到經濟建設上來的策略性敘述，徹底否定了馬克思的政治學基本分析非法和核
心理路，不容許講階級和階級斗爭了，所謂的工人階級先進地位和以工農聯盟為
基礎的國體，就無從講起。這是撥亂反正之后，以少數人在文革中間的“感受一
致”為基礎，去否定基本政治理論的經典案例，最終在社會發展后果上也確實檢
驗了什么樣的人可以代表馬克思主義，而什么樣的人無法代表馬克思主義，無論
其文化素質或者政治地位上何等高明。實際上，中國否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全部
工作，是從政治上開始的，最終走向經濟學領域的。馬克思理論確實無法很好地
為少數人的優勢地位服務，硬要把馬克思應用到這樣的意識形態領域，馬克思的
弱勢和不足就成為致命的、不可克服的，因此最終馬克思主義被取代并被排擠出
“領導地位”就成為“歷史必然”。
一個政治上不講階級和階級斗爭的馬克思主義，一個在經濟學中間不講剩余價值
和剝削的馬克思主義，在任何意義上都沒有存在的理論價值，這樣的馬克思主義
能夠產生并曾經存在過一段時間，主要是中國特定時期的政治現實需要決定的。
因為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進行了長達十年的普及到全民的“批
判走資派”的宣傳，普通的工農也在走資派和資本主義道路問題上產生了“頑固
”的“政治正確性”，在這樣的強大的社會輿論氛圍中間，沒有任何人敢于冒天
下之大不韙去“復辟資本主義”，因此就強迫中國一切新的、為少數精英階層服
務的意識形態，都不得不采取一種“打著紅旗反紅旗”策略，以便起到迷惑大眾
的作用，避免民間的警醒和反對。換言之，是文革的強大遺產迫使對手采取一種
偷偷摸摸的宣傳策略，改革采取一種漸進過程而不是蘇東那樣的“休克療法”，
是因為毛澤東在文革期間設立的遺產，給精英們在新時期的前進步伐，拖了后腿
。這個緩慢的精英主義化過程，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特
”的實質是在文革的強大遺產拖累下，進行的“非休克療法”。
中國的“精英主義化改造過程”只能是緩慢前進，這個緩慢的演變過程在理論上
就需要一種變形的馬克思主義為之服務，所以被汪暉總稱為“八十年代的新啟蒙
主義”的各種理論形態，最開始，沒有一種不是在馬克思的旗幟下重新演繹的；
無一例外地這些理論形態的批判對象都指向傳統的社會主義，其訴求對象都指向
今天的社會和政治經濟現實，按照汪暉的說法是要背離毛澤東時代“反現代性的
現代性”（按照老田的理解就是一種“非西方的現代化道路”），都要求一種西
方那樣“現代性”――西方式的現代化道路和社會制度。說到底，這是中國從平
民主義制度轉向精英主義社會過程中間，由于中國有一份平民主義時期積累起來
的強大輿論遺產起作用，因此強迫精英們采取一種靈活的話語策略――充分利用
馬克思這個符號。在現實操作上，就體現為一種“以時間換空間”的綱領，先是
以理論變形來指導一種漸變的思路，在現實的利益分配上，也相應地存在一個早
期向平民階層的需要讓步的時間段，目的是麻痹和軟化平民階層的競爭意志和警
惕；在早期的平民階層“得甜頭”過程中間，精英們建立起各種論戰自身“壟斷
領導權”的合理性，并取得了一個很有利的時間段去自余地完成精英階層內部的
力量整合（時間的價值），這樣就奠定了在未來可以剝奪平民階層更大剩余份額
的長遠利益（空間的價值）。孫立平發現八十年代中國的資源分配呈現發散狀態
，有利于平民階層，而到了九十年代，資源分配就高度集中于精英階層了，他還
提到“總體性精英”和“不分化資本”等等，這其實都是“以時間換空間”戰略
，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由于二十多年來精英階層已經完成了“整體化”過程，他們的力量對于平民階層
已經非常強大了，已經不再需要那種“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來敷衍平民階層
了，因此西方經濟學占據主流就是必然的，畢竟是所有的精英主義制度都適用統
一的精英主義意識形態。由于戰后西方大學體制汲取的資源日益增加，理論花樣
翻新和發達都是驚人的，在中國另行進行理論創新就顯得重復和不必要了。因此
馬克思主義的邊緣化過程，本身有一個很強有力的手段就是引進西方理論并進一
步抬升其地位，把西方的經驗和理論形態宣布為“人類文明的主流”和“普世價
值”，都是防止本土的拙劣創新工作偏離了西方那樣的方向。因為在中國精英階
層對平民階層的剝奪更為嚴厲，所以就需要西方最極端的意識形態來辯護，西方
的主流經濟學向來都不是新自由主義和哈耶克那樣的極端思潮，但是這樣的極端
思潮恰恰在中國被捧為“先知”和“主流文明”。
在這個意義上，前政府高官宣稱要延請西方教授到中國來“傳道授業解惑”，大
學要用英文原版教材；林毅夫等人竭力要用諾貝爾獎所肯定的學術標準和努力方
向，作為中國經濟學研究的最高甚至是唯一方向；張維迎所規劃的北大改革中間
，就是要在對教師的學術水平評價中間更多地引入“在西方人那里得到肯定”為
標準；以及大學社會科學的教學內容實現了全盤西化，這所有的努力過程，都是
建基于一個這樣的判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階段即將過去，未來的中國將是精
英階層的天下，傳統的平民主義威脅已經被徹底瓦解了，不再作為理論創新中間
需要考慮的因素。馬克思作為一個過度時期曾經需要的符號，失去了相應的利用
價值，因此馬克思主義在大學的教學中間被邊緣化是不奇怪的，如果真的作為研
究室入學的考試內容來要求，那倒是奇怪了。
舊的問題確實不再存在，新的問題又產生了，精英們原指望一個無矛盾的世界，
這樣一個美夢破產了。精英們原來的所謂“改革共識”破裂了，更嚴重的問題是
現實政治中間的“分利同盟”有發生分裂的危險。少數人的財富聚斂強度，已經
威脅到多數人的基本生產和生存條件，從而威脅到社會政治穩定，這樣就使得政
權中間產生了少量的“悲觀派”，他們擔心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問題。這樣就有一部分精英們開始考慮一個新問題：如果中國發生“洪水滔天”
的社會危機怎么辦？為了避免這個嚴重的后果，我們是不是應該做點什么？精英
們要實現利益最大化，現在碰到了政治穩定的現實威脅，政治穩定目標和精英們
的經濟目標發生矛盾，特別是聚斂財富過多的資本家群體及其組織起來的“分利
同盟”，面臨著嚴重的政治和法律風險，就算是在現有條件下搞“赦免原罪”“
私產神圣入憲”這樣的政治努力過程，也不能完全解決。由此這些最強大的分利
同盟希望在中國落實蘇聯解體和共產黨非法的經驗，以犧牲共產黨執政地位這樣
的“無形資產”，去應付社會上積累起來的嚴重不滿，并建立起“政治市場化”
機制把經濟優勢落實到政治權力的分配領域，最好是由自己或者自己的委托人去
直接掌權，這樣，分利同盟的政治訴求就與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國家統一目標產
生了矛盾，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取向的不一致和矛盾有上升的趨勢，擔心所謂的
“向富人開槍”或者政府“殺富濟貧”的聲浪，就在這個背景下格外高漲起來。
因為追求社會政治穩定，總是要求抑制資源的過度集中，同時也要求健康的政治
權力來實現社會階層分配的部分均衡，這樣就必須以抑制暴富群體的過度聚斂和
資本權力的擴張。這樣就出現了非常不同的聲音，一部分人認為中國不存在“洪
水滔天”的可能性，或者發生了也不要緊，例如北大某國經濟研究中心的絕大多
數人，都是有美國綠卡的，著名的吳敬璉先生的女兒是在美國嫁人的，這些人有
退路，所以敢于藐視危險；他們宣布改革到了“攻堅階段”，必須繼續進行下去
，把資本的權力擴張過程進行到底，雖然“為改革承擔代價”群體已經由工農階
層上升到小資白領階層，排斥的人數已經是整個社會中間的絕大多數，他們也仍
然不在乎。教育、醫療和住房產業化政策，已經嚴重威脅到普通人的基本生存條
件，他們仍然一如既往地為暴富群體和分利同盟這樣的強勢群體說話。也因為要
在嚴重的政經同盟破裂問題上明確表態，他們都宣布改革的成就都是資本（或者
換個說法，叫民營經濟）取得權力和地位的結果，目前的社會問題和矛盾都是政
府（或者共產黨）拒絕放棄權力帶來的。他們的態度和講話表明了分利同盟組成
的“強勢群體”為了繼續聚斂財富，也為了降低政治和法律風險，已經跟共產黨
的執政地位和國家統一目標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政治穩定目標和強勢群體的
利益和權力訴求之間的矛盾，日益明確和尖銳起來，一些“著名經濟學家”開始
為此憂心忡忡。政治和經濟的統一，研究視野要兼及政治和經濟領域，原本是馬
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應有之義，主流們的視野狹隘除了立場問題之外，不能說沒有
學理上的原因，所以他們既不能很好地解釋過去的歷史，也不能正確把握中國的
未來。
另外的人例如劉國光，雖然也有資格和機會到國外去安排退路，從而不擔心中國
發生“洪水滔天”，但是他還是有點擺不脫“學者的良知”的束縛，所以說出一
篇在主流經濟學家中間“神憎鬼厭”的講話來。從后來的情況回溯過去，劉國光
老先生看來事先就很了解講話的“嚴重效果”，所以整個講話顯得極端小心翼翼
，最開始還只是“小聲嘀咕”，后來才改成“大喊大叫”的，完成這個轉變過程
劉老先生差不多用了兩年時間，可見這一決心是多么難下。開始是在兩年前的八
十歲生日上，老人家嘀咕的內容還只是什么“學者良知”“人民立場”等等“虛
詞”，最后才提高聲調到石破天驚的“領導權”這樣的“實質問題”上。說完這
個話之后，劉國光老先生就發現后果了，他原來工作單位的編輯們在發表他文章
的時候，就刻意保持了一點距離，甚至林毅夫先生還耍點小手腕，說他跟劉國光
已經溝通過了，觀點有交叉，要廣州某著名報紙拒絕發表劉國光老先生的不同意
見。劉國光老先生的遭遇，很正常，就象古人在《正氣歌》中間說的那樣“天地
有正氣，豪杰自牢籠”，所有的犧牲和成本都是自找的，至少劉國光老先生在他
的位置上完成對主流的反叛，是主流們最不愿意看到的，可以說劉老先生的遭遇
完全不是別人強加的，是他自己的講話，明顯表示出來：他與精英階層的利益最
大化方向是不協調的，不管他講話是出于“悲觀”還是真的要顯示“人民立場”
。
反過來，如果精英們不立馬跟劉國光老先生為難，那肯定說明他的講話沒有觸及
“實質問題”。孔夫子說他自己是“七十而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在這個年紀什
么“飲食男女”“生死愛欲”都已經無所謂了，是老得什么“想頭”都沒有了，
才最后覺悟的，可見圣人的境界也不是高不可攀；劉國光老先生在八十歲后，曾
經是市場經濟的竭力支持者,最終愿意承擔與主流分道揚鑣的“反叛后果”來發言
，也依然是十分難得的。
個人網頁：thhp://www.wyzxsx.com/xuezhe/laotian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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