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民粹”，還是民族魂魄

昆明池

動人心魄的激情

當前最引人注目的，當是圍繞“藏獨”、奧運火炬傳遞而展開的分裂、羞辱中國與捍衛中國尊嚴、護衛奧運火炬的激烈斗爭。從達賴集團策動3.14西藏暴亂，到奧運火炬在英國、法國、美國等地傳遞時遭到的嚴重干擾，再到美國CNN對中國人民的破口大罵、《德國畫報》等西方媒體毫無顧忌地拼接圖片、捏造新聞，反華辱華，造謠毀謗，這一切的一切，使全球華人不得不同仇敵愾，憤而反擊，自發地掀起了一場浩浩蕩蕩的愛國運動。尤其是背井離鄉、客居海外的同胞們自發籌資宣傳奧運、反對藏獨、捍衛祖國尊嚴的斗爭更是可歌可泣！在國內，昆明、合肥等地也掀起了抵制“家樂福”的斗爭。

在經濟被尊為至高無上的“九五至尊”、對外力主“韜光養晦”的大環境下，中國人民的激情已經被嚴重消磨，無論一個人，還是一個國家，都須臾不可離開且相輔相成的“激情”與“理性”，二者的天平，已經嚴重傾斜于注重實惠的“理性”一端，“激情”不僅正在變得可有可無，而且還要時不時承受那些主流精英們的污蔑與毀謗。在這樣的人文環境之下，能夠出現目前這樣大規模的可歌可泣的愛國運動怎不催人感泣！

兩種聲音兩個立場

如同對任何事物不同的人都能做出不同判斷一樣，對于海內外華人的愛國行動，目前也出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聲音。

一種聲音是以張宏良先生為代表，他認為“奧運圣火：點燃了21世紀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

他的看法來源于對目前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深刻分析與判斷。他認為，2008年一開始，中華民族就陷入了一系列劫難之中：天上，美國數百架最先進戰機調往中國周邊十大軍事基地，轟炸面積能夠覆蓋中國大陸每一寸土地；海上，世界最強大的核潛艇全部集中到亞太地區，數個美國航母戰斗群迫近臺灣海峽，對臺獨322公投進行軍事護航；陸上，美國操縱藏獨分裂勢力發動暴亂，美國媒體再用妖魔中國的慣用手段，在全世界掀起反華浪潮；美國國會連續通過一系列中國決議，完全是以宗主國對待殖民地的態度，強迫中國開放金融市場和接受臺獨事實；日本乘機宣布對一直屬于中國的釣魚島和東海資源的主權，其他那些一直覬覦中國領土的國家也蠢蠢欲動；國際反華勢力在奧運圣火傳遞路線上層層設伏，企圖把奧運圣火的世界傳遞，變成羞辱中華民族的在全世界游街示眾；與西方國家肢解中華民族的歷史圖謀相配合，以美國鸚鵡為主的國內改革精英，在加緊推行經濟殖民化和政治買辦化改革，為迎接“清兵入關”進行積極準備；《南都報》《中青報》等國內媒體直接打出了反民族主義和反民粹主義的政治旗號，公開宣告了與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堅決為敵的政治立場，為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殖民統治創造思想輿論環境；與此同時，國際壟斷資本和國內買辦資本更是沆瀣一氣，制造股市暴跌，推動通貨膨脹，試圖從社會內部制造分裂力量，把藏獨暴亂現象推向北京推向全國……，以此迫使中國在經濟上為西方國家信用危機買單，在政治上接受把中國重新變成一盤散沙的政改方案。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雖然不見刀光劍影、炮火連天，但是其嚴重后果，遠遠超過當初八國聯軍入侵和后來的八年抗戰。

張宏良先生對海內外華人愛國行動的評價，字里行間充滿激情，字字珠璣，句句滴血，筆者不忍割愛，權當弘揚：而當前的愛國運動正是在中華民族再次面臨生死危亡的緊急關頭，由遠離祖國的海外游子長嘯震天、勇敢亮劍，打響了保衛中華民族的抗戰第一槍！從反抗西方媒體對中國鋪天蓋地妖魔化的各自為戰，到自發組織起來護送奧運圣火，再到國內互聯網響徹云霄的聲援浪潮，宣告了被催眠30年的東方巨龍終于再次醒來了！海外游子奮力捍衛的已經不僅僅是奧運圣火，而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偉大血脈！看著那奮戰在異鄉他邦的一張張青春的面龐，看著那風雨中毅然前行的一副副稚嫩的肩膀，祖國人民的淚水不禁滾滾而下，這是自豪的淚水，是驕傲的淚水，歷盡艱辛而不忘祖國的海外游子啊，祖國感謝你們！祖國為擁有你們這樣的優秀子孫而感到無比自豪和驕傲！你們向全世界展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向全世界昭示了中華民族是任何力量都無法打垮和瓦解的偉大民族！特別是第一次向全世界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血脈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割斷的，無論是國籍、綠卡和護照，無論是美元、歐元和英鎊，都無法割斷中華民族的偉大血脈！中國人永遠是中國人，無論走到哪里，無論變換什么身份， 血管里流淌的，心之向往的，魂牽夢縈的，都將永遠只是那兩個簡單的方塊字：中國！這就是中華民族歷盡劫難、飽經憂患而依然能夠生生不息、繁榮發展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奧運圣火將圍繞世界傳遞一路，反華勢力將會千方百計破壞一路，海外游子將會奮不顧身護送一路，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以及這一偉大精神凝成的能夠把世界帶入大同的東方文明，也將伴隨著海外游子的愛國行為而傳播一路。最后，當奧運圣火終于回到北京時，我們迎接回來的已不再只是熊熊燃燒的奧運火炬，而是再次覺醒的偉大民族精神和光芒四射的東方文明。

另一種聲音則是來自主流媒體的污蔑與引導。這里最著名的當屬《南都周刊》副總編輯長平。該君在英國《金融時報》上刊文：“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對中國人民的愛國行動大肆咒罵與污蔑。當然，也正是由于此，《美國之音》2008年4月12日發表《南都周刊副總批政府限西藏報導受網民攻擊》，表彰他在“捍衛新聞自由”、“擺脫政府控制”、“促進社會民主進步”、公開挑戰質疑西藏暴亂打砸搶燒殺事實真相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貢獻”，并旗幟鮮明地宣布：“南方報系代表了中國媒體未來的方向”。一同受到《美國之音》表揚的還有：中國青年報高級編輯、原《冰點》雜志主編李大同、香港資深媒體人周兵、作者王又鋒、沈宇哲等。李大同受表揚的原因是，這位中國青年報高級編輯認為：“南方的報系在很長一段時間來是中國媒體里最具有個性的一個媒體群。他們正努力地在所有的國際國內的重大問題上發出自己媒體的聲音。我想他們代表了中國媒體未來的方向。”而香港資深媒體人周兵、作者王又鋒、沈宇哲等受表揚的理由，同樣離不了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的誣蔑與誹謗。香港資深媒體人周兵認為，在中國國力強大、對世界開放以后，中國人一方面呈現出世界視野，另一方面也表現出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比如說，對海外記者，拿起電話就破口大罵，這就是一種義和團的做法……這個民族現在的這種心態就使人覺得很悲哀。”沈宇哲的署名文章評論說，“這種接近歇斯底里地反撲給外界的印象莫過于文革又回來了，那個爭相攀比誰更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年代又來了。”他為長平辯護：“長平只是發出了一個中國新聞工作者對公共危機事件的善意提醒，是警惕國人勿要醉心于仇外的民粹嘉年華中。”

上述人物當屬公開表露這類觀點的領軍人物。具體到如何看待或引導國內民眾自行發起的“抵制”法國零售業巨頭在中國的家樂福連鎖店的活動，則又有一些知名人士利用強大的主流媒體影響力，來對民眾進行“教育”。4月16日，《南方都市報》刊登了消息：“白巖松反對抵制家樂福：別拿別人錯誤懲罰自己”，副標題是“著名新聞人反對抵制家樂福。消息還引用了賀延光的現身說法：我也曾是個憤青，我不抵制家樂福。為了說明二人的身價，消息開篇說道：“賀延光，中國青年報圖片總監、中國最知名的攝影記者之一。白巖松，中央電視臺主持人、中國最知名的電視人之一。這兩天，他們都在網上發表了反對抵制家樂福的意見。”

此外，正面“引導”之聲也不絕于耳：建設好國家是最好的愛國呀、把愛國熱情用到具體工作中去呀，愛國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呀，等等，大同小異，不一而足。

凡事都要有一股氣

那么，海內外華人的愛國激情究竟是不是不講理性的傻帽兒、憤青呢？

筆者沒有那些主流精英們的“學識”，但一直認為這個“激情”無論是對于一個人，還是對于一個國家，甚或是為人處世，都是萬萬不可缺少的。據筆者理解，這個激情，就是人們的精神，秉性。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這里的“精神”也有“激情”的含意；人們說某人秉性很硬，同樣也有這層意思。實際上這都是一種“氣”。

凡事都要有一股氣。為文者，有“文氣說”，韓愈稱“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說作家寫作時仿佛有一種氣，這種“氣”充足了，便會達到得心應手、左右逢源的境界。為武者，則又有“一鼓作氣”之論。即使普通百姓也有“人活一口氣”之說。

作為人的品格范疇的“氣”則是立身安命之本、個性特征的標志。比如書生氣與漢子氣，就是其兩端。在常人心中，書生氣與漢子精神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處世態度。前者過細，如過于拘泥小節，好咬文嚼字，認個死理；后者較粗，雖遇事無懼無畏，寧折不彎，但“硬”中帶有魯莽。二者風格差異多大我們且不去管它，但我總覺得它們在本質上卻是一致的。首先，他們都必須是一個正直的人；其次，他們又必然有敢于直言的品格；三是他們說話辦事沒有什么非分之想，正如大家常說的“無欲則剛”。所以，我們強調的書生氣與漢子精神，不是常人心目中無意義的咬文嚼字和討厭的繁瑣論證，也不是不拘小節、缺乏理性的莽撞大漢，而是一種風骨，一種不屈不阿不茍不隨的氣節。南宋謝枋得的一句話可以拿來作為一個概括。那就是：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據此，不論書生氣的典型，還是漢子氣的代表，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史冊上都不乏光耀千古的人杰。

唐太宗治政大體上是清明、注意納諫的。但恰恰出了一個酷好“咬文嚼字”的魏征，隨時隨地監督他的言行。一旦有誤，魏征就必然要給他個有錯必究，甚至有時弄得太宗下不了臺，十分惱怒。當時，皇權至上。不論是否犯法，只要皇帝不高興，對你來個革職查辦乃至砍頭，也是尋常小事。然而，魏征并不把這些放在心上，仍然不依不饒，我行我素。

書生氣十足的還有一個徐有功。武則天稱帝后，懼怕大臣不服和謀反，信用酷吏佞臣，重賞鼓勵告密，一時冤獄遍起，人人震恐，莫敢正言。然而，徐有功則無所畏懼，與盛怒的武則天“數犯顏爭枉直”。“左右及衛仗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橈。”毛澤東讀了《新唐書》這段文字，逐字加旁圈，每句末都加了套圈，天頭上畫了三個套圈。他感慨系之：以身殉志，不亦偉乎！

我看，要論敢于較真、敢于犯顏直諫，魏征、徐有功當是書生氣的典型。要論漢子氣的代表，古代要數項羽，近代當推魯迅。

項羽的失敗，當是歷史的必然。然而，他的死，卻是歷史上最壯烈、最壯觀的。當他兵敗烏江，一位亭長要渡他過江，他不肯。反而把戰馬送之。“令騎者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被十余創。”當在重重包圍中發現有熟悉的面孔時，項羽坦言面對：“我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遂自刎而死。其英雄氣概，真可謂動天地，泣鬼神！國人雖習慣于“敗將不言勇”的思維定式，獨項羽是個例外，他永遠都是一個叱咤風云的西楚霸王。即使在那動輒得咎的封建社會，身為漢室史官且身陷囹圄的司馬遷，仍然把他的傳記列在帝王本紀。李清照的“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更是千古絕唱。

魯迅的錚錚鐵骨，也是世人永遠敬仰的。他一貫地不屈不撓地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做堅決的斗爭，在敵人壓迫、摧殘下，他以“犀利的筆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論，戰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蟲毒物無處躲避”。他不但鼓勵著大眾的勇氣，向著敵人沖鋒，并且他的偉大，使他的死敵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它、懼怕它。他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他永遠都是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所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人們學習的榜樣。

有書生氣，具漢子精神者，一般都有幾分“傲骨”。誠如韓愈所說，“爛死于泥土，我寧樂之；若俯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墨子也說：“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但也正是由于他們的這個品性，又使他們常常“位卑未敢忘憂國”。所以，如果把書生氣，漢子精神僅僅理解為一種個人處世態度，未免太狹隘了些。它們又何嘗不是一種民族精神，民族魂魄呢？

決斷國家大事不需要經濟學意義上的利益比較

面對盛氣凌人的權威與名人的訓斥與引導，筆者想回敬他們的一句話是，我們所主張的“氣”，并不排斥“理”，甚至是大情大理的高度統一、完美結合。

記得毛主席他老人家說過，凡事有大道理與小道理，小道理被大道理管著。什么叫大道理？那就是在國家根本利益面前、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關頭，敢于挺身而出，就是大道理；而自己一方面斂氣息聲，當縮頭烏龜，另一方面對廣大民眾的奮不顧身的愛國斗爭，橫挑鼻子豎挑眼，擺個權威、學者架子，品頭論足，頤指氣使，則什么道理也沒有。所以，這些人鼓吹的“理性”決不可能是大道理，而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利益比較。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在事關國家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在血與火的戰斗中，有誰可以尋覓到這些“理性人”的身影？他們所要做的僅僅是躲在陰暗的書齋里或角落里，用算盤珠子撥拉仁人志士愛國斗爭能給自己帶來多少利害得失！

于是，這些長于以己度人的各路權威們，不可能不竭力反對海內外愛國民眾的愛國正氣、民族之氣，因為他們沒有，同時也不配有這種昂昂正氣。他們所擔心的只是民眾洶涌澎湃的愛國熱情會不會破壞他們與國外勢力的利益結盟。正如一位網友所說，“西藏暴亂老百姓遭到打砸搶燒殺，他們不著急；奧運火炬傳遞時中國受辱，他們不著急；藏獨暴徒對殘疾奧運女火炬手施暴，他們不著急；海外反華勢力公然策動西藏獨立肢解中國，他們不著急”，而一旦海內外華人團結一致和平反擊了，他們就不失時機地跳出來“教導”民眾要“冷靜”、“理性”，甚至大罵海內外華人的愛國熱情是“極端民族主義”、“文革又回來了”、“暴民”、“以偏見對偏見”……

在這場反對藏獨、保衛奧運、捍衛國家尊嚴的斗爭中，他們表現如此，在去年我國南方百年不遇的冰雪災害面前，在全國人民同心同德，與天災搏斗的歷史時期，這些平時洋洋灑灑、道貌岸然的權威、學者不也是不見蹤影、長期失語么？

他們在這個時候跳出來，喋喋不休的理性說教不但暴露了他們的虛偽，更是其骨子里的怯懦，是對國家根本利益的可恥叛賣，是對惡勢力的慫恿與鼓勵！

在處理經濟問題抑或其他一些具體問題時，堅持經濟學意義上的利益比較原則本也無可厚非，但就怕用錯地方。如果用來處理國際間重大問題，恐怕就謬之千里，貽害無窮了。

中國人民難以忘記，1999年3月24日，北約悍然發動的侵略南斯拉夫戰爭。5月8日，美國軍用飛機用精確制導導彈轟炸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造成三名同胞死亡。駐外使館是什么？是國家象征！是國家主權！對于號稱擁有世界上無人匹敵的精確制導炸彈的美國 “純屬偶然”的辯解，中國人民沒有弱智到缺乏基本判斷力的地步。一時間，全國上下群情激奮，抗議聲浪此起彼伏。然而，令國人寒心的是，國家領導人的表態，同樣用不小篇幅來勸告國人保持“理性”；隨后與美國進行的談判則是對中國大使館被炸的經濟賠償問題！

尤其是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大國對于這場侵略戰爭判若天淵的處理原則，成了國人心中永遠的痛！

俄羅斯的反應是迅速、果敢的。北約空襲南聯盟開始十幾分鐘，當時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立即以武裝力量最高統帥的名義發布命令，撤回俄駐北約的軍事代表，中止俄與北約的合作關系，推遲與北約進行的在莫斯科開辦軍事聯絡代表處的談判。同時，將重新審議與北約的關系。葉利欽總統發表聲明指出：美國對南斯拉夫主權國家的軍事行動是“赤裸裸的侵略行為”，是北約想身穿“世界憲兵的制服，進入21世紀的實際嘗試”，這是俄羅斯“永遠不會同意的”。如果戰火擴大，俄羅斯將為保護自身和歐洲安全保障采取回應措施，包括軍事措施。尤為令人稱道的是時任俄羅斯總理的普里馬科夫。當時，俄羅斯正處在深度經濟危機之中，急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3月23日，普里馬科夫出訪美國是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的重要步驟。然而，在訪美途中，當他獲悉北約已下令對南聯盟進行大規模空襲的消息后，他不惜使急需的國際貸款成為泡影，甚至不顧對俄美兩國關系將產生重大影響，而是立即做出了在俄美關系史上從未有過的重要決定：中斷對美國的訪問，掉頭回國。

然而，令人汗顏的是，北約侵南戰爭爆發之后不久，1999年4月，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仍然堅持訪美，下機后竟拱手作揖，說是此行就是要為美國人民消消氣！為了消這個“氣”，他與美國在能源、環保、民航、電信、化工和醫療設備等領域一下子簽署了價值24億美元的商務協議。之后不到一個月，美軍就以精確制導炸彈通過轟炸我駐南使館還了一份兒“厚禮”！遺憾的是，中國人民心中之痛尚未隱去，2002年10月，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再次赴美，與美國13家企業簽署涉及石油化工、電信、能源等領域的5個合作項目，共計47億美元。時隔一年，2003年12月現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美前后，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里，先后組成4批采購團，分別于2003年11月、12月和次年1月、2月赴美，前三次簽約金額分別達67億、24億和23.2億美元，最后一次為100萬噸糧食。

從這一點看，過多強調經濟學意義上的利益比較原則，不正是毀掉我們泱泱大國千年英名的罪魁禍首么？在大國政治游戲中，“棄權專業戶”永遠也不可能給人“偉丈夫”形象，甚至國人也難免為此蒙羞!

氣之盈虧決定著國家榮辱盛衰生死存亡

在國家根本利益問題上，津津樂道于“理性”，甚至用“理性”貶斥“激情”，必將導致一個結果，那就是“氣虧”。一個人“氣虧”，中醫理論認為，虧的是“人體的根本之氣”；而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虧的是尊嚴，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氣虧”的結果是，輕則受欺辱，重則亡國滅種。古今中外，能夠讓世界感到震撼的，永遠也不可能來自“理性人”的理性說教，而恰恰是一個民族壯士斷腕、視死如歸的精神與氣魄。

在我們談到中華民族遭受洋人欺凌，論及我們落后的原因時，我們常常會說一句：“落后就會挨打！”

落后確實挨打。但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么？我看未必。從人類歷史發展的總趨勢看，先進與文明終究要戰勝落后與愚昧。但在具體的歷史時段、不同的國家與民族之間，則常常使這一規律出現尷尬。

先看看我們的宋朝。

關于宋朝，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上，最多的字眼是對外割地求和、屈辱退讓，國內積貧積弱、腐敗墮落，全然一片不堪回首的景象，而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項硬指標上，人們則又可以得出結論：這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開明、經濟最發達、文化最繁榮、創新成果最多、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一個朝代。鄧廣銘先生說“兩宋時期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曾擔任亞洲研究協會主席的美國學者羅茲•墨菲稱宋朝在許多方面“都是個最令人激動的時代，它統轄著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創新和文化繁盛期……宋確實是一個充滿自信和創造力的時代。”在國際政治經濟發展史上，它的聲名則更加顯赫：德國經濟史學家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說：“宋代中國在重要技術、生產、商業發展方面和總的經濟發展方面尤為突出”，“是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中國的經濟在工業化、商業化、貨幣化和城市化方面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方。”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在《東洋近代史》中說：中國宋代“與歐洲文藝復興現象比較，應該理解為并行和等值的發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論生產關系，宋朝甚至遠比唐朝還要開明。唐時雖然政治經濟的發展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但嚴格的“坊市”制度，將居民居住區和商業區嚴格分開，雖然有利于管理與統治，但不利于民生與經濟發展。而北宋雖然也曾試圖恢復“坊市制度”，但最終還是做出了有利于民生與經濟發展的選擇，都城東京的居民可以面街而居，開設店鋪，以至形成商業街，最后，使商業街成為主要的貿易場所，使“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美國學者L•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宋代“坊制”的突破，集鎮的興起，使從事工商業的人口逐步增多，產量加大。當時，東京開封已有6400多家大中型工商業者和近萬家小商販，圍繞城市和交通要道還逐漸形成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集市。正是工商業的迅猛發展和自由人口的增多，使工商業所占比重超過了農業，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一舉改變了千年不變的農業為唯一主體的國家財政收入結構，并最終把宋代城市送上了大規模發展的頂峰。這個制度變革也隨之成了世界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的母體。

然而正是這個在全世界都數得著的先進國家，先是被比它野蠻、落后得多的金國所滅亡，后又被同樣對宋朝不可望其項背的蒙古民族所取代。

再看看清朝。甲午海戰時，中國海軍裝備并不落后，北洋水師的艦船噸位和先進程度位列世界第四、亞洲第一，比日本還要強些。應當說當時物質上、技術上落后的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挨打的應該是日本海軍。然而，一仗下來，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戰爭結局是簽訂割讓臺灣、賠償巨款的《馬關條約》。相反的事例是，鴉片戰爭時，同樣面對西方列強的長槍利炮，廣東三元里人民不是用大刀長矛殺得侵略者哭爹喊娘么？

對于宋王朝與大清國的覆滅，不管歷史學家總結出多少原因，實際上都有一個“氣”的問題。尤其是取決于國家的代表者——當時統治階級的“氣”度，有沒有壯士斷腕、視死如歸的膽略與氣魄！

難道說，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史告訴我們的不正是這些嗎？對于那些將廣大民眾愛國熱情詆毀為“憤青”、“民粹”、“極端民族主義”，呼吁將民眾愛國熱情引導到所謂的“理性”軌道的人們，我們還不應該保持足夠的警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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