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運動帶動社會變革 
 

 
自從官僚資本成為中國的統治勢力，社會的主要矛盾就由原來的官僚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演變為官僚資產階級與包括工人、知識分子、農民等全體勞動群眾的矛盾。而作為主要矛盾次要方面的勞動群眾，在先進知識分子的帶動下，并始接受民主思想，并展開民主運動。官僚資本主義專制與民主運動的矛盾斗爭，是中國現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集中體現。這場斗爭，延續了一個多世紀，貌似強大的官僚資本，在民主運動的沖擊下，雖然采取了野蠻、殘酷的鎮壓手段，但畢竟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不能不在民主大潮中節節敗退，以至1949年被推翻其統治地位。民主運動雖然處于矛盾次要方面，但它由弱而強，由小至大，帶動了社會變革，其最大成果，就是建立了新中國的初級民主政權。但是，民主政權的建立并不等于民主的完成，而是民主的一個階段。與民主勢力相對立的官僚資本勢力還潛伏于行政集權體制，潛伏于那些信奉官文化的少數權貴者的頭腦里，一旦民主運動及其制度有所弱化，它就會復生為侵吞公有資財的官僚資本，并堅決阻止、干擾民主的發展。在民主政權下的民主運動，如何防止官僚資本的死灰復燃，克服反民主的勢力，是中國社會變革的主要任務。

中國現代的社會變革，對象是延續兩千余年的集權官僚制及其現代轉型官僚資本主義專制。這是一個有濃厚文化底蘊和豐富統治經驗的政治經濟統一的制度。歷史上和它對立的農民，也多次舉行武裝起義與之對抗，但終因農民沒有一個總體的階級意識，也沒有社會變革的目的，而歸于失敗，即使曾經奪取政權的幾次農民起義，也由于以官文化為指導，所建立的政權仍是集權官僚制，不過換了新皇帝和王公大臣而已。這也是集權官僚制得以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只有明確社會變革目的并有總體階級意識的階級，才能在與集權官僚制的斗爭中，實行真正的社會變革。從理論上說，或者從歐洲的歷史經驗論，這個階級應是資產階級。但中國并沒有形成一個資產階級，即使是在官僚資本為了表示自己的“開明”，而容許工商業資本家存在的情況下，資產階級也是一個依附于官僚資本的弱小階級，它無能也無力與官僚資本抗爭，更不用說推翻其統治了。

不過，資產階級的先進分子，卻率先在中國以民主的觀念，對集權官僚制和官僚資本進行了批判，并采取了一些不成功的變革運動，由此拉開了民主運動的序幕。這就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改良與孫文的革命。

對于集權專制下的愛國知識分子來說，眼看國勢日衰，腐敗橫行，他們并不相信官僚資本主義的“強兵富國”之道，而是主張效法西方，進行制度的變革。但他們既無堅厚的階級基礎，又無資財權勢，因此所提變革主張，盡可能地尋求能讓清王朝接受的理由，以及可行措施。康有為等一幫“維新”主義者，均出身于儒家今文經學，以“經世致用”為己任，而且又都一定程度相信君主的權威。在他們的思想里，只要以言論說動皇帝及掌權大臣，就可以由上而下進行變革。為此，他們特別鐘情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正是這由“維新”而強暴起來的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大敗清王朝，并以“蛇吞象”的野心，霸占琉球、臺灣，索要遠超過其本國數十年財政收入的“賠款”——日本工業的發達，原始資本主要來源于此。“甲午戰爭”的失敗，激起朝野圖強思變的浪潮，恰逢慈禧太后——專制之腐惡與野蠻部族之愚昧的集合體——為回避敗責和擺脫割地賠款的“麻煩”，而“歸敗”于載湉，這給康有為等人帶來希望。當時能接受西方政治思想的人并不多，但他們都是盡其所能，發表了“變法”言論。他們共同的觀念是反對君主專制，主張君主立憲。為此，他們對儒家學說進行了新的詮釋，特別是把孔丘的仁學與孟軻的仁政說成民權和變法的淵源。康有為認為，儒家強調民貴君輕，君主為民而立；嚴復宣傳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契約論，認為君民應互立契約，各守權利義務；譚嗣同提出君由民共立之，亦可由民共廢之；梁啟超強調民權制度是人類大趨勢，必遍及世界各國，中國亦不能外。一時間，變法圖強成了輿論的主題。而剛剛“親政”的載湉，受此鼓舞，任用康、譚等人，開始了“百日維新”。這是一場從思想到組織到策略都不成熟的變革，面對強大的守舊勢力，其失敗是必然的。但維新派的言論，以及皇帝宣布變法圖強的詔書，卻使世人耳目一新。龐大而嚴實系統的集權官僚制遇到了真正的挑戰。

如果說康、梁的維新還基本上以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思想為指導，并力求利用皇帝的權威實行君主立憲制，那么，孫文的革命，在理論上受共和主義的影響較多，他的“三民主義”，以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口號，是中國民主運動的發端。孫氏對“創立民國”的解釋為：“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民國則以國家為人民之公產，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孫文：《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見《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孫文提出了“五權憲法”的構想和軍法、約法過渡到民主立憲的步驟。應該說，從資本主義民主角度看，他力求吸納西方各國經驗及各家學說，提出了一個比較理想的構思。在這一點上，他算得上是一個“總設計師”。然而，在實踐上，孫文卻是一個失敗者，這不僅表現在他所發動的武裝起義均未成功，更表現在當并非他領導、發動的辛亥革命成立了臨時政府，請他回國任大總統時，他既無掌控政權的能力，又急于完成“共和”，與袁世凱妥協，并將政權拱手讓與這個野心家。由此斷送了中國剛剛出現的民主之生機。而后他的反袁與反北洋軍閥，堅持了民主的路線，但正是由于對民主認識的膚淺，以及不具備一個革命領袖應有的雄才大略，孫文的民主，至多是在宣傳層面發揮了一些作用。他所建國民黨在組織、綱領上的局限，以及他對蔣介石等人識別不當，致使他死后，國民黨很快從一個革命黨變成專制黨，官僚資本從國民黨的軀殼上迅速生長，成為民主運動的大阻礙。

對于孫文革命，有些人故意做出夸大的評價，這是應當糾正的。但必須承認孫文是一個革命者，他的成功，主要表現于對清王朝的“民族革命”上。至于民主革命，其作用大部分是宣傳，而在對中國社會矛盾的分析，革命綱領、路線、策略的制定，以至對革命運動的領導上，他都有明顯的欠缺。孫文革命的意義，在于拉開了中國民主運動的序幕，他本人作為民主運動大劇的報幕員，宣告了這場大劇的開演。

中國民主運動的“第一個”領袖，是陳獨秀，他對康有為變法和孫文革命的經驗分析，特別是對打著“共和”招牌的北洋軍閥專制的批判中，更深入地理解了民主的內涵。從思想上看，陳獨秀對民主的理解，更接近盧梭，并且從人權來論民主。他強調，人權的意義首先是每個人都有不容他人侵犯的獨立的與他人平等的人格和地位，每個人都不受他人奴役，也沒有奴役他人的權利。為了實現人權，就必須批判和克服自古以來的“奴隸思想”和“奴隸道德”。陳獨秀與李大釗、張東蓀、陳啟修等人，注意從個人人權與人性、人格來論證民主，強調個人解放、自主活動。陳獨秀說：

國民政治果能實現與否，絕然以多數國民能否對于政治自覺其居于主人的主動的地位為惟一根本之條件。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見《陳獨秀文章選編》（上），第107頁，北京，三聯書店，1984。

陳獨秀創立的《新青年》雜志，為當時中國民主文化的傳播陣地，他與李大釗、胡適等人將西方民主思想做了比較全面的介紹，其內容包括：權利、功利主義、個性自由、財產權、意志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遷徙自由等等，號召青年積極爭取個人權利，自覺克服奴隸思想，提升現代公民所應具備的個人素質。與此同時，對儒家道統，對舊的專制制度，以及北洋軍閥的統治，都進行了批判。這可以說是民主思想在中國思想界的一次大的傳播運動，對中國人，特別是青年發生了重大的影響。毛澤東對民主的接受，就來自于此。在陳獨秀及《新青年》的帶動下，中國思想界掀起了一場新文化運動，各種西方思潮紛紛被引進，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傳播。在這方面，陳獨秀、李大釗又起了帶頭作用。據研究五四運動史專家周策縱估計，從1917年到1921年間，全國新出版的白話報刊約有一千多種。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247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而其中大多數都以宣傳民主與科學為宗旨。可以想見，這一千多種報刊，不僅在大學，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而且遍及各省省會及中小城市，包括江蘇無錫的《五七》、湖南衡陽的《湘潭》、《端風》、廣西梧州的《救國旬報》、福建漳州的《閩星》等。這是一場民間自發的文化運動，雖然思潮混雜，但求新、求變卻是共同的。它的爆發，正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精神的體現！偉哉，壯哉！如此精神振奮的文化運動，開創了20世紀中國的社會變革，而世紀末中國人對民主的大追求，正是這場運動的回應。李大釗指出，五四時代是一個“民主的時代”，民主是“時代的精神”，在一切社會領域都具有“神圣之權威”，“具有征服全世界之功”。

現代生活的種種方面都帶著Democracy 的顏色，都沿著Democracy的軌轍。政治上有他，經濟上有他，社會上有他，乃至文學上、藝術上，凡在人類生活中占一部位的東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簡單一句話，Democracy就是現代惟一的權威，現代的時代就是Democracy的時代。李大釗：《勞動教育問題》，見《李大釗選集》，第1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五四運動”的爆發，進一步推動了民主思潮，全國的大、中學校學生紛紛組織團體，推行自治，并促進了工商界、新聞界的民主結社運動。幾乎所有社會團體都以民主為精神支柱，并按民主原則來組建。這種情況與歐洲19世紀的結社運動有相似處。中國的結社運動很快步入平民主義，即要求下層人民的民主權利，包括政治、經濟、教育等各個方面都應有平等的權利。俄國革命的勝利，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提出效法俄國，實行民主革命。他們在蘇聯共產黨的幫助下，積極籌建中國共產黨，并主導中國的革命，由此，中國的民主運動進入一個新的、實質性民主變革的時期。

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是一個先知先覺者，也是一個真正的民主領袖，他既無權勢，又無資本，全憑對民主思想的真知和對中國命運的卓見，率先舉起民主大旗，并由此號召全國先進知識分子，展開了一場民主文化的傳播運動。如果說孫文還更多地注重民主共和的總體形式，陳獨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則強調了民主的個體內容。這是一個合乎規律的大進步，它使民主從少數政治人物的活動轉化為平民的社會變革。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其革命運動，是以新文化運動為前提的社會變革進程。

對于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有各種各樣的評論，但大都肯定它在中國社會變革中的促進作用，但也有指責它對中國的發展起“破壞”作用的。持這種觀點的，除國民黨反對派之外，還有近年出現的“告別革命論” 者，這是少數幾個以“超然世外”的“真正知識分子”自居的人，發表了對所有革命都持批評態度的觀點。在他們筆下，不僅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連孫文革命，以及康有為的變法，乃至法國革命，都是“野蠻的”，是對物質財富和文明的破壞。只有保持“正統”，并由“法定”統治者推行緩和的、不破壞舊秩序的“生產力發展”，才是人類惟一正道。他們不僅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甚至認為包括反腐敗的斗爭都是不應該的。此論并無任何理論價值，但卻能混淆視聽，嚴重干擾中國迫切需要繼續進行的民主變革。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被迫采取武裝斗爭的形式，并不是因為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生性“好斗”，也不是因為革命主體是農民，是“痞子”和“流氓無產者”，而是因為反民主運動的殘酷鎮壓。當權的“正統”權貴，特別是蔣介石集團，為了維護其利益和地位，對于“造反”的民眾，歷來都是心硬手狠。雖說也會采取一些欺騙性的“懷柔”政策，但只要反抗者不上其當，那就以“正統”口吻，宣布民眾是 “鬧事”“動亂”，乃至“暴亂”“匪徒”，并以手中掌握的“先進科學技術”武裝起來的軍隊，殘酷鎮壓。這是幾千年階級統治的“鐵律”，階級統治本身就是暴力，對舊制度的革命，也只能采取毛澤東在年輕時還不贊成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馬克思的辦法。這個道理，毛澤東是在中國革命遭遇血腥鎮壓之后，才認識到并實踐的。他以其親身體悟，說出了這樣的話：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斗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引自《人民日報》1949年12月20日。

造反有理，反抗有理，以武裝的革命對付武裝的反革命亦有理。西方社會民主黨人從其民主運動的特點出發，反對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采取武裝斗爭形式，不承認武裝斗爭也是民主運動的一種形式。但他們不去想，在中國，根本就不存在他們“議會道路”的條件，這主要原因就是中國的集權官僚制和官僚資本主義專制。歐美的資本雇傭勞動者制度下，資產階級雖然也力求專制，但它畢竟是以反專制的民主運動取得統治地位的，其制度還有民主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工人在這種制度下，已認知并爭取了人身權和勞動力所有權，他們從這兩個權利出發進行的斗爭，不僅合法，而且直接制約資產階級的利益，為此，資產階級不能不作一些讓步，斗爭雙方達成一定妥協。而中國的專制統治者，則把自己的權力看成絕對的，民眾沒有任何政治權利，不可能在政治上對專制者以制約，勞動者的主體是農民，他們更沒有制約官僚資本的權利和手段。對于以農民為主的中國勞動者來說，要么就是不反抗，順從地忍受嚴酷的剝削與壓迫；要么反抗，而反抗必然受到“牧民”的官斬盡殺絕的鎮壓。

在這種條件下，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否進行？按惟生產力論者的邏輯，是要等生產力大發展了，再改變生產關系，然后才能進行民主運動。問題在于由誰來發展生產力？中國并沒有歐洲那樣由重商主義促成的強大的資產階級，也沒有人數龐大的工人階級，把持經濟主導權的是官僚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它的功能只在以專制維持其統治地位，在為外國大資本充當買辦時拿“回扣”，而這筆“回扣”又不是用于投資辦企業，而是養軍隊、買軍火、存到外國銀行、揮霍浪費。官僚資本是中國生產力發展的主要障礙，靠它發展生產力，無異于緣木求魚。中國的發展，即使是以生產力為目的，也必須首先推掉官僚資本這個大障礙，才有可能。而與官僚資本的斗爭，又不可能由依附于它的弱小的自由資產階級來主導，只能由以社會主義思想凝聚的勞動群眾的民主運動來承擔。面對官僚資本的專制對民主運動的殘酷鎮壓，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采取武裝斗爭方式。

集權官僚制的“理”是“天命論”，正是依據這個“理”，官僚資產階級才能理直氣壯地鎮壓民主運動。他們是正，民主運動是反，造反無理，造反有罪。而民主運動的“理”是勞動歷史觀，據此，勞動者是正，民主運動是正，剝削者是反，官僚資產階級是反，以民眾聯合而形成的民主運動，要造統治者的反，這才是歷史的合理發展。

至于中國的民主運動是以武裝斗爭方式進行，還是以和平方式進行，這只是手段問題，手段取決于條件，取決于對象。而其性質則取決于主體，取決于主義和原則。因此，我認為不能因武裝斗爭的方式來否認中國革命的民主性質，而且，武裝斗爭或許更能體現中國民主運動是以人身權，甚至生命權為依據的性質。也正如此，中國革命是以爭民主、自由為號召，并以相對民主的方式組建政黨和軍隊，使革命的參加者初步體驗到民主權利和民主制度。以民主原則為凝聚，聯合千百萬勞動群眾，形成浩大的民主勢力，在其領袖毛澤東的正確而辯證的領導下，進行無數次英勇戰斗，才奪取了政權，中國的社會發生了一次質的變革，建立了初級的民主制。

初級民主制的建立

 
奪取政權，是民主運動的手段，不是目的。如果將奪取政權視為目的，那么就與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無異——朱元璋、洪秀全都是如此。革命要奪取政權，但不是“打天下，坐江山”，使一小批首領當官做主，而是在奪取政權后，立即對之進行革命的改造。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并根據民主原則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民主運動的長遠目的是人本質發展與人性升華，其直接目的是制度化，以民主制度規定并保證勞動者的民主權利和人身權、所有權等權利。

對于毛澤東這個深受陳獨秀影響的五四青年，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之時，已種下了民主和自由的基本觀念，這貫穿他革命的一生。這是那些因“文化大革命”受到沖擊而記恨終身并傳之后代的人所不能理解，也不會承認的。在中國共產黨內，大概只有周恩來——也是五四青年——才能理解毛澤東精神世界之深層觀念，這也是他從遵義會議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后能夠支持毛澤東路線的思想原因。

是官僚資本主義專制的殘酷鎮壓，逼迫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采取武裝斗爭，而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艱難，是人類戰爭史上空前的，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堅定信念和雄才大略，也幾乎不可能取得勝利。毛澤東的偉大，就在于以民主思想促成“民眾的大聯合”，并組織革命武裝，由小到大，由弱到強，辯證統率，有機指揮，機動靈活，經二十余年征戰，終于奪得政權。

這是比任何選舉都更能體現民意的民主運動，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是民眾生命、意識、信仰、利益、行為的集合，人民的大多數真心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由此形成了民主的基礎。民主的實質，在于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的確立和保證，其基本點，就是確立和保證勞動者在人身權基礎上的民主權，以民主權維護勞動力所有權和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由民主權派生并集合立法權，以立法權為核心并派生執法、司法、行政等公共權利，形成民主的權利和法制體系，選舉和監督這些機構的負責人。

新中國的成立，為民主制創造了前提，并由此進入民主制的初級階段。中國的民主制度，并沒有經歷歐美的資本主義民主制階段，而是從民主運動到初級民主制，都以社會主義為原則和旗號，而民主的主體，并不是擁有人身權及勞動力所有權的雇傭勞動者，而是小農經濟的農民，他們雖有相對的人身自由，但沒有介入資本雇傭勞動關系，也不能顯現。從農民的直接利益講，在于取得相對平均的土地占有權，這和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沒有多大差別，其中并不包含民主政治的含義。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偉大作用，毛澤東的英明辯證，就在于把握了農民與工人都是勞動者的共同性，并發現和引導農民向往工業文明的大趨勢，既照顧農民的眼前利益——分配土地占有權，又明確其向工業生產方式轉化的前景。在這個意義上所提出的民主、自由的口號，與西方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民主、自由，在內涵上是有所差別的，但又是從屬于世界民主運動總體原則和趨勢的。

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革命，奪取政權建立新的社會制度時，既要考慮世界民主的一般，也要考慮中國的特殊，為此，毛澤東提出“人民民主專政”，其本質和原則，是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但又體現著中國的特殊性。

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對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果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對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②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12頁、第1415～14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占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對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②

新民主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是毛澤東對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對派的革命，以及奪取后建立的制度的規定。“新民主主義”之“新”，在于它不同于資本主義的舊民主，不是由資產階級為主體并領導的，而是由工人和農民兩大勞動階級為主體，并由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它在原則和性質上是屬于社會主義的，但又不同于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社會主義革命；人民民主專政，在原則和性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但由于革命主體并非只是無產階級，還包括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以及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即不依附于外國大資本財團的自由資產階級）。因此，專政的主體，是人民。人民的專政是民主的專政。

毛澤東在這里清楚地說明了中國革命奪取政權后建立初級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理由。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在社會主義原則下建立的初級民主制度。這個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初級階段，不僅在制度和體制層面，也表現于理論的規定上。前引毛澤東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論述中，雖然規定了“人民”的外延，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但并沒有明確人民是民主的主體，而是用“對于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這種提法。這個提法延持至今。一個“對于”，表明主體在“人民”之外，這個主體“對于”人民實行民主。是否毛澤東的思想中還有孫文“訓政”的影響，不得而知，但他并沒有明確人民是民主的主體，卻對后來中國的民主制產生著重要影響，這包括將原來擬定的國號“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包含民主之意，但使用“共和”二字的，更多是資本主義國家），雖然他本人后來曾努力強化民主意識，但他的這種初始提法，總會給那些不愿完善民主制的人以“依據”。

理論上的不完善，是民主制條件不充分的表現，在1949年以前，中國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辛亥革命后到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雖然也設國會，但那只是軍閥手中的工具；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也搞過所謂“大選”，并當選了“總統”，但那不過是一套騙人把戲，只是在少數“上層人物”那里上演，與廣大民眾無關。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根據地、解放區，在一定程度上進行過民主選舉，但范圍小，也不深入。因此，新中國的成立，是全面的民主政治的開始。民眾的民主意識，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民主理念，都是不充分的，更重要的是由于工業經濟的不發達，廣大農民沒有充分認知其人身權和勞動力所有權，也沒有聯合的社會機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蘇聯模式”的影響，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奉行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這樣，中國初級的民主制就由各種因素集合而成，其特點，主要有：

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

這是中國革命特殊性的體現。中國的政黨，并沒有像西方國家那樣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不論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是秘密成立，而且長期處于“非法”狀態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武裝斗爭的結果，毛澤東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論斷，準確地說明了這一點。本來，在抗日戰爭結束以后，中國有過實現政黨民主的機會，但蔣介石不甘心放棄其獨裁者的地位，致使和平談判破裂，內戰爆發，國共兩黨只有爭得你死我活才算罷手。共產黨在這場大決戰中獲勝，在新政權中，已沒有與之相抗衡的政黨和團體，它的絕對領導地位是新政權的基本特點。雖然也有民盟、致公、民革等團體參政，但這些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政治團體，并沒有實力提出自己的政治綱領和路線，而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參政議政。而新中國的半個多世紀，并沒有成立新的政黨和政治團體。

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這個提法早在1940年1月，就由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并做了明確的規定，

中國現在可以采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并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才能適合于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于表現民意和指揮革命斗爭，適合于新民主主義的精神。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肯定了這一制度，1954年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并在《中國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現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除在鄉和城市的區還實行直接選舉外，縣、市以上各級均實行間接選舉：由下一級的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上的一級的人民代表，候選人由黨委確定。這是共產黨領導的體現，也是民主制不完善的重要環節。

三、黨委領導下的行政集權體制。

中國革命推翻了舊的集權官僚制度，但由于民主制尚不完善，以及小農經濟的普遍存在，在政治體制層面，不得不保留行政集權體制，這個體制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委領導和掌控下運行的。也正是由于保留了行政集權體制，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系統也發生了變化。政黨作為民主權中結社權的集合，其內部的基本關系是黨員個人權利的平等。雖然也會有上下級的區分，但這主要是在組織行為上的，黨員之間并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這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初期是很明確的，黨的章程上也有明確規定。但是為了適應對行政集權體制的領導和掌控，黨組織不能不按行政級別來建制，而所有的行政及執法、司法機構、甚至人民代表大會都要設立相應級別的黨委或黨組，其中負責人也要有行政級別，并據此領取工資。而行政、立法、執行、司法等機構的負責人，不僅要由黨委來提名候選，當選后還要擔任同級黨委或黨組中的副職。這樣，黨就在領導和掌控行政集權體制的同時，將自己納入行政集權體制，成為其中主導部分。

行政集權體制是舊的集權官僚制的遺留，是在民主制初級階段不得不保留的，但它與民主原則是矛盾的，這種矛盾只能靠不斷完善民主制、改造行政集權體制來解決。但行政集權體制又是官文化得以殘存并滋生的溫床，如果不從民主原則嚴加控制和改造，就會使其中某些負責人在官文化的誘導下發生蛻變，從革命黨人變成官老爺，而且衙門作風、官僚主義也會盛行，甚至出現以權謀私的行為。“蘇聯模式”就是如此變質的，毛澤東對此有深刻的認知，他晚年的主要注意力也放在這里，但他的努力并未成功，足見行政集權體制對民主制的反作用之大。而今，行政集權體制日益龐大厚重，它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對象，但改革與如何改革，卻又不能脫離這個體制，或者要由這個體制來主導對自身的改革，其困難程度是不言自明的。

四、形成了公民意識和民主意識，但不明確；規定了公民權利，但又不能充分實現。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從一開始就以民主為旗幟，揭露和批判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凝聚民眾參與革命。建國以后，官方的文件及媒體宣傳，也反復強調民主。因此，中國的現代語言中，民主并不是生詞。至于公民，雖然所提到的遠比人民少，但畢竟還不時可以見到，特別是在普法教育和動員參加基層人大代表選舉的時候，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都是重要內容。這種情況，說明在中國已形成了初級的公民意識和民主意識，但公民的含義是什么？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是什么？以及個人民主的權利與如何實施民主等觀念，仍然是不明確的。比如對“公民”和“人民”的區分，就很少有人從理論上加以說明，再就是把不屬于民主范疇的工作程序、工作方法、以及對干部的評議等，都說成是“民主”。在憲法中，規定了公民的各項民主權利，如選舉和被選舉權、言論自由、結社集會等權利，但沒有規定如何保證這些權利的實施，在某些時候或某種條件下，可以用各種理由干擾和阻止民主權利的實施。

中國的初級民主制是在推翻集權官僚制后建立的，這在當時是合理的、進步的，它無疑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政治文化和制度變革。然而，歷時半個世紀以后，依然有人固守這初級的民主制，甚至利用其不完善而謀取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壓制民主，打擊民眾，阻擋日益高漲的民主要求，就不能說是合理的了。

初級民主制的缺陷是明顯的，這在毛澤東的論證中是不加掩飾的。在他的辯證思維里，民主也是一個進程，要在社會主義原則的導引下，在革命精神的促動下，不斷地更新和發展，由此克服初級階段的缺陷和局限。然而，他本人所采取的“群眾運動”方式，卻也是民主的初級形式，此這種方式來推動民主，結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會有副作用。但這與那些骨子里固守官文化和集權官僚制的人相比，又有質的不同。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民主進程之緩慢，不僅不能擺脫初級階段的局限，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倒退，其原因，就在于由這些人所構成的反民主勢力的存在。

--摘自《民主的權威》2005年9月第1版，第136頁，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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