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資本主義在中國不可能占主導和統治地位 
 
劉永佶
 

在1991年出版的《歷史的經濟大思路——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百題》中，我提出“空想的資本主義”這一命題。顯然，這個命題是針對近現代中國的。12年來，中國經濟的演變似乎證明這個命題是錯誤的，一些朋友很惋惜地說：私有經濟大發展了，資本家也可以入黨了，資本主義在中國已是現實，不再是空想。但我仍然堅持這個命題，不過要做一些說明。當時提出這一命題時，亦非說私有經濟，特別是私有資本企業不能存在，而是說自由的私有資本主義不可能在中國占主導和統治地位。“空想”是說一些人所指望的像歐美那樣，由自由資本主義主導中國的經濟，乃至政治、文化。

斯密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闡述了自由資本主義的基本觀點：個人占有物質財富的量是其權利的體現，也是其享受的根據；每個人追求物質享受的欲望是無限的，但其產品的品種卻是單一或有限的，為此就要與他人產品進行交換；交換就要計算價值，產品價值由勞動，進而由資本和土地決定；交換是按等價原則進行的，交換者是平等的、自由的，他們的權利由其價值來衡量；為了增進個人占有的財富量，應容許自由競爭，即在平等的形式上進行不平等的交換和生產，只要付出更多的勞動和資本、土地，并有效地運用它們，就可以占有更多的財富；個人所占有的財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要由法律予以保證。

自由資本主義是商品經濟和公民社會的初級階段，其要點在于：人類是自然的產物，其自然權利是平等的；人類生存的資源是有限的，而人口增長和人的欲望是無限的，每個人都想占有盡可能多的資源，為此，必須展開競爭，社會要以法律來保證個人所有權和競爭的結果，使強者占有更多資源，處有利地位，并為弱點提供榜樣和指導。由此，人類就可以保持經常性的活力，而自由競爭又會生出一種制約人際關系的機制，即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由它來調整人際關系、配置資源。

在自由資本主義者的筆下，人是自私自利的“靈長類動物”，自由競爭的原則也就是叢林中動物生存的自然規律。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強者和勝者，雖然真正的勝者只有少數，但必須激發所有人都以成為勝者為目標，由此來保證社會的活力。

這種從商人到產業資本家的意識所集中體現的自由資本主義，是對封建領主制和君主專制的否定，它的進步意義是相當明顯的。因此，20世紀初以來，中國的一些先進知識分子接受它，宣揚它，并力求在中國實現它，都是有其道理的。中國自由資本主義的主要傳播者是胡適，他從“五四”前開始的宣傳一直影響了半個多世紀，到20世紀80年代，才有一批新人取代了胡適的作用。所不同的是，胡適反對的，主要還是舊的集權官僚制，新自由主義者所反對的，則是有嚴重缺陷的初級社會主義制度。相比之下，以胡適為代表的舊自由資本主義者的進步性更為明顯，新的自由資本主義者則在揭露初級公有制弊端的時候，連同公有制和勞動社會主義一起批判，主張不具備條件的自由資本主義。

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者都犯了一個共同錯誤：不明確中國社會的性質，未能深入揭示中國的特殊矛盾，只是用歐美自由資本主義者批判封建領主制和君主專制的言論來論述中國，并把歐美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理想化，作為中國的目標。

也正因此，他們將一個在西方通行的現實的主義，在中國變成了空想和空談。他們中不乏一些熱情而真誠的言論，卻至多只為切實分析中國的社會矛盾提供了一些啟發。

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者的空想性，由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造成：

一、中國的商人資本在經濟和社會中的勢力相當弱小。兩千余年嚴重而嚴密的重農抑商政策，壓制了中國商業的發展，它只能作為小農經濟的補充，沒有、也不可能將其微小的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當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者宣揚其理想時，忽視了他們的社會基礎與歐洲的近代存在著的巨大差異。

二、集權官僚制的系統與嚴重，是自由資本主義不可逾越的障礙。官僚地主階級除了抑商政策外，還以各種方式盤剝商人資本。由于總體上的抑商政策和官文化的制約，商人社會地位極低，政府又以各種方式限制其經營，為了生存，商人及私營企業主不得不以行賄等方式拉攏政府官員，各級官員也通過索賄、權力入股等方式占有商人和私營企業利潤，嚴重影響到其積累和發展。

三、官僚地主階級轉變為官僚資產階級以及其官僚資本主義，從本質上說就是反對商品經濟和公民社會原則的，它不容許民眾有與其平等的權利和自由。而官僚資本從一開始就居壟斷地位，利用政治權力來獨占資源，并為其經營提供各種便利。弱小的商人資本無力與之競爭。也正因此，中國不能形成一個強大的自由的勞動力使用權出賣者的雇傭勞動者階級。

四、國際上的壟斷資本財團以其帝國主義政策和戰略，嚴格限制中國自由資本的形成和發展，只容許其充當在中國壓榨廉價勞動力和掠奪資源的“小伙計”，絕不容許其擁有核心技術和與大財團競爭的實力。強大的外國資本和商品涌入中國，并在官僚統治者那里得到各種優惠和特權，致使中國的自由資本不可與之進行平等的競爭。

五、普遍存在的小農經濟和小農意識嚴重制約著自由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即使是一些達到一定規模的私人資本，也會受此制約而在經營、管理等各方面不能向現代大企業演進。

六、勞動社會主義勢力的形成與其在經濟、政治上的主導地位，必然地限制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中，勞動社會主義勢力會與自由資本主義勢力結成一定的聯盟，但勞動社會主義的發展不可能不限制自由資本主義。

以上這些因素，都是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者所忽略或不愿意承認的，他們反復強調其主義的重要，也批判“封建主義”，但由于其在中國沒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并受到其未能批判的集權官僚主義——官文化的嚴重壓抑，他們所希望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不可能成為20世紀乃至以后中國經濟的主流，私人資本也會有所發展，但只能在作為經濟主流的官僚資本主義或勞動社會主義的許可下，作為主流經濟的補充。雖然自由資本主義者還會繼續他們的宣傳，但他們只有在與勞動社會主義者聯合，批判集權官僚資本主義、改造小農經濟中才有其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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