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勞動者為主體并爭取成為社會主體的變革

勞動者自人類形成就是勞動和社會生產的主體，然而，原始社會以后的幾千年時間里，勞動生產的主體卻不是社會的主體。非勞動者對勞動者的剝削統治，是階級社會的主要矛盾所在。雖然不時有勞動者的聚眾反抗，但都沒有一個明確的主義使之成為勞動者爭取成為社會主體的社會運動。只有進入資本雇傭勞動社會，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及他們對勞動力所有權的明確意識，才形成了爭取社會主體地位的要求，并經馬克思為首的思想家們概括，提出了勞動者成為社會主體的主義。在這個主義的導引下，展開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以勞動者為主體，并爭取成為社會主體的變革。這就是勞動社會主義運動。

1勞動力所有權與勞動解放

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并不是馬克思等思想家“蠱惑”的結果，也不是列寧、毛澤東等“政治野心家”煽動所能發起的，它是勞動者利益和意識的集合，是他們根據自己的素質技能要求相應權利的斗爭。

資本雇傭勞動制度作為商品經濟和公民社會的初級階段，經勞動者的斗爭，已經取得了人身權，并努力爭取公民權和民主權，但由于實行社會化機器大生產，勞動者已沒有獨立生產的生產資料，他們的技能也因社會化的大工業，只能在出賣給資本所有者后在由其支配的協作中得以施展。這樣的生產方式，使勞動者成為其勞動力的出賣者，但不是出賣人身，也不是出賣勞動力的所有權，而是出賣勞動力的使用權。也正因此，使他們與奴隸、農奴和農民有了區別。

正是與資本所有者的交換——貨幣與勞動力使用權的交易，使勞動力所有權得以體現，而勞動者也逐漸認識到這個權利。當他們與資本所有者簽訂勞動合同時，這個所有權就表現出來。他們一旦意識到這個權利，也就會據此而爭取自己的利益：在出賣勞動力使用權時的討價還價，以及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時，乃至因工資低或不能忍受資方虐待而辭職；進而組織工會與資方談判、罷工、示威；以至成立政黨，參加議會和政府的競選，在立法、行政等機構的斗爭；甚至進行武裝的革命。這些，都是勞動者聯合的斗爭，是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必要環節和內容。

勞動者依據勞動力所有權所展開的斗爭，其實質，就是作為人本質核心要素的勞動在創造財富，服務人類的進程中，不斷突破交往中形成的既有關系和意識，使人性得以升華，也即勞動解放的過程。

勞動解放，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勞動主體的社會主體地位的確立，二是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這兩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

勞動主體的社會主體地位，也就是勞動者經濟、政治權利的規定與保證。資本雇傭勞動社會之前的階級社會中，勞動者的權利是很少的，且法律規定不明確，也沒有充分的法制保證。這既是勞動者素質技能低下的表現，也是其素質技能不能提高的原因。勞動者雖是勞動的主體，但由于沒有或很少有權利，因而沒有勞動的主動性，也沒有提高自身素質技能的主動性，更為重要的是沒有明確爭取權利的自主意識。權利是社會總體對個體地位和關系的界定，個體爭取權利，不同于爭取利益。爭取個體利益，是在法律規定范圍內，保證其既有權利的實現，這是個體人能夠做到的。而爭取權利，則要突破既有法律規定，必須由眾多個體人聯合，形成總體勢力，改變社會制度，在總體上規定個體人的新權利，包括那些沒有參加聯合，但處于同一社會層面的個人，也能得到法律規定的與參加聯合斗爭者同樣的權利。爭取權利是總體性的社會變革，對于勞動者來說，參加變革的個體人越多，其聯合的勢力也就越大，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

在資本雇傭勞動制度出現以前，雖然也有個體勞動者聯合起來的斗爭，如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但他們個人參加這種斗爭的目標往往只在爭取利益，減少租稅和反對貪官污吏等，并沒有從總體上爭取權利，變革社會制度的目的。因此，即使斗爭取得勝利，也無非是使少數人執掌政治權力，而大多數勞動者不過在既有的制度規范中得到一些利益，但由于沒有權利的變更，其利益又會在一定條件下被侵害。

意識到要以聯合斗爭變革社會制度，并由此爭取權利的，只有在資本雇傭勞動制下的雇傭勞動者。這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素質技能決定的。當他們作為勞動力使用權的出賣者與資本所有者交往時，相同的利益和協作勞動，逐步使他們認識到聯合的必要，從個人間的互助到成立局部工會組織，與資本所有者談判、罷工，爭取提高工資和減少工時，減輕勞動強度，改善勞動條件，到成立地區性、行業性工會，再到成立全國、國際性工會，以至成立政黨，都是勞動者從其勞動力所有權生發的聯合。也可以說這些不同形式聯合的根據都在于勞動力所有權，是這個權利的主體自覺地將其權利聯合起來爭取其利益的形式。

勞動力所有權主體的聯合，不僅壯大了勢力，由此逐步爭取一些利益，而且迫使資本所有權在法律上承認了勞動力所有權。西方各國的勞動法，大體上形成于19世紀中、晚期及20世紀初，其基本點，就是承認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這種聯合斗爭的更大成就，就是爭取公民權及其與勞動力所有權共同派生的民主權。當今天中國某些資本主義的信崇者將民主說成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時，他們不知道，或者故意不提這一事實：民主權，特別是其中的普選權和結社權，是直到20世紀中期，才在西方國家由立法認可的，而此前的所謂“民主”，不過是少數貴族與富人們的特權，窮人——主要是雇傭勞動者——和婦女都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因為沒有民主權，勞動者的政治組織，也長期處于“非法”狀態，這在19世紀的歐洲和20世紀70年代前的美國相當明顯。

勞動者是以其聯合的斗爭才爭得民主權的，直到今天，這種民主權還是不充分的。而依據這不充分的民主權的政治聯合，又是勞動者爭取和保證其勞動力所有權主體利益的必要條件。當人們說到現在西方國家的民主、人權、福利——這是20世紀人類的大進步——時，不要以為它們是資本統治的“恩賜”，它們都是勞動者聯合斗爭的結果，而且是幾百年持續不斷斗爭的結果，其中集合了那么多的辛勞、血汗和犧牲!資本統治從來都是反對勞動者的民主的，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然是。它只不過迫于勞動者聯合的勢力，才被迫認可勞動者的勞動力所有權及其派生的民主權。但它一直在努力對抗這種民主權，只要有機會，就會侵害、打壓勞動者的民主權，以強化和全面復辟資主、財主的專制。

勞動者在爭取權利的聯合中形成了變革勢力，這種勢力與資本統治的對抗與斗爭，為勞動者個人爭得了一定利益，并為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創造了必要條件。從公費教育到職業培訓，以及科學技術知識的普及等，都是勞動者通過其政治斗爭爭得的。而勞動力所有權又保證了素質技能提高的勞動力所有者的利益，即可以賣得較高的價錢，由此激發了勞動者個人提高其素質技能的積極性。素質技能提高了勞動者又會進一步要求和爭取其利益，從而鞏固并充實勞動力所有權和民主權。

勞動的解放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實現，更重要的是，勞動者素質技能和社會地位的提高，越來越證明資本這種經濟關系和社會制度是與人的本質相悖的，在勞動解放進程中不僅是反動的，也是多余的，當勞動者的素質技能提高到可以充分實現其權利，并能有效地運用其權利來組織社會生產，協調社會關系的時候，資本雇傭勞動的關系就成為多余的，勞動社會制度也就應運而生。勞動解放至此也就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2依據勞動力所有權針對其使用權價格及勞動時間、強度的斗爭

勞動力成為商品，并按時間來出賣其使用權，是資本雇傭勞動制的基本內容。而勞動力的所有權主體，在出賣其使用權的時候，也逐漸認識到所有權應有的利益，并以聯合的斗爭去爭取這些利益。其表現就是提高勞動力使用權的價格，縮短勞動時間，減輕勞動強度。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此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并從理論上說明了其法權依據。他寫道：商品交換的性質本身沒有給工作日規定任何界限，因而沒有給剩余勞動規定任何界限。資本家要堅持他作為買者的權利，他盡量延長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個工作日變成兩個工作日。可是另一方面，這個已經出賣的商品的特殊性質給它的買者規定了一個消費的極限，并且工人也要堅持他作為賣者的權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內。于是這里出現了二律背反，權利同權利相對抗，而這兩種權利都同樣是商品交換規律所承認的。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所以，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過程表現為規定工作日界限的斗爭，這是全體資本家即資本家階級和全體工人即工人階級之間的斗爭。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6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資本雇傭勞動制的初期，出賣勞動力使用權的，大都是剛取得人身權的農奴，以及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他們沒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為了謀生，只能出賣勞動力的使用權。從這種意義上說，雇傭勞動者在與資本所有者交換的時候，是處于不利地位的，即“有求于”資本所有者。這在西歐的19世紀初、中期很明顯，在今天的中國也表現得相當突出。那些為生活所迫而出賣勞動力使用權的人，其素質技能又相對低下，很少，或不能熟練掌握工業技術，更重要的是，出賣者的人數眾多，相互競爭。因此，他們很少意識到自己的勞動力所有權，也不能運用這種權利來爭取利益。

只有隨著素質技能的提高，勞動者才能在長期與資本所有者的交易中，意識到自己勞動力的所有權。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技能素質增長，即其勞動力的質的提高；二是文化精神素質的提高，其表現就是認識到與其他勞動者利益的一致，或者說從個體意識上升到總體意識。勞動力的所有權只有從總體意識上形成，進而在個體意識中確立，并經聯合起來的斗爭，才能逐步成為勞動者爭取利益的依據。在非聯合的情況下，個體勞動者在出賣勞動力使用權的時候，也會與資本所有者討價還價，但他們處于不利地位，特別是其他出賣者與之競爭的時候，這種不利就更明顯。而當出賣勞動力的勞動者在總體性的所有權意識聚合下聯合起來的時候，他們往往會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從總體上爭得的利益，同時也就是所有個體的利益。

這種依據勞動力所有權聯合起來爭取利益的斗爭，主要表現為提高勞動力使用權的價格、縮短工時、減輕勞動強度幾個方面。

勞動力使用權的價格，即工資，這部分貨幣，從資本所有者角度說，就是可變資本。資本所有者購買勞動力使用權的目的，是生產并占有剩余價值，增殖資本，因此，他們都要盡量減少可變資本的支出，也就是壓低工資。這是其作為買者的權利。而賣者，則要盡可能地要求較高工資。買者是以“要素”價值論為依據，認為其投入的資本，包括用于購買生產資料的部分，都創造價值，工資是勞動這個要素創造的全部價值；而賣者是依據勞動價值論，認為資本不論表現為生產資料還是支付的工資，其價值都是既定的，只能將既定價值轉移到新產品或服務上，不能創造新的價值，新價值都是由勞動力的使用所創造的，因此，按等價交換原則，他們有權要求自己勞動所創造的全部價值歸自己所有，但由于生產的支配者是資本所有者，仍要由資本所有者以工資的形式支付給他們。這樣，工資的量就成為矛盾的焦點。爭取提高工資，也就成為聯合起來的勞動者組織永恒的任務。從19世紀初私有企業的工會直到今天西方國家全國性的工會，都把提高工資作為基本任務，也正因此，工會才成為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組織形式。

縮短工時和減輕勞動強度，也是勞動者依據勞動力所有權生展開的爭取其利益的斗爭，這也是在聯合起來的組織形式中才能進行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系統考察了以英國為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圍繞勞動立法中工作日的斗爭，說明了縮短工時的艱難過程，勞動法和工廠法對工作日的規定，從15小時到10小時，經過了幾個世紀，其間不僅有反復，還有資本所有者對付工人的各種花樣：當法律規定了最高工作日的時候，他們就用降低工資和增加勞動強度的方式來補償其“損失”。馬克思指出：工人“只要還有一塊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決不罷休。為了“抵御”折磨他們的毒蛇，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一起，作為一個階級來強行爭得一項國家法律，一個強有力的社會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過自愿與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和后代賣出去送死和受奴役。從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樸素的大憲章，代替了“不可剝奪的人權”這種冠冕堂皇的條目，這個“大憲章”終于明確地規定了，工人出賣的時間何時結束，屬于工人自己的時間何時開始。多么大的變化啊!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334-3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他在這里所說的“大憲章”，是指1866年9月初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工人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建議通過立法手續把工作日限制為8小時。這是工人的“大憲章”，自此以后，也就成為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斗爭的目標，并于20世紀陸續由各國的法律所認可。

幾百年來，圍繞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減輕勞動強度，以及改善勞動條件等，雇傭勞動者聯合起來進行了無數次斗爭，付出了沉痛的代價，才逐步在法律上和經濟上爭得了勞動力所有權應得的部分利益。當我們看到今天西方國家雇傭勞動者的高額工資和每周40至35小時工作日的時候，不要以為這是——如一些人所說——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它不是資本統治的恩賜，而是幾百年雇傭勞動者聯合斗爭的結果，也是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內容。在此基礎上，勞動者的聯合，還迫使資本統治者不得不在社會保障等方面讓步，從而營造了現代西方國家雇傭勞動者相對好一些的生存條件。并為落后國家雇傭勞動者的聯合斗爭，提供了必要的借鑒和啟示。

3爭取公民權和勞動力所有權

派生的民主權較高的工資收入，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民主和自由、人權等，是現代西方國家令落后國家勞動者羨慕之處，也是工業文明時代人類的真正進步——人性升華的具體表現。這里，具有導引性的，就是民主。資本主義思想家往往將民主說成是資本主義特有的內容，并以此來攻擊社會主義是“專制”。

對此，必須加以分析。現在通行于西方國家的民主，包括普選、言論自由、結社、集會、示威等等，都是民主權的體現，由民主權所具體化的這些權利體系，構成民主政治制度，其更具體的形式還有議會制、“三權分立”等立法、司法、行政系統。

現代西方的民主制是資本主義特有的內容嗎?

當然，當西方國家仍處于封建領主制和君主專制時期，那些早期的資本主義思想家確曾提出民主、平等、自由等口號，用以批判封建領主制和君主專制并號召民眾推翻舊制度。資產階級確立其統治地位以后，也采取了所謂的“民主制”。但這是“股東會式的民主”，即只有資本所有者和少數富人(貴族、官僚等)擁有民主權，并按其財產的數量來界定其權能。這是資本所有者的寡頭政治制度，是“財主”或“資主”，而非以人為本位的民主。直到20世紀中期，大多數國家都有對選舉權、公民權等的財產數量限制。正是這種限制，保證了國家政權得以掌握在大資本財團手里，并根據其對資本的所有權來立法、司法和行政。

普選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才在西方國家陸續確立，不僅普通勞動者，而且婦女也獲得了選舉權。而從19世紀初開始，一百多年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是爭取普選權與其他民主權的斗爭過程，現行的民主權，正是這長期斗爭的結果。其實質是素質技能不斷提高的勞動者依據人身權和勞動力所有權，所爭得的保證其勞動力所有權的政治權利。與資本主義的民主權不同，勞動力所有權主體以其聯合所爭得的民主權，是以人為本位的。雖然它在今天的西方國家仍處于政治權利矛盾體系中的次要方面，但其作用卻是日益明顯的。至此，西方國家才有了普遍的公民權，其市民社會也轉入公民社會。確立了普遍的公民權后，勞動者爭取民主權的斗爭就有了更為基本的依據，其進程也日益加快，并取得顯著成果。

政治權利是經濟權利的表現和保證。資本雇傭勞動制以前的各階級社會，勞動者沒有公民權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因此，也沒有政治權利。政治權利握在擁有生產資料和勞動者人身所有權的奴隸主、封建領主、官僚地主手里。資本雇傭勞動制的形成，使勞動者逐步確立了其勞動力所有權，也正是在運用這個權利，聯合起來爭取其利益的斗爭中，他們意識到民主權的重要，并將爭取民主權作為斗爭的目標之一。

從19世紀英國的“憲章運動”開始，西方國家的雇傭勞動者，進行了不屈不撓的爭取民主權的斗爭。與之同步進行的，還有“婦女解放”或“女權運動”——從將婦女排斥于公民權和政治權利之外這一點看，資本統治在政治上實際承繼了封建專制，不過是以資本寡頭專制代替了領主專制。

與爭取勞動力所有權利益的經濟斗爭不同，爭取民主權的政治斗爭，在開始以后相當一段時間是“非法”的。因為法律并未規定勞動者的民主權，他們的言論、結社、集會、示威等，都得不到法律保護，而且要隨時受到迫害和鎮壓。勞動者的政治組織長期處于“地下”狀態，是“非法”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可以任意捉捕其組織者，鎮壓其組織的集會和示威活動。這在19世紀到20世紀的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即令進入21世紀，雖然西方國家的勞動者已擁有了法定民主權，但在世界上相當多的國家，勞動者的民主權依然沒有落實，他們的選舉權、言論自由權、結社權、集會權、示威權等，依然沒有法律保證，他們的政治組織，甚至工會等，仍被統治者宣布為“非法”，并任意取締和鎮壓。

從勞動者爭取民主權的歷史進程和現實狀況，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民主，既不是少數官僚“為民做主”，更不是他們“請民做主”，而是勞動者從其主體意識出發，依據勞動力所有權而展開的爭取政治權利的斗爭；民主，就是作為民的勞動者爭取成為社會主體的政治意識和行為，進而集合為民主權，并以民主權爭取保證其主體地位的過程。

爭取和保證民主權的斗爭，是貫徹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主線，不僅在制度化以前是如此，制度化以后也是如此。在勞動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前，這種斗爭主要是依據勞動力所有權而展開的，是針對“股份公司式”的財主和資主的，或者是針對更為落后的封建和官僚專制的。民主權的爭得，又會促進運動的發展壯大，并擴展為爭取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斗爭，由此建立公有制。在公有制中，勞動者的勞動力所有權是基本權利，并派生對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這兩個所有權又成為民主權的基礎，由此建立民主勞動制。

民主勞動制下的勞動者民主權是比資本雇傭勞動制度下的民主權更為充分的，這不僅在于它以公民權和勞動力、生產資料兩個所有權為根據，而且在于有一系列的法權規范和法制保證。然而，這并不等于說民主制下就沒有爭取和保證民主權的斗爭。那種利用國家公共權利機構來謀取私利，即將民主權和所有權集合而成的公共權利視為其個人權利的少數“公仆”，是民主勞動制的內在危害，也是對民主權的侵害。對此，勞動者依然要根據其勞動力所有權這個根本權利，及其派生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民主權，與侵害其權利的個人和行為進行斗爭，由此而強化和保證民主權。這是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在制度化以后的主要內容。

4工會與政黨

勞動社會主義運動是組織起來的勞動者爭取并保證其社會主體地位的社會運動，組織是聯合的形式，也是運動得以發展的內在機制。工會和政黨，是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組織形式。工會側重于經濟，政黨側重于政治，二者又內在統一，相互呼應和制約。

工會和政黨是商品經濟和公民社會的權利關系的體現，它們出現于資本雇傭勞動制確立以后，在以前的產品經濟和特權專制社會，雖然也有諸如宗教、幫會等民間組織，但它們不是以平等的權利為基礎，也不是為爭取勞動者的總體利益和發展為宗旨的，或是統治階級控制民眾的一種方式，或是民間的自我保護的形式。只有確立了人身權、公民權、所有權，才能形成合法的勞動者聯合組織。這些權利既是勞動者聯合斗爭的成果，又是進一步斗爭的依據。

工會是勞動者以其勞動力所有權為根據，主要從出賣勞動力使用權所引發的價格、勞動時間和強度、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爭取和保證勞動者利益的組織。

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之初，曾嚴格禁止工人組織工會，1800年英國頒布實施的《結社法》明確規定：“只因請求變更法定工資和減少工作時間而組織團體或妨害他人的勞動的，以違法論處。”此法受到工人聯合的抵制，許多工人不顧違法，堅持組織工會，迫使議會于1824年廢除該法，并原則上承認了工人的結社權，1857年英國議會通過的《傷害法》，承認工人為工資率而與業主談判或和平地勸說他人停止工作，可以不作為傷害罪，但該法禁止破壞契約或引誘他人破壞契約。1871年英國議會通過《工會法》，規定工會不能因限制了行業活動而被視為非法。1876年英國議會又通過了《工會法修正案》，明確承認工人的結社權。法國到1884年才制定《工會法》，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的自由。德國則是1899年才廢止關于同盟罷工的懲罰，奧地利情況基本與德國相同。

從工會合法性的承認過程，可以看到，幾乎整整一個世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雇傭勞動者，經過多么艱難的斗爭，才爭得了這個組織和參加維護勞動力所有權主體經濟利益組織的合法權利。到20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各國都已承認工會的合法性，包括巴西等落后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以立法形式認可了工會組織。此后的資本主義國家關于工會和勞動的立法，進一步承認工會有代表其會員與資方進行關于工資、工傷、勞動條件、職業培訓、社會保障等多方面利益談判的權利，以及組織罷工的合法性。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立法中，幾乎都承認工會有代表職工與雇主或雇主組織進行集體談判，并簽訂集體合同的權利，并規定了集體合同的簽訂程序，集體合同的形式和內容、有效期限、適用范圍，以及破壞集體合同的責任等。瑞典更實行了一種包括全部工業在內的全國性合同。集體合同作為工會與資方簽訂的有關工資、勞保、培訓、社會保障、爭議的契約，表明工會組織實際上已經集合了勞動力所有權所派生的占有權。這與股份公司所集合的資本所有權派生的占有權是對應的。

勞動力占有權經工會以集體合同方式的行使，無疑強化了勞動力所有權。當個體勞動者向資本家出賣其勞動力使用權時，勞動力所有權的占有權能體現于他是否出賣或出賣的價格上，但個體的力量太小，加上出賣者相互間的競爭，使勞動者個體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工會將個體勞動者的勞動力的所有權的占有權能集中起來，就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并具有集體力的占有權，這樣，不僅可以避免勞動者的相互競爭，還使勞動者總體在談判中爭取有利地位，特別是在罷工等方面，會給資本家以巨大壓力。20世紀，特別是其后半葉，工會在行使勞動力占有權中發揮了明顯的效力，幾乎西方國家在工資、工傷、勞動保護、職業培訓、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的改進，都與工會組織的作用有直接關系，這同時也是勞動力所有權個體利益的體現。

曼德爾在其《權力與貨幣》一書中，引述了罕麗達·羅蘭——霍爾斯特關于無產階級組織的論述：現代無產階級的一切力量和一切自信都建立在組織的基礎上。組織所給予現代無產階級的，正如武器給予封建貴族的，金錢給予資產階級的，是抵抗的能力、驕傲和尊嚴。一個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是地球上最虛弱的生物；他在任何一次威脅面前戰栗；對外人的依附感經常地侵蝕著他的道德，使他怯懦和卑躬屈膝。

組織不但教育無產階級學習階級斗爭，而且教育它學習整個社會生活。在組織中它學會了怎樣統治它自己。引自曼德爾《權力與貨幣》，第77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正是工會組織所集合并集中行使的勞動力占有權，使勞動力所有權得以確立并強化。當勞動者不是個體，而是集體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使用權時，不僅形成了在市場上的集體力——它甚至能達到某種程度的壟斷，而且可以由專門的組織者和法律顧問更為專業、有效地運用這種集體力，依法爭取和保護勞動者個體的利益。

工會的形成與發展，是由代表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發起，經過艱難的動員和組織，先從某幾個企業工會向地區性、行業性工會擴張，又在地區性、行業性工會指導和幫助下成立普遍性企業工會，進而是全國性和國際性工會，由此工會運動大普及，幾乎所有企業，以至事業和政府機構的公務員，但凡有雇傭關系的單位，都成立了工會。

很明顯，地區性和行業性工會比單個企業的工會更有利于爭取和保證勞動者的利益，通過有組織的斗爭，可以迫使資本所有者做出更多的讓步。地區性和行業性工會，已經有一些專門從事組織的負責人，他們從思想和法律，再到斗爭策略的探討，使工會逐步成為一個社會機構，并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文化功能。不僅代表雇傭勞動者與資本所有者交涉經濟方面的權益，還負有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職責，同時也為政黨的形成準備了經驗和人才。

全國性的工會，是在19世紀中、后期出現的，德國、法國、英國及美國，相繼在地區性和行業性工會的基礎上，成立了全國性工會聯合會，并制定了相應的綱領和策略。以全國性的工會為前提，西方國家還成立了國際性的工會，以協調總體斗爭。到20世紀，這些國際性的工會受各種原因的制約，終止了活動，但并非國際性的聯合也由此終結，而是在更高的層次上，即政黨的國際聯合中得以發展。

政黨是在工會發展基礎上的升華，是更為密切的聯合。從法理上講，工會與政黨都是公民結社權的體現，但由于資本統治的限制，雇傭勞動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是沒有公民身份的，因而，也不具備結社權，不僅政黨，連工會都是非法的。但資本統治對工會的鎮壓遠比政黨為輕，由于工會的斗爭主要體現于與個別資本所有者的經濟矛盾上，因此，除非造成大的動亂，代表資本統治的政府對其限制和鎮壓并不嚴厲，這是工會先于政黨，并成為政黨的歷史前提的原因。

雇傭勞動者或無產階級政黨的成立是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為理論基礎的。《宣言》論證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和法權依據，提出“共產主義”為無產階級政黨的主義，從對資本雇傭勞動制的矛盾演化中指出共產主義的必然性：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并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末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②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3頁，第28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宣言》在結束時，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②雇傭勞動者的政治組織，大體上在19世紀中期就已形成，但大都是秘密的，隨時都有可能遭到鎮壓。除外部環境的惡劣外，雇傭勞動者素質技能的低下，特別是其文化精神素質較低，加之組織的指導思想不明確和組織程度不夠，以及策略上的問題，其發展是很慢的，是雇傭勞動者政黨的初級形式。《共產黨宣言》提出了明確系統的指導思想，是原則性綱領。它的發表及一批無產階級政治活動家在馬克思、恩格斯指導下的努力工作，促使雇傭勞動者的政黨逐步成熟。1869年，在全德工人聯合會的基礎上，成立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1875年又由拉薩爾派和艾森納赫派聯合，成立了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1890年改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這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導下的無產階級政黨，它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際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堅。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帶動下，丹麥社會民主黨于1871年成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于1879年成立，英國工黨于1900年成立。

無產階級政黨的成立，使勞動社會主義運動上升至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標志，在于明確的政治綱領，即爭取社會制度的變革。社會制度的變革，關鍵在于爭得政治上的民主權，并建立民主制。

政黨是比工會更為緊密的組織，為實踐其政治綱領，就要建立相應的機構，并制定紀律，這使其活動更加有效率。而以工會為基礎建立的政黨，又成了工會的核心和指導者，其黨員也就成了工會的的組織者和骨干。由此，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結合起來，對資本統治的威脅也越來越大。資產階級在利用其政治權力鎮壓無產階級政黨的同時，也以各種方式聯合起來，包括“雇主聯合會”及其合法的政黨。兩大階級的矛盾和沖突日益尖銳。

也正是在雇傭勞動者以工會和政黨的聯合壯大其勢力，并有效地進行社會變革的時候，20世紀初，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政黨卻發生了分裂。從總體上看，這種分裂在于斗爭的綱領，一派主張革命，另一派主張改良。前者以共產黨為主，后者以社會民主黨為主。20世紀的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就是在這兩大派的矛盾和并不密切的合作中展開的。到20世紀末，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政黨已有二三百個，遍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曾是其附屬國、殖民地的各個國家，帶領全世界的勞動者展開了與資本統治及封建領主、集權官僚地主的階級斗爭。20世紀人類的進步，實質上就是由這些政黨所領導的勞動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所促成的。而如何以統一的思想使全世界的勞動社會主義政黨聯合起來，存小異求大同，則是21世紀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主題之一。

5改良與革命：運動的一致性

20世紀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主要教訓，就在于不能完全充分貫徹《共產黨宣言》所號召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大原則，因黨的領導人在理念和綱領上的分歧，導致黨的分裂，從而不能在運動中密切聯合，統一行動，由此分散了力量，未能取得應有的制度變革成果。造成分歧和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一點，還在于未能明確和堅持勞動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原則致使本來策略層面的分歧或差異，造成綱領甚至運動性質上的分裂。

我們這里通過對一個多世紀的勞動社會主義運動進行經驗總結，在堅持本質和原則的前提下，探討運動的一致性及求大同存小異，實現全世界勞動者大聯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必然性。

改良與革命的分歧，最先出自德國社會民主黨內，而且是由主張改良的伯恩斯坦挑明的，他在《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公開提出要把社會民主黨變成“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的黨”。此論引發了論爭，李卜克內西等左派堅持革命，考茨基則力圖折衷。這種爭論后來擴展到第二國際，列寧從俄國的實際出發，強調武裝革命，并逐漸成為革命的領袖，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列寧主義成為革命的指導思想。而改良派(考茨基也加入)則攻擊列寧和俄國革命，導致第二國際的大分裂，列寧及其擁護者將黨的名稱改為“共產黨”，并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推行武裝革命路線，而改良派更加明確地主張“議會道路”。由此展開了20世紀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兩條路線。

革命派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一是俄國革命及隨后蘇聯工業化的成功，并在反擊德意法西斯侵略戰爭后將革命政權擴展至東歐各國；二是中國革命的勝利。三是受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影響，全世界掀起了以社會主義為旗號的革命運動，包括民族解放斗爭。革命的共產黨或工人黨、勞動黨以武裝斗爭在十幾個國家奪取并執掌政權，并在世界各國都建立了政黨，甚至有的國家還成立了革命政黨領導的武裝。

改良派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在于聯合勞動者，通過合法的手段，為勞動者爭取經濟利益，在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減少勞動強度、完善勞動保護，以及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發展公費教育等各方面迫使資本統治做出讓步，從而取得了西方國家在經濟上的實質性進步。與此同時，爭得了勞動者的民主權，使社會主義政黨合法化，并通過選舉擴大了自己的政治勢力，西方大多數國家的社會民主黨都在議會中占有明顯優勢，或上臺執政，或作為最大的在野黨制約政府。政治上的成就與經濟上的成就是相呼應的，正是明確了為勞動者爭經濟利益這一方針，才得到勞動者在政治上的支持；而政治斗爭的成就，又是實現經濟利益的必要手段。西方國家在20世紀政治上的進步，其主導力量就在于此。也是在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作用下，西方各國被迫改變了其殖民地政策，與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爭相呼應，促進了民族獨立。

改良派與革命派在理論上的分歧是明顯的，這限制了他們在社會變革中的合作，但在具體的斗爭中，也有局部的合作，比如西歐各國的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經常聯合執政，或在重大問題上，特別是有關勞動者利益問題上，都是聯合行動的。也正是這種聯合，才使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

西方國家的變革，改良派是主導，但在全世界范圍內，革命派曾一度起主導作用，它不僅從總體上給西方國家的改良派以支持，而且也得到改良派在其作用范圍內的實際支持。這是一個并不公開的統一陣線。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直至20世紀60年代，這實質性的統一陣線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機制。西方國家在民主、自由、人權、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進步，如果沒有蘇聯、中國等初級公有制和民主制優越性對西方國家勞動者的感召與鼓舞，及其對資本統治的巨大壓力，是很難實現的。而社會民主黨執政或在野期間對附屬國和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也是20世紀后半葉這些國家擺脫殖民統治，并推翻其本國反動勢力的必要外部條件。

然而，20世紀革命派與改良派的理論分歧，及其導致的分裂造成的損失，遠遠超過了其統一陣線所取得的成就。我不時做這樣的設想，如果沒有20世紀初第二國際的分裂和60年代的中、蘇分裂，那么，進入21世紀的地球很有可能已是勞動者為社會主體的世界。不過，這種設想只能是一種愿望——人類不能再退回20世紀，而只能寄托于21世紀。

勞動社會主義運動是全人類的總體社會變革，它在不同國家和民族也必然采取不同的形式，這是國家和民族的特殊性決定的。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歷史上已有的幾次大變革，特別是資本雇傭勞動制取代封建領主制的變革中得到佐證，不用說日本這亞洲小島以“明治維新”實行君主專制統馭下的壟斷資本和軍國主義與西歐各國的差別，就是英、法、德、意等西歐諸國，其變革的形式及時間等，也都有很大差異。但這些差異并不表明變革的目標和一般性質是不同的，恰恰是由于這些差異，才構成了近代史上的一次次大的變革。不論是英國的資本所有者，還是法國或德國的資本所有者，都沒有理由說自己是典型的資本主義者，并指責他國的資本雇傭勞動制是“冒牌”的，是“修正主義”的等等。

比起資本主義者來說，勞動社會主義者更應明確并堅信：在主義的本質和原則一致的大前提下，各國、各民族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特殊形式是不同的，也應該是不同的。如果都按某一國家或民族的模式進行變革，不僅沒有實際的可行性，理論上也是錯誤的。我們應當承認差異，也要堅持總體的一般性，辯證地處理好理論的一般與特殊，根據本國本民族的實際情況，制訂切實可行的運動路線和策略，而且要理解別國同志的運動路線和策略，互相支持。

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總體性質，是社會變革，是人性升華，也就是革命。不僅社會關系及其制度要革命，每個人也都要革命。革命就是根本性的質變。但質變是由量變積累而成，改良作為一種量變的進程，實為質變的內容和過程。不可能有沒有量變的質變。包括俄國的“十月革命”，也是其前幾十年量變積累的集中體現，而且奪取政權后依然要繼續量變。中國革命最明顯地表明了量變與質變的辯證關系，幾十年的艱苦斗爭，清楚地記載著量變的進程。新中國的成立，不過是這些量變積累的成果，而其后的量變仍在繼續。

不能將革命等同于質變，并據此否認量變。“十月革命”絕非1917年11月17日一天起始并結束的。武裝斗爭比議會道路更加殘酷，但也是一個量變的過程。西歐諸國的社會民主黨人以議會道路“和平演變”資本雇傭勞動制度，不斷地以量的積累擴大勞動者權利，提高其素質技能，強化其聯合，這本身就是在進行革命。而他們之所以不能采取武裝斗爭的方式奪取政權，是其具體的階級關系、勞動者的權利——確立了勞動力所有權并爭得一定民主權，可以運用這些權利爭取利益，而這是中國、俄國的勞動者所不具備的——由其素質技能，甚至其國家的大小、地理條件等決定的。不能因此指責其不革命。應當指責或批評的，只是這些國家某些社會主義者看不到改良應包含的革命性質，并滿足于改良的量變成果，放棄革命的總目標，因此，當量變積累已經成熟時，也不能采取質變的方式，從而延滯了革命。

雖然因分歧和分裂而延滯了革命，但20世紀浩浩蕩蕩的勞動社會主義運動仍極大地促進了歷史的進步。勞動者素質技能及其社會地位的提高，是社會變革和人性升華的具體表現，而且這在人類總體歷史上是剛性的，21世紀的勞動社會主義運動，也就以此為起點。只要我們處理好改良與革命的辯證關系，勞動社會主義的制度化就是必然的。

6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制度化：以法律規定和保障運動成果

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革命階段，或者說其質變的標志，就是制度的變革，即將量變進程所累積的成果，上升到質變，以法律規定下來，并以政權和法制保障其實現。從社會矛盾的角度說，量變或改良過程中，勞動社會主義的勢力雖在增長，但仍處次要方面，達到質變或革命階段后，則上升為主要方面。由此，成為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的主導，并將勞動者所爭得的權利以法律明確規定，由此改變社會關系。

社會制度并不是先驗的，也不是脫離現實中生活的人存在的，而是現實中生活的人在社會生活中的人格、權利、地位及其關系的法律界定和保證。歷來的統治階級，從奴隸主、封建領主、官僚地主到資本所有者，都不承認這一點，而是將社會制度歸因于神、上帝、天命和“自然規律”，并以這些先驗的、外在于人的、人力不能控制的力量，界定了人的權利和地位，也界定了他們的統治。蘇聯教科書由于堅持其唯物主義哲學觀念，其“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述中也將社會制度說成處在于人的，或不以人為主體的“客觀規律”的表現，是對所有人的外在制約。制度是先于人的，決定性的，人只是制度、社會關系的“填充物”。

勞動社會主義必須批判和克服舊的制度觀，從人生和社會關系中探求制度的性質和根據，進而明確制度變革的途徑。

制度作為以法律界定的權利體系，根據在于社會矛盾勢力的對比與較量。資產階級以前的統治階級，之所以能掌握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對勞動者人身(包括其勞動力)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并不在于他們代表著神和上帝、天命，而在于他們具有暴力和欺騙的素質能力，并認識到聯合的重要性，當他們將個體所具有的素質能力集合起來，并強使豪奪民眾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力，這種力與勞動者個體分散的力相比，無疑占有明顯的優勢。他們就利用這個優勢，將其地位以法律固定下來，并規定了使之有效聯合的法規和秩序，以此來保持其在社會矛盾中的優勢。同時，還以法律界定了勞動者的地位，限制其聯合，以政策來阻、隔、抑、壓，使之處于分散、孤立狀態。這樣，勞動者的人數雖然多，但形不成合力，因此也就在社會矛盾中處于劣勢。

統治階級的地位是以相應的權利規定并保證的，勞動者的地位也表現于其沒有或少有權利上。勞動者權利的根據，只能是其自身的素質技能，即勞動力，經過幾千年的緩慢提高和不懈的斗爭，到資本雇傭勞動制度下，才爭得法律認可的人身權、公民權、勞動力所有權及其派生的民主權。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就是擁有這些權利的勞動者聯合起來，爭取并保證其利益，進而擴大自己權利的社會變革運動。

如果是在發達的資本雇傭勞動社會，勞動社會主義運動所要爭取的新權利，主要就是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當勞動者不僅擁有人身權、公民權和勞動力所有權，而且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并在這些權利基礎上派生民主權的時候，他們的社會主體地位就已經確立。這看起來簡單的權利增加，恰是革命性的變革，也是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制度化的基本。它不僅使勞動者個人多了一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更在于它使勞動者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必再因為沒有生產資料而不能自主勞動，只得將勞動力使用權作為商品出賣給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資產階級，并受他們的支配；而勞動者所擁有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又不是獨立的手工勞動的工具和小塊土地，而是整體的機器設備的一部分，他們并不能單獨使用其所有的那部分生產資料進行勞動，生產資料的整體性要求對其總體的占有，這就要求分散、個別的所有權派生出占有權，并集合起來行使；資本雇傭勞動制度下勞動者的民主權，只是由其人身權、公民權和勞動力所有權派生，當他們擁有了生產資料所有權，并綜合已有權利派生出民主權時，不僅使民主權的內涵增加，也使民主權的對立面發生變化，即不再是資主權或財主權，而是行使其民主權和勞動力、生產資料占有權的公共權利機構。

在中國這樣的資本雇傭勞動制度不發達的國家中，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制度化，更要明確勞動者的人身權、公民權、勞動力所有權、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民主權，但因勞動者素質技能相對較低，以及舊勢力舊文化的存在，實行起來困難會更大。

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制度化，有一個關鍵性環節就是奪取政權，這是勞動者成為社會主體，其聯合的勢力成為社會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標志，也是規定其權利和地位的社會機制。“政權”，是集合起來的總體政治權力，它以國家機構為載體，是統治階級行使其權利和意志的工具。奪取政權，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炸毀”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國家機器。這個新國家機器，不僅其執掌者是新的階級，而且它的構成及運行機制，也有質的變化。它以集合起來的總體政治權力，摧毀舊的統治勢力，其核心就是廢除舊的法權體系，建立新的法權體系，并以法制來保證，以政策來推行并落實這個法權體系。

從基本權利而言，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就是不斷地運用民主權爭取、鞏固和提高勞動者的勞動力所有權，進而強化、擴大民主權，爭取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過程。當勞動者的素質技能和社會地位逐步提高，并在聯合中形成一股強大的變革勢力，這個勢力又足以在斗爭中勝過舊統治勢力的時候，經過關鍵性的“決戰”——可以是武裝的，也可以是和平的——而奪得政權以后，就應當把運動中作為斗爭綱領的內容，根據實際情況，以立法權規定于憲法和一系列法律中，并以執法、司法、行政等公共權利機構予以貫徹實施。

這個新法權體系，核心在于規定勞動者的民主權和勞動力所有及和對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以民主權和所有權為基本，派生一系列公共權利和個人權利。界定、規范這些權利的關系，明確與權利相對應的義務和職責，進而，根據公共權利設置相應的機構，行使這些權利，并規定勞動者個人對行使公共權利機構及其負責人的批評監督和獎懲權。這些權利，既可以由勞動者個人行使，又應通過立法、執法、司法等公共權利機構來行使。

由于社會關系的錯綜復雜，以及個體與總體權利的多層次，勞動社會主義制度的法權體系及其相應的權利主體、機構也應有其層次和系統。這個系統不論多么復雜，其核心和基本都是勞動者的個人所有權和民主權，只要明確并堅持這一點，勞動社會主義制度就可以建立，并在發展中不斷改革、完善。

勞動社會主義制度集中表現為公有制和民主制，這是勞動者個人所有權和民主權的要求和實現形式，其法權體系也以公有制和民主制為主干。建立、發展公有制與民主制，是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及其提高的保證，并據此而促進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只有在此基礎上，才有生產力的發展，才談得上經濟建設。也就是說，經濟建設與生產力的發展，必須是以制度建設及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的實現和素質技能的提高為根據。制度建設是本，經濟建設是標。本固標立，本生標長。

7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在制度化條件下的繼續

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并不是把制度化作為目的，也并不因為建立了公有制和民主制就結束了運動。與歷史上曾有過的社會變革運動不同，勞動社會主義運動不是為少數人謀利益，以新的階級統治取代舊的階級統治，而是消滅階級，實現人性的升華。對于歷史上謀求統治而進行社會變革的階級來說，奪取政權，建立其統治的社會制度，就已經完成了變革，之后就是如何鞏固和擴大既得權利和利益，繼續其統治。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則以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和社會主體地位的實現為目的，制度的建立只是其關鍵性的階段，建立后的制度，還要不斷地改革和完善，以克服因制度自身的矛盾與缺陷而對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的侵害，并不斷強化和提升勞動者的權利，保證勞動者素質技能的不斷提高。

無庸否認，一部分受舊統治階級意識影響的人，在參加勞動社會主義運動時，就曾抱有“打天下，坐江山”，謀求個人私利的意圖，奪取政權以后，他們會利用自己在公共權利機構中的職位，謀取私利。而更多的人，則把現有的公共權利看成個人的權利，雖然不犯法違紀，但卻會反對改革這既定的權利體系，甚至謀求以各種方式，將自己的權利傳給子孫。中國文化大革命初期某些高官子弟鼓吹“血統論”，喊出“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口號，試圖將其父輩的地位作為遺產由他們壟斷，以及文化大革命后種種樣樣猖狂的以其長輩之權謀私行為，充分表明了這一點。這是比集權官僚還落后的封建領主意識的表現。它在中國的負作用，是相當明顯的。

這種利用職務謀取私利的行為，是民主法制不健全的表現，也是公有制中所有權與占有權矛盾的表現。勞動力的所有權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歸勞動者個人，但由于社會化大生產，這兩種所有權又必須派生并集合為占有權，由相應的公共機構行使，派生并控制經營權、收益權等。為了監督占有權行使機構和經營權行使者，以及保證社會生活的秩序，要設立執法權、司法權的行使機構，以及管理社會生活的行政權行使機構。這些機構都是公共權利行使的工具或手段，而非權利主體，是由權利主體的勞動者或公民個人權利派生并集合的公共權利的行使機構。從法理上講，這些機構是受權利主體控制和監督的，但由于公共權利形成以后具有相對獨立性，而行使公共權利機構中的負責人又有可能利用該機構的特點，以舊的統治階級意識和統治術將公共權利機構變成不受權利主體控制，甚至控制權利主體的機構，而他們本人則成為公共權利的主體，不僅以權謀私，更有可能改變公有制和全部社會制度的性質。蘇聯的劇變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而中國陳良宇所暴露的集團之所作所為也正在證明這一點。這是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制度化后最大的危險，也是制度化后勞動社會主義運動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對此，馬克思早就有所預見，在《法蘭西內戰》一書里，他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指出：當階級統治的這一種形式被破壞后，行政權、國家政府機器就變成了革命所要打擊的、最大的、惟一的對象了。馬克思：《法蘭西內戰》，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他認為，如果僅僅是奪取國家政權，并保留國家政權的各種權能不予變革，那么，很有可能導致“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以致危害公有制經濟。為了防止和克服這種危險，就要改變國家政權的性質和權能。以民主的普選和相當于“熟練工人的收入”支付公職人員的報酬，這兩條巴黎公社創造的經驗是相當重要的。普選權已被應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選舉它們的行政的和創制法律的公職人員。從前有一種錯覺，以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職務，只能委托給一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即國家寄生蟲、高俸厚祿的阿諛之徒、閑職大員等高位權貴們，這個階層從群眾中吸取有教養的分子，并利用他們去反對居于等級社會下層的群眾自己。現在這種錯覺已經消除。徹底清除了國家等級制，以隨時可以罷免的勤務員來代替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們，以真正的負責制來代替虛偽的負責制，因為這些勤務員經常是在公共監督之下進行工作的。他們所得的報酬只相當于一個熟練工人的收入，每月十二鎊；……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馬克思不可能設想更為具體的措施，但他卻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也指出了公有制所面對的危險進而為我們提供了認識和解決公有制的矛盾原則。

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并不是在公有制中已不能存在的資產階級及其他舊的統治階級，而是那些在公共權利機構中的“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的現象。至于一些人所說的刑事犯罪分子、國內外反對新政權的人，是屬于由國家政權依法懲治者，對他們的懲治，是國家政權的職能。將這些人說成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甚至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就是對這些人的懲治，是轉移斗爭方向以至歪曲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反對民主制，擺脫民主權主體對國家政權及其權利機構的控制和監督制造理論依據。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只能是與公有制內在統一的民主制，是民主制決定了國家政權及其公共權利機構的性質，并制約它們的運行。

因此，當我們說制度化后勞動社會主義的繼續運動時，包括兩個內容，一是建立和健全民主制，明確規定勞動者的民主權及其行使的機制；二是充分發揮并強化勞動者的民主權，改革和完善民主制。

這在理論上說似乎簡單，但在實際上做起來卻有相當大的難度。任何社會變革運動都是有組織的，勞動社會主義運動也不例外，運動的組織要求一定的專門負責人，隨著組織的擴大，這些負責人數量也在增多。組織性要求一定的等級和指揮系統，這也就形成了某種準官僚的體制，特別是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的組織，其組織性更強，也有更嚴密的紀律和上下級關系。奪取政權以后，前一階段的準官僚體制也勢必被改造成新的公共權利機構，或者說，新的公共權利機構的負責人和骨干，要由準官僚來構成。這在形式上與“打天下，坐江山”有類似之處。

這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不能像無政府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從運動開始就不要組織和指揮系統，那樣，既不可能奪取政權，也不可能實現制度化。但無政府主義者所擔心的準官僚體制演變成官僚體制，進而形成官僚專制的危險又是存在的。蘇聯的劇變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目前嚴重的腐敗及官僚主義行為，也是由此引發的。也就是說，如果不徹底改造行政集權體制這個從舊制度傳統下來的體制，那么，它就有可能滋生出一批努力反對民主制，擺脫民主權主體控制、監督的新官僚，并成為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特殊的階層，壟斷公共權利，進而干擾、壓制勞動者的民主權，侵吞公共資財，乃至變公有制企業為其私有或由其控制的謀取私利、維護其特權地位的企業，以至取消勞動者的所有權。至此，勞動社會主義制度就會發生質變，變成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專制的制度。以專制保護腐敗和以腐敗維護專制，這二者是統一的，也是勞動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危險。

但又不能因為有這種危險性，就不展開運動，也不建立制度。人類就是在不斷矛盾，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中發展的。當年馬克思在與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論戰的時候，就已經遇到了這個問題，他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也是針對這個矛盾的解決原則。這是他對未來人類發展的極有見地的論證，也是我們今天依然要依循的原則。在馬克思的思想體系中，已經提出了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后“繼續革命”的觀點，也就是說，他已意識到在公有制建立以后，社會矛盾并不是自然消除，而應以革命的精神和無產階級專政即民主法制解決這個矛盾。

20世紀的歷史經驗，顯示了勞動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的矛盾及其危險。現在有人否認蘇聯、中國所建立的新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能成立的。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指導下進行的，所代表的是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這是無庸置疑的，不能因為革命的參加者并非純粹的產業工人，就否認其社會主義性質。特別是中國革命，其主體是農民，但農民也是勞動者，覺悟了的農民以勞動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革命，建立了初級的公有制和民主制，這不僅是中國的大進步，也是人類的大進步。

問題在于如何建立制度和如何改革、完善制度。對此，深諳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真諦的列寧和毛澤東都有所考慮。但列寧所能做的，只是在建政時強調原則，他沒有時間去做更多的事就與世長辭了。毛澤東在奪取政權前就反復強調“繼續革命”，但由于集權官僚制兩千多年的傳統，并受蘇聯模式的影響，新中國的政權體制依然是行政集權體制，按無產階級專政的要求仍存在很大缺陷，這是他所無力左右的，后來他努力以改革克服這個缺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他的偉大創舉，也是對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及人類進步最最重要的貢獻，其意義在未來的歷史進程中將不斷得以證明。但由于既得利益者勢力太大，以及所用“群眾運動”方式存在的問題，依然使缺陷延續下來。現在嚴重的腐敗及公有制經濟受到的巨大損害，正是制度建立時的缺陷膨脹的表現。

初級的勞動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了勞動者的所有權和民主權，但這是不充分，也未全面落實的。制度化后的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就是在已有的法律規定前提下，繼續堅持并發揚民主原則，提高勞動者的主體意識，強化他們的聯合，要發揮工會及其他勞動者的經濟組織，尤其是政黨在組織勞動者聯合方面的作用，集中行使其民主權，控制并監督公共權利機構及其公職人員，懲治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在此基礎上，根據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逐步改革和完善公有制與民主制，使勞動者的所有權與民主權進一步提高和落實；明確勞動者對公共權利機構選舉、控制、監督、懲處的機制；強化立法權的主導地位和作用，有效制約行使執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公有資產與資源占有權等機構；在明確各公共權利機構法權關系的同時，密切其相互協調；加強對公職人員的教育和培訓，確立公共機構負責人的選舉制與公務員的職業制，嚴肅其紀律。

勞動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的運動，集中體現于其制度和體制的改革，但又不局限于改革，而是持續不斷地發展進程。這樣，不僅能貫徹勞動社會主義的精神，又使社會充滿活力，由此促進人性的升華。

說明：該文系作者《勞動社會主義》一書的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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