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以勞動社會主義消除集權官僚制與官僚資本

　　中國，不僅是一個地域，更是在這個地域上生活的人及其社會關系的總體，是一個歷史，是一種文化的存在和演化。中國革命，就是生活著的中國人在矛盾斗爭中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能力、意識和社會關系的過程。其動因和動力，是占中國人絕大多數的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及其提高社會地位的要求和努力。中國革命開始于20世紀，它從屬于世界性的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同時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是人類歷史上最沉重、最深刻，從而也最曲折的革命。

　　1集權官僚制：中國社會特殊的本質規定

　　“中國”作為一個概念，是自1840年以后，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后，才逐步明確的。此前，雖也有“中國”一詞，但其含義并不是一個國家，周朝最早就有“中國”之稱，指京師，即周王朝所在地；后有指國中、內地，以及漢族地區等義。以“中國”標志一個國家，是從清王朝滅亡，“中華民國”成立才開始的，中國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當我們說“中國歷史”時，是以現代意義的中國為界定，來探討現代中國范圍內已有的人生及其社會關系總體的演變過程，目的是探尋現在活著的中國人的人生及其社會關系的總體矛盾。

　　受“歐洲中心論”影響，20世紀的中國思想界曾按“五大歷史階段”論，將秦漢至清的社會性質界定為“封建制度”，以此與歐洲同期(只是大致同期，歐洲的封建領主制從5世紀開始，晚于秦立國七個世紀)。這樣，當革命運動的領導者確定革命對象時，就把反對封建制度(主義)作為主要內容。然而，當我們切實研究中國歷史時，卻發現：秦漢以來兩千余年的中國，并不存在封建社會作為主要矛盾的領主與農奴，而是以官僚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為主要矛盾。對此，某些善于文字游戲的中國文人，做出了這樣的解釋：歐洲的歷史是“典型”，是一般，中國的歷史是“畸形”，是特殊。以“畸形”來說明中國兩千余年的社會制度和性質，不僅邏輯上能自圓其說，而且對現實中國的落后也可以充分地注釋。

　　以歐洲為中心規定人類歷史的一般性及其階段，本身就有明顯的缺陷。人類歷史的一般性是各民族、國家歷史的概括，而非某一地域某一民族幾個國家的歷史直接就是一般。在歷史的進程中，先進與落后在不同民族和國家是交替出現的，不能以某地某國現在的先進否認其曾有過的落后，更不能說現在先進國家的歷史就是一般，就是“典型”。

　　從“歐洲中心論”規定歷史一般性的階段，并以這種一般規定來演繹中國歷史，分析中國的現實，勢必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如果說在“救亡”為主要任務時，以“批判和推翻封建統治”為口號，尚無明顯妨礙，因為人們是將“封建統治”等同于絕對的壞，必須清除的惡，雖然概念不準確，但革命的對象還是明確的，即當政的統治者。但當奪取政權并著手新制度建設時，仍沿用這不準確的概念規定，就很容易出現失誤，特別是不能認識舊統治勢力的殘存與其特點，從而也就不能以相應的路線和策略克制它、消除它。

　　為此，我們以根據各民族、國家的特殊性做出的對人類歷史階段性的一般規定為前提，再來探討中國歷史的性質，規定中國革命對象。

　　如前所述(第一章)，中國在歷史上曾是相當先進的國家，因此，率先(三千余年前)從奴隸制轉變為封建農奴制，又在兩千多年前進入集權官僚制。而直到公元5世紀，歐洲才從奴隸制轉變為封建農奴制。

　　秦漢以來的中國社會，是集權官僚制社會，從政治而論，其主要特征就在集權和委官。所集之權，首先是政治權利，進而是土地所有權。以暴力奪取政權，由政權而控制土地所有權。所謂“打天下，坐江山”。政治權利是以各級行政機構組成金字塔形的官僚系統操縱并行使的。各級官員由以皇帝名義的中央政府委派，官職不得世襲，而是采取薦舉、科舉、軍功等方式遴選。各級官吏在遵循中央政府的統一號令下，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思想、價值觀、能力來處理政務。民眾被罩在這龐大而嚴密的官僚系統之中，沒有任何政治權利，只有無條件服從政治統治的義務。以政治的集權來保證對土地的所有權。土地的所有權屬于以皇帝為名義的國家，即整個官僚地主階級，任何一個官僚地主都沒有對土地的所有權，他們只擁有對皇帝以祿田、勛田名義配給，以及用掠奪、購買等方式兼并的土地占有權。此外，國家還以“均配土田”的方式，不定期地將非官僚地主占有的土地，按丁口(有時還包括耕牛)分配給農民，這樣，就形成一個擁有少量土地占有權的“自耕農”階級。那些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則以相當的剩余產品向官僚地主租其占有土地的使用權。

　　國家依據其對土地的所有權，向由所有權派生的占有權擁有者征稅。稅是農業生產的剩余產品，也是財政的主要來源。個體官僚地主除特殊情況，也要交土地占有稅，這主要來自其收取的地租中的一部分。

　　以稅收維系的集權官僚制，聚合了官僚地主階級，并保證了其個體利益。而制度對官僚腐敗的縱容和節制，又是其統治的特色。

　　集權官僚制是人類在農業文明條件下最為先進的制度。其先進性不僅表現在對統治階級從利益到意識的聚合，以及其內在的系統性上，更表現在它對勞動者的態度和統治方式上。

　　在一小塊歸自己占有或使用(租來的)的土地上，具有相對人身自由（他們的人身權名義上屬于皇帝，而不屬于任何領主）的農民，進行著自給自足的生產，這無疑要比封建領主制下的農奴更有生產的積極性，并有助于提高素質技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農民不僅有生產經營的相對獨立性，而且產品除交稅、租之外，歸自家消費，因此，生產的積極性也高，素質技能也得以提高——在手工勞動條件下，中國農民的技能是第一流的。但這種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又是保守的、局限的，在沒有外來的工業技術發明的情況下，中國農民并未從自己的勞動方式中產生工業技術的。他們在世代傳續的生產方式中，一代一代地繁衍著，在為官僚地主階級提供剩余產品的同時，也保持著剛夠維持簡單再生產的生活方式。

　　個體農民需要集權官僚制對其生產和生活的保護，使其免受外來侵擾，而個體的小農經濟，又為集權官僚制的統治提供了經濟條件。

　　集權官僚制是中國先進的農業文明的體現，也是保持中國農業文明長期領先于世界的制度。與中國相比，歐洲直到公元五世紀才進入封建領主制，而此時中國已廢除這個制度七八個世紀了。當十三四世紀歐洲各國的君主和先進思想家效仿中國的集權官僚制時，卻因其所倚重的商業資本在重商主義導引下轉化為工業資本而進入資本雇傭勞動制。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就是延續了兩千余年已經保守、腐朽、反動的集權官僚制及官僚統治在現代的變種——官僚資本。

　　2官僚資本——官僚統治在現代的變種

　　集權官僚制促成并維系了人類歷史上最大國度的先進農業文明，大一統的官僚統治與分散的小農經濟精妙地結合，使兩千多年的中國成為一個大戲臺，多少英雄豪杰，多少文官武將，多少才俊賢達，粉墨登場，演出了連環套的拿手戲!這些戲被漢字神奇地記載、流傳，至今仍有那么一批人在贊嘆不已!

　　然而，古中國的先進不僅是因為自己先進，更因為別國落后的比照。今天已知道自己是中國人的某些“文藝家”、“歷史學家”所熱炒熱賣的“康乾盛世”，不過是漢人臣服于滿洲人的暴力，滿洲人中的“先進”者明白了“以漢制漢”的絕招，在空前的文字獄和科舉納士的政策下，所導致的集權官僚制的回光返照!隨之而來的，就是它在外來資本勢力沖擊下的潰敗。

　　集權官僚制中處于統治地位的官僚地主階級，并未因外來資本的沖擊而滅亡，這個經悠久統治歷史形成深厚統治意識的階級，面對新形勢，找到了其雖不情愿，但又實用的自保之路——官僚資本和官僚資本主義。而官僚地主階級也由此而轉變為官僚資產階級。對外投靠強大的資本財團，對內殘酷鎮壓變革勢力。

　　如今被某些人宣傳為“中國現代化開山者”的李鴻章、張之洞等人，是這個主義的首倡者，也是中國官僚資本第一階段的代表。他們以“洋務派”為名，做出“開明”形象，試圖通過學習、利用西方先進技術而強大自己的勢力，爭取并鞏固在政治上的主導地位，并以“官辦”、“官督商辦”方式建立了一批工業企業，以為維護集權官僚制的經濟依據。第二階段以袁世凱及其余黨北洋軍閥為代表，其趁“辛亥革命”之機竊取政權，恃仗軍力，獨霸一方，為了增加實力，不僅以官辦形式投資經營企業，還由官僚私人辦企業，對外國資本的依附性和買辦性更為明顯。第三階段以蔣介石集團為代表，依美國大壟斷財團為靠山，達成短期形式上的“統一”，利用政權，發展官辦及私辦企業，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此為官僚資本的全盛期。

　　官僚資本統治，對內專制，對外賣國，致使國弱民貧。但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大潮也隨外國資本的入侵而涌入中國，毛澤東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革命，推翻蔣介石集團統治，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權。歷經半個多世紀，在曲折中生發起強大的勞動社會主義勢力，并處于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舊的官僚資本勢力并未徹底消失，依然以各種形式存在，作為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制約著中國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奪取政權后的中國革命，其對象依然是這股官僚資本勢力。

　　官僚資本形成的歷史根據，就是縱橫兩千余年的集權官僚制；官僚資產階級作為官僚資本的“人格化”存在，是官僚地主階級在現代的轉型。外部條件，或曰誘因，則是外國資本的入侵，它不僅對官僚地主階級的政治統治造成威脅，也使其經濟基礎受到動搖。與之相應，農民的反抗進一步加劇了危機。這迫使官僚地主階級改變其存在方式，一旦轉變完成，利用政權壟斷資本帶來的利益遠比固守土地所有權和占有權的利益大得多，于是就按官僚資本的邏輯演化下去，即通過強化專制來操縱國計民生，由此來繼續其統治。

　　官僚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全面承繼了官僚地主階級的專制，依然不給民眾任何政治權利，為了欺騙輿論——主要是向外國人表示其“開明”，也會雇傭一批文人寫些“民主”、“民權”之類言詞，并在無關緊要的環節做些“選舉”、“征求民意”的花樣，但在關鍵處都要緊密控制。其典型，就是1947年的“大選”，蔣介石光榮地當選為“總統”。

　　官僚資產階級與官僚地主階級的區別，主要表現在經濟上，它不再把目光主要盯在土地和收取租稅——當然對此并不放過，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資本化的工業和商業、金融業上，這些行業可以使其獲取更大的利益。他們以政治專制保證其壟斷地位，排擠、壓制私人資本，并通過為外國資本財團充當買辦，以政治權力為之推銷商品，出賣主權和資源，撈取大筆“回扣”。官僚資本主導的經濟，是道地的“漢奸經濟”，官僚資產階級也是不折不扣的“經濟漢奸”。他們攫取的物質財富，在短期內就迅速膨脹，幾乎全國的剩余勞動產品都集中于其手。而這些財富，又成為其鞏固政治專制的經濟基礎。

　　中國官僚資本的來源，或曰“原始積累”，與西方自由資本有質的區別。西方自由資本的“原始積累”，主要來源于重商主義政策所促成的商人資本和開明貴族財產的資本化。這個過程，明顯地表現出反對封建專制的歷史進步。商人的資本在向產業資本轉化的時候，已在經濟領域占主導地位，資產階級得以成熟，并要求掌握政治權利。開明貴族之“開明”，不僅在于將其財產資本化，更在于認可了自由競爭的原則，并協同商人資本家一起推進政治變革。商人資本和開明貴族是西方商品經濟和市民社會的主導者。而中國的官僚資本，其來源主要是其壟斷的政治權利，官僚們之所以要以政治權利占有財富，并投資于工、商、金融業，并不是要改變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是要維護集權官僚制，以攫取更多的剩余勞動產品來支撐其政治統治。因此，他們不可能像西方資產階級那樣要求民主，倡導自由，而是強化專制。他們是中國商品經濟和市民社會的主要反對者，也是歷史進步的主要障礙。對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來說，政治權利是其固有的，也是拼命要維持的，并要傳之于子孫萬代的——官僚資本甚至比舊式地主的土地占有權更有利于傳續于后代。

　　官僚資本的存在方式，一是官僚個人所有的資本，由其本人或親屬、親信經營；二是官僚資產階級以其政權所有的資本，表面上，它帶著“國有”、“公產”的形式，但除其資金來自國家財政外，其剩余價值的收益權，資本的支配權，都屬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獨裁者，并用于維護其專制統治和驕奢淫逸的消費。這兩種形式雖有一定區別，但有時界限并不清楚。官僚個人，特別是那些獨裁者，往往可以通過簡單的手續，就將“國有”的“公產”，劃歸其“私產”，或指派其子女、親屬、親信掌握“國有”、“官辦”企業，任意調用其資產。更為突出的，就是利用其控制財政、金融、社會保障的權力，大量侵吞“國產”“公產”。

　　官僚資本是在工業文明條件下形成的特殊經濟關系，它的主體并不是資本所有者，而是官僚，但官僚又擁有資本，更掌握著以國家名義存在的資本的支配權。官僚資本制度下，雇傭勞動者并沒有公民權和明確的勞動力所有權，也沒有由此派生的民主權。既不能平等地與勞動力使用權的購買者交換，也不能組織自己的工會和政黨，在政治上爭取其權利和利益。因此，他們很少提高和發揮素質技能的積極性。與之相應，官僚資產階級充當買辦和剝奪勞動者所得到的巨額財富，也主要不是用來擴大再生產，而是在肆意揮霍的同時，用于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政治權利。資本官僚化，從而阻抑經濟的發展。而其政治專制，往往更為嚴厲，鎮壓民眾的手段，也更加充分地利用“工業化”來武裝——這是官僚資本統治下工業化的主要表現。

　　3官文化與官僚資本主義

　　官文化是集權官僚制的建構和運行原則，是官僚地主階級利益和意識的集中體現，也是控制社會、統治民眾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作為其基本理論的儒家道統，以天命論為哲學前提，并由此而論證以皇帝——“天子”——為代表的集權官僚制的絕對合理性；以中庸之道為方法論原則，“執兩端用中于民”，即用“中”、“正”之道來統治民眾、管理社會，以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以“仁”（孔丘）和“理”（朱熹）分別為創始與全盛階段的核心范疇，圍繞這兩個核心有一系列的主體范疇和輔助范疇，全面系統地論證了集權官僚制的合理性和規范。儒家道統表現出充分的入世觀和實用性，強調其所提倡并指導的政治是“仁政”、“德政”，并堅持“德刑相配”。

　　在儒家道統的基礎上形成的官文化，是官與儒統一的。官為儒體，儒為官魂，或者說集權官僚制是儒家道統的本體，儒家道統是集權官僚制的精神；以“內圣外王”為主要特征，內圣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個層次構成，即如何掌握儒家道統的精神，外王由齊家、治國、平天下三個層次構成，是儒家的功用所在，事君而行“德政”；強調人治與“德刑相配”，兩手統治，相輔相成，人治又名“德治”，但卻以集合起來的國家暴力為基礎；人治的對象是人，治人者也是人，人如何治人，除治人者要持暴力外，就是要使被治者在知識上處于弱勢，為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條圣訓通行兩千余年，并創造出豐富而高超的愚民之術，其要點為惑、禁、隔、阻、壓，與牧羊無異。

　　官文化不僅是治民的，也是約束官的，為此，尊卑上下的等級觀念必不可少，官本位成了官文化的重要環節，也是“內圣”的要素；由官本位而生“官至尚”，這是官的價值觀，官是優于、高于民的，是特殊的種群，而在官內部，又要依官位而分高矮；官財一體，“千里做官只為財”，不論官本位，還是官至尚，都要歸于這個“財”字，由制度規定官的豐厚物質財富，并縱容他們以各種方式從民間斂財，以此保證官僚對制度的忠誠；官不能世襲，這是集權官僚制比封建領主制的大進步，為此，就要制定一套選官制度，從薦舉到科舉，其核心都是選擇一批“德才兼備”的領導干部，“德”即對制度的忠誠，“才”則是維護制度的能力，“學而優則仕”，教育的主旨即在于此；做官，只有“學”還是不夠的，必須去“求”，去鉆營，去逢迎；而當了官，又要會“為”官，處理好上下左右各種關系，這不僅可“為”，又可“升”官了。

　　以官本位和官至尚主導的官文化，內在的機制就在于求官和升官，除了皇帝，所有官都有上級，都要根據上級的標準——德和才來要求自己，并在官場這個污濁卻有序的大“醬缸”中受各種約制。因此，雖然官在民面前有無限威風，但在官場中卻不得自由，他們都是集權的國家機器的一個部件，并絕對地遵從官文化，實現官文化，推廣官文化。

　　官文化所指導的集權官僚制，在統治民眾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雖然出現了無數次“官逼民反”，但至多不過改朝換代，集權官僚制依然。少數成功了的農民起義，不過是使起義領袖當皇帝做官，而大多數農民還是農民。

　　兩千余年的中國歷史，就是在官文化聚合下的官僚聯合起來，構建集權官僚制，并在分化、隔離、鎮壓民眾的過程中緩慢地演進著。

　　隨著集權官僚制轉化為官僚資本制，其意識形態也發生了變化。原來的官文化，轉變為官僚資本主義。在堅持集權官僚制，保持官本位、官至尚，以及愚民政策等方面，官僚資本主義與官文化并無差別，從這個意義上，它就是現代官文化。但它畢竟又有了資本的成分，為此，不再堅持重農抑商政策，而是采取鼓勵商業和工業的政策，但這種鼓勵只是形式上的，或者說是做出樣子表示出其“開明”的。實際做法，卻是千方百計排擠和壓制私人自由資本，所推行的政策實則都是有利于官僚資本及其后臺國際壟斷資本的。因此，官僚資本主義是反動的，是官文化的存續，它固守著官文化的理論基礎——儒家道統，堅持其方法論和全部統治術，并根據新的社會條件有所充實、發展。從理論性質而言，官僚資本主義并不從屬于資本主義范疇，而且是反對自由資本主義的。也正因此，它的倡導者和堅守者才會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面目出現，堅決地打壓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者。雖然他們也從自由資本主義那里抄來幾句時髦的新詞兒，如“民主”、“民權”、“法制”之類，但這不過是“用”以表示其“開明”，其反人民、反社會變革的本性依然如故。

　　官僚資本主義作為官文化的現代變種，在今天依然嚴重存在，它是支撐行政集權體制的意識形態，不僅體現于少數官員的觀念中，也彌散于民眾的意識中，由此而成為阻抑民主，對抗勞動社會主義，甚至曲解社會主義的重要文化因素，是中國自由文化的主要對立面。

　　官僚資本主義是一種社會勢力的意識形態和集中觀念，它也表現為一種運動——反對社會進步的運動，這是一場破壞剛剛建立尚不成熟的公有制和民主制，形成一股強化專制，鎮壓民主，掠奪公有資財的社會運動。這是中國最大的危害，如果不予以抵制和斗爭，任由官僚資本主義思想的泛濫，其主導的運動勢力將不斷強大，而且在投靠國際大壟斷財團，并在其指揮下復辟官僚資本主義制度。為此，它仍是今天乃至以后相當一段時間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

　　4自由資本主義在中國不可能占主導和統治地位

　　在1991年出版的《歷史的經濟大思路——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百題》中，我提出“空想的資本主義”這一命題。顯然，這個命題是針對近現代中國的。12年來，中國經濟的演變似乎證明這個命題是錯誤的，一些朋友很惋惜地說：私有經濟大發展了，資本家也可以入黨了，資本主義在中國已是現實，不再是空想。但我仍然堅持這個命題，不過要做一些說明。當時提出這一命題時，亦非說私有經濟，特別是私有資本企業不能存在，而是說自由的私有資本主義不可能在中國占主導和統治地位?！翱障搿笔钦f一些人所指望的像歐美那樣，由自由資本主義主導中國的經濟，乃至政治、文化。

　　斯密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闡述了自由資本主義的基本觀點：個人占有物質財富的量是其權利的體現，也是其享受的根據；每個人追求物質享受的欲望是無限的，但其產品的品種卻是單一或有限的，為此就要與他人產品進行交換；交換就要計算價值，產品價值由勞動，進而由資本和土地決定；交換是按等價原則進行的，交換者是平等的、自由的，他們的權利由其價值來衡量；為了增進個人占有的財富量，應容許自由競爭，即在平等的形式上進行不平等的交換和生產，只要付出更多的勞動和資本、土地，并有效地運用它們，就可以占有更多的財富；個人所占有的財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要由法律予以保證。

　　自由資本主義是商品經濟和公民社會的初級階段，其要點在于：人類是自然的產物，其自然權利是平等的；人類生存的資源是有限的，而人口增長和人的欲望是無限的，每個人都想占有盡可能多的資源，為此，必須展開競爭，社會要以法律來保證個人所有權和競爭的結果，使強者占有更多資源，處有利地位，并為弱點提供榜樣和指導。由此，人類就可以保持經常性的活力，而自由競爭又會生出一種制約人際關系的機制，即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由它來調整人際關系、配置資源。

　　在自由資本主義者的筆下，人是自私自利的“靈長類動物”，自由競爭的原則也就是叢林中動物生存的自然規律。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強者和勝者，雖然真正的勝者只有少數，但必須激發所有人都以成為勝者為目標，由此來保證社會的活力。

　　這種從商人到產業資本家的意識所集中體現的自由資本主義，是對封建領主制和君主專制的否定，它的進步意義是相當明顯的。因此，20世紀初以來，中國的一些先進知識分子接受它，宣揚它，并力求在中國實現它，都是有其道理的。中國自由資本主義的主要傳播者是胡適，他從“五四”前開始的宣傳一直影響了半個多世紀，到20世紀80年代，才有一批新人取代了胡適的作用。所不同的是，胡適反對的，主要還是舊的集權官僚制，新自由主義者所反對的，則是有嚴重缺陷的初級社會主義制度。相比之下，以胡適為代表的舊自由資本主義者的進步性更為明顯，新的自由資本主義者則在揭露初級公有制弊端的時候，連同公有制和勞動社會主義一起批判，主張不具備條件的自由資本主義。

　　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者都犯了一個共同錯誤：不明確中國社會的性質，未能深入揭示中國的特殊矛盾，只是用歐美自由資本主義者批判封建領主制和君主專制的言論來論述中國，并把歐美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理想化，作為中國的目標。

　　也正因此，他們將一個在西方通行的現實的主義，在中國變成了空想和空談。他們中不乏一些熱情而真誠的言論，卻至多只為切實分析中國的社會矛盾提供了一些啟發。

　　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者的空想性，由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造成：

　　一、中國的商人資本在經濟和社會中的勢力相當弱小。兩千余年嚴重而嚴密的重農抑商政策，壓制了中國商業的發展，它只能作為小農經濟的補充，沒有、也不可能將其微小的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當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者宣揚其理想時，忽視了他們的社會基礎與歐洲的近代存在著的巨大差異。

　　二、集權官僚制的系統與嚴重，是自由資本主義不可逾越的障礙。官僚地主階級除了抑商政策外，還以各種方式盤剝商人資本。由于總體上的抑商政策和官文化的制約，商人社會地位極低，政府又以各種方式限制其經營，為了生存，商人及私營企業主不得不以行賄等方式拉攏政府官員，各級官員也通過索賄、權力入股等方式占有商人和私營企業利潤，嚴重影響到其積累和發展。

　　三、官僚地主階級轉變為官僚資產階級以及其官僚資本主義，從本質上說就是反對商品經濟和公民社會原則的，它不容許民眾有與其平等的權利和自由。而官僚資本從一開始就居壟斷地位，利用政治權力來獨占資源，并為其經營提供各種便利。弱小的商人資本無力與之競爭。也正因此，中國不能形成一個強大的自由的勞動力使用權出賣者的雇傭勞動者階級。

　　四、國際上的壟斷資本財團以其帝國主義政策和戰略，嚴格限制中國自由資本的形成和發展，只容許其充當在中國壓榨廉價勞動力和掠奪資源的“小伙計”，絕不容許其擁有核心技術和與大財團競爭的實力。強大的外國資本和商品涌入中國，并在官僚統治者那里得到各種優惠和特權，致使中國的自由資本不可與之進行平等的競爭。

　　五、普遍存在的小農經濟和小農意識嚴重制約著自由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即使是一些達到一定規模的私人資本，也會受此制約而在經營、管理等各方面不能向現代大企業演進。

　　六、勞動社會主義勢力的形成與其在經濟、政治上的主導地位，必然地限制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中，勞動社會主義勢力會與自由資本主義勢力結成一定的聯盟，但勞動社會主義的發展不可能不限制自由資本主義。

　　以上這些因素，都是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者所忽略或不愿意承認的，他們反復強調其主義的重要，也批判“封建主義”，但由于其在中國沒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并受到其未能批判的集權官僚主義——官文化的嚴重壓抑，他們所希望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不可能成為20世紀乃至以后中國經濟的主流，私人資本也會有所發展，但只能在作為經濟主流的官僚資本主義或勞動社會主義的許可下，作為主流經濟的補充。雖然自由資本主義者還會繼續他們的宣傳，但他們只有在與勞動社會主義者聯合，批判集權官僚資本主義、改造小農經濟中才有其歷史價值。

　　5以勞動社會主義凝聚民眾大聯合

　　20世紀初，中國的衰敗激起先進知識分子變革救亡的志向，其奮斗犧牲，是可歌可泣的，但是，卻因急于求成，而片面模仿西方。當時，有一種傾向，認為真理只在西方人那里，要振興中華，就要向西方尋求真理，按西方的真理來行事。先是孫文等人模仿歐洲資本主義變革，雖然在民族矛盾層面推翻了滿清王朝，但未變革集權官僚制。后受蘇聯人操縱的一些共產黨人，又試圖進行俄式革命，也未成功。惟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念和路線，明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與任務，才得以奪取政權，并實行了初級的公有制，展開了工業化。

　　毛澤東的理念和路線，哲學基礎就是他關于矛盾的辯證法：內外因的區別，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界定，由此規定了中國的主體和革命的主體，確定了主要任務和斗爭的方式。而毛澤東路線之思想基礎，就在于他青年時代確立的“民眾的大聯合”，即以聯合起來的民眾之力，推翻聯合著的舊統治勢力。

　　“民眾的大聯合”，是青年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最初，也是最基本的認識。這種認識的形成，無疑受到馬克思及歐洲進步思想(包括無政府主義)的啟發，但更多的是源自他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思考。他指出：貴族資本家人數很少，但為什么能統治、剝削人數多的民眾呢?其根據有三，一是知識，二是金錢，三是武力，并通過聯合形成勢力，而民眾則分散孤立。以少數人聯合的力量，分別對付多數人孤立的力量，無疑是處于優勢。社會的變革，就是要使民眾知道聯合的力量，這樣，他們就會變劣勢為優勢。提出“民眾的大聯合”時的毛澤東，還不主張實行馬克思的激烈的暴力革命，而是主張采納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不過，隨著革命的展開，他的這種主張也在改變，但他“民眾的大聯合”的思路，卻更為充實和完善。

　　中國集權官僚制中的統治者，很早就清楚統治之要旨在于以“利、祿、德”聯合少數精英，而對民眾則“分而治之”。這是孔丘所創官文化的基本點。儒家道統的仁、禮、忠、義等，都是強調少數處于統治地位的人要有機地聯合，而官僚地主階級之所以能維系其兩千余年的統治，關鍵就在這里。正是由一套系統的官文化所凝聚的官僚地主們的聯合，才使他們形成了一個階級。而占人口大多數的民眾，主要是農民，則被囿于分散孤立的“家”中，以小農意識的自私自利和安分守己來消極地對待統治與剝削，雖然也有因不堪貧困而聚眾反抗，但終因沒有一個本階級的主義，而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其反抗，或被鎮壓，或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民眾仍然生活于分散的小農經濟之中。

　　民眾的大聯合，核心就在于主義，即概括其利益和意識，并導引他們改變現有社會地位，增進權利，實現人格的主導觀念。這就是勞動社會主義。

　　中國的革命是在俄國革命所奉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導引下展開的。馬克思、列寧對勞動社會主義的思想，經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傳播，在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路中，得以與中國的現實相結合，在分析中國社會矛盾的同時，呼喚并凝聚了民眾的大聯合，由此形成革命勢力，展開了人類歷史上最沉重、最偉大，也是最為曲折、長期的革命。

　　中國革命不同于近代英、法兩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也不同于馬克思所號召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是在勞動社會主義導引下的以農民為主體的推翻集權官僚制的社會變革。

　　中國革命的性質，是由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決定的，由革命的對象和革命的主義、主體等各方面因素綜合而成。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在于它延續了兩千余年的集權官僚制，這是歐洲所沒有的，雖然其在君主專制的短暫時期（十三、四世紀至十八世紀）在努力以此制度取代封建領主制，但尚未真正確立系統的集權官僚制，就因英、法兩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告終。資產階級革命所推翻的，是與封建領主制殘余并存的初級集權官僚制。馬克思所號召的無產階級革命是針對資本雇傭勞動制度的，中國并未實行這一制度，因此，中國革命的性質，必須由中國革命的領袖針對本國的特殊性進行規定，不能照抄西方人的現成結論。

　　毛澤東以他的辯證思維，將中國革命界定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這相當重要，不僅將中國革命與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統一起來，更在于以勞動社會主義為主導。

　　而革命的對象，雖然受當時社會科學水平的局限，仍使用“封建主義”、“封建制度”等詞句，但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官僚資本主義”這一概念，并把它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并列為“三座大山”，視為革命的對象。

　　革命的主體或主力，既不是資產階級，也不是無產階級——這二者在中國力量都很弱小，而是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但因將中國革命視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因此又強調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主張“工農聯盟”，實行包括自由資本家在內的“統一陣線”。

　　這樣，就在奪取政權之前，從理論上明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任務和主體力量。革命的過程，就是不斷強化“民眾的大聯合”，壯大革命勢力，并充分地利用國際和國內反動勢力間的矛盾，展開有效的斗爭，逐步擴大勝利、以至奪取政權。

　　對于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歷來有人從各種教條主義出發，否認其社會主義性質，對此，有必要進行論證。

　　這里說的社會主義，就是勞動社會主義，即以勞動者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教條主義者往往是以馬克思等“經典作家”的語錄，論說社會主義革命的主體是無產階級，即產業工人階級。這在工業高度發達的國度或許有其道理，但在中國則沒有基礎。按教條主義者的邏輯，只有等中國的產業工人階級成熟為足以變革社會的勢力，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中國的自由資本又在集權專制和外來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壓制下，不可能發展。沒有發達的自由資本，不僅不能形成強大的資產階級，也不能形成強大的工人階級。如此下來，中國革命只能在等待中自行消亡。

　　然而，歷史并不是按教條主義的邏輯演進的。自強不息的中華民族不能容忍外來資本的掠奪和欺凌，不能容忍集權官僚制和官僚資本主義制度，而為了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就必須推翻已淪為其買辦的官僚資本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動員廣大的農民參加革命，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農民運動避免舊有的起義成為改朝換代工具的結局，在奪取政權以后，不僅變革社會，也變革自己的階級存在，擺脫小生產的束縛，步入工業文明。因此，中國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農民為主體的革命，為了這種革命，即變革生產和生活方式，改變社會地位，提高權利和素質，又必須對集權官僚制進行斗爭。這種斗爭因反動統治的殘酷，又顯得相當艱難。

　　6以武裝的革命推翻武裝的反革命

　　20世紀末，一股不大不小的思潮，名曰“告別革命”，在中國文壇浸流著。其中幾個頭面人物，自詡清高，實際上是以特有的功能，聞到了某權貴者的氣息，以否定革命來為舊勢力的卷土重來，制造輿論。“告別革命”論的矛頭，直指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按他們的邏輯，中國惟一的問題，就是發展經濟，為此，穩定和秩序是最重要的條件。清朝的“康乾盛世”就是典范。但可惜，未能開放國門，跟上世界性市場經濟大潮，使得英國人不得不遠渡重洋，幫助我們“改革開放”。但中國的“流氓無產者”處處與正統的中央政府搗蛋：先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再是“義和團”，接下來是孫文革命，尤其可惡的，就是毛澤東的革命。這是一場干擾破壞經濟建設的動亂，中國的工業化，中國的市場經濟，因它而誤了一個世紀!必須告別革命，批判革命，中國才能富裕。

　　這股思潮，貌似清流，實則濁水，濁就濁在以一己眼前私利，忽視歷史大潮，不顧中國社會之矛盾性質來談論歷史，評價歷史。

　　人類已有的歷史，在階段性轉變的過程中，都是以革命來完成的，而已有的革命，又都是以暴力的武裝斗爭來反抗暴力的武裝反革命。

　　任何革命者，包括“告別革命”論者所攻擊的羅伯斯庇爾、列寧等人，都并非天生的暴徒，他們之所以主張武裝革命，原因就在于武裝的反革命。

　　毛澤東在青年時，也是非暴力論者，在著名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他還很傾向克魯泡特金的“溫和”路線。平民既已將貴族資本家三種法子窺破，并窺破他們實行這三種，是用聯合的手段。又覺悟他們的人數是那么少，我們的人數是這么多。便大大地聯合起來，聯合以后的行動，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同他們拼命的倒蛋。這一派的首領，是一個生在德國的叫做馬克思。一派較馬溫和的，不想急于見效，先從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能夠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殺他。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他們要聯合地球做一國，聯合人類做一家，和樂親善——不是日本的親善——共臻盛世，這派的首領為一個生于俄國的叫做克魯泡特金。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湘江評論》第2期。毛澤東從一介書生到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軍事家，并通過最多也最激烈的戰爭而奪取政權，不在于他及其領導的革命勢力天生就喜愛暴力，而在于統治者以暴力來鎮壓革命。毛澤東對“溫和”派的推崇，因蔣介石集團“寧可錯殺三千，也不放走一個”的鎮壓，而不得不轉向他開始并不喜歡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馬克思“激烈”路線。

　　那些當權的“正統者”，為了維護其利益和地位，對于膽敢造反的民眾，歷來都是手硬得很。雖說也會采取一些口頭上的“懷柔”政策，但這只是表面文章，如果反抗者真的被欺騙或被唬住，他們也樂得就此罷手。但若唬不住，還要“鬧事”、“動亂”，乃至“暴亂”，那么，統治者就可以任意使用其掌握的武裝，鎮壓民眾運動。

　　這是幾千年通行的“鐵律”。階級統治就是暴力。然而，統治者卻會以其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將對民眾的暴力鎮壓說成是“合法”的，是“維護社會穩定”，是“天經地義”。但民眾以暴力反抗暴力，卻被說成是“造反”，是“大逆不道”，是“破壞社會秩序”。

　　馬克思的批判，已經充分證明了階級統治，特別是其國家的暴力性質，他號召無產階級革命，已充分認識到統治階級暴力鎮壓的必然性，因此才主張“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之身”。這是對歷史規律深透理解的論說。毛澤東以其切身體會，領悟了這一點。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斗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引自《人民日報》1949年12月20日。造反有理，反抗有理，以武裝的革命對付武裝的反革命，進而奪取政權，建立勞動者的政權，正是中國革命所必須采取的方針策略。毛澤東將這概括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按舊的統治階級的歷史觀，不勞動的剝削者是代表神、上帝、天命、財富的，他們是正，而勞動者是反，是被治的。只許統治者以暴力壓迫勞動者，不許勞動者以暴力反抗統治者。

　　但按勞動歷史觀，勞動者是正，剝削者是反，是負數，是應當被清除，被改造的。當剝削者不愿放棄剝削，并以暴力來對抗社會變革時，聯合起來的勞動者當然有理由，也有必要以革命武裝來對付反革命的武裝。

　　“理直氣壯”。當革命的領袖明確了武裝斗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在武裝斗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自己的戰略戰術，就能率領雖無財富支撐，又無先進武器，但由覺悟了的民眾所組成的士氣旺盛的革命軍隊，克服各種艱難險阻，戰勝武器精良的強大反動武裝，不斷取得勝利，直到奪取政權。這一點，從1927年秋的“八一起義”和“秋收起義”開始，到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隨后的西南戰役和抗美援朝戰爭，得到充分證明。

　　以武裝革命奪取政權，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階段性勝利，革命的任務遠未完成，還要在新政權下進行連續不斷的革命，即勞動社會主義的運動。正如毛澤東所說，這不過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還很長，也更為艱難。

　　7民主制取代集權官僚制

　　中國革命與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本質區別，就在于它是以勞動者主體的勞動社會主義為指導，并以變革集權官僚制，建立以勞動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這是我們論證中國革命，評價革命進程中的事件、人物的根據。

　　奪取政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如果將奪權掌權視為目的，就與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無異——朱元璋和洪秀全都是如此。革命要奪取政權，但不是“打天下，坐江山”，使一小批首領當官做主，而是在奪取政權后，立即對之進行革命的改造。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要打爛舊政權，并根據主義建立新的政權。對此，馬克思稱為“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內容，就是民主，其形式則是法制。民主政權也是政權，也要有立法、執法、司法、行政、軍隊等機構，在這一點上，似乎又與舊政權有相似之處。正是這一點，又使民主政權有被新生的受舊統治文化支配的官僚勢力操縱，進而變“社會公仆為社會主人”，導致集權官僚制復辟的可能性。

　　馬克思從“巴黎公社”的經驗中認知了這一層，并在《法蘭西內戰》中反復強調。對此，毛澤東深有體會，他在建國后的多次論斷及發動的群眾運動，都試圖解決這一問題。盡管，他的努力并不完全成功，但畢竟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

　　馬克思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內容是民主，這一點，在缺乏民主法制傳統的中國，很難得到真切理解。不錯，新中國成立后，輿論上也在反復強調“民主”，但一些人對“民主”的界說，卻往往是“為民做主”，一直延續到21世紀初，依然有人在這樣說。

　　民主的實質，在于民(勞動者)的社會主體地位的確立和保證，其基本點，就是以法制來規定和保障勞動者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以及由此派生的民主權。由民主權的集合形成立法權，立法權派生執法、司法、行政、軍事等機構，并選舉和控制其主要負責人。民主的程度，也就是民主權實現的程度。

　　新中國的建立，為民主創造了前提，但并不等于完成了民主。民主是一個進程，也是一個不斷斗爭演化的社會運動。

　　中國的民主，在性質、對象、內容等各方面，都與西方的民主有所區別。一些人以西方的民主理論和現行體制來評價中國的民主，雖然可以夸夸其談，但終不得要領。

　　西方的民主是以資本雇傭勞動關系為基礎的，是隨資本雇傭勞動關系的發展與封建領主制、集權官僚制的矛盾斗爭而形成的。它建立于公民權和兩個所有權，即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和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基礎之上，因資本所有權是主要權利，并在法律上規定只有擁有一定量財產的人才有民主權，即令這個法律被廢止以后，其選舉和輿論等也需要大量金錢，資本所有者仍在政治中占主導地位。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其民主只是形式，而其內容則是“財主”或“資主”。

　　中國不可能建立這樣的民主制，其革命的性質，決定了中國的民主只能是勞動社會主義的民主，即以人為本位，以公民權及勞動力個人所有權和對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為基礎的民主權，這些權利歸勞動者個人擁有，并通過立法而集合為各種公共權利機構，選舉該機構的負責人，同時以相應的法制控制它，監督其負責人的行為。對此，新中國的創立者是意識到了，并在憲法及其他法律中做了規范，雖然仍需明確和具體，但其原則和方向是清楚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民主制的集中體現，從原則論，它比西方的議會制更能體現以人為本的民主，關鍵在于如何進一步落實這一原則。

　　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是人與人社會關系的體現，它取決于勞動者素質技能的程度，及其為爭取自己權利和社會地位的斗爭。中國兩千多年的集權官僚制，是排斥民主的，其政治權利完全集中于皇帝和官僚手中，雖然農民有小塊土地的占有權，但占有權并不能派生政治權利，這對那些非官僚的地主也是一樣。因此，中國并沒有民主的傳統，而中國革命又是以武裝斗爭為主，并由此奪取政權的。這樣，民主制度的建立，是沒有歷史傳統，也不可能是成熟的，而是由奪取政權的革命領導人組成最初的政權機構，其民主形式則是政治協商，進而逐步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但由于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時的決定性作用，人民代表大會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隨之而來，政府、檢察院、法院、軍隊等，也統由黨領導。這是勞動社會主義民主的初級形式，而其前提是黨必須切實代表民眾的利益。

　　這種初級民主形式中也存在矛盾，因為中國共產黨也是由個體人構成的，其成員中不可避免地會有少數人對黨的綱領、原則不明確，在他們意識中，勞動社會主義并不占主導，個人主義乃至官僚主義則占主導，于是，馬克思所擔心的“社會公仆變社會主人”的情況，在條件許可時，就會發生。這在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上，有明顯的表現。而因民主法制的不健全，又不能對之進行有效的懲治，這樣，勢必嚴重危害民主制及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中國的民主，就是作為民主權主體的勞動者及其政治代表與那些侵害民主權的少數人斗爭的過程。民主的勢力是正，反民主的勢力是負，正與負的矛盾與斗爭，構成中國的民主政治史。反民主者人數雖然少，卻有相當大的負作用，他們千方百計地利用體制上的缺陷，進而擴大這些缺陷，在猖狂地攫取私利的同時，干擾破壞和壓制民主進程。而民主勢力又因各種原因，雖然有人數上及原則上的優勢，但并未凝聚成強大的力量，不能有效地排除反民主勢力的干擾和阻礙。

　　舊有的集權官僚制，雖經革命而推翻，但革命后所建立的政權，又因歷史條件的限制，不得不保留行政集權體制。體制層面的行政集權，與制度層面的集權官僚制是有質的區別的，是在民主制下所采取的行政集權體制，而非集權專制所展開的制度與體制的統一體。不僅中國，西方國家的行政體制，也是行政集權體制，這是現代人類社會生活及關系的特點決定的。問題不在于現代社會還保留官僚，并由他們集權行政，而在于以什么樣的制度，又怎樣有效地控制官僚的行政。

　　民主制是由民眾掌握決定并主導公共權利的制度，它本身包含一個矛盾：民眾既是主權者，又是被管理者；公共權利行使機構的負責人所行使的權利，是由民眾分散的權利所派生并集合起來的，作為被管理者的民，應當服從這種合法的管理；行使公共權利管理社會，無非是一種職業，但這些機構的負責人很有可能將職業上所行使的由公民權利集合起來的公共權利，視為其本人的權利，并以自己的意志來行使這個權利，甚至用這個權利謀取私利。這在蘇聯和中國都得到了驗證。

　　民主并不是頒布了憲法，規定了原則就完成了的，它是一個相當具體而細致的建設過程，從制度層面的總體設計，到體制層面的建構，以及出現問題后的調整，乃至階段性的改革，都需要在矛盾斗爭中逐步加以完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曲折，甚至破壞民主制的情況，都是不奇怪的。舊的官文化還會因體制層面的行政集權，在少數人身上恢復，從而出現與民主制相悖的情況，有的還會很嚴重。對此，必須在堅持民主制的前提下，以法制予以克服。

　　法制是民主制的展開，它應貫徹于制度、體制乃至各種具體的權利關系之中，法制的特點，就是以法律規范權利，處理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中的問題。其要旨，就是以法律來制約公共權利的行使，防止和克服干擾、破壞民主制的行為。民主制只有在不斷強化的法制進程中才能實現。

　　8革命政權主導公有制為主干的工業化

　　中國古代的先進，在農業；中國近現代的落后，在工業。這個經濟層面的問題，在20世紀初已經相當明顯，不論學界、政界都在議論如何發展工業以富民強國。所發議論，所提設想，所施政策多矣?！皩崢I救國”，似乎不可動搖之真理。然而，中國的工業化，并非只是辦工廠，用機器，而是生產方式的大變革。工業化要求全面改造并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技能，進而改變生活方式，是經濟關系與制度的大變革。為此，必須以政治變革為前提，即推翻集權官僚制和官僚資本的統治，否則，空談“實業救國”，工業化仍被壓制。

　　中國革命在奪取政權以后，即由革命政權主導公有制為主干的工業化。這是中國工業化的惟一可行之途。

　　西方的工業化是以私有資本為主干發展起來的，據此，一些人攻擊中國以公有制為主干并主導工業化的路線，稱只有將公有制經濟私有化，才能有工業化。這是自甘落后，并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趨，毫無創見的表現。這種議論，只對一種人有用，即那些企圖以權謀私，化公為私的官僚資本主義者。經過半個世紀，中國公有制為主干的工業化基本完成，公有的，特別是國有的企業已經積累了巨額財產，在這種情況下，主張“私有化”，與在20世紀初提倡“實業救國”，是有本質區別的?！皩崢I救國”論者的用心確實值得稱道，他們號召擁有私有財產者辦工廠、開礦山，甚至身體力行，雖然很難實現，但其財產是私有的，其用意雖也要謀利潤，對工業化卻是一個貢獻。而今天的“私有化”論者，則是為效法俄羅斯那些“私有化”的大官僚侵吞國有資財提供論據。

　　中國以公有制主導的工業化，是歷史演化的必然。只有以武裝的革命推翻官僚資本的專制統治，才能開辟工業化之路，而以勞動社會主義凝聚的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成功之后，又不可能任私有資本自由競爭，一是其力量太弱小，靠它自行積累，工業化要待何年月!二是資本的逐利性和盲目性，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工業化的主干框架。三是革命的領導者要實行其理想，即開始公有制經濟的建設。四是惟有以革命政權之力，聚合全國人力財力，并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才能在短期內實現工業化。

　　中國工業化的真正開始，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標志的。毛澤東及其領導的革命政權，對此有堅定的認識，雖然美國等帝國主義列強以嚴密的封鎖來阻止中國的工業化，但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下，革命政權確定了工業化的基本計劃，建立了以國有企業為主干的工業體系。后來，雖然蘇中沖突，使中國工業化的外部環境更加惡劣，但在自力更生精神的支撐下，艱苦奮斗，依然鞏固了工業體系，并進一步發展。80年代以來，雖有“私有化”思路的干擾，但有50年代以來30余年的積累，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實力已大增，其中最重要的是職工素質技能的提高，資金量和企業規模，都有較大增長，因此工業化仍在繼續，致使中國形成了現代工業的基本框架。列下表從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說明這一點。

　　1950-1999年按經濟類型分的固定資產投資

　　單位：億元

年份　總計　國有經濟　集體經濟　個體經濟　其他經濟
1950　11.34　11.34
1951　23.46　23.46
1952　43.56　43.56
1953　91.59　91.59
1954　102.68　102.68
1955　105.24　105.24
1956　160.84　160.84
1957　151.23　151.23
1958　279.06　279.06
1959　368.02　368.02
1960　416.58　416.58
1961　156.06　156.06
1962　87.28　87.28
1963　116.66　116.66
1964　165.89　165.89
1965　216.90　216.90
1966　254.80　254.80
1967　187.72　187.72
1968　151.57　151.57
1969　246.92　246.92
1970　368.08　368.08
1971　417.31　417.31
1972　412.81　412.81
1973　438.12　438.12
1974　463.19　463.19
1975　544.94　544.94
1976　523.94　523.94
1977　548.30　548.30
1978　668.72　668.72
1979　699.36　699.36
1980　910.9　745.9　46.0　119.0
1981　961.0　667.5　115.2　178.3
1982　1230.4　845.3　174.3　210.8
1983　1430.1　952.0　156.3　321.8
1984　1832.9　1185.2　238.7　409.0
1985　2543.2　1680.5　327.5　535.2
1986　3120.6　2079.4　391.8　649.4
1987　3791.7　2448.8　547.0　795.9
1988　4753.8　3020.0　711.7　1022.1
1989　4410.4　2808.2　570.0　1032.2
1990　4517.0　2986.3　529.5　1001.2
1991　5594.5　3713.8　697.8　1182.9
1992　8080.1　5498.7　1359.4　1222.0
1993　13072.3　7925.9　2317.3　1476.2　1352.9
1994　17042.1　9615.0　2758.9　1970.6　2697.6
1995　20019.3　10898.2　3289.4　2560.2　3271.5
1996　22974.0　12056.2　3660.6　3211.2　4046.0
1997　24941.1　13091.7　3850.9　3429.4　4569.1
1998　28457.5　15662.0　3717.3　3637.8　5440.3
1999　29854.7　15447.8　4338.6　4195.7　5372.7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年卷第301頁，2000年卷168頁。

　　注：“其他經濟”包括聯營經濟、股份經濟、外商投資經濟、港澳臺投資經濟等。

　　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中國的工業化程度還不夠高，工業技術和資金等條件都處于落后狀態，但若考慮到中國歷史上的衰敗，我們只用半個世紀的時間，就走過了發達國家用兩個多世紀才走完的路，不能說這不是個奇跡。雖然在人均占有量或人均產值等指標上，中國工業還處較低水平，但從總體上看，現代工業的主干和支柱性行業，如能源、鋼鐵、化工、機器制造、精密儀器、電子、生物工程、船舶、航空航天等，中國都有了自己的企業體系，有些還處世界先進水平。

　　中國工業化的成就，充分說明了公有制為主干的工業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只有堅持公有制，才能進一步工業化。至于“私有化”論者所指責的公有制經濟中的一些弊端，確實是存在的，我們不必為之辯解，而且要感謝他們的一些實事求是的指責，這對于改革公有制經濟，進一步發展工業化，是必要的借鑒。但對他們提出的“化公為私”的主張，卻絕對不能接受。公有制經濟既有的缺陷，是它在發展中必然出現的，是舊統治勢力在新制度下殘存的表現，只有通過改革，抑制和消除舊勢力，克服這些缺陷，進一步完善公有制，才能有中國工業化的發展。

　　公有制經濟的改革，是一個全方位的自我更新，它有許多具體問題要解決，但原則就是強化勞動者對其勞動力和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加強民主法制。在這個原則指導下，調整公有制經濟結構，改善其機制，加強經營管理，制止侵吞公有資產行為，提高職工素質技能，改革分配方式等等，才能順利展開。

　　工業化并不只是發展工業，而是將工業生產方式和技術推廣到全部生產、服務行業，從而使經濟生活提升至一個新階段。在中國，這方面的重要內容，就是以工業技術對農業的改造。這是一個比發展工業企業還更艱巨的歷史任務。在歐洲，由于其封建農奴制農業的落后，農奴并不占有土地，只有對小塊的使用權，而且農奴沒有人身權，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工業化是比較容易的，領主貴族將其資財和土地轉化為資本，從事資本式經營，農奴則轉化為雇傭工人。而中國的小農經濟相當難以形成資本或農業企業，且農民人口眾多，其轉化為雇傭工人也困難得多。因此，新中國成立之初，先是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使所有農民都可占有一小塊土地，進而在此基礎上實行合作化，以合作化的公有制形式，來逐步展開工業化。這條路線是符合中國實際，并能夠取得成功的。但受官文化和小農意識的制約，未能堅持下來，反而在將合作制變成集體制的過程中，削弱了農民的經濟權利，損害了其利益，從而使農業的工業化受阻滯。隨后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又使農民退回個體小生產，雖然短期內提高了其積極性，并在種子改良、化肥、激素的作用下，增加了農產品數量，但卻大大降低了其質量。這期間，農業機械的供應雖然增加了，但由于個體生產方式，很難廣泛應用，并不能全面實行工業化。

　　農業的工業化和農村的城市化是統一的，這個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大難題。而其解決的途徑，根本的一條，還在于以繼續革命的精神推進公有制的的改革與發展。如何在現有條件下，實行農業生產合作化，以其主導農業的工業化，是與工業經濟的公有制改革同等重要，且需統一進行的。這是中國勞動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惟一出路。

　　9確立自由文化，克服官文化

　　官文化是集權官僚制的意識形態，是官僚地主的階級意識，它統治中國兩千余年，根基深厚，影響廣泛。中國革命在政治、經濟變革的同時，必須在確立勞動社會主義自由文化的基礎上，克服官文化，這既是與政治、經濟變革內在統一的文化革命，又是政治、經濟變革的導引與內容。

　　官文化以儒家道統為理論基礎，作為集權官僚制意識形態，兩千余年來，經萬億官僚的經驗累積和文人士子的研究傳播，具有相當豐富的內容，且直接關系官僚們的利益，因此，對它的批判和克服是相當困難的。20世紀初，陳獨秀等先進分子，曾以西方近現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對之進行批判，但由于受“歐洲中心論”影響，誤以為中國古代文化就是封建文化。以封建文化來規定官文化，雖然有一般意義上的相同點(如專制)，但不能明確其特殊性，因而不能指明其要害。而且，由于當時國難深重，陳獨秀等人又在文化批判開始不久，轉而投入政治變革，因此未能完成這一批判。

　　對官文化的批判，由此也就與政治變革統一起來。對集權官僚制的革命，包含著對官文化的批判，并為進一步的深入批判創造了條件。新中國成立以后，由毛澤東發起的歷次政治運動，實際上都把批判官文化作為重要內容。但由于未有明確的概念規定(迄今，人們還沿用“封建文化”來指稱“官文化”)，特別是曾一度把資本主義文化作為批判的重點，而忽略了官文化的危害，因此，并未能徹底克服官文化。由于行政集權體制的存在，當政治環境適宜時，官文化又得以在少數人意識中復活，甚至演變成官僚資本主義，成為今天中國文化，乃至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主要危害。

　　克服官文化，已成為中國革命能否繼續的關鍵，它直接關系民主法制和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克服官文化與確立自由文化的主導地位，是統一的。官文化生成于中國，作用于中國，對它的批判，也應當來自中國，來自中國社會矛盾演化所形成的與官文化代表的社會勢力相對立的變革勢力。而這變革勢力的階級意識所概括的文化，就是勞動社會主義的自由文化。舊中國受官僚地主階級壓迫剝削的主要是農民，但農民的小農生產方式只能形成小農意識。小農意識與官文化是統一的，是農民適應集權官僚制統治而形成的生存意識，而非與官文化相對抗的階級意識。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小農意識就是官文化統治的體現。因此，不可能以小農意識批判和克服官文化，歷史上沒有，現實中也不可能。

　　那么，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是否可以批判和克服官文化?資本主義文化是較官文化先進的，其中強調個性發展和自由競爭等觀念，是可以用來批判官文化的專制觀、等級觀的，但這也只是表層的，不可能深入，更不能克服官文化。從20世紀以來，以胡適等人為代表，試圖以資本主義文化批判官文化，但除了在表層一般性地指出官文化的專制性之外，并無多大功效，而官文化的固守者，特別是官文化所轉化的官僚資本主義，在批駁自由資本主義者時，卻以“中國特殊論”給予對擊，加之政治上的威嚇和壓制，中國的這些自由資本主義者不是退避三舍，就是轉而為官僚資本主義粉飾。時下一些自詡的“自由主義者”正充當這種角色。

　　能夠批判并克服官文化的，惟有集中概括現代中國勞動者利益和意識的勞動社會主義。這是世界性的一般勞動社會主義的一部分，是從中國的實際社會矛盾演化中形成的。20世紀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曾試圖以蘇聯人編寫的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來批判官文化，但這里有兩個不對稱處，一是俄國及全部歐洲，歷史上都未演進至集權官僚制的成熟階段，其所形成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都是以批判資本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對于中國的官文化，只在一般的意義上，能夠進行批判，但不能揭示官文化的特殊本質；二是他們將官文化稱之為“封建文化”，而中國的封建文化早在秦漢時期就已被官文化取代，批判封建文化不等于批判官文化，而將官文化的特殊納入封建文化的特殊，只能在揭示其專制等一般形式上，有其意義，不能說明官文化的本質。

　　馬克思所創立的共產主義或勞動社會主義，是批判和克服官文化的原則和基本精神，同時也可以提供方法論的指導。中國的勞動者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啟發和導引下，提高了文化精神素質，并組成自己的政黨和革命隊伍，由此而展開對集權官僚制社會變革的。這是克服官文化的根據，也是克服官文化的過程。

　　官文化作為兩千余年的統治階級意識，不僅有深厚的理論基礎，也有廣泛而細致的影響，由于中國現階段還保留行政集權體制，官文化仍有其存在和作用的條件，為此，對官文化的批判和克服，不僅是理論上的，更是實踐上的，這兩方面必須內在地統一起來。

　　理論上的批判，就是在堅持和發展勞動社會主義的前提下，通過對中國社會矛盾的分析，概括現代勞動者利益和意識，逐步形成現代中國的勞動社會主義自由文化，以此為依據，對官文化的理論基礎和具體內容，及其在現實中的存在與表現，進行深入系統的批判。這種批判又是中國勞動社會主義發展的必要內容。

　　理論上的批判，必須落實到實踐中，即現實的民主法制建設中去。民主法制是勞動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和骨架，它的確立是一個生成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地與官文化及作為其基礎的社會勢力斗爭的過程。這種斗爭，是在勞動社會主義指導下展開的，更重要的是對官文化的系統理論批判，只有這樣，才能有的放矢，也才能有步驟地進行。民主法制的強化，同時就是堅持勞動社會主義，對信奉官文化那股社會勢力的斗爭，這是錯綜復雜的，它不僅涉及政治領域，更涉及經濟領域，是全方位的社會進程。它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決定了它的長期性，而且注定要有曲折，但只要堅持和發展勞動社會主義文化，并以它指導勞動者的政黨和政權的運作，勝利也是必然的。從目前情況看，如何批判和克服“私有化”思潮所集中體現的官僚資本主義，是重點所在。

　　10告別革命，就是告別中國

　　中國革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沉重，也最偉大的革命，因此，也是人類歷史關鍵性的環節。

　　兩千余年的集權官僚制，曾是中國古代農業文明發展的必要形式，但在近代卻成了工業文明生成和發展的桎梏。外國大資本財團的侵掠和壓制，成了集權官僚制得以延續的必要條件，而依附于外國大資本財團的官僚又在為之做買辦的同時，利用專制政治，將國民財富變成官僚資本。中國革命，主要的任務就是消滅官僚資本及其所體現的集權專制。由于這股勢力太雄厚，又有外國資本財團主使，中國革命表現得相當沉重，這是任何國家的革命所不可比的。

　　中國革命的沉重，還體現在構成革命主體的農民素質技能的低下，個體的小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使農民長期處于封閉分散的狀態下，雖然人數眾多，但在集權官僚制的嚴密統治下，只能勉強維持簡單再生產，并形成了順應專制和貧窮的小農意識。如果沒有先進的勞動社會主義的呼喚和組織，中國農民不可能形成推翻集權官僚制的社會勢力。而這種呼喚和組織，也是相當困難的，組織起來的革命隊伍，如果不強化教育和紀律，又有可能渙散，更為嚴重的是，加入革命的一些人，特別是一些受官文化較深影響的人，還會利用小農意識，當官做老爺，視革命成果為自己的財產，“打天下，坐江山”，導致革命隊伍的官僚化。

　　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能夠組織農民為主體的革命隊伍，推翻集權官僚制，是人類史上的最大奇跡。這也正是中國革命的偉大之處。毛澤東的偉大，更在于他領導的革命奪取并掌控政權后，他能以革命精神和辯證思維發現他領導的政權的缺陷，發現了在行政集權體制中存在著違背社會原則的成分，發動并號召民眾對立進行改革。雖然其勢力因改革對象勢力的強大和改革的方法不完善，未能取得應有的成效，但他對矛盾的分析和改革的大思路，卻是正確的、深刻的。面對毛澤東所預見到的今天的現實，我們必須強化勞動社會主義思想的主導，完善民主制，發動群眾，增強群眾的社會主義黨悟。他所指出的對社會主義的危害，已為歷史證明。毛澤東思想的深刻和偉大，毛澤東在勞動社會主義理論和運動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中國革命的偉大，還在于毛澤東在奪取政權以后，深切地指出，革命只是開始，中國革命的路還很長，要不斷地繼續革命，才能完成歷史的變革。毛澤東的這一思想，被“告別革命”論者判為他的大錯誤，甚至是罪惡。他們的“告別革命”高論，就是要取消革命，告別毛澤東的錯誤，平平和和地按“經濟規律”來實行西方式的“市場經濟”，由此而在美國大資本財團的領導下，實行經濟全球化，并為大資本財團提供廉價勞動力和資源，以及垃圾的堆積場。

　　革命的必要性，并不取決于某些人的思想，而是取決于社會矛盾，取決于社會矛盾中反對社會進步和人性升華的社會勢力。如果這股勢力能夠自動退出歷史舞臺，或者像他們的御用文人所宣揚的那樣，會因他們居統治地位就可以代表先進文化和生產力，帶領全民族進步，那么，革命自不必發生?！案鎰e革命”論者所推崇的洋務派、晚年的慈禧、載灃、袁世凱及北洋軍閥、蔣介石，都曾自稱是正統，是“先進文化和生產力”，甚至全民利益的代表者，而且都相當開明和開放，都要發展經濟，都曾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采取了一些新的舉措，辦過工廠，開過礦山，修過鐵路，建過郵局，等等，等等。如果任其“代表”下去，那么中國今天將是多么繁榮昌盛!偏偏跳出來孫文、陳獨秀、毛澤東之流，號召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是打、砸、搶，干擾了經濟發展的正常秩序，嚴重損害了生產力，以至21世紀的中國，不得不重復20世紀初正統勢力所開創，但被造反的革命所破壞了的“市場經濟”大業。

　　中國是一塊白板，任由論者隨便劃上什么，又可以隨便擦去，再劃上什么。誰只要掌握了劃道和擦字的權力，誰就能決定或寫劃中國的歷史!

　　這是“告別革命”論者的歷史觀和中國觀。他們不懂，也堅決反對階級、矛盾、斗爭、革命這些概念，而憑自己的愿望，先把中國的社會性、階級性和矛盾統統擦去，然后寫劃自己的幻想。

　　我們不否認“告別革命”論者中，確有因知識欠缺或方法不當而發議論的善良者，但也不能排除其中有人試圖嘩眾取寵，甚至討好個別權貴者。

　　按說，浪費這些筆墨談“告別革命”論者，既對不起筆者，更對不起讀者，但又不能不寫——因為此論直接關系中國的命運，也就直接關系筆者與讀者的命運。

　　中國革命并不是“他們中國人”的事，而是“我們中國人”的事，是我們自己的事。中國之所以要革命，是因為在我們中國人的觀念、關系中舊的勢力太嚴重，其集中表現就是集權官僚制和官文化，以及由其衍生的小農意識等，這股勢力束縛了中國人素質技能的提高，也就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我們只要沉思一下自己的觀念，分析一下我們的社會關系及我們處理這些關系的方法，就能深切體會革命的必要性——革命就是從我開始，是對我的革命。

　　舊的勢力由特定的因舊制度得利者構成，不鏟除這股勢力，就不能進步，而鏟除它，又必然遇到固守舊制度者的堅決反對，這種反對，往往會采取暴力鎮壓的方式，革命者如要真革命，就不能不“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這是中國革命在最初階段不得不采取武裝斗爭形式的原因。奪取政權以后，武裝斗爭的形式結束，但并不等于革命的內容已完結。前述民主法制、公有制的工業化、確立勞動社會主義自由文化和克服官文化，都是中國革命的內容?！案鎰e革命”就是告別這些內容。

　　而這三個層次的內容，正是現代中國發展的根本，只有堅持不懈地以革命精神進行這些變革，中國才能發展，完成中國的歷史性變革。

　　中國的命運，就系于革命；中國人的利益，中國人素質技能的提高和人格的實現，也取決于革命。告別革命，就是告別中國，告別中國的社會變革，告別中國的希望和未來，告別人性升華和歷史進步。中國的革命任務尚未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目標只能由民主法制來支持才能實現。中國人民只有堅持勞動社會主義，在民主法制的保證下，實現公有制為主干和主流的工業化，由此進入商品經濟和公民社會高級階段的民主勞動社會。

說明：該文系作者《勞動社會主義》一書的第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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