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問題仍是中國的根本問題

劉永佶

　　說明：該文系作者《農民權利論》一書的引言內容《農民問題仍是中國的根本問題農民》。

引　言

　　農民，這個古老而松散的龐大社會群體，在中華大地上已存續了兩千余年。農民，是中國歷史特殊性和先進性、保守性的集合。迄今，農民問題仍是中國的根本問題。

　　中國農民問題的重要，不僅在于其人數眾多，已達八億，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占世界總人口百分之十三以上，更在于農民的社會存在，其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落后，其素質技能與現代工業文明的不適應，都嚴重地制約著其自身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進步。

　　人類在工業生產方式的帶動下步入一個新時代，新的時代開創了人類新的文明，也形成了新的社會關系和行為準則。這就是商品經濟和公民社會。舊時代的等級、身份和特權及其專制主義原則，被以個體人為本位的人身權、公民權、所有權和平等、自由、等價交換原則所取代。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資本與勞動的矛盾，資本所有者與勞動力所有者之間的對立統一，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發展的根本，是作為生產和文明主體的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勞動者素質技能的社會表現，就是生產力。只有提高勞動者素質技能，才有生產力的發展，而要提高勞動者素質技能，又必須變革制約勞動者觀念行為的社會關系和制度。驗證人類社會制度優劣的標準，只在能否提高勞動者素質技能及其提高的程度?，F代世界各國、各民族競爭的實質，應是社會制度對勞動者素質技能提高程度之比。通行二百余年的資本雇傭勞動制度是商品經濟和公民社會的初級階段，它較封建領主制和集權官僚制的優勢，就在于以個體人的人身權、所有權、公民權為依據，遵循平等、自由、等價交換的原則，促進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并由此而發展生產力。但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又制約了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資本依等價自由交換原則購買作為商品的勞動力使用權后對勞動力的超強度、延時限的使用，創造了超過勞動力使用權價格的剩余價值，而這個剩余價值歸資本所有者或勞動力使用權的購買者所有，并不歸勞動者所有，這又是對等價交換原則的否定，并由此阻抑生產力發展，甚至形成了巨量的殺人害人的“負生產力”。資本雇傭勞動制的矛盾，勢必導致具有人身權、公民權、勞動力所有權的勞動者爭取平等和自由，爭取勞動所創造的全部價值都屬于勞動者，由此形成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運動，其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民主制度。這是對資本雇傭勞動制的否定，也是商品經濟和公民社會的高級階段。

　　商品經濟是對其前產品經濟的否定。其要點，一是生產品和生產者本人的消費分開，生產者生產某種產品，目的并不是直接消費其效用，而是創造價值，以與其他產品交換，取得貨幣，進而購買自己需要的產品，由此產品變為商品；二是行業分化和生產分工的專業化，生產不以直接消費為目的，而以交換為目的，由此促使產業分化，特別是工業的形成和不斷的行業分化，并引起分工的細化，只要是能夠用于交換，取得價值的行業，都會逐步出現，而生產者也由此分工并專門從事某一專業工種；三是在商品交換中密切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人類總體性越來越來突出，而個體人的權利和利益也日益明確，社會成了人們以商品交換為紐帶的共同生存、矛盾、發展的大“市場”；四是參與交換的主體權利是平等的，交易是自由的，不論參與者在社會地位、財富擁有量、受教育程度、道德水平、國別和人種等方面有什么不同，只要以商品所有者身份參與交換，其權利就是平等的，即都是所交換的商品的所有權主體，而其是否交易，又都是自由的；五是商品的價值由勞動決定，交換實行等價原則；六是要求并促進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這不僅是技能素質的提高，也包括文化精神素質的提高，由此增強勞動者的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

　　市民社會是以商品經濟為基礎建立的，商品經濟中的平等、所有權、自由等原則，也就成為市民社會的原則。但初期的市民社會范圍是很小的，并在集權官僚制的掌控之下，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集權專制，清除了封建特權，使市民社會普遍化，但其對市民身份卻又有財產擁有量的限制，將廣大工人、農民排除在市民之外，并不承認婦女的市民身份。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女權運動，到20世紀中期，才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實行了普遍的市民權。市民權的普及使之變為公民權，公民社會由此開始。公民社會是在資產階級主導的市民社會基礎上演變的結果，是市民社會原則在全體民眾中的普遍化。在公民社會的初級階段，即資本雇傭勞動社會中由勞動者以艱苦斗爭得到公民權后，雖然還是資本所有者居統治地位，但雇傭勞動者再也不是無公民權的“弱勢群體”，而是形成了階級并組織為工會、政黨的社會勢力。公民社會的公民權，不是統治者恩賜的，而是民眾奮斗犧牲的成果。

　　正是在這種成果的基礎下，勞動者以其組織的社會勢力展開社會變革，逐步擴展變革勢力，進而成為社會的主導勢力，公民社會由此上升到高級階段，即民主勞動社會。在民主勞動社會，公民社會的一般原則，不是被取消，而是進一步充實和落實。

　　公民社會的一般原則，概括說，包括以下幾點：一、確立并保證每個人的人身權和自由；二、規定和實現每個成年人（18周歲以上）的公民權；三、公民在公共事務方面的權利和義務是平等的；四、公民權派生并集合為公共權利；五、公民權的核心是民主權，民主權的基本權能所派生并形成的權利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及結社權、言論自由權、監督權、批評建議權等，這些權利都是針對公共權利和公共事務的，由這些權利的充分行使保證公共權利為公民所掌控，公共事務和公共設施為公民服務。

　　公民社會是在商品經濟發展基礎上形成，并且是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社會條件。商品經濟和公民社會作為一般性的經濟、社會形態，包括資本雇傭勞動社會和民主勞動社會兩個階段，而其一般原則，又是這兩個階段所共有的，是其聯系和演化的內在依據。社會主義對商品經濟和市民社會一般原則的規定，既是認識和批判資本雇傭勞動社會矛盾的前提，也是規定和改革民主勞動社會矛盾的依據。

　　舊中國在商品經濟和公民社會的發展中落后于西方國家，其主要標志，就是未擺脫等級和身份、特權對人的束縛，沒有切實明確和保證個體人的人身權、公民權、所有權，沒有實現平等、自由、等價交換的原則。這種落后，不僅表現于生產方式和生產力發展水平，更表現于舊集權官僚制的頑固及其行政集權體制的存留上。中國歷史上沒有形成強大的足以領導社會變革的資產階級，沒有健全的資本雇傭勞動制度，日益尖銳的內外矛盾，使社會主義成為社會變革的主導，但以武裝斗爭奪取政權后建立的新制度尚不具備扎實的商品經濟和公民社會的一般基礎，舊制度、舊體制、舊文化的傳統與作用，又嚴重限制了民主勞動制的建立和改革，由此束縛了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

　　農民問題仍是中國的根本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目的和標志在于提高農民的社會地位和素質技能，變革其生產和生活方式，實現工業化，成為現代商品經濟和公民社會的主體。

　　知道解決問題的標志并不等于問題的解決。農民問題的解決，必須從明確和保證其在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主體地位入手。這里的關鍵，就是從制度上規定農民的權利，進而，以社會主義運動促進農民的權利意識，并在爭取和維護權利的進程中，逐步聯合起來，形成社會勢力，由此才能提高其素質技能，變革生產和生活方式，運用現代工業技術，或是轉業于工業和服務業，或是以新技術改造農、牧業。只有這樣，農民才能真正成為現代文明的主體 。

　　農民并不是孤立的社會存在。歷史上，農民作為被統治的群體，是集權官僚制的承載，農民以其個體的手工勞動，辛勤土里刨食，供養著巨大而奢靡的官僚地主階級，支撐著像蟒蛇一樣纏繞社會的集權專制官僚體系。正是在這專制官僚體系的纏繞下，農民只有在由國家分配或自己勤勞節儉買得占有權的小塊土地，或以一半以上產品為代價租來使用權的小塊土地上，進行著簡單再生產，既再生產著自身，也再生產著官僚地主階級和集權專制官僚體系。自秦漢兩千余年來，中國的農民曾擁有過歷史上勞動者最多的權利，雖然只是相對的人身自由和對小塊土地的占有權或使用權，但比起同期其他國度的奴隸和農奴來說，他們還是幸運的，因此才有了相對高的素質技能和生產力，中國也在農業文明中長期領先于世界。

　　中國農民的權利，是其素質技能的表現，也是集權官僚制的一個環節。也正是由于集權官僚制及其小農經濟，嚴重地壓抑了農民素質技能的提高。日益加劇的土地兼并，頻繁不斷的戰亂與農民的反抗斗爭，是集權官僚制內在矛盾的表現，但不是解決矛盾的途徑。

　　農民起義是農民權利的體現。只有意識到自己權利的被侵害，才起而斗爭，但所有的農民起義都未提出制度變革的綱領，只是要求恢復和保證其在集權官僚制下曾有過的權利，至多是均分土地占有權。即使農民起義取得政權，也只是由其領袖成為新的皇帝和官吏，改朝換代但不改變制度，農民的權利并未增加分毫，他們依然在小農經濟中依自己可憐的權利來從事個體手工勞動，由自己的勞動異化出集權專制，也異化著自己的人格和生命。

　　社會主義指導的革命推翻了集權官僚制。在中國，這場革命的主力也是農民，這一點似乎與歷代農民起義沒有什么差別。而革命奪取政權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土地改革——普遍而徹底的均配土地占有權，這可以說是兩千余年來農民的共同追求，是作為農民的勞動者根本利益的實現。

　　然而，當作為農民的利益實現的時候，也是他們的利益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時候?，F代的農民如果還以小農經濟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傳宗接代，就會被工業化的洪流所吞沒；中國如果還以小農經濟為經濟基礎，勢必在國際資本的壟斷性壓迫中滅亡。因此，現代農民的根本利益已是如何以工業技術改變生產和生活方式，在提高素質技能的過程中，改變自己的社會存在。這也是古老的中華民族得以復興的根本。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東深刻地認知了這一層，這也是建國后立即展開合作化運動的宗旨所在。但是，舊的集權官僚制雖然被推翻，小農經濟仍廣泛存在，以及官文化和小農意識傳統的作用，不得不保留行政集權體制。這個體制組織起初級的合作制，但其固有的弊端勢必將合作制變型為“集體制”，從而取消了農民的土地占有權，抑制了大多數農民的主動性。而從非發展目的對集體制的改革所導致的“聯產承包”，并沒有解決集體制對農民土地占有權的剝奪，只是將土地使用權零星地切分給農民，任其自由耕作。這種改變，充分利用了集體制時期進行的品種改良、農田水利建設等各種成果，在短期內解決了吃飯問題，但卻因農民的公民權和其他權利沒有得到明確保證，而使農民沒有土地占有權的小農經濟遍布全國。農民問題依然，而且更為嚴重地制約著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

　　“聯產承包”并沒有改變“集體所有制”，農民所擁有的只是按期（15或30年）由中央政府決策從“集體”分得的小塊土地的使用權。雖然因農作物品種改良和化肥、激素的大量使用，產量成倍增加，但人口多耕地少，每人只能分到一畝左右土地使用權，這大體只是秦時授田百畝的百分之一。農民的勞動力普遍過剩，雖也有少部分青壯年通過各種途徑去出賣勞動力，成為中國現時期特有的“農民工”，但嚴格的戶籍制度，限制了其轉變為工業和服務業的新型勞動者，當其賣完青春的勞動力之后，又不得不回到家鄉——其法定的歸宿。

　　“農民工”以其超常的廉價勞動力創造了短期的經濟“奇跡”，他們在內資外資私有企業每天十多個小時的勞作，除了為這些低技術含量的私有企業提供了超額利潤，就是在低技能的勞作中耗盡青春，才掙得了可以在農村生存的基本生活資料（住房等），由此養育下一代農民?！稗r民工”職業的變化并未引起其身份地位的變化，其權利依舊。

　　從憲法角度說，中國的農民是與市民平等的公民，但具體到選舉權（縣以上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中，四個農民才等于一個市民）和遷徙權等公民的基本權利上，農民明顯地是“二等公民”。而經濟權利只有出賣自己勞動力使用權和“承包”小塊土地的使用權。正是農民權利的不充分，導致其社會地位的低下，進而阻抑了其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在傳統了兩千余年的小農經濟中生存的農民，不僅其存在本身就是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滯后的體現，而且也以其存在和意識嚴重制約了中國各行各業的現代化。

　　問題出在農民身上，但責任絕非農民自己的。不能把農民問題（或時下所謂“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農民三個問題，其實質只是一個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農業是農民的生產方式，農村是農民生活方式的集合）孤立化，而應看成中國的問題，是中國各種問題中根本性的問題。中國革命的實質，也就是解決農民問題，變革使農民成為農民的集權官僚制和小農經濟，不僅要推翻專制統治，更要使農民真正地在現代化進程中得到革命性變革。作為中國問題根本的農民問題的根本，又在明確和保證農民在社會主義制度中應有的公民權、經濟和政治權利。時下對“三農”問題的關注往往集中在農業的產業化和農村的城鎮化等方面，對農民權利的重視很不夠，似乎只要農民“富?！绷?，一切都會好起來。但農民怎樣才會“富裕”？以什么樣的制度規定和保證全體農民的權利，才能使全體農民“富裕”，是問題的根本所在。本書系統考察了農民的權利變化，分析了現代中國農民的權利及其對農民素質技能提高與發揮，對中國經濟和政治、文化的制約，并提出了明確和保證農民權利，以此為據進行相應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變革的原則性構想。

　　現代中國的主要優勢，還在于堅持著的社會主義制度，雖然它還很初級，甚至很粗陋，但畢竟是中國人民一個世紀奮斗犧牲得來的成果。不能因為中國今天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初級和粗陋就徹底拋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仍然是中國和世界勞動者利益的集中體現，是勞動者參與并主導商品經濟和公民社會的指導思想。當今之計，中國農民問題的解決，不是只給少數人“先富”的特權，并削弱大多數農民的權利，使他們停留在小農經濟之中自生自滅，而是要在改革和完善初級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確立并保證農民的公民權和民主權，改革土地權利關系，鼓勵和支持農民合作制、完善村民民主自治制度，使仍生存于農村的農民能夠運用現代工業所提供的技術與工具，形成工業化生產方式，并充分享受工業化所帶來的成果，進入城市化生活。規定并保證農民進城轉化為市民的權利，特別是農民工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使他們真正全面地轉化為市民。

　　農民問題的重要，是怎么說也不會夸大的，只有下真工夫規定和保證農民權利，才能使自商鞅、嬴政建立集權官僚制以來存在了兩千余年的農民，以其自身的努力和斗爭，完成革命性轉變，由此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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