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飛機項目倡議人高梁：從改革走向反思

本報記者 馬國川 北京報道

　　他是顧準的兒子。他是國家發改委大飛機項目協調小組負責人。他是吳敬璉先生的研究生。他曾經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與張維迎等“主流經濟學家”們一起為中國改革出謀獻策，但是獨有的經歷使他對改革產生了新的理解和認識，開始與原來的同道們分道揚鑣。他呼吁、鼓動大飛機項目，因為他認為要爭人民富裕，國家強盛，就要爭產業發展的主導權。他的身世浮沉與觀念遞嬗，在一代人中頗為獨特。有人批評他的思想與父親顧準走得越來越遠了，他激動地站起來，大聲地問：“怎么遠，為什么遠？”

一

　　自從大飛機項目重啟以來，高梁的名字就不時地出現在各種媒體報道中。

　　“80年代在一個會上，主持人說今天來了兩個高梁。”坐在記者對面，年近花甲的高梁回憶起曾經發生的趣事，一臉燦爛，“一個高梁是新華社的記者，另外一個就是我”。做記者的高梁比研究經濟學的高梁年長許多，他們還握了握手。

　　“第一次看到這個名字，許多人都以為是筆名呢。”我知道兩個“高梁”其實都不是筆名，也知道面前的高梁先生不愿意多談自己的身世——— 幾天前電話約訪時他就說過，不想談論自己的家庭身世，“很復雜”——— 但仍試探著這個話題。

　　“這個名字已經用了30多年了。”高梁只簡單地解釋了一句。他不想繼續這個“很復雜”的話題。

　　這個名字與大飛機聯系起來，過程同樣“很復雜”，盡管在8年前，它最初的發生非常偶然。

　　“那時我在搞工業論壇，有一天突然接到一個電話，給我講述了‘運10’飛機的故事。打電話的是老航空部的一個專家，姓胡，我們此前根本不認識。”高梁說。

　　此前，高梁接觸過一個名叫彼德諾蘭的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這位教授正在中國做大企業調研。在幫助這位教授整理材料的過程中，高梁發現了中國在80年代制造大飛機的史實。如果不是這樣一個意外的機會，作為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高梁根本不可能和大飛機這樣一個高度專業化的產業發生關系。

　　那個航空部專家的電話讓高梁產生了了解真相的沖動。現在看來，這更多是出于一個記者的好奇———當時高梁擔任《經濟管理文摘》的記者。

　　高梁來到上海飛機制造廠，尋找“中國人遙遠的自豪的回憶”。他看見，“在一個角落里，孤零零地停著一架外形獨特的大型噴氣式客機。”那是僅存的一架由我國自行設計研制的大型噴氣式客機——— “運10”飛機。想到“波音”、“空中客車”在中國的上空滿天飛，高梁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在“沒有褲子穿”的年代里，我們就自己研制出了彈道火箭，成為國威軍威的象征；現在，中國自己造的飛行器都把人送上太空了，怎么還造不出自己的大飛機？中國的航空工業怎么走到了今天這樣尷尬的地步？

　　他奮筆寫下了24000字的長文——— 《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從“運10”的夭折談起》，發表在《經濟管理文摘》上。“沒想到在航空界引起很大的震動。”高梁承認，他把一個技術話題搞成了一個新聞話題。后來，作為產業論壇的主持人，他邀請參加過“運10”飛機設計的技術人員作了一次講座，反響也非常大。“因為有這個基礎，航天行業內有人組織研討會經常邀請我參加。2003年航空誕生一百年，辦了一個很大的國際研討會，還專門讓我去講中國飛機的問題。”

　　就在這一年，88歲的“兩彈一星”元勛、兩院院士王大珩向前去看望他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議，“中國非搞大飛機項目不可”。半年后，科技部受國務院委派組建“運10”下馬20年后的第一個大飛機項目論證組。重啟“大飛機”項目的呼聲越來越高。

　　2007年3月2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大型飛機重大專項領導小組關于大型飛機方案論證工作匯報，原則批準大型飛機研制重大科技專項正式立項。高梁參與了大型飛機方案論證工作，他的身份是國家發改委大飛機項目協調小組負責人。

　　一般認為，上馬大飛機原因有二：一，中國將是大飛機的最大市場之一，這一利潤豐厚的巨大市場怎能拱手讓給別人？二，大飛機是戰略性極強的產業，中國要遏制歐美在這一領域里的壟斷。樂觀主義者認為，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實力，完全可以在這一市場中分一杯羹。

　　高梁十分低調，他對記者表示：“有關部門有規定，凡是參加大飛機論證者，都不能接受記者采訪。”他更愿意把大飛機問題作為一個代表民族產業的個案來看待。

　　而對于“民族產業”問題，人們的意見并不一致。有學者認為，民用航空等產業已經高度全球化、市場化，與軍工業完全不同，只要付錢基本上就能買到具有一流技術水準的產品。不管大飛機也好，還是什么別的也好，如果沒有技術和市場上的現實根據，只憑愛國主義豪情壯志，不僅經濟上不劃算，到頭來有可能碰得頭破血流。

　　可是在高梁看來，民族產業必須向高技術化發展，“要不現在就干，要不永遠別干”，他激動地說，“有人指責我們是要搞閉關鎖國不開放，說搞高技術是陷阱。其實，殖民化的資本主義陷阱是最可怕的，這就是拉美的現狀。拉美兩三千萬人，搞得連糧食都沒了。如果我們也像他們那樣，中國13億人，你看看將來會是什么樣子？”

二

　　高梁其實是一個乳名，他的真名叫顧南九，他是著名思想家、經濟學家、“指出中國改革市場化方向的第一人”（吳敬璉語）、顧準的次子。

　　據 《拆下肋骨當火把——— 顧準全傳》（高建國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記載，“文革”前，為了保護子女的前途，顧準與妻子汪璧議定，讓子女把他作為一個“反黨右派”來看待，讓子女和主流文化融為一體。“文革”開始，顧準勞動改造，更不可能和子女交流思想感情，關系不免疏遠。

　　在母親不堪忍受殘酷批斗而服毒自殺的那一年，20歲的高中生高梁告別了北京，來到內蒙古興安盟的農村下鄉插隊。前不久，高梁還曾回鄉走訪，發現那里的生存狀態和四十年前相比，幾乎沒有什么變化。最大的變化就是有了電燈、電話，硬化路面修到了鄉里。

　　“我們去的時候靠山吃飯，現在很多人打井。問題隨之而來，那個地方過去是草原地區，生態環境比較脆弱，地下水位下降，化肥過多，土壤就發生沙化現象，沙化速度很快，現在還能過得下去，以后恐怕會有問題。”高梁憂慮地說。這一代在困境中掙扎過的人，對當年“改造”他們的那些地方，也是非常有感情的，心中往往泛起漣漪。

　　1973年，高梁到興安盟的首府烏蘭浩特柴油機廠當工人，一干就是6年，“所有的車間全都干過，最大的官是當過班組長”。

　　興安盟位于內蒙古東部，與吉林省交界，屬高寒地帶，最冷的時候零下30攝氏度，冬季平均氣溫也在零下20攝氏度。4年農民，6年工人，一個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十年，就這樣消磨過去了。

　　高梁似乎并不覺得有多么苦，他說：“第一精神上不是太壓抑。沒有太多的感覺。人能夠適應生活環境，只要適應了就沒什么。”

　　高梁在柴油機廠當工人的第二年，父親顧準含冤去世。臨終前，這個“英雄肝膽、兒女心腸”的學者，沒有能夠見到五個子女。高建國在《顧準全傳》中記載：“原因十分簡單，堅持‘革命路線’的青年人說：怕受爸爸的影響。”他希望孩子們回北京見最后一面，他的長子在給父親的回信中說：“我是要跟黨跟毛主席走的，我是決不能跟著顧準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采取了斷絕關系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我相信在我們的親屬中間也存在著嚴重深刻的斗爭，這也是毫不奇怪的。”

　　1978年冬天，回到北京的高梁參加高考，第一次沒考上，然后因為“忙家里的事”耽擱了數年。1982年他直接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成為他父親的弟子吳敬璉先生的研究生，專業方向是比較經濟制度。這時他已經34歲了。

　　1984年，高梁參加了在中國改革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莫干山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西北大學經濟學碩士張維迎初露鋒芒。第二年，高梁畢業，進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 這是一家以研究經濟體制改革著稱的研究機構。幾乎同時，張維迎也進入該機構。后來許多名噪一時、甚至至今仍然活躍的改革人物，都是從這里走出來的。

　　在這里，高梁和他的同事們一起，滿懷熱情地研究中國的改革問題。“那是個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時代。”高梁說。

　　他認為，當時自己的思想認識，和現在那些呼吁改革的人沒什么兩樣，總的方向都是市場化改革。“當時計劃體制還是一個整體，大家的主要興奮點在于怎么沖破這個體系，在這點上大家沒有什么分歧。改革就是撬動一點、再撬動一點。80年代講市場與計劃的時候，還沒有牽扯到所有制的問題，只是說把計劃變成市場導向。但是走了半截有點不同意見，因為現實中碰到很多問題，在于行政體制造成的分割，如何才能破這個東西？當然徹底實現私有化、和政府徹底脫離是最容易、摩擦最小的一種制度。另一方面，中國畢竟是在計劃經濟基礎之上建立的一套供應體系，我們應該穩妥地、公私兼顧地改革。”

　　分歧在80年代末就出現了，只是當時還基本處于理論討論的階段，還沒有實際操作，而且沒有條件做。但是在高梁看來，這種分歧實際上已經為后來的爭論埋下了伏筆，十多年后，這條“草灰蛇線”在所謂“第三次大爭論”中終于顯露無遺。

三

　　1992年春天，高梁去了海南。

　　“現在想起來，那時對改革前途究竟如何，我們還能干什么事，心里沒底。”高梁坦率地說，“盡管過去有十年在底層的經歷，覺得書本說的不行，還是應該下去。當時我們也窮，月工資才二百塊錢。”

　　高梁不知道，當他踏上南下之路時，鄧小平正在南方視察，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那年夏天，在聽到這個談話的傳達時，高梁已經擔任海南省洋浦經濟開發區國有資產管理中心主任。

　　洋浦經濟開發區號稱“特區中的特區”，位于海南島的西北角，當時一片荒灘，30平方公里，52個自然村，1萬多農民。高梁主管開發區內政府所屬的七八家國有企業，有搞金融投資的，有搞貿易的，有搞房地產的，都是小企業。“我根據自己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解，制定新的管理辦法，按照資產管理的方式來管。”

　　效果如何呢？“情況很復雜”。高梁給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他手下有一個管開發區拆遷的公司，有一大筆錢來運作。高梁自任總經理，后來上面不讓他干了，換了一個人。雖然許多人都知道這個人有問題，“可是上頭壓下來了，限期完成移交，讓他管，管了不到半年，就出了很多問題。查出來以后，就撤了。撤了他，我也站不住了。”

　　僅兩年，高梁就離開了這個曾經被視為“改革開放排頭兵”的樣板開發區。

　　“當了兩年官，一個基本體會是：制度是人定的，制度有優有劣，更重要的是人怎么執行這個制度，最后還是落實到管理。”可是高梁又看到，管理只能落實到管錢和管事，管不了人。他認為，這是因為政府管得太多了。

　　高梁沒有回北京，而是到地方上的私人公司打工。他發現“管理問題”同樣存在于私人企業。由此他開始反思，并不是因為行政管理多了才出問題，“因為在科技高度發達的時代，任何人碰到陌生領域都是信息不對稱的，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碰到壟斷，壟斷是打不破的，關鍵仍然是人怎么產生，根據什么標準產生。”

　　他感慨，簡單地用制度或者法律是管不住人的，而需要法律、管理制度、道德三者俱備，道德是最重要的。高梁非常流暢地引用了毛澤東的話：“其實很簡單，毛主席早就講過，關鍵是用人唯賢還是用人唯親。”他解釋說，賢就是有道德。一旦道德底線被市場沖破，一切都無可救藥。他以醫療問題為例，“別以為設一億個醫院就解決問題了，不可能。同樣，職業道德的下降才造成國有企業逐漸滑落。”

　　高梁在“海”里度過了6年，與他在機械廠的日子一樣長。但是與前一個社會板結、思想僵化的6年截然不同，后一個6年正是中國改革、尤其是經濟體制改革狂飆突進的時期，社會結構、人際關系變化非常大，與80年代也已大不相同。“80年代老的信仰還存在，對社會制度基本認同。到了90年代這段時期，人們找不到方向，人生苦短，‘何不瀟灑走一回’倒是很好地表達了這種迷失感。‘不撈白不撈’成為普遍的社會心態。”

　　在這個階段，高梁基本和學術界、思想界脫離了關系，甚至與他的導師吳敬璉6年間也僅見過兩次面。高梁當年的許多同事，都已經成為著名經濟學家。他承認，這幾年他浪費了很多時間，思想也在悄悄發生變化，對改革也產生了新的理解和認識。

四

　　1998年，高梁浮出海面，重返北京，先在報紙雜志待了幾年，包括擔任《經濟管理文摘》的記者。

　　他的一個老朋友、一家民營咨詢公司的老總請他做產業論壇。講壇均在北京舉行，極盛時期一月一次。演講嘉賓都是各個工業行業的人，聽眾主要來自學術界，也包括一些搞經濟研究的老朋友。高梁直接組織策劃所有活動，親自擔任主持人。論壇從1998年持續到2003年，5年間搞了50多場，機械、電子、汽車、機床、造船、銀行、股市、財政情況、石油石化等等，巨細混雜，“基本把我國重要的行業都做了。”

　　論壇最少的時候只有兩三個人聽，而人數最多、場面最大的是大飛機研討，那是在2000年，到會至少有一百人。

　　高梁很高興能夠做產業論壇。他認為這樣就把重要的行業了解了一遍，對行業里面的企業發展狀況、體制變遷狀況、技術水平與國外的落差等等，都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這些資料是許多經濟學家很少接觸到的，是這些近距離的觀察促使了高梁的思考。

　　“我們國家還是發展中的國家，我們差得很遠。私營企業再能耐，有了市場體制就產生生產力？不是那么回事，這是一個積累的過程。而我們過去企業管理的底子就薄，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而且技術進步慢，出不來新東西、新產品。如果單打獨斗進行競爭，結局是沒有懸念的。在開放的條件下，你是一個幼兒，人家是一個拳王，就是這個水平。”

　　也就在此前后，一些自命為“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學者提出了保護“戰略產業”的問題。高梁很認同這個概念。他認為，從90年代以后，改革開放力度不斷加大，國家原有的工業體系受到挑戰，有些（命脈）企業成了外商控制的企業。如果這個勢頭沒有節制地持續下去的話，對國家關鍵產業的競爭力和綜合國力都會造成嚴重后果，因此需要國家出手，支持“戰略產業”的發展。

　　就如同魯迅比喻一只飛蟲“飛了一圈又回到了原點”，2003年，高梁離開媒體，回到了經濟研究部門，擔任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開始從事研究工作，產業論壇也隨之停止。他坦承，這五年論壇產生的新認識，使他與“主流經濟學家”之間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分歧。

　　思想的接近和共鳴，讓高梁與“非主流經濟學家”漸行漸近，而與80年代的同道們逐漸地疏遠了。

　　2004年8月，郎咸平挑起“郎顧之爭”，從而掀起了所謂“第三次改革大爭論”。高梁和其他“非主流經濟學家”一樣，公開支持郎咸平，加入了“反思改革者”的行列。“表態之后，他們知道我是誰了，有事也不找我了。”高梁很無所謂地說。他雖然沒有明確說出 “他們”是誰，但很顯然，“他們”就是曾經與高梁有很深淵源的“主流經濟學家”們。

　　而在高梁公開支持郎咸平之前，被視為“非主流經濟學家”領軍人物的楊帆就已經把高梁列入 “非主流經濟學家”之列。高梁和楊帆2001年認識，“談過一些東西，在一些問題上看法比較接近”。

　　在高梁看來，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閉眼不看，文過飾非。至于改革出現問題的原因，他認為，就在于以新自由主義的理念指導改革，以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最好什么都不管，退出競爭領域，“引進外資，吃掉我們的民族工業”，“這并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不符合我們的發展目標”。

　　說到這里，高梁再次引用了毛澤東的話，“毛主席在1965年說過一段話，說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為什么？因為中國底子薄、經濟落后、技術落后，如果放開的話，私人資本早晚成為外國人的，中國將來就是依附型的殖民地的資本主義。”

　　針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所說“中國人要有給洋人再打20年工的思想準備”的說法，高梁義憤填膺：“他是賣國賊！我深信他拿了外國人的錢，才這么講話。自己能夠當老板，為什么要讓人家當？”

五

　　顧準已經逝世33年了，中國改革也將迎來而立之年。

　　大江流日夜，改革浪淘沙。曾經潛伏的分歧，在新世紀里一一凸顯出來。80年代曾經一起為改革出謀獻策的人們，似乎徹底分道揚鑣了，雖然兩邊不斷有人（包括高梁在內）呼吁，“希望大家有時間坐下來，當面討論一下”，但是他們已經坐不到一起了。

　　“這一點不奇怪，歷史上這種事太多了。過去的同志到后來又重新組合，這算什么，如果永遠鐵板一塊那才怪呢。”高梁倒是很淡然。

　　近年來，在一些人群中，民族主義情緒似乎越來越高漲。有人說，高梁也成了民族主義的“憤青”，成了民粹主義者。59歲的高梁說：“‘青’談不上了。中國人不講民族主義，講世界主義，這話聽起來有點奇怪。中國要擺脫帝國主義壓迫，才有中國革命。這些東西今天怎么忘掉了，不應該革命嗎？是不是認為清朝最好啊？我們要跟強國平等相處，爭取和諧相處。如果和諧不了，也不能屈服，這是國格問題，這是不是民族主義？這樣的民族主義是應該贊成還是反對？第二，民粹主義是什么？如果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服務，這個立場被稱為民粹主義，那我堅持這個民粹主義，我覺得沒錯。今天在有些人眼中民粹主義是罵人，他們只為少數富人服務，只有少數富人才是他應該服務的對象。這是立場問題，我的立場跟他們的立場不一樣，他們愿意怎么戴帽子就怎么戴帽子。有人罵‘愛國賊’，賣國反而有功，這簡直是黑白顛倒，連起碼的道理都不講。那就對不起了，碰到法律問題就是法律解決，碰到革命的時候那就是槍桿子解決，那沒辦法。”

　　有人批評說，高梁的思想與他的父親顧準已經走得很遠了。當記者轉述這個說法時，身材高大的高梁激動地站起來，大聲地問：“怎么遠，為什么遠？”

　　他說，有些人自稱繼承了顧準的思想，但是并沒有理解顧準思想的精髓。他這樣解釋父親的思想：“第一，實事求是；第二，為中國利益、為國家利益、為大多數人利益著想，沒有這個思想不會起來抗日參加共產黨，冒著生命危險，剖析自己的事業。”

　　記者：“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反思呢？”

　　高梁：“反思是針對計劃經濟，對國家的‘極左’方針的反思，這是反潮流。”

　　至于針對“顧準倡導市場，而他的兒子反市場”的說法，高梁嗤之以鼻，“再怎么著，我對父親的了解，對他的做派為人，比別人了解得更多一些。一句話，守住實事求是、為多數人服務這兩條，就可以所向披靡。管別人怎么看我說我，家破人亡都不怕，死都不怕，怕什么？沒有這樣的勁頭還搞為國家服務？搞什么經濟學研究？那叫蛀蟲，名利場的蛀蟲！”

　　“什么道理都不能走極端，現在的人就是走極端了，過去‘極左’，現在‘極右’。好像越極端越革命，才能得到桂冠。這叫嘩眾取寵，這叫做右的僵化。”高梁如是說。

　　對于“民族產業”問題，人們的意見并不一致。有學者認為，民用航空等產業已經高度全球化、市場化，與軍工業完全不同，只要付錢基本上就能買到具有一流技術水準的產品。不管大飛機也好，還是什么別的也好，如果沒有技術和市場上的現實根據，只憑愛國主義豪情壯志，不僅經濟上不劃算，到頭來有可能碰得頭破血流。可是在高梁看來，民族產業必須向高技術化發展，“要不現在就干，要不永遠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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