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

　　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實際卻是走資

　　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話說1966年7月中旬，王力和賈一學、李鑫3人聯名寫出了一篇讓王力終身引以為豪的長篇文章，題目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表在《紅旗》雜志第15期上。這篇文章從8個方面闡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文章中寫道：

　　“第一，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國內階級斗爭的必然發展，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發展，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新的高級階段。第二，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規模最大的革命群眾運動。第三，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義篡奪領導權的斗爭。第四，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創造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經驗，創造了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經驗。第五，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培養和造就一支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打下了基礎。第六，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推動力。第七，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場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反對以蘇共領導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第八，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發展。”

　　這篇文章最后還有精彩的幾句話：

　　“對于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聲贊揚。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謝列平之流的叛徒，伙同約翰遜、臘斯克之流的帝國主義者，切齒咒罵。他們開動了全部的宣傳機器，用最惡毒的語言，掀起了反華歇斯底里，大肆攻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些反動家伙為什么這樣暴跳如雷呢？就是因為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傳播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對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發生巨大的影響，不能不沖擊和震撼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搖搖欲墜的統治。史無前例的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加響亮地敲響了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喪鐘。”

　　7月間，章含之因對很多現象看不慣，想不通，她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要求見毛澤東。毛澤東不見她，要秘書給章含之打電話，傳達他的話。于是，秘書在電話中對章含之說：

　　“主席說他現在不便見你。他要你經風雨，見世面。他還說要‘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無酒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空閑一點再見面。”

　　7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的通知》，通知公布了這個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名單，他們是：

　　主任：劉少奇

　　副主任：康生 陳伯達 陶鑄

　　委員：李井泉 李雪峰 劉瀾濤 宋任窮 王任重 魏文伯 胡喬木 蕭華 劉志堅 張平化 熊復 王力 戚本禹 劉漢

　　7月20日這一天，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說：中共中央宣傳部已經改組，由陶鑄任部長，陳伯達任顧問。

　　7月21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繼續討論工作組問題。陳伯達提出，許多工作組以黨中央的代表自居，但其實他們并不比學生高明多少。有些工作組因為整群眾，而遭到了群眾的強烈反對。所以我們現在不如先撤銷工作組，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陳伯達發言時的語氣很軟，有的地方簡直就是在哀求。劉少奇、鄧小平還是沒有理睬他。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后來江青批評陳伯達，你這是‘跪著造反’。在會上，很多人都不同意陳伯達的意見，認為高校運動剛剛開始穩定下來，怎么就要把工作組給撤銷了，撤銷工作組就等于把前面的工作給否定了。這時，總理說，陳伯達所說的要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否可以試行一下呢？工作組不了解情況，整了學生，很多提意見的學生受打擊，有自殺的，這種情況已經很嚴重了，是不是先緩和一下？總理又指出，工作組也是派得太匆忙了。工作組不了解情況，就會干出不理想的事情來。讓他們先撤出來，讓群眾自己先搞一段時間，看看，然后再說?？偫碚f得比較委婉。陳毅也在會上說，不如讓學生自己搞搞看，讓他們自己搞，無非就是亂一點，亂了，我們再去，或許就好點。陶鑄支持陳毅的想法。當時就只有總理、陳毅、陶鑄講了這么幾句話，其他人沒有講這樣的話。李雪峰堅決反對撤銷工作組，他說，派工作組去學校，問題不大，工作組解決了很多問題，使得局面穩定下來了，不能只看到一點問題就撤！這天的會議沒能做出決定，第二天7月22日接著開。陳伯達又在會上提出撤銷工作組的問題。這時，鄧小平發威了，我原來還不知道鄧小平這么厲害。他聲音很大地說，我看工作組問題不大！沒有工作組的話，下面還要亂，還會出現更加無政府的狀態。然后他很激動地批評了陳伯達，陳伯達一句話都不敢吭。在這次會上劉少奇倒沒有講多少話，講得最兇、音調最高的是鄧小平。最后他發脾氣了，忽地一下站起來，用手指點著桌子，大聲地駁斥陳伯達。這是我進中南海十幾年，第一次看到鄧小平脾氣那么大，他雙手叉著腰，質問陳伯達，你們搞過群眾運動沒有？沒有政策搞什么運動。你見了風就是雨？黨中央的決定，就這樣否定了？誰也沒這么大的權力！他說話的口氣很重，所以大家都不再說話了。總理也沒有再講話。按一般程序，這就算大家都同意了鄧小平的意見，這也就意味著會議決定不撤銷工作組了。為什么鄧小平后來被稱為第2號走資派呢？就這一幕，他也是夠資格的。”

　　這一天，7月20日才回到北京的江青也不聲不響地來參加了會議。她從李雪峰身后穿過去，走到會議記錄者的旁邊坐下，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她又不聲不響地走了。一種要出事的預感，襲上了李雪峰的心頭。

　　江青從懷仁堂出來，又深入到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廣播學院等高等學院，發動學生起來鬧革命。

　　自此以后，江青一直到中共中央召開“九大”，都沒有離開過北京。這是她自1949年3月跟隨毛澤東進北平以后絕無僅有的現象。在1967年一年當中，江青除了到人民大會堂、工人體育館等處開會或會見什么人，就在釣魚臺11號樓和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的書房或臥室里“兩點一線”之間奔走。幾年間，秘書跟著她，沒有見過她乘過什么飛機，坐過什么專列，也沒有見到她去過外地的豪華住處。

　　再說在7月下旬，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的一次會議上說：

　　“這次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們就要做好殺頭、坐牢和開除黨籍的準備。愿意革命的請跟我們走，不愿意革命的現在離開中央文革小組還不晚。”

　　關鋒、王力聽了江青的話，都說：

　　“江青同志是在開玩笑吧。”

　　康生說：

　　“絕對不是開玩笑，完全有這種可能。我們的毛主席曾經準備好了被赫魯曉夫那樣的人趕下臺的準備，他和林彪等同志談話的時候，幾次掉淚。同志們，是哭了啊。這場文化大革命可是史無前例的，要觸動許許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這些人不抵觸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所以，斗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的時候，很可能要流血，要發展到武裝斗爭。”

　　康生還說：

　　“腦袋掉了不過是碗大的一塊疤，沒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換來群眾斗爭的勝利的話，我情愿馬上去死。”

　　有些人還是不相信康生的這些話。陳伯達把這些話反映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就對他說：

　　“你這個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講的這些是可能的。我這個人打了一輩子仗，習慣了。黨內走資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們打游擊去。這場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革命，你沒有這個思想準備是不行的。說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爭。”

　　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早在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高等教育部黨委《關于改進一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高三（四班）學生在6月6日發出了《為廢除舊的升學制度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他們在信中說：現行的升學制度就是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的舊科舉制度的延續，是一種很落后的、很反動的教育制度?，F行的升學制度是和毛主席給我們制定的教育方針相違抗……其具體罪狀如下：（一）使許多青年不是為革命而學，是為考大學而鉆書堆，不問政治。不少同學有嚴重的“唯有讀書高”、“成名”、“成家”、“個人奮斗”、“走白專道路”等剝削階級的反動思想?，F行的高考制度助長了這種思想。（二）使許多學校片面追求升學率，而造成許多“特殊”、“重點學校”、專收高材生，這種學校為一些只鉆書本，不問政治的人大開方便之門，把大批優秀的工農、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三）對學生德智體的全面發展起到嚴重的阻礙作用……我們具體建議如下：從今年起就廢除舊的升學制度……僅僅隔了5天，北京市第四中學高三（五班）學生在6月11日發出了《給毛主席的一封信》，與此同時，北京市第四中學全體師生發出了《為廢除舊的升學制度給全市師生的倡議書》，他們強烈要求：“立即廢除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制度”！

　　6月1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這兩所學校學生發出的兩封不同尋常的信和《倡議書》，使之成為廢除高考制度的直接導火索。

　　因此，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7月24日的《關于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說：

　　“從今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取消考試，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高等學校選拔新生，必須堅持政治第一的原則。”

　　7月24日下午，毛澤東在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中說：

　　“不要搞工作組，可以搞點觀察員進行調查研究，不要發號施令。整風，關門整風才不行哩！過去《人民日報》不在我們手里，中宣部不在我們手里，文化部不在我們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們手里，這些東西都不在我們手里，不發表聶元梓那樣的大字報，那才不行哩！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害怕群眾，共產黨員害怕群眾那還了得？你們都要下去，下去搞兩個鐘頭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頭腦就清醒一點。”

　　“把工作組一撤，把黑幫停職反省就完了，這樣可以快點。有這么一段，運動冷冷清清。根本撤出來，另外派幾個人去當觀察員。”“由學生、老師的左派組成革命委員會，自己來搞。”“現在搞文化革命斗爭，一斗二改。斗什么？斗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些是你們清楚一些，還是學生清楚一些？還有斗爭學術權威，對翦伯贊這些人誰了解些？”

　　“這不只是一個北大的問題，而是一個全國的問題，如果按原來那樣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來的。”

　　7月25日，《人民日報》等各大報紙在頭版頭條登載了毛澤東7月16日橫渡長江的報道和大幅照片及《人民日報》的社論《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在全國人民中引起了強烈的反映。當人們看到毛澤東在快艇上揮手檢閱正在長江中游泳的人流的巨幅照片時，對73歲高齡的毛澤東的領導藝術產生了一種無法形容的信賴感，激勵著群眾更加堅定地“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

　　7月25日這一天，毛澤東在陶鑄送審的新華社電訊稿上批示道：

　　陶鑄同志閱后，退張平化同志：

　　此件看過，可用。在第5頁上將“最高指示”改為“指導方向”。以后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

　　毛澤東 7月25日

　　7月26日，毛澤東在釣魚臺12號樓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除政治局成員外，還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各大區書記。

　　毛澤東在會議上聽取了有關工作組問題的匯報。他說：

　　“派工作組是錯誤的。”

　　有人說，幾個少先隊員給他爸爸貼大字報，說爸爸忘了過去，沒有給他們講毛澤東思想，而是問他們在學校的分數，好的給獎賞。毛澤東對陳伯達說：

　　“請你轉告這些小朋友，大字報寫得好！”

　　他又轉向大家說道：

　　“我向大家講，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動起來。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實際卻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團中央應該站在學生運動這邊，可是他們站在鎮壓學生運動那邊。

　　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

　　我們相信群眾，做群眾的學生，才能當群眾的先生。現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個驚天動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一關是最后消滅階級，縮短三大差別。

　　反對，特別是資產階級‘權威’思想，這就是破。如果沒有這個破，社會主義的立，就立不起來；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辦公室聽匯報不行。只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鬧到底。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黨政領導、黨員負責同志，應當有這個準備。現在要把革命鬧到底，從這方面鍛煉自己，改造自己，這樣才能趕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有的同志斗別人很兇，斗自己不行，這樣自己永遠過不了關。

　　靠你們引火燒身，煽風點火，敢不敢？因為是燒到自己頭上。同志們這樣回答：準備好，不行就自己罷自己的官。生為共產黨員，死為共產黨員。坐沙發、吹風扇的生活不行。

　　給群眾定框框不行。有的學校給學生戴反革命帽子。”

　　有人匯報說，外辦的張彥跑到外面給人扣了二十幾個反革命帽子。毛澤東說：

　　“這樣就把群眾放到對立面去了。不怕壞人，究竟壞人有多少？廣大的學生大多數是好人。”

　　有人提出，亂的時候打亂檔案怎么辦？毛澤東說：

　　“怕什么？壞人來證明是壞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將‘怕’字換成一個‘敢’字。要最后證明社會主義關是不是過。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毛澤東在講話中連續兩次點名批評李雪峰，他說：

　　“你李雪峰說工作組要像救火一樣派下去，你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全部撲滅了，你要干什么？你們決定學生放假搞革命，群眾起來了你又往下壓，你安的是什么心？”

　　李雪峰說：

　　“北大進行了4次大辯論，‘618’是否反革命？有的說是，有的說不是。”

　　毛澤東說：

　　“你就是想把群眾壓下去嘛，什么叫反革命？無非殺人、放火、放毒，學校里出現這些了嗎？除了這些人要捕，其余都不捕！寫反動標語有什么了不起？就把你們嚇成了那個樣子！”

　　劉少奇為李雪峰等人承擔了責任，他說：

　　“如果這個時期北京各大專院校布置運動中有什么錯誤的話，主要由我來負責。其他同志是沒有責任的。”

　　毛澤東說：

　　“我回到北京一個星期，前4天傾向于保張承先，后來不贊成了。各單位、各機關的工作組是起阻礙作用。張承先工作組，清華工作組，都起阻撓作用。”“問題不在于工作組，而在于工作組執行了錯誤的路線，工作組犯了方向性錯誤。”

　　“最近一個月，工作組是阻礙群眾運動。阻礙革命勢力，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他坐山觀虎斗，學生跟學生斗，擁護工作組的一派，反對工作組的一派。群眾對工作組有意見不讓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電話，打不得電報，寫信也寫不得，西安交大就是這樣。西安交大的工作組不讓人家打電話，不讓人家打電報，也不讓人家派人到中央，為什么怕人到中央？

　　今天各大區的書記和文革小組的成員都到了，會議的任務是，商量如何搞好文件，文件要寫上，可以打電話，打電報，也可以派人來，讓他們來包圍國務院。那樣怕行嗎？所以，西安、南京的報館被圍3天，嚇得魂不附體，就那么怕？你們這些人呀，你不革命，總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頭上來。有些地方不準圍報館，不準圍省委，不準到國務院，為什么這么怕？到了國務院，接待的人又是無名小卒，說不清問題，為什么這樣？你們不出面，我就出面。說來說去，怕字當頭，怕反革命，怕動刀槍，哪有那么多反革命？”

　　“主要是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員會，不那么革命的中間狀態的人也參加一部分。誰是壞人？壞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們懂得，工作組不懂得。他們到了那里，不搞革命。由學校革命師生組成文化革命小組，來領導文化大革命。學校的事只有他們懂得，工作組不懂。學校里的問題，一個叫斗，或者叫批判，一個叫改。工作組一不會斗，二不會改，起壞作用，阻礙運動。翦伯贊寫了那么多書，你還沒有讀，怎么斗怎么改？學校的事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要依靠學校內部的力量，工作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單位，不能靠工作組。”

　　毛澤東話頭一轉，又說道：

　　“這幾天，康生、陳伯達、江青都下去了，到學?？创笞謭螅瑳]有感性知識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務，停了日常事務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識。南京做得好，沒有阻擋學生到中央。開會期間，到會的同志要去北大、廣播學院去看大字報，要到出問題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你們看大字報時，就說是來學習的，來支持你們鬧革命的。去那里點火支持革命師生，不是聽反革命、右派的話的。搞了兩個月，一點感性知識也沒有，官僚主義。”

　　“‘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來又蓋起來，這種情況不能允許。這是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條條打個稀巴爛，給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

　　關于毛澤東的這些講話，《戚本禹回憶錄》中是這樣記載的：“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對北京發生的事情沒有立即表態。在大約一周的時間里，他看了很多材料，尤其是北大、清華、北師大的材料。聽江青說，主席看了那些材料以后心情很不愉快，說過大致這樣一番話，看到群眾運動一下子由熱氣騰騰變得冷冷清清，學校的大門都關了，心里很難過。有些學校的工作組明目張膽地鎮壓學生運動。歷史上什么人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國民黨。這是很大錯誤，方向性的錯誤。要趕緊扭轉，北京大學的工作組看到學生起來給黨委提意見，就出來立規矩、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什么正軌？其實是邪軌。有的工作組給學生戴反黨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工作組現在變成了革命群眾運動的阻礙了，要改變這種作法，撤出工作組。你們要下去，到群眾中去看一看，去兩個鐘頭也好，不要老坐在屋子里，下去頭腦就會清醒一些。把工作組撤了，讓黑幫停職反省。讓這些學生、老師中的革命派，加上中間派的人也參加一部分，組成文化革命委員會，自己來搞文化革命斗爭。斗什么？斗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有斗爭反動學術權威。對吳晗、翦伯贊這些人誰更了解他們一些？還是革命群眾。像工作組那樣搞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鎮壓學生運動是沒有好下場的，北洋軍閥、國民黨不是都失敗了嘛。”

　　再說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撤銷派往各大專院校的工作組。

　　7月26日這一天，中央文革通知李雪峰到北京大學開會。他準時到達后，發現康生、江青等人早已到了。李雪峰悄聲問康生：

　　“今天的會是什么內容的會？”

　　康生說：

　　“我也不清楚。”

　　江青主持了這次會議，會議主要內容是由學校的兩大派別辯論工作組的錯誤，讓一些學生控訴工作組的罪行。

　　康生在會議上講了話，他說：

　　“張承先最大的錯誤有兩個：1、50天來，他們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不進行階級教育，這一點是很大的錯誤。這就是不相信群眾的問題，是不依靠群眾的問題，是不走群眾路線的問題。2、北大50天來，連一個全校委員會都沒有，系里有，可選得不好，是工作組包辦代替的，他不是放手發動群眾。因此，他在路線上、組織上都犯了錯誤。國際歌中是怎樣唱的，不是要靠自己救自己嗎？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靠自己救自己了呢？毛主席的路線要在實踐中證明，張承先講的是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完全是違反毛澤東思想。同志們，我們講依靠你們，依靠文革委員會，有人說是不是不要黨的領導了呢？張承先走了就沒有黨的領導了嗎？北大是執行新市委的領導，還是執行毛主席的領導？黨的領導就看他執行不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如果執行就是黨的領導，如果不執行，他就不是黨的領導。請問：你們對北大的情況了解，還是工作組張承先了解？陸平、彭佩云黑幫是張承先了解，還是你們了解？斗爭陸平不是靠幾個秘書整理材料，而是靠你們來斗的！下一步要斗翦伯贊、李世雄、馮定，開展和他們斗爭是你們了解，還是張承先了解？你們看翦伯贊的書多，還是張承先看他的書多？你們說靠誰斗？靠你們！你們一定能夠取得勝利！”

　　江青接著也發表了一篇傾向性十分鮮明的講話。最后她提議說：

　　“歡迎新市委書記李雪峰同志講話！”

　　李雪峰面對群眾熱烈的掌聲，毫無準備，不知該講些什么，他站起來說：

　　“工作組是黨中央派來的！”

　　江青馬上插話說：

　　“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有派！”

　　李雪峰說：

　　“你們對工作組有意見可以提，但應該是抱著善意的同志式的方法來提，因為工作組畢竟不是黑幫嘛。你們不要工作組，工作組可以撤離，也可以留在學校，你們什么時候要揪去批判，我們隨時到場。”

　　7月28日，北京市委發出《關于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毛主席決定撤銷劉少奇、鄧小平派到學校的工作組后，北京各大專院校的師生，即分裂為保工作組的保守派群眾組織，和反工作組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在如何評價工作組，批評工作組路線問題上，保守派與造反派發生激烈的爭辯與沖突。”

　　7月28日下午，毛澤東召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他說：

　　“明天北京市召開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也可參加嘛，比如說清華大學的蒯大富。”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參加大會的有一萬多人。

　　李雪峰主持大會，宣布撤銷所有的工作組，并作了幾句檢討。

　　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大會上講了話。劉少奇說：

　　“工作組這個方式現在看來不適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所以中央決定撤銷。文化大革命要靠你們來搞?？课覀儾恍?。至于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么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成員也不曉得?，F在看來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周恩來、鄧小平也在講話中對派工作組承擔了責任。

　　大會即將結束時，毛澤東與出席大會的代表們見了面。爾后他告訴劉少奇等人說：

　　“你們都要到前線去看大字報。不然，沒有資格領導運動。”

　　會后，中共中央將這次大會的錄音發到各省市播放。各地陸續撤銷了工作組。

　　關于這次大會，《戚本禹回憶錄》中是這樣記載的：“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各個學校都有學生代表去參加開會。不知道汪東興、童小鵬他們是怎么組織的，我聽說來開會的，大部分都是支持工作組的那些學生，其中很多都是些高干子弟，真正造反批評工作組的學生很少。我就叫人馬上去通知地質學院、北師大和北航等學校批評工作組的師生代表，叫他們組織造反的學生和受壓的群眾也來參加大會。我寫了條子，讓大會堂的警衛人員放他們進去。警衛問我，安全問題怎么辦？我說，安全問題由我負責保證。這些人都是受打擊的，是毛主席解放了他們。難道他們還會帶什么武器進來？再說那時候已經有安全檢查的儀器了，如果有槍的話，馬上可以檢查出來。可是警衛們還是不放心，就把他們全都安排去了3樓。這樣一來，3樓成了造反批評工作組的學生集中的區域了。”“當我走過距離會場最近的北京廳（即118號）的時候，我一眼就看見了吳旭君和徐業夫，他們還跟我打了招呼。我知道，毛主席也來了?？墒侵飨]有在會議上露面。會議是由劉少奇、鄧小平他們主持的。劉少奇、鄧小平雖然在會上對工作組的問題作了點自我批評，可接著他們就提出了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來進行自我辯解。總理也在會上發了言。但總理沒有像劉少奇、鄧小平那樣為自己辯護，而是主動承擔了派遣工作組下去后整了學生，他也有責任。 這時候我就覺得有點奇怪了，照理說開這個會就是要批判劉少奇、鄧小平，以及他們推行的派工作組整學生的錯誤的?？涩F在卻是由劉少奇、鄧小平他們自己來掌握會議，這樣一來，大會就變成了一個他們作自我辯解的會議了。而且劉少奇、鄧小平都在大會上講了話，給人看上去好像文化大革命運動還是要在他們的領導下進行的感覺。正好這時候，中央文革小組的辦事人員來找我，他告訴我，很多學生都有意見，他們說劉少奇是鎮壓他們的，現在他們倒都來了，毛主席卻沒有來。連王光美都來了，江青為什么沒有來。于是我就和辦事人員說，你去跟他們說，讓他們喊：‘我們要見毛主席！’一直喊，毛主席不出來，就不要停。辦事人員馬上去和造反的學生代表們說，學生們就喊起來了‘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先是從3樓，然后3樓、1樓的學生也跟著喊了起來。能見到毛主席，誰不愿意啊。喊聲持續不斷，越喊越響，震耳欲聾。開始是坐著喊的，后來大家都站了起來，連坐在前面主席臺下面一排的中央領導也都站了起來。”“學生們足足喊了有十多分鐘，這時候，毛主席從主席臺后邊走了出來。這一下，全場的氣氛頓時達到了高潮。‘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了整個大會堂。很多人沒想到他們喊喊要見毛主席，毛主席就真的出來了。毛主席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就從主席臺的這一頭慢慢地走到了另一頭，他一邊走，一邊不斷地向學生們揮手致意，然后又走到了主席臺的中間轉身回去了。”

　　就在這7月底，劉少奇開始寫他的檢查，題目叫：《在北京各工作組領導干部會議上檢討提綱（草案）》。在這份檢討提綱草案中，關于他的履歷部分寫有這樣一段話：

　　“1936年3月，我作為黨中央的代表到達天津（當時黨的北方局所在地）。當時北方局的組織部長柯慶施同志向我提出一個問題，說北京監獄中有一批同志，他們的刑期多數已經坐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能出獄?？聠栁沂欠窨梢月男幸粋€手續，我當時反問柯：‘你的意見如何？’柯說，可以讓獄中同志履行一個手續。我即將此種情況寫信報告陜北黨中央，請中央決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復，交由柯慶施同志辦理。”

　　這一段文字扯出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即61人的“叛徒集團”問題。很明顯，劉少奇在這里不但把這一事件的責任推給了柯慶施，還推給了當時的中央主管人張聞天和康生，而身為北方局書記的他是沒有任何責任的。不久，這一公案便在黨內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這恐怕是劉少奇始料不及的。

　　正是：劍走偏鋒，一石激起千層浪；招出奇險，城門失火殃池魚。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參加會議的除了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外，還有不少列席人員。這些列席人員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還有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師生代表。

　　關于高校師生代表，《戚本禹回憶錄》中說：“我記得列席的有聶元梓、楊克明、譚厚蘭，孔丹等人。這個列席會議的師生名單很可能是由總理那里定的，周榮鑫特別重視孔丹。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沒有參加名單的討論。實際上，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中央文革小組對文革運動并沒有多大的發言權。”“劉少奇講了話，他說，在通過會議決議時，列席的人員可以舉手或者也可以不舉手，表示贊成和不贊成，但不計入正式的票數，只作為參考。”

　　鄧小平在開幕式上宣布會議的主要議程是：1、討論制定《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2、討論和批準十中全會以來中央關于國內國際問題的重大決策和重大措施。3、補行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于人事變動的手續。4、通過會議公報。

　　接著，劉少奇在開幕式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工作的報告，他對派工作組一事，承擔了責任。他說：

　　“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來，發現派工作組的方式不好，責任主要在我。”“當時我曾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部分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

　　毛澤東插話說：

　　“怎么會中斷呢？”

　　陳伯達在劉少奇的報告結束后作了發言，他說：

　　“派工作組是想把那些朝氣勃勃的學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積極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們很多同志當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聽別人的意見，他的話不能侵犯。”

　　毛澤東插話說：

　　“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別人還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陳伯達接著說：

　　“如果這一點不解決，我們就要發生修正主義的。”

　　陳伯達又講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毛澤東插話說：

　　“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間的。誰知道聶元梓出那張大字報，一廣播，亂子就出來了。就是一個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眾高明。事實上我們沒有什么高明，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比我們高明。只有依靠他們。我們什么都不知道。”

　　8月1日這一天，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在7月31日，他收到了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于7月28日要江青轉呈的6月24日所寫的《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7月4日所寫的《再論無產階級革命精神萬歲》兩張大字報。大字報引用了毛澤東1939年的一段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他們還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看后認為寫得很好，便在回信中寫道：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們：

　　你們在7月28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給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斗小組所說的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和由彭小蒙同志7月25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他們紅旗戰斗小組所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里，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于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后，也要給予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

　　毛澤東 1966年8月1日

　　毛澤東的這封信沒有直接寄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而是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印發了。

　　8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說：

　　“中央決定陶鑄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特此通知。”

　　陶鑄在文化革命小組中排名在康生之前。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式以后，參加全會的代表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分頭到各大學作調査研究，主要是去看大字報。

　　8月2日和3日上午，李雪峰陪著劉少奇、陶鑄陪著鄧小平去到一些學?？创笞謭?。

　　據李雪峰后來回憶說：“我陪劉少奇到北京建筑工程學院搞調查看大字報的時候，劉少奇還在為工作組辯護，他說：‘工作組還是有成績的嘛，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你們可以繼續辯論。歷史和實踐將會繼續檢驗這個問題。’當時我一聽就為他著急：到現在這個時候，你講這個話，傳到毛主席的耳朵里還不是繼續在堅持錯誤嗎？我曾經勸劉少奇先別談什么工作組的功過問題，但劉少奇似乎聽不進去。他還說：‘看來工作組在你們學校是犯了錯誤的。這個錯誤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組負責，我們黨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責任。派工作組是黨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來了。有不同意見可以討論嘛，有錯誤改正錯誤，對的就堅持，錯了就改。希望你們要團結。’3日到學校的時候，他和兩派都談了話，也是要求他們講究政策，等等。其實這時他的一切活動都顯得多余了。到這個月初，他的兒子劉允斌回家來，向劉少奇匯報工廠的情況，他竟然問道：‘你們廠沒派工作組，為什么也鎮壓了群眾？把一些群眾組織定為反革命，有沒有死人呀？’實際上，他從心里是不承認自己的錯誤的，但是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壓得他不能公開說話，只好悶悶不樂。在那種氣氛下，他在清華大學的女兒劉濤，只好在賀龍的兒子賀鵬飛等人的一張批評工作隊的大字報上也簽了名，劉少奇氣壞了。他激動地從客廳的這頭走到那頭，一個勁地說：‘你們出賣了我，你們出賣了我！’王光美哭了一天。第二天劉少奇開會的時候，把我叫到休息廳，悄悄地說：‘在工作組問題上，我看你們都檢查吧，能夠認識到多少錯誤就檢查多少錯誤，不要違心地說什么，但是也不要公開地頂他們。連我的女兒都要和我劃清界限，何況你們呢？等黨內的這場風波平息下來以后，也可能我們會重新認識這個問題的。’我對他說：‘我只認識新市委主持工作時的錯誤，我不會把責任往別人身上推的。這點，請少奇同志放心。’”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總理帶著一些人去清華，李先念、姚依林等到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余秋里、谷牧等到石油學院，等等。看完大字報以后，他們還召集學校里兩派的代表進行座談，在座談會上主要是辯論如何看待工作組的問題。我們知道，會議前毛主席就已委托周總理調查清華文革運動的問題。7月30日先后找了保工作組與反工作組的兩批同學談話。7月31日，兩次見蒯大富，談話時間長達6小時。8月1日、2日、3日，又多次約王光美和清華工作組長葉林談話。周總理向毛主席匯報后，8月4日晚還帶了100多名中委及候補中委，到清華大學召開文革現場大會。周總理在大會上親自宣布給蒯大富平反。從去學校看了大字報回來以后，中央委員和列席代表們開始進行討論。討論主要是以小組會的形式進行的，沒有開大會。在討論中，有說工作組不好的，有說學生中也有不好的，兩種意見都有，但多數是說工作組不好的。不過還沒有一個人提出過劉少奇、鄧小平在工作組問題上有什么問題的。列席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包括江青在內，在會上也是聽得多，說的少。”

　　8月3日, 王任重約見了清華附中的紅衛兵, 給他們看了毛澤東8月1日寫給他們的那一封回信 。

　　這樣，消息很快便傳遍了全中國。于是，紅衛兵運動在各地更加猛烈地發展起來。“造反有理”的思想，從此成了紅衛兵的理論武器, 動員武裝了億萬革命造反派，積極勇敢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去。同時，這封信一經公布，毛澤東和劉少奇對待紅衛兵的根本對立的態度，也就清楚地擺在了全國人們面前。在紅衛兵心目中，毛澤東的形象更加高大，紅衛兵對毛澤東的崇拜更加強烈起來。更加明顯的一個重大變化是，自此以后，凡是與工作組和“老文革”對立的反對派“新文革”，均自稱為造反派，而把“老文革”稱之為“?；逝?rdquo;。“老文革”和“新文革”兩派之間又發展到互相攻訐，都標榜自己是造反派，以至于擴展到社會上，人人都以能獲得造反派的頭銜而引以為榮耀。于是，兩大派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深化了。

　　欲知文化大革命運動如何發展？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8月1日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一封信中寫道：“對于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后，也要給予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這是毛澤東一生做人做事的準則。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幾十年的革命工作中只有主義之爭，辨明是非爾后寬以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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