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華：西安事變前，毛澤東是怎么統戰張學良的？
王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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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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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觀課堂|微信公眾號
明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這一專題的時間跨度，大概從1935年底中央到陜北召開瓦窯堡會議開始，到1945年9月抗戰勝利。包括如何突破困境，通過主動作為轉變時局，促成國共合作，結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如何進行預見性的思想理論準備，如何在敵后打勝仗，如何發展壯大最后戰勝日本侵略者；還有在抗戰中如何建黨建軍，如何建設根據地，如何處理統一戰線中各種矛盾和摩擦等問題。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是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洗禮之后，系統總結了勝利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又在指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實踐中，解決了種種前所未有的難題形成的。這是一個極其曲折豐富、最后走向勝利的理論和實踐過程，讓我們一起踏上征程吧！
第一部分：扭轉歷史車輪
我們講紅軍東征、西征，在分析敵軍力量時都有張、楊的部隊，但在戰場上似乎沒見到他們。蔣介石任命張學良為西北“剿總”副司令代理總司令，楊虎城是西安綏靖公署主任，但在紅軍東征、西征過程中，他們掌握著十幾萬部隊，似乎沒有參戰，也沒有乘機抄后路攻擊我們的根據地，難道不奇怪嗎？有的或許認為，他們是愛國將領，與紅軍有默契，這種認識有一定道理，但卻有些一相情愿，是不了解歷史過程形成的認識誤區。他們之所以不打紅軍，并不是從一開始就不打，而是由一系列原因導致。首先，是張、楊的東北軍、西北軍難以戰勝紅軍，懼于紅軍的威力。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陜北之前，蔣介石成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兼總司令，張學良任副總司令并代行總司令職權，以東北軍為主力，統一指揮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山西等省軍隊[1]。東北軍的4/5參加“圍剿”，包括于學忠第五十一軍、董英斌第五十七軍、王以哲第六十七軍和何柱國的騎兵軍等。[2]
張學良本來以為，他的軍隊是以逸待勞，無論是兵員數量還是武器裝備，都遠遠勝于紅軍，肯定會讓紅軍一觸即潰或望風而逃，卻萬萬沒想到，幾次交手后損兵折將，連戰連敗。開始只是陜北的紅十五軍團應敵，在勞山設伏，僅用半天時間，就打掉王以哲六十七軍一一零師大部，擊斃師長何中立，俘敵2000余人，繳戰馬300余匹，還有大批武器裝備。緊接著又向榆林橋守敵發起攻擊，全殲一零七師守軍1個團加1個營，俘敵團長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繳獲大量軍用物資。
中央紅軍到陜北與紅十五軍團會合后，張學良調整部署，以董英斌五十七軍4個師和王以哲六十七軍1個師“圍剿”。但在毛主席親自指揮下，直羅鎮一戰全殲董英斌一零九師，擊斃師長牛元峰，還殲滅一零六師1個團，斃傷約1000人，俘敵5300余人，繳槍3500余支，打破“圍剿”，為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奠基禮。張學良不到2個月打了3仗，竟然是三戰三敗，被紅軍殲滅近3個師，俘虜了9100余人，還被打死了2個師長，不算打死的，只是被俘虜的人數與紅軍數量都差不多了。一支是遠征二萬五千里的疲乏之師中央紅軍，一支是剛到達陜北不久的紅二十五軍，還有一支是被反復“圍剿”打擊的陜甘根據地紅軍，加在一起僅有萬余人，竟然有如此強悍的戰斗力，這仗還能繼續打下去嗎？張學良對部下說：“看看紅軍，走了那么遠的路，吃了那么多的苦，竟然不散不垮，還這樣能打，真了不起！咱們都是帶兵的人，大家說說，誰能帶出這樣的軍隊？誰要能，我就把位子讓給他！”從此，東北軍與紅軍再無大戰。
楊虎城也不是從一開始就不打紅軍。張學良到西安之前，楊虎城是陜西綏靖主任，蔣介石指派他指揮陜西“剿共”。不到3000人的紅二十五軍，從湖北羅山開始長征，1934年12月8日進入陜南，最先與之交手的是楊虎城部隊，他們在九泉山居高臨下堵截，紅軍從一側陡崖攀登上去與敵人肉搏，一下子消滅了守敵1個營，在陜東南立足。1935年1月，楊虎城的一二六旅、警備第二旅、警衛團，對紅二十五軍進行第一次“圍剿”，結果不到5個月，就被消滅掉一二六旅3個多營，還有警備第二、第三旅大部，俘虜旅長張漢民以下官兵1400余名。紅軍發展到3700人，地方武裝2000多人，建起了橫跨鄂豫陜三省的根據地。楊虎城又組織第二次“圍剿”，結果他的警備一旅被全殲，斃傷敵團長以下300余人，俘敵旅長以下1400余人，繳獲輕重機槍40挺，長短槍1600余支，還有大量軍用物資。楊虎城所屬十七路軍，一共兩個師3個警備旅，竟然被紅二十五軍打掉那么多，還敢再打嗎？之后，紅二十五軍這幾千人北出終南山，前鋒直抵西安以南10余公里的韋曲、杜曲，使西安這個西北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和進攻紅軍的總后方極為震動，城里的達官貴人紛紛逃離。期間，截俘敵人少將參議1名，得知中央紅軍正在北上的消息，立即決定進入甘肅境內威脅敵人后方，主動配合中央紅軍北上。在沿西蘭公路進至平涼時，馬鴻賓的3個營尾追而來，被紅軍殲滅了1個營，親自督戰的師長馬鴻賓差點被生擒。徒涉汭河時山洪突然暴發，軍部機關和擔任后衛的1個團被阻隔在河北岸，馬鴻賓1個團1000多人突然襲來，已經過河的部隊無法回援，被阻部隊背水作戰，軍政委吳煥先不幸中彈犧牲。在極其艱難絕望的情況下，1個團的紅軍竟然能把1個團的追擊敵人包圍，還進行了肉搏戰，最后把敵人全部殲滅，團長也被擊斃，這樣的強悍戰斗力真是不可思議！他們切斷西蘭公路18天箝制敵人，由于遲遲得不到中央紅軍的消息，才決定北上與陜甘根據地紅軍會師。[3]
現在一些研究者，往往只看敵我雙方的數量對比，就認為紅軍無法生存下去。但從真實的歷史看，卻是紅軍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以超強的戰斗力一次又一次地大量殲滅敵人，打出了生存發展空間，讓對手知道紅軍是不可侮的力量，不得不畏懼甚至妥協。這是他們不敢小瞧紅軍，愿意與紅軍停火的前提。休戰往往要通過作戰勝利來促成，自己強大到不容對方忽視，才會有聯合。如果自己不能打勝仗，或者主觀上畏敵如虎，不斷示弱退讓，只會招致對手更加肆無忌憚的打擊和殺戮。二是圍繞主要矛盾主動施策，盡力團結張、楊部隊結成抗日統一戰線。瓦窯堡會議確定主要矛盾為民族矛盾后，在中國共產黨看來，中國所有武裝力量都可以聯合起來抗日。當時，集結在蘇區周圍的國民黨軍雖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蔣介石嫡系，張、楊部隊都不是嫡系。東北軍在東北淪陷后背井離鄉，流亡關內，不愿意打內戰，而是強烈要求抗日收復故土；楊虎城和他的第十七路軍也有抗日要求。所以，東北軍和西北軍是首先要爭取的，是我們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重點。在直羅鎮戰役中，紅軍全殲東北軍五十七軍第一零九師，還殲滅了增援部隊一零六師1個團，并且要繼續圍殲一零六師。此時，我潛入一零六師工作的董彥文與前線紅軍接通關系，匯報一零六師師長沈克頗多動搖的情況。[4]毛主席得知后，當即決定釋放其被俘軍官數名，轉達紅軍愿意與之談判的意愿，并向前線的林彪、聶榮臻指明，要用積極誠懇的方法爭取其反日反蔣，無論沈克有無切實回答，先主動撤去對一零六師的包圍，以示誠意[5]。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由此開始。后來，這個一零六師師長沈克，背著張學良與紅軍達成妥協，允許利用他們的防地作為與西安和華北地下黨聯系的交通線，甚至主動借錢1000元，給經濟困難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毛主席還親自給軍長董英斌寫信，讓被釋放的軍官送給他。信中說，
勞山、榆林橋、直羅鎮三戰，只當對足下及東北軍各軍師長一個警告，警告之不聽，災必及其身也。
東北軍將領“九·一八”（不抵抗）這樣的大錯，但東北軍與紅軍猶屬中國境內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喪（有什么理由互相傷害呢）！今與貴軍長約：一是東北軍不打紅軍，紅軍也不打東北軍；二是貴軍或任何其他東北軍部隊，凡愿抗日反蔣者，不論過去打過紅軍與否，紅軍愿與訂立條約，一同打日本打蔣介石；三是紅軍優待東北軍官兵，不但一律不殺，且分別任職或資遣回隊（發路費回去），負傷官兵均照紅軍傷員一體醫療。[6]
其間，還公開發布《告圍攻陜甘蘇區的各部隊官長與士兵書》，提出只要他們不打紅軍和蘇區，愿意與他們訂立抗戰協定，并組成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聯合起來打日本救中國。直羅鎮戰役結束后，毛主席在總結時專門要求，把猛烈破壞敵軍的工作變成一項群眾運動[7]。就是讓大家一起來做，發動群眾一起干，而不是只幾個領導在那里忙活，這是我們黨的基本工作方法。怎么做？改變對俘虜軍官的政策，一經繳了槍，不但一概不殺，而且要優待他們，不捆綁（除必要時），不剝衣，不打罵，經過保衛局政治部大批地放出去，影響白軍官長同我們聯合抗日。至于俘虜士兵則要十分優待，不論戰場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經繳槍就要把他們當兄弟看待，嚴禁報復行動。但是，在我們按規定發路費，禮送東北軍俘虜回家時，那些俘虜們竟然痛哭流涕，說自己早已無家可歸。這說明什么？說明東北軍極其悲憤的思想情緒。原東北軍團長、抗戰開始后成為八路軍，曾任晉綏軍區司令員，建國后擔任過鐵道部部長、鐵道兵第一政委、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的開國上將呂正操回憶說[8]：九一八事變之后，蔣介石下令不抵抗，東北軍撤到關里，背井離鄉，家破人亡。當時蔣介石對他的嫡系軍隊發100%，對我們先是二八，后是三七，待遇很不平等。我們受打擊，遭歧視，又受“亡省奴”之辱，全軍將士對蔣介石極為不滿，由于蔣介石采取不抵抗主義，就有人醞釀兵變。不久發生了廊坊兵變，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參加了兵變，并在這個時候入黨。張學良也說，共產黨之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高唱入云，不止對我，并已動搖了大部分東北將士[9]。這就是當時的真實思想狀態。我們黨與張學良接觸，是通過被俘的東北軍團長高福源聯系的。高福源曾是北京大學學生，后轉入東北講武堂步兵科學軍事，深得張學良、王以哲器重，在榆林橋戰役中他全團被殲，自己也被俘虜。被俘獲人員的許多工作歸中共中央聯絡局領導，時任局長是李克農。據李克農的兒子、著名通信專家、原總參通信部副部長李力講[10]：李克農從側面了解到，高福源對東北軍未加抵抗就讓日本軍隊占領家鄉怨氣不小，經常懷念在故鄉遭受日軍欺凌的親人，便結合他的情況親自編寫了一個劇本《你走錯了路》，描寫一個東北軍軍官與紅軍打仗被俘，夫妻相會時妻子向他痛訴，日本軍隊慘害家鄉人民的無數罪惡，使這位軍官痛哭流涕。
在臺下看戲的高福源，看到這里情緒激動，失聲大哭。文藝的力量真的不可小覷，那是共產黨人團結自己、瓦解敵軍、直擊靈魂的有力武器。做工作動了腦子效果就是不同。第二天，高福源上門向李克農表示，愿意去說服張學良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李克農立即向毛主席、周恩來匯報，得到批準后又組織他到紅軍部隊和蘇區參觀，增加他對共產黨的了解，方面軍司令員彭德懷親自接見鼓勵他。彭德懷對這件事印象也很深，在他的回憶中說[11]：高福源有相當強烈的抗日要求，我們待之如賓，同他多次談抗日救國的道理，談蔣介石不抵抗主義，利用“剿共”削弱東北軍，以致消滅東北軍。他認為我們抗日是真的，但他對共產黨抗日有許多疑問，我根據毛主席在瓦窯堡會議講話的精神，采取民主討論的方式，同他談了兩天一晚。
他談到張學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東北軍要求打回東北去是普遍的，關鍵在張學良，如張能了解到紅軍的真實情況，在抗日問題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說你就回西安去做這件工作，什么時候去都可以。他說明早？我說好吧，歡送你。送給他200元，派騎兵把他送到王以哲軍防線以外。
高福源從瓦窯堡回到洛川，先見到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報告了他這次回來的目的，王以哲立即密電報告，張學良接到電報后非常重視，第二天就親自駕駛飛機從西安到洛川。高福源見到張學良后立正報告：我是紅軍派回來的，有許多事情要向副總司令報告。哪知話未說完，張學良就罵起來了，說你打了敗仗當了俘虜，竟有臉跑回來，還敢要我通匪，真是膽大包天，我把你槍斃了！高福源沒想到是這樣，也豁出命來對張學良說：我要怕死就不會回來，但你作為總司令忘了國難家仇，卻在這里打內戰，算什么英雄好漢？我們跟隨你打了多年紅軍，落得什么下場？如此下去，東北軍的前途不堪設想，你能問心無愧嗎？說得聲淚俱下，張學良立即改變態度，拉著高福源的手說：不要介意，剛才我是故意試試你的，你真有膽量，回來了很好。其實在勞山、榆林橋、直羅鎮幾次打了敗仗之后，張學良已有聯絡共產黨的想法，他讓高福源坐在自己身邊細細介紹，之后讓他回瓦窯堡請紅軍代表正式會談。張學良還表示，讓他放心做這項工作，遇有不測，家屬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他和王以哲負責。毛主席對高福源帶回的消息很重視，決定派李克農去與張學良談判。毛主席親自擬定談判條件：一是全部軍隊停戰，全力抗日討蔣；二是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擊，互派代表商定停戰辦法；三是提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四是請對方表示目前東北軍可能采取抗日討蔣最低限度的步驟（不論是積極的或消極的）等。還要李克農帶上瓦窯堡會議政治決議案，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確定的方針政策，不是隨機而行的權宜之計。當時紅軍正在圍困東北軍占領的甘泉，毛主席指示彭德懷不但要撤圍表示誠意，還要動員群眾去賣城內缺乏的柴草。1936年1月19日李克農赴洛川，毛主席20日又給他發電囑咐：要向對方表示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我方愿與東北軍聯合之誠意，務使進行之交涉克抵于成。還要他向張學良指出：東北軍如不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求出路，則前途是很危險的[12]。同時要求暗示他們，如果誠意抗日反蔣，我們可以幫助其在西北建立穩固局面，肅清蔣系勢力，國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學良擔任等。[13]李克農同張學良談了3個小時，回來說東北軍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張者不乏其人，張學良對“剿共”態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復通商，愿意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去甘肅、南京進行斡旋，大約需要兩周時間，如有成績，請彭德懷在延安或洛川見面，并可另外再約幾位中共領導人同來談話。應當說很有誠意，基本達成默契。幾天后，毛主席、周恩來與彭德懷等紅軍將領，又公開發布《為紅軍愿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告訴他們：蔣介石不要東北軍打日本帝國主義，卻要東北軍打紅軍，因為紅軍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蔣介石國民黨賣國！他教日本歡喜，教東北軍受犧牲、受損失。蔣介石把東北軍調到最窮苦的陜甘兩省，這兩省較富庶的地方如甘南、陜南不肯給東北軍的。對東北軍官兵的薪餉，那里及得上蔣介石嫡系軍隊的一半？中國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愿意與任何抗日的武裝隊伍聯合起來，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去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愿意首先同東北軍來共同實現這一主張。這種公開宣告或許有兩種意義，一是進一步喚起東北軍廣大官兵的覺悟，形成強烈的不易改變的群體意志；二是掩蓋了更加隱秘的接觸，當你認為還處在喊話這個好似表面文章的階段時，實際上雙方已經溝通得差不多了。
紅軍東征時，主力全部進入山西，最擔心的是張學良抄后路。在即將行動的前一天，毛主席與彭德懷致電王以哲并轉張學良說：貴軍與敝軍之聯合抗日號召全國，必為蔣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謠言以中傷破壞兩方團結，實意中事。希望貴方不為奸人謠言所動，威利所屈，堅持聯合抗日之立場。為了保險起見，還特派李克農到洛川去面談。東征渡河的第二天，又以訓令形式給李克農明確談判策略，最根本的是原則不讓步，交涉不破裂。東征第一階段取得勝利后，又致電李克農通報東征戰況，還特意告訴李克農一個重大情況：受宋慶齡、宋子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姐姐和哥哥）委托，周繼吾（真名董健吾，中共秘密黨員，公開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律師）、張子華（中共上海中央局組織部秘書）到瓦窯堡，向中央匯報與國民黨代表會商的情況，還講到蔣介石系陳果夫（長期黨管國民黨內組織和黨務，并與弟弟陳立夫又稱CC系，一起創建中統特務機構，蔣宋孔陳，蔣家天下陳家黨）主張聯紅反日，曾擴情（著名大特務，黃埔系骨干將領，復興社發起者，后來被捕成為功德林監獄戰犯）主張聯日反紅。此外，孫科（孫中山長子，時任立法院長）、于右任（國民黨元老，時任監察院院長）、張群（國民黨元老，外交部長）、馮玉祥（西北軍最高軍政首腦，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時任國民黨中常委）等均主張聯俄聯共，蔣介石亦有與紅軍妥協反日傾向。把這個內幕告訴張學良，產生的刺激作用可想而知。其實張學良已經知道一些情況，他后來回憶說，董健吾他們兩個先到西安、后到陜北，路過西安時拿著南京政府財政部的公函要求赴陜北。他有懷疑，就對他們說，不說真實任務很難通過，反復盤問后，終于知道他們負有接洽任務。張學良立即飛到南京，經蔣介石證實確實負有使命。此時，毛主席又讓李克農傳達這個信息，最終得到印證。正是這些事，使張學良下定決心，不僅更加確信聯共為大勢所趨，而且對蔣介石也再添不滿，你一面令東北軍在“剿共”戰爭中消耗，一面卻瞞著他這個代總司令去謀和，既然如此，他也主動謀求與共產黨妥協，于情于理無可非議。西北“剿總”的代總司令是張學良，作戰主力也是張學良。楊虎城盡管是陜西省綏靖公署主任，已經不負責這方面的事情了，他不是嫡系，處處受蔣系排擠，忍氣吞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敢于公開對蔣介石亮劍，而且戰斗力和生命力極強，這也是他們不能不佩服的。楊虎城通過地下黨渠道向我黨表明，自己一貫都是革命的，贊同中共的抗日救國主張，可以維持原防，互不侵犯，并與我建立了電臺聯系。對方并不是鐵板一塊，事情也有波折。紅軍西征期間，張學良到南京開會去了，蔣介石趁機命令東北軍騎兵軍軍長何柱國，以3個騎兵師配合中央軍夾擊紅軍，表現得很囂張。我們與張學良有承諾互不攻擊，他來進攻怎么辦？是忍讓還是打擊？打了會不會影響和破壞已經形成的合作關系？毛主席給彭德懷發電說，對何柱國指揮“進剿”的全部東北軍，消滅其一部不會妨礙大局，反而有利于大局。以斗爭求團結才是正道，如果處處退讓妥協，最后一定是團結和聯合的滅亡，這是毛主席對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紅軍隱蔽在七里營和豫旺城之間，一舉殲滅了何柱國1個團，繳獲戰馬600多匹。又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對俘獲的人馬槍一律歸還，對所俘東北軍官兵教育后全部釋放。當時，何柱國率1個師和直屬隊駐固原城，1個師駐海原，我軍插駐其間使其互相隔離，還可進一步打下去。此時，彭德懷親自給何柱國寫信，說明抗日救國的大道理，要他讓出海原和同心城，全部撤到固原城以南，不要擾亂我軍接援紅二四方面軍北上抗日，在他的軍隊移動時，我軍給予方便保證決不進攻。何開始不相信，后來我軍派代表與他談判達成協議，他就照辦了。結果與毛主席的判斷完全一致，打痛他之后才老實合作。在紅軍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西征戰場上出現了一種奇觀。名義上是敵對雙方，實際上已經成為要求共同抗日的朋友，白天碉堡林立兩軍對壘，晚上彼此共唱救亡歌曲，有的部隊之間還召開戰地聯歡會，唱《松花江上》《走，朋友，我們為爹娘報仇》《打回老家去》等，歌聲此起彼伏。我黨抗日救國的主張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逐漸被東北軍廣大官兵理解和接受，為進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礎。可見，搞統一戰線并不是一廂情愿，一要有實力，二要有道理，三要有辦法，四要有原則。有辦法，就是通過精心設計、細致入微的操作，最終達到目的；有原則，就是不能喪失自己的底線，要在斗爭中求聯合，不能怕。
[1]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三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頁。
[2]韋顯文等編寫：《國民革命軍發展序列》，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頁。
[3]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戰史編審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167頁。
[4]楊奎松著：《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頁。
[5]《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頁。
[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頁。
[8]呂正操著：《冀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頁。
[9]楊奎松著：《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頁。源自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
[10]李力著《從秘密戰線走出的開國上將——懷念家父李克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52 頁。
[11]《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209頁。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507頁。
[13]楊奎松著：《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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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焦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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