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工制剝削率達100%以上，工頭和職員勾結剝削工人

　　包工制是壓在工人身上的一座大山。在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之前，萍礦除窿外一部分機械工人及窿內雜工等系點工（以日計工資）而外，其余都實行包工制，工人皆在包工頭之下作點工，因此工人還受包工頭剝削。如窿內礦工，礦局所給工資，每人每日可合銀洋二角七、八分，而工頭給工人每人海日只可合銅元二十六、七枚（安源洋價每一元可換銅元二百一十余枚），工頭剝削所得為工人工資一倍以上。且當發給工資時，又剝削其尾數，如工資在一元以上者給一元，不上一元者則僅以不足數之銅元付給之。還有各類罰款，例如歇工扣伙食，誤事罰工資，重利盤剝等，無所不用其極。是故工頭每月收入有銀洋七、八百元，甚至有上千元的。

　　工頭收入既如是之豐，則欲相安于無事，勢必須分與職員若干以塞其口，否則職員如果揭發出來，工頭不僅無紅利可圖，且將大折其本。工頭與職員于是雙方勾結，一方盡力剝削工人之血汗，一方又著手于“吃點”、“買空”、“做窿”、‘買灰”等弊，從礦局方面攫得許多利益。窿外各種包頭于工人之資，皆有同等之剝削，間有剝削至工人工資三、四倍以上者。

　　二、大罷工勝利后以十人團和百人團為基礎改造組織形式

　　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成立，部址設在牛角坡52號，部員只有三百多人。1922年9月罷工勝利后，安源路礦工人對自己的俱樂部更加信仰和保護，還沒有加入者爭先恐后加入俱樂部，部員發展到了13000多人。

　　為了使俱樂部成為“堅固的團體”，便乘此機會進行了改組。俱樂部實行代表會議制和民主集中制，它的基層組織是十人團，每團選“十代表”一人、每十人團選“百代表”一人，每工作處選總代表一人。路礦兩局共選出總代表45人，百代表140余人，10代表1382人。全體百代表組成百代表會議，為最高復議機關；每工作處選總代表一名，由全體總代表組成最高代表會議，為俱樂部的最高決議機關。總代表有四十多人，每月開兩次常務會，會后將決議報告百代表和十代表。

　　主任團由全體百代表會議選舉產生，設總主任、窿外主任、窿內主任、路局主任各一人。在各級代表會議閉會期間，主任團為俱樂部最高機關，總理俱樂部一切部務。主任團的具體分工是：總主任為俱樂部的全權代表，負責對外一切交涉及內部整理訓練；窿外主任系地面部員的全權代表，負責教育股、講演股及合作社賬房清查事務；窿內主任系井下部員的全權代表，負責解決俱樂部內部糾紛；路局主任系株萍鐵路部員的全權代表，負責路局全部事務及合作社監督等。

　　1922年10月21日成立總代表會議，22日選舉主席團，23日舉行全體代表會議，選出俱樂部總主任李立三、路局主任朱少連、窿外主任劉少奇、窿內主任余江濤，并委任了文書、會計、庶務、教育、宣傳、互濟、游藝、交際等股的股長和委員。后來，又組成經濟委員會、裁判委員會，以及工人消費合作社，為最高代表會議的直轄機關。還在原來工人監察隊的基礎上，擴大成立經常的糾察團，團長為周懷德、副團長為周子南，后來發展到200余人。這些組織，無論從形式上或內容上，都可以說是蘇維埃的雛形。“至是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始克完成”，使安路礦工人俱樂部成為全國工會組織最堅強的工會之一。

　　三、依靠堅強的組織，俱樂部消滅了包工制

　　大罷工以后，工頭職員已不能勾結舞弊，不能再剝削工人了，靠包工制那種肥厚的意外之財再不能有了。他們對于俱樂部的憤恨自不待言。他們心里總是時時記念著前此的甘味，漸漸圖謀推倒俱樂部而恢復他們從前的權勢和利益。于是萍礦工頭百余人都是這樣感覺著，一部分職員也從中挑撥。他們對于工程故意不負責任，任憑工人自己去做，事情壞了，便說：“這是工人的錯過，現在有了俱樂部，我們管不著工人了。”復從中挑撥一部分工人故意搗亂，破壞俱樂部的秩序。工頭職員利害是相同的，因之漸漸團結起來，籌謀恢復原有地位的辦法。

　　1922年10月萍礦工頭百余人仿照俱樂部辦法，重新組織游樂部。工頭召集以下人員：一是所有失業工人（在安源有數千人）；二是被俱樂部摒退之工人；三是與各工頭職員有親密關系之工人。工頭們這樣盤算：一旦聯絡的人員成了氣候，職員即假借其他名義將俱樂部積極分子和工人逐漸辭退，再以種種方法挑撥或強迫工人罷工；待俱樂部罷工，工頭們將游樂部所聯絡的工人，替補進來作工，路礦兩局再以武力幫助，如此一來，俱樂部不就推倒了嗎？他們看錯了！他們以為俱樂部唯一的手段只有罷工，他們不知道罷工是“工人的自由”，權柄完全操在工人手里，不受任何方面之威追和利誘的。工頭們想到了上面的那個辦法，以為是絕妙的辦法，所以他們洋洋得意，天天開會討論，正式組織團體。但他們做事無經驗，各懷鬼胎，組織松散，開會時意見紛歧，彼此爭論，并臨時主張刺殺俱樂部主任李立三，再行發動。此時正值李立三赴長沙有事數日即歸，聽說工頭們竟遣人在路上攔阻李立三，防止李立三再來安源。不料這件事被工人得知了，一時之間群情激憤，工人們將犯嫌疑之數工頭送司法課拘押，一面質問各工頭是否破壞俱樂部？是否謀殺李立三？各工頭皆矢口不認，只說開會組織團體，系集議加入俱樂部及議定各處包工柜改成分賬（合作）事。

　　于是，次日俱樂部即召集各工頭開會，詢問各工頭昨日云云是否確實？各工頭皆說是這樣。工人們仇恨包工制已久，自罷工以后俱樂部有意將各處包工制改為合作制，自無問題。所以當場表決萍礦各處包工改為合作制。于是俱樂部議定合作條規，將窿工處及窿外各處包工悉改為由工人合作，窿工處工頭每月工資自十元起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資照罷工時條約規定不改，其余各項消耗歸合作賬內開支，所得紅利工頭占百分之十五，管班占百分之五，余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詳見最高代表會議報告）。窿外依各處情形不同臨時規定。于是，包工頭剝削工人的收入，就變成了工人正當獲得的紅利。于是破天荒改包工為合作的辦法，在萍礦成功了。

　　萍礦工人受包工制之痛苦已二十余年，至此始完全打破，使安源工人破天荒第一次從包工制的桎梏下解脫出來。同時，礦局也對包工制不滿，這個勝利也是為礦局斬絕弊病。此次風潮后，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要求礦局開除負隅頑抗的工頭六人，其余各工頭均加入俱樂部為名譽部員。自此以后工頭職員皆不敢公開的反對俱樂部了。

　　到1922年年底，劉少奇又勝利地領導工人進行年關斗爭，迫使路礦當局履行罷工時簽切的13條協議，發給工人年終夾餉，從而保衛了大罷工的勝利成果。

　　在鞏固和發展工人罷工勝利成果過程中，安源黨組織迅速發展，1922年12月青年團安源地方委員會成立，次年春，中共安源地方執行委員會建立。黨、團地方組織的鞏固和發展標志著安源工人階級和工會運動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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