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殖民文化對中國的侵蝕，文學板塊又分了四步棋，這四步棋皆與一個核心棋手——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密切相連。我如今看明白不得不擊掌叫絕：布局高手啊!

　　相比在西方各國的其他接應人，馬悅然的出場是一步高棋。改開之初，任何來自西方官方的策動，都會引起中國政府的警惕和排斥，如鬧得風風雨雨的“星星畫展”，又如北島回憶他八十年代初被瑞典駐華文化官員用汽車帶入使館時要縮下身子不讓門衛看見，有點搞地下工作的味道。而馬悅然這個會說漢語、“熱愛中國文化”(中國人以己之見總以為那些花心思學了我們語言文化的外國人必是對我友好的)、來自似乎與世無爭的北歐小國(這個國家可是“集團”的核心國之一!)的學者的到來，非但不會引起警覺，還讓正渴望西方承認的中國人感到榮幸，敞開大門歡迎。以靠革命起家、權力內部的詩人顧工的回憶為證：

　　八十年代初的一個早晨，中國作家協會來電話，說從瑞典來的一位漢學家想和顧城談談。這不能不談呀!怯于見人的兒子，這時卻早已不怯于見古今中外的一切人。在和一群群年輕人的雄辯中，他已練出一副舌戰群儒的口才。他欣欣然地去往作家協會約定的地點。

　　這位從波羅的海西岸來的老人，確實氣宇軒昂、氣概非凡，頭上堆著基阿連雪山未溶冰雪似的白發，藍色的眼睛像能穿透人的靈魂。顧城在這位皇家院士面前真有些望而生畏了，但老人一張嘴，一聊天，我們這位初出茅廬的詩人的局促不安，頓時冰消雪化。老人的漢話說得太溜了，簡直比老北京還老北京。老人說：“你要知道，我年輕時是以研究中國宋朝辛棄疾詩詞的多種版本，獲得碩士學位;以后我以研究中國四川方言的音律，獲得博士學位。”這下，顧城覺得是遇到了真正的老相識，老知己了。他也就天馬行空，任思想的云朵、語言的江河隨意飄飛，恣意奔騰。他講述了自己的童年，渤海灣，淮河，荒村和荒野，當然還有小豬和豬圈……老人請他背一首他那時寫的詩;顧城用他剛剛從童年轉化成的男低音，背誦了那首在炙熱的河灘上，用手指在砂礫中寫下的詩：《生命幻想曲》……老人聽入了神，聽入了迷：“請你再背一首，再背一首!”顧城又背了昨夜才寫的《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當他背到“……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畫滿窗子/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都習慣光明……”這些句子時，老人早已老淚縱橫，他情不自禁地擁抱著小小的顧城說：“我一定要再見到你，在瑞典，在我海邊的家里。

　　這位瑞典老人，后來顧城才清悉的知道，他是“歐洲漢學會”主席，是“諾貝爾獎金委員會”的評委。他回國后，果真一次又一次向顧城發來了邀請信，邀請他去北歐，去瑞典訪問。

　　一個西方人空降式地來到中國，直接就能在中國上層建筑登堂入室(“這不能不談呀!”)，而且一槍一個準，幾乎不花什么成本就奪了一國的審美權。這在任何上層建筑有一點自我意識的國度都是不可能的，尤其在西方你想都不要想!就是對被挑中的棋子，西方上層建筑讓其接觸的范圍也有限而邊緣，甚至是專為“棋子”設的“沙龍”，如戛納電影節的紅臺階、放映廳約定俗成的雷鳴掌聲、卡爾頓酒店的宴會，與真正的“沙龍”可不是一回事，而是與西媒串通搭建的“虛擬沙龍”，就是用來打劫各國審美權和道義權的。反觀西媒就知道，凡不是“集團”暗中控制的電影節或文化獎甚至體育比賽，信息都是被全封的，因為他們深知話語的打劫作用全靠“虛擬沙龍”提供的“道德優越感”!真正的“沙龍”都知道棋子就是從被征服國挖到的“隱形背叛者”，與其說挑中的是其才藝，不如說是其本人流露的政治傾向。私底下談起這些他們在中國熱捧的“棋子”，對那些給鼻子上臉毫無自我意識的人，他們會流露出掩飾不住的蔑視，那眼神和口吻永遠地教育了我，并令我遐想萬千，有朝一日，這片土地上的新征服者是不是也會像乾隆下令編撰《貳臣傳》那樣，把投懷送抱的“棋子”一一錄進新版《貳臣傳》?

　　唯恐不及。他對中國作古的作家有一個專門做給中國人看的冒似公允的評價標準，對在世的、真正能被其選入候獎名單的作家，偏好卻恰恰是相反的。這兩套標準分得非常清——煙幕彈和炮彈，他說什么做什么并不統一，時不時地放一兩顆煙霧彈，阻止人懷疑他的使命和目的。西方人的不誠實是藏得極深的，遠非三句話就露餡的中國人能比。不過他年事越高，越有點得意忘形，以為玩弄傻瓜可以一路玩下去，弄得“活不出人樣”也已不夠窮賤，要到“牲口般的人生”描述里去挖掘他眼中被“忽視”的“天才”，把他一句“恩賜”便可全盤操縱的井底之蛙硬說成是中國一流作家，我以為就到了最后一層窗戶紙被戳破的時候了。

　　我邊寫邊為自己捏把冷汗，得罪了世界最大主子的執行人，真是不識時務啊，在“國際聲譽”和“國際版稅”這兩大名利誘惑面前，被劫走了審美權、道義權和歷史解釋權的國又算什么?在這個戰場上，再也不會有一跪千年的秦檜了，因為誰還會在顛倒的世界作連名分都沒有的文天祥?當年國被破，“丹心”還可以留取照“汗青”;當“汗青”都被偷走了，“丹心”何處照耀?

　　我們可能已阻止不了這場打贏了過半程的精神狙擊戰，但至少應知歷史是如何發生的。

　　分析馬悅然的履歷就會發現，他和其師高本漢的生涯都與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有勾聯。洛克菲勒基金會錢多得沒處去要“慷慨”到遙遠的北歐小國資助年輕的馬悅然到中國四川研究方言?!不覺得這彎有點繞大了?觀察國內媒體不帶一絲疑義地熱炒這個“生涯起點”，好似這是馬-華關系史上的盛事、一樁“偉大”“情事”的開始，我只能仰面問蒼天：這到底是天真得可愛還是昏到丟了起碼的常識?你看到這種事，才明白當年有人相信畝產過萬斤一點不“荒唐”，歷史在繼續，且本性難移，只不過換了個癡心投射的主子。

　　“情事”之后，五十年代馬悅然成了瑞典官方的駐華官員，也就是說在那個西方聯手封堵中國的年代，他是他們“關注”中國文壇藝界最“近”的眼睛。他也真有眼力，在那個一片紅、幾乎難以找到裂隙的時代，從他如何挑人這一細節，可以略知“集團”翻找裂隙或可能的裂隙有多么精細，長好的縫隙，都能抓到手備用，耐心等待切開的時機。離開中國后，他的生涯很“國際”，這是一般漢學家做不到的。1978年他獲“國王獎”，1984年再獲“國王獎”，一個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人，尤其譯介紅色中國文學的人，在“鐵幕”的那邊得到那么多來自官方的獎賞，甚為不同尋常，至少我在法國既沒見過這么幸運的“漢譯者”，也沒見過這么國際化的“漢學家”。

　　最高榮譽在誰的手里，審美權和道義權就在誰的手里，而審美權和道義權在誰的手里，文人和藝術家就在誰的手里。我們的致命錯誤就是分不清文化(文學、藝術包括科學)不是體育，沒有一個“國際”機構足夠公正、權威能代替我們自己行使最高評判權。上層建筑腦袋被擰掉，由此可見一斑。戛納電影節為上述三地專設了挑人班子，深入大陸角角落落，與其說是藝術甄選班子，更像是意識形態、國際戰略調查組和策源地。藝術總監弗雷莫有時親赴“前線”，在中國他被投懷送抱的電影人和不知打臉的文化官員擁簇著，像拜祖宗似的。他談起酒足飯飽(個個想套近乎)的中國之行，眼里透出難以遮掩的輕蔑。又怎么能不讓人家產生這樣的情緒呢?在他們眼里中國人用“傻”字來形容都嫌太輕。

　　以我多年觀察，“反華”或“對華有使命”的漢學家多有好“命”，財多名大，在世界各地有落腳點(走出一國國界而國際化)，受西媒熱薦，改開后在中國呼風喚雨，因為他們手中有各種來路可疑的資金或可支配各種獎金(文學、文化獎或獎學金);而做學問不問政事的漢學家很少反華，手上也鮮少諸“金”，他們中多數只有一口薄飯可吃，越對中國友善越被排除于主流輿論之外(這意味著沒有發財的機會)，如果中國方面不給名給利，那頭又拿不到研究經費，有些人連來華旅費都未必輕松拿得出。所以那些飛來飛去，財大氣粗、能夠決定中國文人在西方的生死、還能為中國“叛逆者”提供飯票的漢學家，會是什么背景，就無須我贅言了。

　　馬悅然掐時正點恰好在1985年獲任諾獎評委，難道是北歐小國突然想在這個時候看一看已有兩千多年文學史的中國有沒有夠“炸彈獎”資格的文學家?為什么在長達一百多年的頒獎歷史上“炸彈文學獎”視我如無物——不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就已經鉆研到四川方言那么細了嗎，偏偏就在中國文學最上不得臺面的時候，它卻覺得“火候”到了?到底是什么東西“到了火候”讓這幫《詩經》存在時還在作海盜的維京人覺得時機成熟了?時機也選得太巧了，恰逢中國上層建筑分崩離析(近代以來第一次如此徹底!)、完全失去思想文化坐標之時，那件評委的榮譽戰袍堪比一支軍團，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中國文壇翻了個底朝天，舊有道德優越感的階梯一夜崩潰。四年之后就爆發了那起震驚中外的“顏色革命”，而他挑中的人紛紛卷入其中。

　　我曾讀到美國某基金會的大人物說的一句話，大意是只有極少數人知道歷史之所以然，另外一群人數略多一點的人是奉命執行“之所以然”的任務的，而絕大多數人完全不知所由何來。馬悅然是在第一團隊還是第二團隊?從他扮演的角色看，至少在第二團隊。我們這幾十年為第二團隊的執行者們擺了盛大筵席。

　　反正中國文壇藝界全都在最后那一大群人里，兩眼一抹黑，我就是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已無真正意義上的上層建筑。真正的上層建筑不應只是憑著本能趨勢逐利的一群，而應知道自己在宏大歷史中的角色。我有時看到那群在上層建筑占據要位的大腕為兒女在美國謀得哪怕區區小職員的位置而彈冠相慶(平民百姓因中美匯率之別和生活水平之差為此欣慰我是理解的)，便感嘆豆腐終歸是扶不起的，只須一代他們自己就又落回去了。沒有自我意識的人也就只配呆在最后那一大群人里，世界正在也將這么為人分等劃界，在“集團”的視界里，沒有自我意識的人就是為他們做工的種族。

　　體制”能將不利于他們的文人悄無聲息地抹去!只須跳掉一代人，后面的人就不知其存在了。所以我說“汗青”若被偷走，“丹心”何處照耀，并不是無根無據的杞人憂天，歷史正在發生!

　　這四步棋，一步比一步目標明確，從一開始試探地找傷口，到第三、第四步棋已是找準穴點下刀了。第三步挑中的是余華和高行健，第四步是莫言。這后兩步我已不想多言，因為離現今更近，信息散布和曝光的也多，有目共睹，且我已在《荒唐的文學“世界獎”》、《伸進文明心臟的手》和《被策劃的中國文藝》諸文中論及。何況棋子與棋子也不盡相同，有不知內情被利用的，有追名逐利趕時髦的，有揣摩到意圖暗中效力的，有的時候鬧翻“流亡”的人未必比里外逢源的人危及根本，這些都留待歷史去追討吧，如果我們還能“保住歷史”的話。

　　余華的《活著》，最早是被西方人抬為“永恒”“杰作”的，西方主流媒體(各國接力)對這部作品的“頌歌”之異口同聲，讓我想到了“集團”近衛軍最擅長的聯合圍獵，因為他們只有“圍獵”時，才會眾口一詞。我甚至在這些贊詞下面，聽到那從不說出口的竊喜：這就是所有敢于不順從我們的國家國民之下場。這支負責為“集團”搭建“虛擬沙龍”的嫡系“軍團”傳遞的“道德優越感”，果然精確地左右了中國上層建筑的好惡。當西媒熱捧一位中國作家(不被相中的中國作家從無此“殊榮”，我在哪兒那么久，鳳毛麟角的幾個被寵幸者都是派什么用場的，一目了然)時，百分百是藏著別的目的的主動策劃行為，絕無可能被動地受該作者在中國國內的名聲或其文學水平影響。這一點我們必須牢記在心!

　　基因里過個幾百年又浮出了他的創世者的優質血統。由此，這三十年的精神敗亡，在華夏悠遠的歷史上，不過是又一次大浪淘沙，卷走浮沙草屑。在這無國界的精神戰場上，“河山”的意義是將顛倒的再顛倒過來，讓文天祥的丹心不再付諸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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