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題記：1962年毛主席的老友周谷城發表了《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一文，引發了一場爭論（在《光明日報上》），正在上海工作并且還不是很有名的姚文元也參加了這場爭論，到了1964年5月10日，姚文元就此問題發表的第二篇文章《評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觀》，這個時候有人寫了與姚文元觀點不一致的文章。毛主席十分關注這場爭論，老人家是如何處理的呢？
毛主席和周谷城握手，和周谷城在一起的是華羅庚等知名學者，毛主席左手邊的是宋慶齡、董必武、朱德和周恩來。
姚文元
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自左至右姚文元、紀登奎、華國鋒，第二排左起第一人是鄧小平
曾在《光明日報》工作，后擔任副總編輯、總編輯的穆欣回憶：
【毛澤東重視這場討論，看過周谷城、姚文元等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過的有關文章。有的文章，他還在發表以前看過 報社排印的清樣。金為民、李云初的文章就是這樣。7月6日，他在看過報社排印的這篇文章清樣以后，就叫中共中央宣傳部 把它和姚文元的文章編成一本小冊子出版，并即揮筆寫了一段按語作為它的序言：
這兩篇文章，可以一讀。一篇是姚文元駁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駁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藝理論問題的。文 藝工作者應該懂得一點文藝理論，否則會迷失方向。這兩篇批判文章不難讀。究竟誰的論點較為正確，由讀者自己考慮。
編者7月6日
我在當天得知此事，為免我們報紙發表此文遲于小冊子出版的時間，與中央宣傳部有關同志商定：我們即將金為民、 李云初的文章在7月7日《光明日報》上發表，請他們把序言標示的日期往后移一天。中央宣傳部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即將這 兩篇文章輯印成書，書名定為《關于文藝理論的兩篇文章》，同時將毛澤東所寫序言的日期改為“7月7日”。】
在《毛澤東年譜》里，這件事的日期也是寫的“7月7日”。
關于學術方面的爭論，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毛主席沒有充當裁判，而是借此機會讓報紙的讀者自己去評判，無疑這是極為高明的。
這與毛主席一貫倡導在學術上獨立自主，獨立思考，不盲從，不依附于人的思維習慣與行為方式，是一致的。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作為領袖像毛主席這么想，這么說，這么做，是極其罕見的。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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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谷城（1898.9.13－1996.11.10），是毛主席創辦的新民學會的成員，也是毛主席青年時期的好友
1921年從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英語部畢業，周谷城到湖南一師執教英語和論理（相當于邏輯）課。此時毛主席正在一師附小任主事。
這年8月，毛主席在長沙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周谷城在其中擔任心理學教師。
周谷城受毛主席的影響，曾經參加過農民運動。毛主席1927年前往湘、鄂、贛邊境領導秋收起義后，周谷城前往上海暨南大學任教授兼史地系主任，主講《中國通史》課，走上了一條治史之路成為一名歷史學家和邏輯學家，先后出了兩卷本的《中國通史》和三卷本的《世界通史》。
從1956年到1965年間，毛主席先后與周谷城見了6次面，每次見面，兩人都會心照不宣的說上一句：“又碰到了！”
兩位老友之間的談話內容如從前一般，文學、歷史、哲學、人生，無所不談，沒有主題，但卻不乏新意。
毛澤東有一次談到革命的曲折歷程時感慨到：“失敗是成功之母。”
周谷城信口接道：“失敗是成功之母，但有時候成功也是失敗之母。”
毛主席一下子特別有興趣地問道：“什么意思？”
周谷城笑答：“成功者易于驕傲、腐敗、爭權奪利呀！”
毛主席沉思片刻，贊：“你講得對！”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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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一貫主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真理越辯越明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和3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基于此前有關談話，進一步系統地論述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方針。
曾經有位在中國講學的蘇聯學者，向中國陪同人員談到他不同意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中關于孫中山世界觀的論點，當時有人提議把這一事件通報給蘇聯駐華大使尤金。
毛主席果斷制止了這種做法，并于1956年2月19日專門此事給有關中央有關領導寫信指出：
“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么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
李克勤后記：毛主席一貫主張學術上平等交流或者爭論，可是他一旦發現有人仗勢欺人，那他是絕對不答應的。而且他會義無反顧站在弱者一方。這叫遇強不弱，遇弱不強。由此來體會毛澤東文化的“圓”，圓滿的圓，也許會有所頓悟。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封建專制文化傳統的國家，沒有經過西方那樣的資產階級啟蒙運動，就直接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毛主席為此在文化上作了極其深遠的部署，這是革命性的變革，當然會被多數有權有勢的人不理解和反對，這是完全正常的，也是完全不正常的。因此毛主席畢生探索一條新的路徑——非暴力的革命。
經過毛主席逝世后后48年的實踐，越來越多的人逐漸理解了毛主席的深意，但遠遠還不夠。
這里再提出這樣的問題：
為什么到了毛主席晚年，西方那么多青年人熱衷于研究毛主席的思想理論？
為什么那么多西方政要如此謙虛或者虔誠來到中南海毛主席書房，用幾乎朝拜的方式見毛主席？
資本主義世界里的人為何有這么多有識之士崇拜毛主席？
誰敢說比毛主席更懂資本主義的深層矛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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