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91年圣誕之夜，時年60歲的戈爾巴喬夫，頂著暗紅色形似美洲大陸的胎記，悲情中進行最后一次在職講話。合上綠色演講文件夾時，紅色的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降下，蘇聯正式從歷史舞臺上謝幕。

　　2021年3月2日，戈爾巴喬夫迎來90歲生日。

　　如今的俄羅斯是什么樣子？

　　如今的中國又是什么天地？

　　為什么兩個國家的境遇差距如此之大？

　　差別就在內心，有沒有一顆清醒的公心！

　　公與私的較量，最終決定了中俄兩國的國運！

　　真正的中共黨員去修心，就必須認真搞清楚，為什么馬克思年紀輕輕17歲就能立下宏愿，決心選擇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

　　即使后來馬克思一直走個人命運的背字，相當的顛沛流離，相當的貧困交加，也從未改變，放棄小我、成就大我的心愿，他也因此而變得更加偉大。

　　同樣不斷堅持初心的還有導師，16歲的導師在離家去湘鄉求學前，就表明了自己的決心和志向！

　　相仿年齡的總理，去日本時，也是如此！沒有超越小我的遠大理想，他們那個年齡根本無法寫出那樣的動人心弦的詩句。

　　百姓疾苦，國之憂患，是導師、總理他們青年到老年一直以來的最大的牽掛，最終他們帶領中國人民站了起來，人民共和國，人民解放軍也成了他們最偉大的作品。

　　作為中國人的你我他，都會被那些曾經發生在這塊熱土上的事情所感動，一個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無論走了多遠，不忘記來時的路。

　　過程的艱辛痛苦，會讓很多人望而卻步，但只有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才是組織永葆青春的秘訣。

　　如果忘記了這一切，

　　那么后果也是可想而知、必被懲罰的。

　　蘇聯共產黨自1917年10月革命勝利后執政到1991年喪失政權，歷時74年，細究下來，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方方面面，但最根本的原因，我們可以從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這句話中得知：

　　“東歐共產黨人早已喪失理想和斗志，多數是追求名利的官僚。”

　　盡管，了解你的人，往往是你的對手，但最了解內心世界追求的，只能還是自己！

　　戈爾巴喬夫毫無愧色、恬不知恥曾在私下說：共產主義思想對我來說已經過時。

　　讀之令人悚然，這類貨不僅混入黨內，還爬上高層，心里想的是小家，嘴里說的是國家，以千方百計某個人私利來損害整個組織的聲譽，它們早就丟掉精神支柱，主動解除思想武裝，完全淪為帶著黨員面具的資本法權代言人……

　　1987年1月，特朗普收到杜比寧的信：

　　蘇聯最重要的國際旅游服務機構，“蘇聯國際旅行社”表示，有興趣和特朗普在莫斯科成立一家合資企業。

　　特朗普非常興奮，決定前往蘇聯尋找機會。

　　蘇聯國際旅行社的另一層身份是克格勃的分支機構。表面上搞旅游服務，實際也承擔著監控來蘇旅游的外國人的職責。

　　當時克格勃的對外情報部門會定期收到可能的來訪人員名單，頒發入境許可需要征求他們的意見。

　　戈爾巴喬夫“新政”時代，克格勃對“有野心、有前途”的訪客尤其感興趣。毫無疑問，特朗普正合適。

　　不管是戈爾巴喬夫還是特朗普，真真假假，還不能確定，而被證實的歷史，已經足夠精彩！

　　說到蘇聯，就不得不提東北，無論是日俄戰爭還是中東路事件，無論是918，還是蘇聯對日宣戰，東北地區的超級戰略地位，及其對中華國運的決定性影響，從隋煬帝和唐太宗開始，遠比金和滿清的崛起并入主中原更早，就已經被高度重視！而今天的正文恰好從東北開始！

　　1940年11月，李振遠、周梅影夫婦，受命從延安出發前往東北組建情報站。

　　此前共產國際延安聯絡組、晉察冀分局社會部曾多次派遣情報組進入東北，均以失敗告終。

　　李振遠夫婦到達晉察冀分局社會部后，首先向部長許建國報到，許建國認為他們夫婦一個山東壽縣人、一個寧波余姚人，跨越“國境線”的成功概率極低，且李振遠曾在東北抗日，仍被偽滿洲國通緝，貿然去東北風險極大，所以沒讓他們夫婦冒險前往。

　　于是安排李振遠先在平津情報站任副站長，此間張友恒告訴李振遠，蘇軍在張家口空投的幾批去東北的人都犧牲了，鐘子云派出去的幾批人也犧牲了，黃浩的家被抄、電臺也被破獲。

　　許建國也告訴李振遠，姚倫(姚艮胞弟)、邢相生在前往東北途中受阻于雁北，已返回延安。

　　直到與何松亭的夫人佟挽新（佟叔賢）接上頭，找到了陳卓毅，李振遠夫婦才在陳卓毅的護送下前往東北。

　　路上雖有驚險終算平安到了沈陽，與張為先、丁宜等會合。

　　經過張、丁的介紹，李振遠對以張、丁為首的“東北救亡總會”這個組織，驚訝、欣喜得合不上嘴巴。

　　這個組織有成員70多人，“絕大多數是留學生，都是中上層家庭”，很多人具有“顯赫”的家庭背景，如；

　　偽滿皇帝溥儀的本家侄子憲東，

　　偽滿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的小兒子張紹紀、

　　侄子張紹維，

　　偽滿地方自治指導部長于沖漢的兒子于靜純，

　　偽滿軍法處處長的兒子王誠、侄子王謙……

　　成員的社會關系遍布偽滿洲國的政界、軍界、警界、報界，很多組員還擔任著偽滿各政府機構的中層職位。

　　這真是一座搞情報的天然富礦和一個情報系統的最佳組合！

　　陳卓毅、張友恒等成為東北情報站，與許建國之間傳遞情報的交通員，張友恒化裝成賣碗的小販來回往返、傳遞情報，后來電臺建立了，陸路情報傳遞才相應減少。

　　這是“九一八事變”后，共產國際和中共在東北組建的最成功的情報機構，為中共和共產國際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

　　這個東北情報站，直到抗戰勝利無一人被捕，創造了奇跡。

　　他們的工作也得到了導師的稱贊，導師在東北情報站呈送的材料上有“東北不是鐵板一塊，國防線是可以突破的，偽滿工作大有可為”的批示。

　　抗戰勝利后，東北局社會部第二部部長鄒大鵬接管了東北情報站的所有組織關系。

　　1945年8月9日凌晨00:10，日俄戰爭爆發40年后，日蘇戰爭又在中國東北打響！

　　按閻寶航及東北情報站提供的關東軍軍事要塞地形圖和兵力武器配置圖等絕密情報，蘇聯的157萬軍隊從東西兩個方向突入中國東北，向各日本關東軍要塞防地發起精準攻擊，如摧枯拉朽一般擊敗了關東軍，僅24天，蘇聯紅軍就占領控制了整個東北。

　　這些情報的價值，據蘇聯軍估計，紅軍因此會至少減少犧牲10萬人。

　　離山海關最近的八路軍曾克林部，在蘇軍炮火的支援下，攻克山海關，成為第一支進入東北的八路軍隊伍。

　　日寇投降后，蔣介石假模假樣準備下山摘桃，與導師電報往來兄弟相稱，設套約聚重慶。

　　蘇聯傾向于國共和談，并承諾導師的安全可由蘇聯、美國作保證。由此，在收到蔣介石假的不能再假的第三封邀請電報后，導師說服眾人復電會赴約去重慶進行和平談判。

　　導師、周恩來、王若飛等中共代表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同機陪同下，從延安飛抵重慶，演繹了現代版的鴻門宴。

　　與此同時，曾克林從關外趕到延安匯報，遠在山東的黃克誠上書中央，斯大林也把電報打到延安，目的都是一個，盡早派部隊進入東北。

　　中共中央于是決定派出10萬軍隊、2萬干部從陸海兩路進軍東北，搶占先機。

　　原本去山東而中途被改派的林彪、從山東渡海北上的羅榮桓，以及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回來的劉亞樓，成為東北民主聯軍的核心領導層。

　　因西情處的準確情報，馬法五、高樹勛等部隊北上接防平津途中遭到劉鄧狙擊，在邯鄲戰役中或被殲滅或陣前起義。平津的國民黨軍沒能等來接防部隊，無法開進山海關去接收東北。

　　蔣介石于是把印緬遠征軍中孫立人的新1軍、廖耀湘的新6軍，滇軍曾澤生的60軍、盧浚泉的93軍以及陳明仁的71軍等大后方的部隊，先后從海防、香港、廣州等港口用美艦運送到秦皇島、葫蘆島，開赴東北接收。

　　杜聿明、鄭洞國、范漢杰成為東北保安司令部正副司令，孫立人、廖耀湘、陳明仁、曾澤生、盧浚泉等為主要將領。

　　自古天無二日、一山不容二虎，兩支軍隊都要接受東北地盤，便如杜聿明所言“非武力不能解決”，雖有國、共、美三方組成軍調處調停國共雙方的軍事沖突，但在東北的國共兩方已勢如水火，戰事無法避免。

　　軍事戰線布署完畢，隱蔽戰線的情工人員也被密集派往東北地區。

　　周立浩首先被中社部派往東北，潛入沈陽。

　　李年、邢國彥、王書鼐受陳忠經、王石堅委派于1946年2月從西安到達北平，與葛佩琦會合后，前往東北。

　　趙煒經朱建國動員后，經與王石堅在北平三次會面，正式成為中共的情報員，代號902，于1946年3月到達錦州。

　　1946年5月，劉浩在朱德動員，導師、劉少奇親自談話后從延安出發前往東北。

　　同月，姚艮從重慶出發，目的地也是東北。

　　1946年10月，鐘琪、董健民夫婦懷抱一歲多的兒子從延安出發，前往東北。

　　1947年4月，沈秉權、呂淑蘭夫婦從西安前往東北。

　　……

　　鐘琪、董健民夫婦輾轉到山東后乘坐商船渡海北上，因被無恥叛徒出賣暴露了行蹤，商船被國民黨巡邏艇開炮截停，并上船搜捕，夫妻倆為保護密碼本，相擁兒子跳入渤海，至死捍衛自己臨行前“人在密碼在”的誓言。

　　他們的事跡陳列在遼沈戰役紀念館中。

　　董健民是天津靜海人，是董秋斯的侄女。叔叔董秋斯于1939年帶著董健民三姐妹到延安參加了革命。

　　董秋斯曾是佐爾格的得力助手，在民生文旅《漢口的蝴蝶  上海的巨浪》一文中我們對他已有詳細的介紹。

　　軍統在東北，上有東北區區長文強，下有叛變的原八路軍洛陽辦事處主任袁曉軒。

　　葛佩琦、陳忠經都是王石堅的北大學弟，也是王石堅情報系統直接下線。西安“研究書社”作為掩護機構設立時，陳忠經是董事長，王石堅是經理，而葛佩琦是股東之一。

　　日本投降后，葛佩琦被王石堅派到北平潛伏，當他感到無所事事想要回西安的時候，收到了王石堅的密信，信中告訴他“有幾個朋友要到東北做生意，我已幫你入股，請北平等候會合”。

　　不多久，原先在陳忠經負責的陜西三青團系統工作的李年、邢國彥、王書鼐三人抵達北平，來到了葛佩琦的租住地，葛佩琦方才知道東北保安司令部已在重慶組建，陳忠經通過其渠道已為他們四人謀到了職位。

　　四人到東北保安司令部報到，葛佩琦任政工處二科科長，李年為副科長，王書鼐任沈陽警備司令部新聞處副處長，邢國彥任長嶺縣縣長。

　　后來葛佩琦升任中央宣傳部東北通訊處處長，李年接任政工處二科科長。

　　他們是潛伏于東北保安司令部的第一路人馬。

　　趙煒從上海的日本戰俘僑民管理處調職到東北保安司令部，經停天津去看望好朋友朱建國，朱建國時任第十一戰區（孫連仲為司令長官）長官部作戰科長。

　　這次的天津相會，趙煒答應朱建國要“為黨做一些實際的工作”，按朱建國的安排，趙煒去北平見王石堅。

　　王石堅與趙煒在北平一共會面三次，兩人對情報工作的要點做了詳細交流，最后一次的會面是在澡堂浴池，王石堅滿身鞭傷、烙傷的傷痕給了趙煒強烈的震撼。

　　趙煒到東北保安司令部報到后，分配在作戰科機密室。

　　他成為潛伏在東北保安司令部的第二路人馬，雖然上線都是王石堅，但兩路人馬互不知底、互不交叉。

　　為了便于傳遞情報，沈秉權、呂淑蘭夫婦，被王石堅派到沈陽，在離趙煒辦公地不遠的地方設立秘密電臺，沈秉權分別與趙煒、李年單線聯系。

　　李年的夫人何英芬也被派到了沈陽，擔任譯電員，葛佩琦、邢國彥、王書鼐的情報交給李年后，由何英芬譯電，再由李年交沈秉權發報。

　　這邊正在搭建情報網絡，情報員還在熟悉環境和業務，那邊二戰四平（四平保衛戰）已經打響了。

　　當時東北的主要城市除沈陽外，在蘇軍撤出之際都被林彪領導的東北民主聯軍占領，國民黨在秦皇島登陸后，先攻占山海關，后由南向北漸次梯進，一個一個攻占民主聯軍的城鎮。

　　攻到四平時，新1軍軍長孫立人受美軍之邀正在參觀戰后的歐洲，攻打四平的新1軍、71軍暫由鄭洞國指揮，久攻不下，又增調新6軍、52軍開到四平前線，林彪也從北滿、南滿軍區調派部隊增援四平，國共兩方20多萬軍隊打了一個多月的攻守戰，不分勝負。

　　蔣介石將孫立人從國外電召回來擔任總指揮，孫立人一回到沈陽，電話打到新1軍的各師師長那里，說“我明天下午要在四平的天主教堂開會”。

　　各師師長接電話后，知道沒有退路了，在飛機大炮對四平狂轟濫炸后，拼死沖鋒，終于在中午前攻占了四平。

　　下午孫立人等人就真的在天主教堂召開了追擊民主聯軍的會議。

　　四平保衛戰使東北民主聯軍折損嚴重，林彪未等中央回復，先行下達了撤退命令，他的作戰科長王繼芳被策反，攜帶大量軍事文件叛變投敵，杜聿明、孫立人、廖耀湘由此得知民主聯軍實力大損的關鍵情報，就以卡車載步兵為先導大膽追擊！

　　輜重部隊再隨后跟進，一路猛追，一直將民主聯軍趕到了松花江以北，新1軍一部跟著追過松花江，占領了陶賴昭作為橋頭堡，大有一鼓作氣徑取哈爾濱的氣勢。

　　中共東北局等后方機構開始從哈爾濱向佳木斯撤退，情勢萬分危急。

　　周恩來急忙借助軍調處美方代表馬歇爾將軍，一起問責蔣介石，終于使蔣在1946年6月6日下達了停止追擊的命令。

　　哈爾濱由此仍受民主聯軍控制，民主聯軍便執行“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戰略，休整補充，恢復元氣。

　　國軍主力南撤，杜聿明開始實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策略，先后發起三次遼南戰役，把中共的南滿根據地壓縮在只剩撫松、蒙江、長白三縣的狹小區域之內。

　　東北保安司令部的兩路人馬開始正常工作后，軍事情報便開始源源不斷輸送，到三戰四平（四平攻堅戰）、第四次遼南戰役（四保臨江）的時候，情報工作就發揮了重大作用。

　　二戰四平一年后，元氣得到恢復的東北民主聯軍發動了四平攻堅戰。守城主將71軍軍長陳明仁，頂住了李天佑的攻堅，堅守半月而不退。鄭洞國赴開原前線指揮所抵近指揮，先后調集新6軍、新7軍等部的9個師增援四平。

　　趙煒作為作戰參謀隨鄭洞國到了開原指揮所，沈秉權數次到開原，趙煒將四平城防部署及后續援軍的兵力部署全部告訴了沈秉權。

　　葛佩琦作為東北通訊處處長，隨援軍開到鐵嶺時，用電話將國民黨援軍情況及新增配的榴彈炮營、坦克大隊等情況通過電話告訴了李年。

　　綜合種種情報后，為避免更大損失，林彪及時下達了撤退命令。

　　晚上，葛佩琦等到陳明仁的軍部指揮所去慰問，陳明仁大談共產黨特務厲害，竟爬到高煙囪上打信號彈，給攻城部隊指示進攻目標，葛佩琦對陳明仁說：“共產黨的特務確實有辦法，有時他們來到我們的眼前，我們還不認識他們。”

　　第四次遼南戰役前，葛佩琦到丹東等地視察，獲取了國民黨軍的兵力部署和防御工事情報，葛將該情報交給了李年。

　　第四次遼南戰役開始時，方覺率13軍兩個師從赤峰開至沈陽參戰，趙煒有個軍校同學在方覺的司令部當參謀，已多年不見，就去沈陽南站的軍列上看望老同學，順便也了解點情況。

　　如果趙煒知道姚艮的真實身份，他或許會到站長室去喝杯茶，因為姚艮此時擔任著沈陽南站的站長。

　　趙煒與他同學在13軍司令部的列車上聊得正歡，恰恰被旁座的石覺軍長聽到了，歡聲笑語已使他心生不快，又發現談笑中的趙煒根本不認識，就站起來大聲責問趙煒，“你是什么人？誰讓你到車上來的？！”

　　趙煒起身立正、敬禮報告，自報“我是東北保安司令部作戰科參謀趙煒，到車上來看望長久不見的同學。”

　　方覺絲毫沒有買賬，依舊態度粗暴，叱責道“快給我下車！”

　　趙煒在萬分尷尬中走下了列車，他的同學也嚇得沒敢送他。

　　回去的路上，趙煒心中越來越憤懣，心里面就記了恨，趙參謀一記恨，后果就很嚴重，13軍因方覺的粗暴態度在不久后倒了大霉。

　　戰役一打響，保安司令部作戰科頓時忙得不可開交，電話電報不斷，作戰參謀們忙著起草作戰命令，起草后找科長、處長、參謀長簽字，簽完字又通過電臺發給各部隊，整個保安司令部二樓，人員往來穿梭，一片戰時忙亂景象。

　　趙煒知道南滿民主聯軍在新濱三源浦的蘭山一線布好了口袋陣，于是給方覺的13軍量身定制了一道作戰命令：

　　“急電，方軍長：你軍車運至清原后火速急行軍至新濱三源浦，迅速進入陣地，進行強攻，占領蘭山制高點，不得有誤！”

　　這個作戰命令按審批流程經作戰科長鄧錫光、作戰處長姜漢卿、參謀長趙家驤簽字后立即以急電發到了方覺的13軍。

　　蘭山三面皆是高山，呈凹字形，地勢險要，是設伏殲敵的最佳地形。13軍仰攻蘭山制高點時，身后的袋口就扎緊了，方覺情知中伏，指揮部隊東奔西突，總算帶著兩個團突圍而出，其余部隊非死即降。

　　得罪趙參謀的嚴重后果就是兩個師僅剩兩個團！

　　方覺大敗，影響了其他部隊的側后安全，整個戰線便開始崩潰，民主聯軍乘勝追擊，大獲全勝。經此一戰，南滿根據地從三縣擴展為九縣，扭轉了被動局面。

　　國民黨軍經此一敗，從全面進攻轉入全面防御階段。

　　杜聿明此前因與孫立人不睦，設法擠走了孫，如今遼南大敗，蔣介石便總賬一起算，撤下了保安司令杜聿明，換上干女婿、時任參謀總長的陳誠擔任東北行轅主任兼保安司令。

　　陳誠未到任之前暫由鄭洞國代理，趙煒受命起草制訂了“東北重點防御計劃”。

　　短短兩年時間，國共兩方在東北已呈現時移勢異的驚人變化，國民黨軍已從全面進攻轉為全面防御、現在又轉為重點防御，充分證明了“讓開大路、占領兩廂”、“以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正確，也充分證明隱蔽戰線情報工作的巨大作用。

　　趙煒制訂的計劃經層層審批，代司令鄭洞國簽字同意后，趙煒即將副本送到了太原街12條5號沈秉權夫婦的住處。

　　陳誠到任后，取消了保安司令部，東北行轅也進行了改組，對軍隊進行整編，大有總攬軍政、革新除弊、肅貪懲腐、重振雄威的架勢。

　　但他一系列動人奶酪、斷人財路的舉措，使將帥離心、同僚忌恨，終致政令不行，舉步維艱，心力憔悴，以致上任幾月后不得不稱病請辭。

　　趙煒的重點防御計劃獲陳誠認可，并命趙煒秘密飛往北平面呈蔣介石并進行當面匯報。

　　而此時的趙煒也急切想要離開沈陽前往北平，因為密臺臺長沈秉權已經被捕10天了！

　　他妻子呂淑蘭雖未被捕，但受到便衣的嚴密監視和跟蹤，趙煒無法跟她聯絡接頭。

　　兩路人馬傳遞情報的中轉樞紐，已經廢了！

　　趙煒飛北京后，從同學那里得知朱建國等20多人已被抓捕，又去找王石堅告訴過他的緊急聯系人王嘯，而王嘯也已被抓捕。

　　趙煒知道這次出大事了，在北平行營送交文件后，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他買了回沈陽的飛機票，由于心中忐忑，到沈陽后的他格外小心謹慎，沒敢回單位也沒敢回家，而是住在可靠的朋友那里，通過熟人一打聽、一試探，清楚知道自己已成為抓捕對象。

　　趙煒趕緊出城，脫衣高舉游過渾河，專走僻靜小道，又翻越摩天嶺、雞冠山，泅渡太子河，經過兩天的逃亡，趙煒終于來到了解放區，碰到了游動哨，趙煒對游動哨說“不要多問了，帶我到你們連部吧”，到了連部，趙煒說“送我去你們營部”。

　　就這樣趙煒被一級一級往上送，最后被送到了遼南軍區，司令正是第一個出關的曾克林。

　　趙煒對曾司令說，“我是代號902的情報員，你可向上級進行核實”。曾司令一面命人核實，一面命人向趙煒“挖寶”，趙煒將自己所知的一切軍事情報，花了三天時間全部寫成材料交給遼南軍區。

　　隨后他被護送到在哈爾濱的東北局社會部。

　　趙煒后來知道，王石堅情報系統的崩塌起因于北平李政宣密臺被破獲，使中共情報戰線遭受重大損失，時國民黨稱此為“北平共諜案”。他慶幸自己是一個幸運兒！（王冶秋這位魯迅的文友，也非常幸運，民生文旅后續文章會寫）

　　他當時不知道的是，幸運如他的還有熊向暉、陳忠經、申健和葛佩琦。

　　陳忠經、申健、熊友榛（熊向暉的姐姐、申健妻子）在胡宗南的保送下，于1946年底赴美國留學，熊向暉則是在胡宗南部攻下延安后的1947年7月赴美留學，就在熊向暉乘船離開上海兩個月后，“北平共諜案”發生，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戴中溶、王金平等人全被抓捕。

　　葛佩琦的脫險，也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奇跡。

　　李年被捕的那天晚上，葛佩琦接到了李年夫人何英芬的電話，說李年被抓走了。接著葛佩琦又得知邢國彥、王書鼐和電臺人員也被捕了。

　　而葛佩琦直到沈陽解放也沒有暴露身份。

　　這一情況加上趙煒的脫險過程，或許可以間接說明李年等三人被捕并不是王石堅招供。

　　但葛佩琦一直沒有暴露，又足能證明一件事情，那就是李年、邢國彥、王書鼐三人在獄中的堅強和零口供。他們三人一年后被宣判“查無實據、無罪釋放”。

　　葛佩琦的組織聯系人王石堅和工作聯系人李年等全部被捕，他有再多的情報也送不出去了。

　　李年等人被關進沈陽昆明街81號秘密看守所三個月后，又有情報組遭到了嚴重破壞，多人被捕。

　　起因在于王既白（王同安）與電臺人員從哈爾濱去開原途中過封鎖線時被發現破綻，旋即被捕（電臺人員逃脫），王在被捕后招供了一切，甚至把自己的妻子也交代出去了，還指名張為先是潛伏在沈陽的共黨頭子。

　　于是張為先、鞏天民等20多人被抓，與李年等人關在一起。

　　姚艮接到警報后，當機立斷從沈陽南站坐火車撤到開原，再由開原經威遠堡進入解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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