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自奧巴馬-希拉里政府高調“重返亞太”以來，中國周邊安全形勢面臨諸多嚴峻挑戰。美國已經確定中國為主要敵人，試圖構建“亞洲北約”遏制中國。一是策動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德國、日本、菲律賓等盟國以“捍衛自由航行權”為名直接出動軍機軍艦在南海制造區域沖突；二是武裝支持“臺獨”勢力在東海煽風點火；三是武裝支持日本、韓國在黃海攪局；四是推進印太戰略對南亞和中亞地緣政治插足。這個進攻性布局正在深化，使中國遭遇從老冷戰時期的“新月形”島鏈圍堵惡化為新冷戰時期“三海一邊”為主的“U形”海陸圍堵。

　　對此，著名學者溫鐵軍教授分析了當前全球化解體大變局之下，幣緣+地緣的戰略格局變化。深入探討了美國在蘇聯解體后如何攫取世界單極霸權地位，通過地緣沖突制約歐元崛起的歷史，以及這一策略在遏制中國崛起過程中的應用。溫教授的視角橫跨海洋與陸地，勾勒出一個海權與陸權并重的復雜圖譜。

　　在全球供應鏈被疫情中斷、輸入型通脹和通縮伴隨嚴重過剩金融資本的全球流動轉嫁危機而交替發生中，如何調整自身應對戰略，是中國如何保持戰略定力的迫在眉睫的問題。

注：本文根據溫鐵軍教授《溫言鐵語》講座綜合整理。

關鍵詞

地緣政治 “三海一邊” 蘇聯解體 菲律賓挑釁 代理人戰爭 供應鏈 通貨膨脹 國內大循環

　　當年，在蘇東劇變之際，我只身前往做了一個多月的實地調研，與一般靠西方資信做分析的學者不同，在探尋所謂“國家失敗”的經驗教訓中我看到的是：蘇東潰敗留下的巨額實體資產和自然資源被西方硬通貨完成貨幣化占有機會收益后，歐元區金融資本集團迅速崛起；但，隨即則是歐洲周邊陷入無盡的區域性地緣沖突。從美元與歐元這兩大國際金融資本集團之間的競爭可以看到：“deep state”不僅對名義上的敵人趕盡殺絕，更對意識形態上的盟友毫不留情！

　　在歐元集團和美元集團成為主要對抗性矛盾以來的新世紀的前十年，尚處于產業資本階段的中國因承接國際實體產業轉移而崛起為第一生產大國，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國際資本的需求塑造了自身的現代化進程。而今，中國在全球大宗商品貿易中占比最高、派生人民幣作為全球結算貨幣的份額有所提升，意味著中國進入金融資本階段的“國家競爭”；可以預見，一系列遏制此趨勢的軟硬結合的巧實力手段或將誘使中國發生“幣緣+地緣”綜合性危機。唯有預先做好充分準備，構建起有效的應對體系，方能在未來可能出現的挑戰與問題爆發時，確保處于不敗之地，進而擁有進退裕如的客觀條件。

01

前車之鑒：制約歐元崛起的代理人戰爭

　　在當前全球化解體危機逐步演進的背景下，勢必觸發全球地緣戰略格局的重構。其中潛藏著眾多變數，可統稱之為幣緣+地緣政治風險，猶如“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化作我國“三海一邊”的嚴峻挑戰。具體而言，“三海”即中國的南海、東海與黃海，三者均面臨顯著的安全挑戰且具有聯動性；而“一邊”則指從中印邊界到中亞一帶的復雜局勢。

　　面對這樣緊迫的局勢，我們亟需對“三海一邊”潛在的區域沖突引發“代理人戰爭”保持高度警覺，并預先制定應對策略與措施。唯其如此，方能在危機爆發時，保持主動，使國家利益不受或少受損害。

　　回顧歐元崛起挑戰美元霸權的變遷歷程，對當前有啟發意義。

　　冷戰時期，是美蘇兩大陣營的分割對抗主導了世界地緣政治格局，被稱為“一個世界兩個體系”。隨著1991年蘇聯解體，這一簡單的二元劃分失效，美國成為“單極霸權”并宣稱“一個世界一個體系”，但實際上全球政治經濟版圖變得更加復雜多元。

　　因為，1991年蘇聯東歐各國政權解體派生主權貨幣體系崩潰后，西方利用蘇東資產惡性貶值迅速“抄底”了原蘇東地區的大量資源、資產及產業，西歐“近水樓臺先得月”在這一“資源資本化”的收割過程極大地獲取了機會受益，促進了歐洲的一體化進程，推動歐共體向歐盟的蛻變。同時期，1994年GATT(關稅貿易總協定)成功轉型為WTO(世界貿易組織)，其關鍵內容就是農業與金融這兩個與國家主權相關度最高的領域被納入自由貿易框架——標志著全球貿易自由化向金融自由化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緊隨其后的1995年歐元誕生，標志著歐洲金融資本力量的崛起，與美元集團之間的競爭成為后冷戰時代幣緣戰略+地緣政治的新焦點。但對于敢挑戰金融資本的國家則有一致行動！例如美國對敢于棄用美元改用歐元結算的伊拉克實行滅國戰爭，歐洲對棄用美歐貨幣改用黃金結算的利比亞推進滅國戰爭。自此，地緣政治沖突不再主要地派生于意識形態對立，而是更多地圍繞“金融資本階段”誰占有資源資本化權益的主要矛盾展開。

　　歐元的誕生雖伴隨著蘇東解體后豐富的資源紅利，但其挑戰美元霸權的成長之路步履維艱。美國軍事介入歐洲事務，軍事開支陡增加劇了歐元區國家的赤字，多個成員國財政赤字大幅度突破限制，動搖了歐元的穩定性。

　　歐元問世之前的1991年，歐共體首腦會議通過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歐元區各國財政赤字不得高于3%。然而，巴爾干沖突期間，美國參戰的軍火、戰機82%以上從遠離歐洲的美國本土發出，導致歐元區國家的財政赤字占比大幅上升。例如德國赤字從原來不到3%上升到5。6%。歐洲各國財政赤字突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3%上限，意味著歐元的合法性基礎被削弱。

　　此外，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圍繞歐洲的局部戰爭，也可被視為美國遏制歐元崛起的手段之一。這些局部戰爭不僅削弱了歐元的國際地位，還延緩了其成為全球主要結算貨幣的步伐。

　　綜上所述，歐元的崛起之路充滿了硬實力挑戰與軟實力阻礙，其背后是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激烈競爭。面對這一歷史教訓，我們需更加審慎地處理地緣政治關系，以維護經濟安全與金融穩定。

02

事端迭起的“三海一邊”

　　從地緣政治演變的歷史脈絡審視，當前在中國周邊區域顯現的“三海一邊”緊張局勢，深刻反映了中美兩國在全球化危機與變革重構過程中作為世界主要矛盾雙方的角力。

　　美國作為美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將中國置于對抗性沖突的前沿，而中國則被迫成為非自愿的主要參與方。鑒于美國在冷戰時期對歐元崛起的遏制策略中廣泛運用了地緣沖突與局部戰爭手段，我們有理由預見，在遏制中國崛起的進程中，美國亦可能采取一系列相似乃至更為復雜的措施，對此，我們應保持清醒的認知與充分的心理準備。

　　值得注意的是，“三海”區域客觀上成為了代理人戰爭潛在的溫床。參與其中的各方，基于利用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調整追求自身機會利益最大化的戰略和策略考量，往往會尋找機會從中漁利。

　　在南海問題上，菲律賓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與美國的長期戰略扶持，成為東盟國家中配合美國地緣戰略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關鍵角色。菲律賓發起的南海仲裁案及其后續行動，便是這一邏輯的直接體現。在美國及其西方盟友的支持下，菲律賓可能不僅限于邊緣挑釁，甚至可能主動挑起能夠引發局部熱戰的沖突，以圖利用國際裁決的幌子，實現其利益最大化。

　　菲律賓通過允許美國在其境內建立軍事基地，極大地增強了美國在該地區的海空力量存在，加之北約以“自由航行”為名的廣泛介入，使得南海成為區域沖突的高風險地帶。這種由代理人發動、看似合法、實則充滿霸權色彩的地緣政治操作，不僅威脅到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與島礁建設成果，還預示著更為復雜的國際政治博弈即將展開。

　　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大調整的背景下，我們針對南海局勢的預案必須全面而深入。這不僅僅是對抗菲律賓或美國的單一行動，而是需要防范整個西方世界乃至北約，也包括日本、韓國等勢力在亞洲的集結及其巧實力運作。中國作為區域性強國，面對美國及其盟友的聯合施壓，特別是菲律賓在美國支持下可能采取的冒險行動，必須有多套預案。不僅要加強自身的國防與軍事準備，還需在外交、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領域展開積極應對，以維護國家主權與地區穩定，確保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

03

中國周邊海域的地緣戰略重構

　　近日，菲律賓非法滯留中國仙賓礁的海警9701號船尋釁滋事，以不專業、危險方式故意沖撞中方正常維權執法的5205艦，還反咬一口指中國海警船“危險操作”。美國國務院隨即發表聲明，給中國海警船扣上“故意沖撞”的罪名，還把“危險和升級”的標簽貼給中方。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來，美歐步調一致地為菲方幫腔造勢，對中方倒打一耙，這樣的套路人們并不陌生。

　　南海局勢緊張，引發連鎖反應，勢必波及臺海乃至黃海地區。

　　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導致我們漁民傷亡的“2·14惡性撞船事件”事件會被策劃于金門附近所謂的“控制區”？這與臺灣地區政客急于將美國及西方勢力深度卷入臺海紛爭的企圖緊密相連。因為這是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戰略布局，因為他們已巧妙地在西方世界編織了一系列臺獨“合法化”的政治網絡。例如，歐洲議會通過的決議，不僅實質性地將“兩國論”推上了歐洲政治舞臺的臺面，而且這一趨勢也蔓延至整個西方社會。美國更是通過《對臺關系法》，將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之上，與歐洲一道構筑了支持“臺獨”的合法性框架。因此，南海的風吹草動，勢必牽引出臺海乃至更廣泛地區的局部沖突。

　　對于“臺獨”政客而言，這是以較小的機會成本博取巨大政治利益的精明之舉。加之日本、韓國已明確表態，將臺灣問題視為自身安全關切，特別是韓國，在美國的軍事陰影下，幾乎無條件地追隨其步伐。這意味著，一旦東海局勢緊張，黃海地區也可能因美國盟友的軍事介入而卷入，從而形成奧庫斯+亞洲北約對中國的戰略壓制。我們面臨的挑戰，不僅是臺灣地區的軍事實力，更可能是美國聯合西方世界發起的全面軍事遏制，打擊中國在臺海的主權與利益，同時在國內引發復雜的社會反應。

　　由此觀之，南海、東海乃至黃海，這三海之間緊密相連，構成一個復雜的地緣政治格局。周邊多個勢力正利用美國與西方的支持，試圖通過代理人沖突來實現各自機會利益最大化。

　　還需警惕的是，任何在“三海”地區的沖突升級，都可能為在“一邊”占有相對地緣政治優勢的印度提供可乘之機。作為美國的戰略盟友，在“三海”動蕩之際，印度極可能利用其在喜馬拉雅山脈南麓的機場、公路和城鎮基礎設施，對中國發起軍事挑釁，尤其是在美國情報支持下，其行動將更加精準有效。考慮到該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以及冬季雪封對后勤與軍力部署的影響，我們需認識到，在東部沿海地區遭遇沖突的同時，中印邊界沖突可能成為同步爆發點，形成“U形”包圍態勢，不僅對我們的國家安全構成嚴峻挑戰，而且會把印度完全打入美國陣營。因此，我們如果受制于意識形態而不能借助俄國和北朝鮮分別牽制日本與韓國，則必須在獨立應對“U型”包圍的戰略上做到宏觀微觀結合，對多個潛在沖突點保持高度警惕，制定周密的應對策略。

　　那么，和這些地緣政治引發局部沖突相關的宏觀因素是什么呢？

　　首先是發展方式制約——美國2018年發起貿易戰+疫情2020年爆發造成供應鏈的中斷，對我們以前的發展方式造成重大沖擊。

　　我們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逐步融入全球化，并在90年代實現了深度全球化——通過大量進口能源和原材料，大量出口制成品，形成了一種收益被外部占有但國內GDP高增長的模式。然而，當前我們面臨的各種挑戰，尤其是疫情造成的供應鏈斷裂，以及紅海沖突等突發事件導致的供應鏈劣化，使得既往被認定“高度政治正確”的這種深度融入全球化的激進發展主義難以為繼。

　　貿易戰等因素所造成的供應鏈斷裂，客觀上配合了美西方相繼QE造成世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不斷引發通脹。而這種通脹又成為美元暴力加息原因。無論是否屬于借口，美國長期維持高利率(4%到5%)對我們這種實體經濟國家來說就是直接打擊。因為，我們必須維持低利率才能讓實體經濟獲得較便宜的資金供給，維持運作。然而，美國的利率比我們高兩倍，使得任何制造業都必須承受輸入型通貨膨脹的打壓——“實體跑不贏通脹”。

　　近年來，紅海地區不斷出現的武裝力量對航運通道的打擊，導致許多貨運必須繞行非洲最南端再到達歐洲，極大增加了歐亞大陸貿易的成本。這種成本上升的壓力主要由實體經濟國家承受，進而使得全球通貨膨脹維持在較高水平，也延續了美國的暴力加息周期。這是美國給“拖鞋黨”留下軍事運作空間的內在原因……

　　世界上許多產生貿易盈余國家的資金為了追求相對高利率紛紛流向美國，從而維持了美國資本市場乃至國債市場的相對充足的流動性。這等于幫助美國維持了金融資本收割世界的寄生性經濟的長期存在。客觀來說，也有利于美國有產者家庭保持較高的財產性收入。

　　大家注意，近段時間，美國家庭財產的上漲速度大大高于以往。因為美國家庭財產中有相當大部分是在股市、債市和各種資本市場上，只要股市維持高位，家庭財產收入就會上漲。

　　從金融資本階段不斷發生地緣沖突，特別是局部戰爭來看，我們應該明白，這是美國維護金融霸權地位的手段。當然，我們很難找到直接證據證明這些局部熱戰都是美國策劃的，但客觀上形成的好處是美國維持其金融資本經濟發展所獲得的。還應該認識到，從2020年前后開始，我們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強調新階段，強調新質生產力，強調生態化等一系列戰略轉型的重要安排，在應對復雜矛盾的戰略層次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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