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5年遵義會議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只有14年時間。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僅僅用14年就從只有幾萬裝備十分落后，給養極度困難，且被數十萬敵軍圍追堵截的軍隊，發展成強大的人民武裝力量，擁有449萬馬列主義水平很高又富于獻身精神的黨員的政黨，并且奪取了全國政權。這當然有很多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毛澤東杰出高超的領導才能，起了重大作用。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的講話中，把毛澤東杰出高超的領導才能作為永志后人的毛澤東精神風范之一。

　　遠見卓識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講“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的道理時說：“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毛澤東杰出高超的領導才能，首先在于他具有遠見卓識。

　　古人說：“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勝敵者，勝于無形。”毛澤東作為充滿智慧的歷史巨人，不但了解昨天，懂得今天，而且善于把握未來，有很強的預見能力，因此他總能提前考慮問題和困難，超前謀劃，搶占先機，掌握主動，贏得優勢。他分析問題的準確性、預見性，令同代人和后人敬佩。

　　毛澤東的預見性，在青年時代就展現出來了。1916年，在長沙讀書的毛澤東只有23歲，當時他就預言：20年內中日必有一戰。果然，1937年發生了日本全面侵華的戰爭。全民族抗戰爆發初期，有人說中國必亡，有人說中國會速勝。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卻在1938年5月說，中國的抗戰要打七八年，抗日戰爭是持久戰，并且在《論持久戰》中分析了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寡助我多助、敵野蠻我進步等客觀現實，由此講了一個深刻道理：日本敢于欺負我們，是因為中國是一盤散沙；只要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能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的結論。抗日戰爭的歷程證明了毛澤東預見的正確性。

　　◆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撰寫《論持久戰》。

　　毛澤東說過，共產黨人“以后要注意辨別風向”。毛澤東就善于辨別風向，作出預見。全民族抗戰開始后，毛澤東預言：到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時，“國民黨的一部分人會賣國投降，成為日本的傀儡”。毛澤東這個話被國民黨的報紙發表后，蔣介石大怒，說毛澤東這是“破壞”統一戰線，還讓國民黨控制的報紙發表文章批毛澤東。可是，國民黨方面的人寫的文章在報紙上剛發表，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就于1938年底潛逃越南，發表艷電，公開宣布投降日本。1940年3月，他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此后追隨汪精衛投降日本的偽軍達到了210萬，超過了侵華日軍總數。毛澤東的預言變成了現實，蔣介石十分尷尬。在全民聲討汪精衛時，國民黨內部一些跟隨蔣介石攻擊毛澤東的人也承認“毛澤東料事如神”。

　　毛澤東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是根據歷史發展趨勢預見很多年之后才會發生的事情的。當他提出這些預見時，許多人不理解，甚至根本不信，但后來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預見的正確性。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后，到底由誰主導中國？很多人對國民黨抱有期望，主張以國民黨為主、國共合作建國。毛澤東當時就說：對于國民黨，看它的過去，就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現在，就知道它的將來，國民黨是處心積慮要消滅共產黨的，國共沒有談攏的希望。為了爭取和平前途，毛澤東決定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黨內很多同志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毛澤東卻十分自信地預言：只要我們黨不繳槍，國民黨就不敢把我怎么樣；“我黨歷史上還沒有隨便繳槍的事”，“如果要軟禁，那更不怕”。8月28日毛澤東上飛機前和代理中央工作的劉少奇說：蔣委員長只認得拳頭，不認識禮讓；對蔣介石的一切挑釁行為，都必須予以迎頭痛擊，有機會就吃掉它，能消滅多少就消滅多少。我軍的勝利越大，我的處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毛澤東還說：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不能交，交出去，共產黨就沒有生存的可能。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的時候，有些第三方人士主張“國民黨在政治上多讓步，中共在軍事上多讓步”，甚至提出共產黨解散軍隊，交出邊區，領導人到國民黨政府中去做官。毛澤東跟他們講了這樣的道理：“老實說，沒有我們這幾十萬條破槍，我們固無法生存，你們也無人理睬。”這些人聽后方恍然大悟，佩服毛澤東看問題深刻，有預見性。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提出一個方案：共產黨解散部隊，分一個地方給共產黨管理，還說“我可以讓你去西北，讓你毛澤東做一個省的省長”。在毛澤東追問下，蔣介石說，讓毛澤東當新疆省的省長。毛澤東理所當然地拒絕了蔣介石的方案。后來國民黨發起全面內戰的事實證明毛澤東的預見是正確的。

　　◆1945年8月，毛澤東與蔣介石在重慶合影。

　　古語說：“明者防禍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意思是說一個人要善于登高望遠。毛澤東就是登高望遠的典范。全面內戰爆發后，毛澤東對人民軍隊打敗國民黨的解放戰爭歷史進程作出了預見。當時他對楊尚昆說，我們同蔣介石這場戰爭可能要打60個月。他比喻道：前30個月是“上坡”，比較困難；后30個月是“下坡”，叫傳檄而定。果然，解放戰爭分兩個階段，只不過第二階段來得比毛澤東的預料要快一些。1947年夏季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后，這年年底毛澤東從政治、軍事、經濟三個方面作了新的分析，得出了“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的結論，作出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的預判。1948年遼沈戰役結束不久，毛澤東經過敏銳審慎的觀察和思考后預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這是在黨內黨外很多人還沒有看清局勢時作出的大判斷。作出這個大判斷后，毛澤東即開始考慮打倒蔣介石后如何建立新中國的重大問題，提出了確定新中國的經濟構成、經濟綱領、政治綱領任務，并且開始著手籌建新中國。

　　◆1949年3月，毛澤東在西柏坡主持召開七屆二中全會。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在這次全會上，毛澤東對即將建立的新中國進行了一系列預判，提出了新中國建國基本方針，主要是：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取得全國勝利后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建國后，黨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按照當時中國各種經濟成分狀況確定黨必須采取的政策；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等等。會后，毛澤東即與中共中央進駐北平香山，具體籌備建國事宜。到1949年6月，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基本構架已見雛形，新中國即將誕生。在中國共產黨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時，必須要回答我們將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政權，實行什么樣的政治制度的問題。回答這些重大問題，需要遠見卓識。據胡喬木回憶：當時毛澤東曾讓他“寫一篇紀念‘七一’的論文”，全面系統回答這些重大問題。“稿子寫出以后，結果沒有用。毛主席自己寫了紀念‘七一’的文章，這就是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新華社全文播發了毛澤東撰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第二天由《人民日報》刊出。胡喬木回憶說，這篇文章回答了“在政治方面，國體政體是建立新中國時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毛澤東親自“把這個道理講給全國人民聽”，就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新中國安身立命基礎的問題，如果不從政治高度和理論深度上講清楚，就會出現混亂。毛澤東講清楚了這個重大問題，再次展現了他的超前預見性。

　　正確決策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軍事家活動的舞臺建筑在客觀物質條件的上面，然而軍事家憑著這個舞臺，卻可以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作為杰出的戰略家，毛澤東主要是從戰略方面講“導演”“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的。1936年9月26日，毛澤東在致葉劍英、劉鼎的信中說：“買來的軍事書多不合用，多是戰術的，我們要的是戰役指揮和戰略的，請按此標準選買若干。買一部《孫子兵法》來。”在實踐中，毛澤東總是從戰略高度作出正確決策，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

　　毛澤東“以延安換全國”就是他從戰略高度作出決策的典型例子。1947年3月，胡宗南率領23萬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而陜甘寧我軍只有2.5萬兵力，雖然延安地形利于防御，陜甘寧我軍戰斗力很強，但畢竟敵眾我寡，全黨都為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安全擔心。

　　◆1947年，毛澤東在轉戰陜北途中。

　　在此關鍵時刻，毛澤東作出了一個決策：主動放棄延安，“內線防御，外線解圍”；自己留在陜北，與胡宗南周旋。對于毛澤東作出這個決策，很多干部、群眾想不通，毛澤東就耐心地向大家解釋“人”與“地”的關系，講科學取舍決策的道理。他曾對中央書記處一位同志解釋“人存地存，人失地失”的道理，信心百倍地說：只要蔣介石一占領延安，他就輸掉了一切。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來，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3月18日下午，毛澤東在作撤離延安后的作戰部署時說：“我軍打仗，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敵人進延安是握著拳頭的，他到延安就要把指頭伸開，這樣就便于我們一個一個地切掉它。我們要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毛澤東還對老百姓解釋說：延安就像裝滿金銀財寶的大包袱，蔣介石和胡宗南就像半路打劫的強盜。他們來打劫了，那么好吧，我們就放棄延安，把包袱給他們背上，這樣我們打起仗來更主動、更靈活，就能大量消滅敵人，延安就會重新回到我們手里。毛澤東和黨中央撤離延安后，轉戰陜北一年多，行程1000多公里，途中完成了解放全中國的戰略部署。而在陜北，西北野戰兵團也按照毛澤東的部署，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相繼取得青化砭戰役、羊馬河戰役和蟠龍戰役的勝利，殲滅胡宗南軍1.4萬余人，粉碎了國民黨對陜北的重點進攻。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又不失時機地作出了“兩頭挑擔子，中間直插敵人胸膛”的決策。“兩頭挑擔子”，就是在國民黨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和陜甘寧解放區時，這兩個地方我軍要牽制住敵人，大量消滅敵人；“中間直插敵人胸膛”就是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他先后派劉鄧、陳謝、陳粟三支大軍揮師南下，變內線作戰為外線作戰，變戰略防御為戰略進攻，加速了解放戰爭的歷史進程。毛澤東后來和他的秘書胡喬木形象地說：“蔣介石兩個拳頭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來了。所以，我們的戰略就是要把這兩個拳頭緊緊握住，對準他的胸膛插上一刀。”這一刀就是我劉鄧大軍挺進中原。毛澤東作出這個決策，起到了大量牽制、調動、消滅敵人的作用，1948年3月，毛澤東的戰略意圖全部達成。當月，他和黨中央東渡黃河，到達華北，直接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

　　◆暫不收回香港的思路，是毛澤東出于全面考慮后作出的一項原則性和靈活性高度結合的戰略決策，事實也充分證明這一戰略決策無比正確。

　　毛澤東關于保留香港現狀不變的決策，是他從戰略高度作出決策的又一個典型例子。解放軍于1949年10月解放廣州后，已經兵臨深圳界河邊。此時，毛澤東卻下令：解放軍止步，不要越過內地與香港邊界。毛澤東下令解放軍不打香港，并不是他臨時作出的決策，而是他很早以前就深思熟慮才下定的決心。早在1946年12月，毛澤東就在延安對一位西方記者說過，對香港“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么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于要這塊小地方干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毛澤東文集》第 4卷，第 207頁）。1949年初，毛澤東在西柏坡籌建新中國時，對斯大林派來的代表米高揚談到香港及與之有關的問題時說：“中國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需要采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于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后決定。”（《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 948頁）對于毛澤東不解放香港的決策，黨內很多人不理解，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也不理解，認為這是對帝國主義示弱，社會主義國家不應該允許殖民統治繼續存在。毛澤東解釋道：英國在香港沒有多少兵，解放軍占領香港輕而易舉，但我們為什么不那樣做？因為香港情況特殊，“我們暫時不準備動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系都不利，我們暫時不準備動它。”（《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49—250頁）實際上，毛澤東有兩個更深刻的考慮：一是新中國建立后，美國和西方國家必然對中國采取封鎖、打壓政策，我們應該分化西方陣營，而英國是我們做分化工作的首要目標國。正是因為有毛澤東這樣的戰略決策，新中國成立不久，英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與新中國談判建立外交關系，在后來的日內瓦會議上，也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傾向我國或者保持中立。二是新中國搞建設，需要與世界保持經濟聯系，而香港正是中國與世界聯系的窗口和通道。同時，香港也能起到新中國發展對外關系“氣象臺”和“橋頭堡”的作用。毛澤東基于這樣的戰略考慮才作出了暫時不解放香港的決策，正因為作出這個戰略決策，當美國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經濟封鎖和貿易禁運時，中國仍然能通過香港進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戰略物資。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蘇關系破裂，中國陸上進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閉時，香港則成為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系的重要通道。而且，毛澤東的決策，也為后來實行“一國兩制”方針，保持香港長期社會安定和諧、經濟繁榮奠定了基礎。可見，毛澤東作出保留香港不動的決策十分英明。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作出抗美援朝決策、炮擊金門決策、對印度自衛反擊等等，無不展現他作為偉大戰略家總攬全局的決斷眼光、敢打必勝的決斷意志、全面權衡的決斷選擇、負重千鈞的決策擔當、靈活機動的決斷創新、將軍事、經濟、政治斗爭相結合的決策藝術。

　　方法恰當

　　在毛澤東杰出高超的領導才能中，恰當的工作方法，是其中的重要內容。毛澤東在領導革命和建設中，十分重視工作方法。他曾經用“橋”和“船”形容工作方法說：“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

　　◆工作方法是毛澤東在領導革命和建設中極為重視的問題。

　　要有恰當的工作方法，首先要有高度的戰略思維能力。毛澤東是這樣做的，也是他所要求的。他說：“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說‘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的帶全局性的，即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著，而不是那種帶局部性的即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一著。”“拿戰略方針去指導戰役戰術方針，把今天聯結到明天，把小的聯結到大的，把局部聯結到全體，反對走一步看一步。”在抗日戰爭處于相持階段時，毛澤東就預見：抗日戰爭不僅必定勝利，而且預見：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將會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科學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和中國革命發展的基本規律，說明中國革命必須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兩者要銜接起來。他預言：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當時，不僅國民黨方面不信并攻擊毛澤東的預言，共產黨內也有很多人不理解，“第三種力量”則根本不相信。但是，抗日戰爭勝利后客觀形勢的發展證明，毛澤東這個預言非常正確。特別是共產黨領導下建立新中國時，無論1949年共同綱領，還是1954年憲法的誕生，都證明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戰略思維是正確的。正因為這個戰略思維正確，當歷史巨大變化到來時，我黨的具體工作方法也就十分清晰、具體、得當了。這些都是在毛澤東1940年戰略思維指導下，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積累形成的。

　　毛澤東說過：“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他經常舉劉邦的例子，說劉邦在這兩方面都做得好。1957年，毛澤東同他的秘書交談時說，劉邦是平民皇帝，做過小官，與當時的貴族、將軍項羽比，他一沒兵，二沒人，為什么他能夠得天下呢?就是有兩樣，一是主意好，即決策對頭，二是會用人。劉邦先進攻咸陽，平定阿房宮，這個主意好。劉邦會用人，簫何、張良、韓信三個人都很有能力，但本事不一樣，劉邦就給他們分工，有的做參謀，有的做后勤，有的做將軍。劉邦用了這三個人，就彌補了自己的不足。而項羽只有范增一個謀士，但這么好的謀士，他都不會用。所以項羽才失敗。毛澤東把劉邦和項羽進行對比講了這樣的道理：當領導的，第一，要決策對頭；第二，要用人得當。這也是毛澤東對自己經驗的總結。毛澤東既善于決策，又善于用人。國民黨發起全面內戰后，毛澤東作出的決策是：必須先奪取東北，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這個決策是看得遠的，是正確的。作出這個決策之后，毛澤東派出大批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在內的干部進入東北，加強我黨在東北的領導力量，并根據東北解放戰爭形勢的變化，調整東北局領導人，使東北我軍由弱變強，接連打勝仗，在短時間內不僅使我黨占領全東北，并且將東北我軍發展到人數超過百萬、裝備也相對較好的野戰軍，為我軍取得后來許多重大勝利創造了條件。

　　毛澤東在1942年寫的《反對黨八股》中說：“俗話說：‘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說：‘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我們無論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辦理。”毛澤東講的，就是他的基本工作方法，這就是：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毛澤東總是先了解實際情況，然后再決定方針。他于1930年5月寫的《調查工作》（1964年收入《毛澤東著作選讀》時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中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論斷。他當時就把蘇區很多情況進行了詳細了解，寫出系列調查報告，并據此確定了蘇區許多重要工作方針。

　　建國后，當“大躍進”暴露出許多問題時，毛澤東自己組織三個調查組，深入基層，直接聽農民和農村干部的意見，從中發現許多問題。對于這個方法，毛澤東總結道：“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很多領導干部遇事拿不出辦法，根本原因就是他們“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于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于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于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話中是他對干部的要求，也是對自己工作方法的總結。“大躍進”之后，中國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如何克服困難?下一步采取什么樣的方針方法?毛澤東給出了答案：通過調查研究找辦法。在他親自帶領下，全黨興起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毛澤東在親自調查研究中發現：“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在了解實際情況基礎上，毛澤東和黨中央確定了克服困難的基本方針辦法，各地也都根據當地實際情況，調整了過去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我黨很快就帶領人民克服了困難，各方面事業都得到很大發展。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倡導全黨干部“要注意辨別風向”。他引用宋玉《風賦》中“夫風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的文句，講了這樣的道理：“大風好辨別，小風就難辨別，領導干部要特別注意這種小風。”善于從細枝末節、起于“青萍之末”的“小風”中，觀察到其發展到“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大風”的可能，未雨綢繆、防微杜漸、早作準備、下先手棋，是毛澤東杰出高超的領導才能之一。在開七屆二中全會時，毛澤東就意識到，進城后，我們有的干部會經不起糖衣炮彈的襲擊而腐化墮落，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要求全黨干部要經得起執政的考驗。毛澤東對此也保持高度警惕。1951年10月毛澤東覺察到增產節約運動中揭發出大量貪污浪費現象中孕育著腐化墮落的“大風”，下決心解決。中共中央于12月初發出重要文件，“三反”運動在全國展開。在“三反”運動中，毛澤東幾乎每天晚上都要聽匯報，坐鎮中節委，參加辦公會議，親自督辦，親自指導，提出方針，交待政策和方法，還用很大精力落實定案工作。“三反”運動中又揭發出不法資本家同干部中的腐化分子勾結、從事犯罪活動的情況。毛澤東意識到這同樣孕育著“大風”，決定緊接“三反”運動開展“五反”運動。這兩個前后銜接的運動，及時處理了黨內腐敗問題，同時打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取得了端正黨風和為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打下基礎兩方面成果。

　　毛澤東杰出高超的領導才能，還體現在他善于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對于工作要“抓緊”，“抓而不緊，等于不抓”；“多謀善斷”；要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把領導機關當作“一個加工工廠”；“文武之道，有張有弛”；“波浪式的前進”；學會“彈鋼琴”等等工作方法。用恰當的方法解決性質不同的問題，是毛澤東的經驗，也是他具有杰出高超領導才能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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