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質，就是解決所有制問題，即變私有制為公有

　　制，使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成為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話說1953年11月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第3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結束的前一天，毛澤東再次召見了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伯達、廖魯言，談話內容如下：

　　做一切工作，必須切合實際，不合實際就錯了。切合實際就是要看需要與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條件、經濟條件和干部條件。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現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潛在力很大。如果不去發掘，那就是穩步而不前進。腳本來是走路的，老是站著不動那就錯了。有條件成立的合作社，強迫解散，那就不對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錯的。“糾正急躁冒進”，總是一股風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應當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倒錯了的，應當查出來講清楚，承認是錯誤，不然，那里的鄉干部、積極分子，就憋著一肚子氣了。

　　要搞社會主義。“確保私有”是資產階級觀念。“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搞農貸，發救濟糧，依率計征，依法減免，興修小型水利，打井開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廣新式步犁、水車、噴霧器、農藥，等等，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會主義，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這些好事跟總路線、社會主義聯系起來，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須搞社會主義，使這些好事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至于“確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農和富裕中農。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

　　有句古語，“綱舉目張”。拿起綱，目才能張，綱就是主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并且逐步解決這個矛盾，這就是主題，就是綱。提起了這個綱，各項幫助農民的政治工作，經濟工作，一切都有統屬了。

　　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內社外都有矛盾。現在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是半社會主義的，社外的個體農民是完全的私有制，這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互助組跟農業生產合作社不同，互助組只是集體勞動，并沒有觸及到所有制。現在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個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農具入了股，在社內社會主義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這個矛盾要逐步解決。到將來，由現在這種半公半私進到集體所有制，這個矛盾就解決了。我們所采取的步驟是穩的，由社會主義萌芽的互助組，進到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再進到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也叫農業生產合作社，不要叫集體農莊）。一般講，互助組還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

　　有一個時候，曾經有幾個文件沒有提到互助合作，我都加上發展互助合作或者進行必要的和可行的政治工作、經濟工作這樣一類的話。有些人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因而就特別反對對農民干涉過多。那個時候，也確是有些干涉過多，上面“五多”，條條往下插，插得下面很亂。“五多”那一年也不行，不僅農村不行，工廠也不行，軍隊也不行。中央發了幾個文件，反對干涉過多，這有好處。什么是干涉過多呢？不顧需要和可能，不切實際，主觀主義的計劃；或者計劃倒合實際，使用命令主義的方法去做，那就是干涉過多。主觀主義、命令主義，一萬年也是要不得的。不僅是對于分散的小農經濟要不得，就是對于合作社也是要不得的。但是，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義的，也叫作干涉過多。檢查工作，應當用這個標準。凡是主觀主義的，不合實際的，都是錯誤的。凡是用命令主義去辦事，都是錯誤的。穩步不前，右了，超過實際可能辦到的程度勉強去辦，“左”了，這都是主觀主義。冒進是錯誤的，可辦的不辦也是錯誤的，強迫解散更是錯誤的。

　　“農村苦，不大妙，措施不合乎小農經濟”，黨內黨外都有這種議論。農村是有一些苦，但是要有恰當的分析。其實，農村并不是那樣苦，也不過10%左右的缺糧戶，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難的，鰥寡孤獨，沒有勞動力，但是互助組、合作社可以給他們幫點忙。他們的生活比起國民黨時代總是好得多了，總是分了田。災民是苦，但是也發了救濟糧。一般農民的生活是好的，向上的，所以有80%至90%的農民歡欣鼓舞，擁護政府。農村人口中間，有7%左右的地主富農對政府不滿。“農村苦，不得了了”，我歷來就不是這樣看的。有些人講到農村苦，也講到農村散，就是小農經濟的分散性；但是他們講分散性的時候，沒有同時講搞合作社。對于個體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搞互助合作，辦合作社，這不僅是個方向，而且是當前的任務。

　　總路線的問題，沒有7、8月間的財經會議，許多同志是沒有解決的。7、8月的財經會議，主要就是解決這個問題。批評薄一波就是批評他離開總路線的錯誤。總路線，概括的一句話就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次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對于社會主義也是很大的推動。接著又開了這次互助合作會議，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動。鑒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運動縮了一下，所以這次會議要積極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這件事很重要。

　　“積極領導，穩步發展”，這句話很好。這大半年，縮了一下，穩步而不前進，這不大妥當。但是，也有好處。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開第2個戰役。問題是有些陣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來可以發展的沒有發展，不讓發展，不批準，成了非法的。世界上有許多新生的正確的東西，常常是非法的。我們過去就是“非法”的呀，國民黨是“合法”的呀。可是這些非法的社，堅持下來了，辦好了，你還能不承認嗎？還得承認它是合法的，它還是勝利了。

　　會上講了積極領導，穩步發展，但是也要估計到還會有些亂子出來。你說積極穩步，做起來也會是不積極領導，或者不穩步發展。積極穩步就是要有控制數字，派任務，爾后再檢查完成沒有。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對社會主義不熱心。據檢查，現在有5%到10%的社減了產，辦得不大好，這就是沒有積極領導的結果。當然有少數社沒有辦好，減了產，也是難免的。但是如果有20%甚至有更多的社減了產，那就是問題。

　　總路線就是逐步改變生產關系。斯大林說，生產關系的基礎就是所有制。這一點同志們必須弄清楚。現在，私有制和社會主義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變為不合法。在3畝地上“確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結果就是發展少數富農，走資本主義的路。

　　縣干部、區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轉到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這方面來，轉到搞社會主義這方面來。他們不辦社會主義之事，他們做什么，辦個體經濟之事嗎？縣委書記、區委書記要把辦社會主義之事當作大事看。一定要書記負責，我就是中央的書記。中央局書記、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區委書記，各級書記，都要負責，親自動手。中央現在70%至80%的精力，都集中在辦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之事上。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也是辦社會主義。各級農村工作部的同志，到會的人，要成為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專家，要成為懂得理論、懂得路線、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專家。

　　城市的蔬菜供應，主要是要搞計劃供應。大城市和新發展起來的城市，人口很集中，沒有蔬菜吃，哪能行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在城市郊區搞互助組，蔬菜的生產供應不好解決，可以不經互助組，就搞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這個問題，可以研究一下。

　　生產合作社的發展計劃提出來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發展32000多個，1957年可以發展到70萬個。但是要估計到有時候可能突然發展一下，可能發展到100萬個，也許不止100萬個。總之，既要辦多，又買辦好，積極領導，穩步發展。

　　這次會開得有成績。現在不開，明年1月再開，就遲了，今年冬天就錯過去了。明年3月26日再開會，要檢查這次計劃執行得怎樣。這次會決定下一次會議的日期，并且決定下次會檢查這次會決議的執行情形，這個辦法很好。明年秋天還要開一次會，討論規定明冬的任務。

　　11月5日，中央第3次農業合作會議根據毛澤東在10月15日和11月4日與陳伯達、廖魯言的兩次談話精神，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草案）》。

　　11月11日上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首相金日成元帥應毛澤東的邀請，來華進行正式訪問。毛澤東、周恩來特派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前往迎接。

　　金日成身材高大，微微發胖，他身著黑色呢子大衣，頭戴黑色禮帽，乘坐專列由丹東入境，后經沈陽抵達天津。一路上，各省市黨政軍負責人均到車站迎送。

　　11月12日12時，金日成的專列駛出天津站，于下午3時整駛入北京站。在站臺上歡迎金日成的群眾揮舞著鮮花、彩旗，迎接客人。周恩來、彭德懷、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迎上前去，同金日成親切握手。

　　11月13日，毛澤東在菊香書屋的會客廳里親切會見了以金日成為首的朝鮮政府代表團。

　　毛澤東在談話中說，朝鮮民族是一個勇敢、剛毅的民族，朝鮮戰爭勝利的事實有力地向全世界證明，一個把國家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民族是任何一種力量也不能戰勝的。朝鮮人民的勝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的反帝斗爭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金日成首相對3年來中國人民在朝鮮保衛祖國斗爭中給予的無私援助表示真誠的感謝。他稱贊中國人民志愿軍戰士不怕犧牲、敢打硬仗，他們的國際主義精神和光輝業績將載入朝鮮史冊，千古流芳。

　　毛澤東和金日成還就朝鮮停戰后的局勢、朝鮮戰后的重建和經濟恢復工作及兩國經濟、文化關系的發展等問題，進行了友好協商。

　　11月22日，周恩來、金日成就兩國政治、經濟及文化關系方面的有關問題達成了協議。中國政府決定：從朝鮮戰爭開始一直到1953年底援助朝鮮的一切物資和費用，一律無償地贈送給朝鮮政府；同時從1954年至1957年，中國政府將再撥款人民幣8萬億元，無償地贈送給朝鮮。

　　11月23日，《中朝談判公報》、《中朝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在北京正式簽訂，周恩來、金日成莊重地代表本國政府在公報和協定上簽了字。大廳里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毛澤東和金日成緊緊握手，互致祝賀。

　　11月23日這一天，毛澤東致電胡志明，他寫道：

　　“目前法國人民要求經過和談結束越南戰爭的壓力愈來愈大，法國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也認為侵越戰爭得不償失，主張和談，拉尼埃（法國總理——筆者注）也兩次正式表示愿意談判。但是美帝從朝鮮停戰后便企圖使侵越戰爭擴大化，脅迫法帝打到底。在這個時候，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協商方式解決越南戰爭，是需要的，合時宜的。只有這樣，才能把和平旗幟抓在我們手里，更進一步鼓勵法國及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積極斗爭，揭穿法國反動派說越南不要和平把戰爭責任推到越南身上的陰謀。也只有這樣，才能利用和擴大法美之間的矛盾。和帝國主義和談，同戰爭一樣，也是一種長時間的尖銳的斗爭。”“朝鮮停戰的經驗證明，只有我們力量強大，在戰場上給敵人的打擊愈多愈痛的時候，和談才有可能獲得成功。所以應當邊打邊談，談談打打，兩者不可偏廢。決不可因為和談而稍為放松自己在軍事上打擊敵人的努力。”

　　1953年12月上旬的一天，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中南海召見地質部長李四光。毛澤東問李四光：

　　“我國天然石油的前景究竟怎么樣？我們要進行建設，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沒有石油都轉不動。外國人說，中國貧油。如果天然石油不行的話，就要早一些下決心搞人工石油。”

　　李四光依據自己多年的研究，以樂觀和十分肯定的語氣回答說：

　　“天然石油的前景大有可為。在我國遼闊的領域內，天然石油資源的蘊藏量是豐富的。在我國新華夏構造體系內，在東北的松遼平原，華北平原（包括渤海），還有黃海、東海和南海；在江漢平原；在北部灣；在西邊巴晉和碩，鄂爾多斯盆地，四川盆地，都有‘有經濟價值的沉降物’。它們雖然都是中新生代的陸相地層，但從沉積的情況看，都有生油、儲油的條件。我不同意‘中國貧油論’。現在，關鍵是要抓緊做地質勘探工作。我們應該打開僅局限于西北一隅勘探石油的局面，在松遼平原、華北平原以至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石油地質普查工作，找出幾個希望大、面積大的含油地區。”

　　毛澤東聽李四光這么一說，高興地笑了，當即做出了開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戰略決策。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總結了過去幾年來的工作，確定了把人民解放軍建設成一支優良的現代化的革命軍隊的總方針和總任務。會議討論了軍隊的組織編制，加強部隊訓練、加強黨委的集體領導和首長分工負責制，以及實行義務兵役制、薪金制、軍銜制等有關軍事建設的重大問題。

　　會議決定繼續第3次精簡部隊，把全軍簡編為350萬人，在體制上重新設立中央軍事委員會，設立國防委員會和國防部，并形成八總部（即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干部部、總后勤部、總財務部、總軍械部、訓練總監部、武裝力量監察部）領導體制，同時還將6大軍區改劃為12大軍區（即沈陽、北京、濟南、南京、廣州、武漢、昆明、成都、蘭州、內蒙古、新疆、西藏軍區，后又組建福州軍區，發展為13大軍區），將軍區體制由4級改為3級（即軍區、省軍區、軍分區)。到1954年6月，全軍已精減47.2萬余人，到年底基本完成計劃。

　　12月1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給中央局、分局并轉省、市委“關于修改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兩項決議的通知”，對劉少奇的提法提出糾正，通知中說：

　　中央在經過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審議以后，認為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中“關于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的提法，是不妥當的。”“應改為：‘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們的國家就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為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而斗爭的時期。黨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的任務，就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之后，還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斗爭。一切黨員必須具有為徹底實現這些目的而堅持奮斗的決心。’”

　　12月13日，毛澤東在給胡喬木并告楊尚昆的信中寫道：

　　“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請你邀伯達、凱豐看一下，看是否妥當。如有意見請告我。如無意見即送尚昆照擴大名單印發各同志閱看。最好今天即能印發，并請各同志明天（14）即看一遍，準備提出修改意見。估計還會有些修改的。”

　　原來，毛澤東要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一個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結果在提綱寫出后幾易其稿，他還是不太滿意，看了第7稿才比較滿意，便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和增補，并把這個提綱定名為《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經過毛澤東修改的這個提綱，對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了更為完整的表述：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毛澤東還寫道：

　　“有人認為過渡時期太長了，發生急躁情緒。這就要犯‘左’傾錯誤。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錯誤。就農業來說，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農業唯一的道路。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提高農業生產力，這是黨在農村工作的中心。”

　　關于過渡時期的開始時間，毛澤東覺得有解釋的必要，于是他在提綱中加寫了一段這樣的說明文字：

　　“我們說標志著革命性質的轉變、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的東西是政權的轉變，是國民黨反革命政權的滅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不是說社會主義改造這樣一個偉大的任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國一切方面著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時，我們還須在廣大的農村中解決封建主義與民主主義即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那時在農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矛盾，而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因而需要有兩年至3年時間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那時我們一方面在農村實行民主主義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著手接管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使之變為社會主義的企業，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銀行，同時在全國范圍內著手建立社會主義的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并已在過去幾年中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開始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所有這些顯示著我國過渡時期頭幾年中的錯綜復雜的形勢。”

　　毛澤東還對一些錯誤的觀點和提法提出了批評，他寫道：

　　“這條總路線的許多方針政策，在1949年3月的黨的二中全會的決議里就已提出，并已做了原則性的解決。可是，許多同志卻不愿意遵照二中全會的規定去工作，喜歡在某些問題上另鬧一套不符合二中全會規定的東西，甚至公然違背二中全會的原則。”

　　毛澤東又在提綱中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一句話后面，加寫了一段文字，他寫道：

　　“我們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于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把在我國絕大部分社會經濟中使用簡單的落后的工具農具去工作的情況，改變為使用各類機器直至最先進的機器去工作的情況，借以達到大規模的出產各種工業和農業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著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確有把握地增強國防力量，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及最后鞏固人民政權，防止反革命復辟這些目的。”

　　中共中央批準并轉發了經過毛澤東修改和審定的中央宣傳部《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

　　有歷史學家評論說：

　　“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內容是‘一化三改’，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為主體，以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兩翼，體現了發展生產力和變革生產關系的統一，是一條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總路線。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質，就是解決所有制問題，即變私有制為公有制，使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成為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12月13日，毛澤東給著名畫家徐悲鴻先生的夫人廖靜文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靜文同志：

　　10月間的信和徐先生所繪奔馬，早已收到，甚為感念。茲派田家英同志詢問你們的情況，如有困難，請告之為盼！順致敬意。

　　毛澤東 12月13日

　　徐悲鴻是在1953年9月26日全國第2次文代會上突發腦溢血而不幸逝世的。廖靜文在整理徐悲鴻的遺物時，見到了徐悲鴻所畫的一幅準備送給毛澤東的奔馬。畫面是用墨潑繪的駿馬，它高高地昂著頭，如疾風閃電般地向前飛奔。徐悲鴻在畫面的右側，用蒼勁的字題寫著：“百載沉疴終自起，首之瞻處即光明。”廖靜文托人將這幅畫送給了毛澤東。

　　田家英拿著毛澤東的親筆信走出毛澤東的住室，準備到北京大學去找在那里讀書的廖靜文。毛澤東又把他叫了回去，囑咐他說：

　　“要告訴廖靜文同志，徐先生一生襟懷坦白，是個好人，我很敬重他。一定要把徐先生遺下的幼小兒女好好撫養成人，有什么困難一定要告訴我們，我們一定會全力幫助的。”

　　12月13日，毛澤東在修改中央農村工作部制定的《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草案）》時，為了說明發展初級農業合作社是推動互助合作運動、引導農民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的農業合作社（即高級社）的適當形式，他特意加寫了一段文字：

　　“這是自然地不勉強地吸引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形式。這種形式，使個體農民和加入了互助組的農民在他們進到高級的、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組織的時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資的準備的，因而能夠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種種損失。”

　　12月15日，蘇聯新任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尤金向毛澤東遞交了國書。蘇聯政府是在12月2日任命尤金接替庫茲涅佐夫為駐華大使的。

　　尤金在致詞中說：我將不惜自己的一切進一步加強蘇聯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的偉大同盟，增進同中國的兄弟般的友誼和親密合作。

　　毛澤東在致詞中說：中國一貫重視同蘇聯之間的兄弟般的友誼。我本人和中國政府熱烈歡迎您出任蘇聯駐華大使，中國政府將全力支持您的工作。

　　12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央農村工作部制定的《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

　　后來，《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于1954年1月9日向全國公布。

　　12月19日，毛澤東看了由彭德懷轉來的華東軍區參謀長張震寫給中央軍委的報告后，便將報告退還給了彭德懷。

　　原來在朝鮮停戰后，彭德懷責成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在10月份制定出攻打金門的作戰計劃，并報毛澤東審閱。總參謀部在作戰計劃中提出，要在1955年1月以前完成解放金門的一切準備工作。毛澤東看了計劃沒有立即表態，他要求有關部門負責人認真考慮攻打金門的問題。于是，張震便將他們的意見上報給中央軍委。報告中列舉了目前攻打金門的各種不利因素，并提出兩條建議：1、在攻打金門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陳島，使兵力便于集中使用；2、將攻打金門的戰費節約下來，先修通福建鐵路，便于攻取金門、臺灣時的保證供應，就經濟意義而言，也可以使物資得到交流。

　　毛澤東在報告上的批語是：

　　“此意見可注意。”

　　這一天，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于目前政權性質問題的指示》，他寫道：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并告中央和軍委各部門，中央人民政府各黨組：

　　關于現階段我國政權性質問題，各地在學習總路線時有很多討論，有些同志在向一般干部作報告時宣布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甚至片面地引用中央同志的話，說其他階級（主要指民主人士）在聯合專政中只等于零（忘記了又不等于零的一個方面）。中央認為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本無實質上的區別，省級以上高級干部了解這個問題是有必要的，但對一般干部這樣解釋和宣傳卻是不適宜的，發展這一討論也是不必要的。這是因為：

　　一、從實際上說，現在的政權的統一戰線的組成并沒有妨礙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相反地是有利于這一領導的，并沒有妨礙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事業，相反地是有利于這一事業的，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應當繼續保持政權的統一戰線性，而如果廣泛地宣傳它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就勢必引起許多民主人士的不安、不滿和種種揣測，引起資產階級的恐慌心理，這在目前時期就是不利的，不策略的，必須將對黨內省市以上高級干部在談到此問題時加以說明和目前有些地方那樣對很多人普遍講的辦法加以區別，我們應取前者，不取后者，尤其不要引用中央同志的話。

　　二、從理論上說，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人民民主專政》兩書中都已明確說明我們的政權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說明對于中國工人階級在目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的領導地位是適合的，不加修改并無不便，如目前即加以修改則反而不便。因此，各地領導機關應注意控制這一問題的宣傳，停止在廣泛的干部中關于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即實質上由共產黨一個黨決定綱領政策和計劃）的宣傳和討論，如已宣布過的應予停止，并說明理由。

　　中央 1953年12月19日

　　12月22日，毛澤東審閱了華東軍區關于攻打金門作戰費用的預算，爾后連同他的批語送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陳毅傳閱。

　　此前，總參在10月15日批復華東軍區：攻打金門作戰行動的代號為“聯合作戰演習”。陳毅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12月21日，彭德懷在將預算送毛澤東審閱前，也提出了意見：“攻金門問題耗費巨大，和陳毅同志商定，暫不進行，待勘察后再準備”；“預算甚大，無十分把握，宜暫緩準備，待偵察后看情況再決定。”

　　毛澤東在這份預算上寫的批語是：

　　“請彭處理。陳毅同志意見，目前不打金門為有利，否則很被動，且無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項意見。需費近5萬億元，無法支出，至少1954年不應動用如此大筆經費。”

　　12月下旬，毛澤東鑒于高崗、饒漱石的陰謀活動日甚一日，這才下決心解決他們的問題。

　　原來在1953年9、10月間，4月份才由華東局第一書記調任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在第2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公開進行了反對劉少奇的活動。

　　饒漱石其人，身材短胖，滿頭黑發，兩道濃眉，眼睛小而明亮，留有上髭。此人話語不多，且言不盡意，常常是欲言又止，作人做事十分小心謹慎的樣子。

　　此時的饒漱石，一面帶頭批判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一面公開點名批判劉少奇，以“反安倒劉”配合高崗的奪權活動。

　　為此，毛澤東在一天晚上和中央書記處的幾位負責人找來饒漱石談話，他說：

　　“饒漱石同志，你犯了眾怒，知道嗎？‘外沽清正之名，內結虎狼之勢’，你肯不肯承認？”

　　饒漱石頓時像遭了雷劈霜打似的，目光散亂，神情呆滯，不知如何回答。坐在對面的周恩來趕緊提醒他說：

　　“主席問話，你為什么不回答？”

　　饒漱石將身子移動一下，結結巴巴地說：

　　“主席，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毛澤東并未生氣，喝了一口茶，說：

　　“曲木忌日影，讒人畏賢明。你明白嗎？”

　　饒漱石額上滲出了汗，站起來回答道：

　　“報告主席，本人淺陋，確實不明白您的話的深意。”

　　毛澤東揮了揮手說：

　　“坐下，有話坐下來說嘛。一行書不讀，身封萬戶侯，你這個中央組織部長原來不讀書啊。‘外沽清正之名，內結虎狼之勢’，出自《紅樓夢》第二回，是罵賈雨村的。賈雨村靠賈府之力，謀補上金陵應天府這一肥缺，他卻貪贓枉法，被革了職，屬于儒林敗類。至于‘曲木忌日影，讒人畏賢明’，那是唐代孟郊的詩句，再淺顯不過了。你饒漱石是不是曲木？是不是讒人？最好還是由你自己來回答。好了，閑話少說。中央委托你和少奇同志主持全國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你不按中央原先訂下的方針開會，而妄自作主，政出旁邊，呼朋引類，搞什么‘批安射劉’，吵吵鬧鬧，批批斗斗，已經一個多月過去了，直鬧得會議開不下去……安子文、劉少奇果真就那么罪大惡極，非打倒不可嗎？這里，我不是說安子文沒有犯嚴重的錯誤，包括劉少奇在內，有錯誤就要批評，甚至處理。但你饒漱石作為組織部長，上臺即斗，外善內惡，巧言令色！你饒漱石是不是這樣？”

　　毛澤東的話，一字一句像是鞭子抽打在饒漱石身上。他感到不寒而栗。周恩來口氣略顯溫和地對饒漱石說：

　　“主席這樣苦口婆心教導你，你為什么不檢討一下，認個錯？你作為中組部長，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帶頭鬧事，整整一個多月，大會鬧了小會鬧，更想把安子文、少奇同志或許還加上我一起拉下馬……你也是1925年入黨的老同志了，倘若再把中央的指示和主席的教導當成耳邊風，堅持你們鬧分裂的那一套，不認錯，不改正，最后只能采取組織措施來處理！”

　　饒漱石聽了周恩來這番軟硬兼施的話，頭腦冷靜下來了，感到這是他向毛澤東當面陳訴的最好機會，便硬著頭皮說：

　　“主席，各位同志，我承認犯了嚴重錯誤。我承認，我名義上是斗爭安子文同志，實際上是針對劉少奇同志這幾年來向資產階級妥協投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這也是主席多次嚴肅批評過的。我說安子文在財經會議上一言不發、沉著對抗、包庇薄一波也是沖著劉少奇的。”

　　毛澤東再次敲了敲桌子說：

　　“你饒漱石錯誤估計了形勢，自以為得計，不以為愚蠢，在背后大做手腳，以為中央沒有察覺？安子文私擬兩份中央領導人員名單，錯誤嚴重。我歷來勸誡大家，要搞陽謀，不要搞陰謀。你們這些背后動作，我絕不允許！”

　　饒漱石見毛澤東對他窮追不舍，只得低頭認錯：

　　“主席，我愿意檢討，愿意改正，接受主席和大家的教育批評。”

　　毛澤東環視了與會者一眼，說：

　　“饒漱石愿意認錯，我們無比歡迎。那么再問你一個問題，請當著大家的面回答，你們在組織會議上的活動，是自發的？還是有組織的？”

　　饒漱石趕緊說：

　　“主席，大家是自發的。我看了薄一波、安子文的檔案，有很多歷史疑點，是我先在會上提出來的，大家也有同感，就形成了一致的局面。”

　　這時候的高崗也仍然把毛澤東的警告當做耳旁風，到處找人談話，曾經找過陳云、鄧小平、彭德懷、黃克誠等人，企圖聯合中央各方面的領導人，與他一起搞掉劉少奇。

　　高崗到陳云處去探病，寒暄了幾句，便切入正題，他說：

　　“毛主席現在正在考慮中央是否設總書記或副主席，你有什么看法？”

　　陳云說：

　　“近來身體不好，主要任務是養病，沒有考慮這些問題。”

　　高崗開門見山地說：

　　“我不主張設立總書記，還是設副主席為好。副主席也不要總是劉、周，多搞幾個，你一個，我一個。”

　　陳云說：

　　“這樣不妥，副主席應該由政治局討論，由全體中央委員投票選舉。”

　　高崗又找鄧小平談話，他說：

　　“毛主席說黨內要分一二線，他準備退到二線，你說誰到一線接班為好？”

　　“那還用說，不就是他們幾位嗎？”

　　鄧小平指著掛在墻上的幾幅畫像說。此時黨內規定，正式場合只掛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的畫像。高崗指著劉少奇的畫像說：

　　“他不行，他不成熟，拱倒他，我們來。”

　　鄧小平說：

　　“你這種想法不對，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

　　事后，陳云和鄧小平都找到毛澤東，將高崗的這些活動如實報告給了毛澤東。

　　此一時期，高崗的家里門庭若市，車水馬龍。他的會客室里放了不少劉少奇的講話稿，隨便讓人翻閱。他也大講劉少奇講話稿中的那些毛澤東批評過的錯誤。

　　毛澤東提出中央工作分一線二線以及多次批評劉少奇思想認識上的錯誤以后，高崗認為時機已到，特別是在毛澤東休養期間，黨中央的工作按照慣例由劉少奇主持，他更是竭力反對，企圖把劉少奇拉下來，使自己成為毛澤東的唯一助手。毛澤東雖然多次當面或在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思想錯誤，但是，他還是要保護劉少奇的。

　　過幾天，毛澤東就要去杭州了。他在臨行前，開了一次會議，高崗、羅瑞卿都在場。毛澤東交代說：

　　“我不在北京時，由劉少奇同志代理。”

　　毛澤東又說：

　　“現在北京有人吹陰風，搞地下活動。我們大家要注意。”

　　當天晚上，高崗打電話給羅瑞卿說，要到羅瑞卿家里看望他，羅瑞卿說：

　　“你不要來，有事我去你那里談。”

　　羅瑞卿放下電話，馬上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

　　“快去，看他講什么。”

　　羅瑞卿奉命來到了高崗的家里，高崗說：

　　“要好好注意主席的健康。毛主席檢查身體時，要在附近不離左右地看著。”

　　高崗反復強調，要注意主席的健康，不要馬虎。高崗還說：

　　“要成立部長會議，我贊成林彪。”

　　羅瑞卿說：

　　“我會注意主席的健康。部長會議的事，主席可能不贊成你的意見。”

　　羅瑞卿告辭后，馬上將高崗的話報告了毛澤東。

　　12月2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有29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把高崗、饒漱石的問題端了出來。他說：

　　“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這個司令部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種風，燒一種火，叫刮陰風，燒陰火。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我們的古人林黛玉講，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現在呢，不是陽風陽火壓倒陰風陰火，就是陰風陰火壓倒陽風陽火。他刮陰風、燒陰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陽風，滅掉陽火，打倒一大批人。”

　　毛澤東建議，由政治局搞一個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

　　12月24日下午，毛澤東偕同江青離開北京，帶領憲法起草小組中的3個成員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去杭州。陪同他的還有羅瑞卿、楊尚昆、汪東興、葉子龍。

　　此時，姚淑賢剛被分配到毛澤東專列上擔任醫務工作。毛澤東和衛士們聊天時，漫不經心地伸出兩腿，褲管有些短，長筒線襪上有塊赫然醒目的大補丁，姚淑賢看著非常驚訝。

　　晚上，衛士封耀松讓姚淑賢給毛澤東補一件睡衣。姚淑賢看看睡衣，臂肘處已經磨得很薄了，還有一個洞。專列上沒有布，只有醫用紗布，怎么好用紗布補呢？姚淑賢說：

　　“這么大的國家，怎么能叫主席穿這種睡衣？”

　　封耀松卻說：

　　“用紗布沒事，疊上兩三層就行。主席不講究，聽我的沒錯。唉，你還是不了解主席呀。以后日子長久了，你就明白了。”

　　姚淑賢只好用紗布給毛澤東補好了睡衣。沒想到一直到1965年，姚淑賢在離開毛澤東時，毛澤東還始終穿著這件睡衣。

　　姚淑賢在專列上第一次陪毛澤東吃飯，餐車服務員把辣椒擺在她面前，毛澤東比劃著手勢說：

　　“不對，不對，辣椒是放我這邊。女孩子受不了這個辣，把炒菜放她那邊。”

　　他吃著辣椒比吃水果糖還有味，笑著說：

　　“敢吃這種辣子，世界便再沒有不敢做的事。當年起來造反的紅軍，沒有不吃辣子的。”

　　吃罷米飯，毛澤東又將筷子伸向醬豆腐，筷子沒有夾碎醬豆腐，卻把那半塊一起夾了起來。他稍一猶豫，就全塞進了嘴里。姚淑賢看著說：

　　“哎呀，多咸呀！”

　　毛澤東邊嚼邊笑著說：

　　“它跟我搗蛋，以為我不敢吃了它。”

　　姚淑賢說：

　　“快吐了吧。”

　　毛澤東嚼著醬豆腐，說：

　　“我才不吐呢。我這個人哪，不喜歡走回頭路，不愿干后悔事。”

　　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60大壽，照理應該好好慶祝一番。但他不愿給地方上添麻煩，就在專列上過了一天。可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們還是堅持要為他過壽，正在秘密地準備著晚宴。

　　晚上7點許，飯菜端上了桌，6個熱菜：木耳炒肉、牛肉燉蘿卜、苦瓜炒肉、油菜、米粉肉、魚；4個涼菜：雪里蕻、小辣椒，豆豉、咸魚；主食是長壽面、花卷。毛澤東一看就明白了大家的意思，望了江青一眼，嚴肅地說：

　　“中央已有決定，不能祝壽。你們為什么還要為我祝壽啊？”

　　李銀橋忙說：

　　“主席，這是家常便飯，不過分，還是可以的。”

　　“銀橋，又是你出的點子吧？”

　　“主席，這次你可說錯了，這是大家想到的，我們集體決定的，共同來辦的。”

　　“哎呀，是集體決定的事，那我就不好辦了！好吧，我服從，那我們一起來過生日吧。”

　　李銀橋見毛澤東同意了，忙招呼了一聲，衛士、機要、醫務等各組所有的工作人員都高高興興地跑了過來，圍坐在毛澤東身邊。孫勇說：

　　“主席，祝您生日快樂！”

　　“主席生日快樂！”

　　大家也異口同聲地祝賀著。毛澤東站起身，高興地點點頭，說：

　　“好！謝謝同志們！拿酒。”

　　李銀橋拿來葡萄酒，在每個人面前的高腳杯里都倒上了酒。李家驥也跑到值班室里拿來了用面做的6個蒸熟的大壽桃，一字兒擺在毛澤東面前。毛澤東微笑著端起酒杯，說：

　　“謝謝大家，祝你們健康成長！干杯！”

　　他和工作人員們一一碰杯，干杯。落座后點上一支煙，輕輕地吸了一口，以手示意大家吃菜。他兩邊的工作人員你一筷我一筷地給他夾菜，毛澤東連忙說：

　　“好，好了，我自己來。”

　　酒過三巡，該吃長壽面了，毛澤東接過一碗，吃了兩口，說道：

　　“吃長壽面能長壽嗎？祝壽能使人長壽嗎？我看不能。如果能的話，那就天天吃長壽面天天祝壽就行了。這樣能調節氣氛才是真的。”

　　專列到了上海，毛澤東向前來迎接他的譚震林、張鼎丞、粟裕3人談了饒漱石的問題。即將奉調到中央組織部任第一副部長的張鼎丞問毛澤東：

　　“主席還有什么指示？”

　　毛澤東說：

　　“對黨對人民忠誠老實，這是很好的。對陰謀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實呀！對陰謀家、野心家老實是要上當的。”

　　12月27日，即農歷十一月二十二日，是齊白石的90大壽。毛澤東尚在去杭州的途中，他委派工作人員送上了4件賀壽禮：一壇湖南特產茶油寒菌；一對湖南王開文筆鋪特制純羊毫書畫筆；一苗東北野山參和一架鹿茸。工作人員還說：

　　“毛主席祝老人家福壽康寧！”

　　齊白石激動地說：

　　“毛主席今天給我送這樣重的禮，太看得起我了。古人講，‘蔗境彌甘’，在新社會，我可是享了這份清福了。”

　　這一天，全國政協和中央美術學院為齊白石舉行了祝壽大會，周恩來也到會祝賀。文化部副部長周揚代表文化部，授給齊白石“人民藝術家”的榮譽獎狀。

　　后來，齊白石為了感謝黨和政府的關懷，感謝毛澤東的盛情，畫了兩幅畫：一幅是《旭日老松白鶴圖》，一幅是《祝融朝日圖》，獻給了毛澤東。旭日象征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光明與溫暖；老松白鶴是祝愿毛澤東健康長壽；祝融朝日是指紅太陽出在湖南。齊白石還應曼顧的囑托，書寫了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一詞。

　　12月27日晚，毛澤東到達杭州。浙江地方領導人譚啟龍、李豐平和省公安廳廳長王芳早早來到火車站接著。毛澤東換乘小轎車駛進西子湖畔的劉莊大門，開到1號樓前。

　　劉莊坐落在杭州西湖西岸丁家山的半山腰，又名“水竹居”。早在晚清光緒年間，廣東豪富舉人劉學洵看中了這個地方，遂用巨資購地建筑了這個莊園。劉莊面對六橋，北仰雙峰，囊括湖山勝境。劉莊的庭院景觀全是民族風格，而且是依著《紅樓夢》大觀園設計建造的。建國后，劉莊經著名園林建筑家戴念慈重新設計，綠色琉璃瓦面，金黃色琉璃瓦翹角；樓房周圍有回廊亭閣相護衛，更呈現出樓臺隱現、回廊曲折、清新優雅的景觀，被譽為“西湖第一名園”。

　　毛澤東雖然是在建國后第一次來到杭州，第一次來到劉莊，但他下了車還是十分高興地對衛士們說：

　　“到家了。”

　　羅瑞卿、楊尚昆住南山路113號，這里解放前是蔣介石的別墅。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幾位秘書住北山路84號30號樓，這幢房子曾是國民黨將領湯恩伯的別墅。

　　欲知毛澤東在杭州期間的活動情況及其以后如何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請看本傳第七卷：九天攬月。

　　東方翁曰：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日起，毛澤東親自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4個野戰軍繼續橫掃國民黨軍殘余；與此同時，公安部門在全國范圍內采取了禁娼戒毒的果斷措施。接著，毛澤東又領導全黨全國人民開展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革命運動；繼之還進行了“三反”、“五反”運動。果真是五洋捉鱉也。禁娼戒毒，娼妓、煙鬼瞬間絕跡；土地改革，農民無不歡欣鼓舞；鎮壓反革命，數十萬敵特束手就擒；抗美援朝，美帝國主義和李承晚偽軍等組成的“聯合國軍”俯首講和；“三反”、“五反”，大小貪官和“五毒”奸商紛紛落馬。可以說，毛公領導的每一次運動無不是轟轟烈烈，旗開得勝。短短4年間，九州處處海晏河清，盜賊亡種；國民經濟得到恢復，且有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人心思公，奮發向上，營私為恥；真可謂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奇觀。以其思想、智慧和凝聚力，能使數萬萬人民在思想上大一統，勁兒往一處使，步子往一條道上奔，有大作為之如此者，舍毛公其誰也！讀史至此，豈不令人拍案叫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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