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

　　1921年底，上海北河南路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編輯部。

　　同事們看著一封封來信，竊竊私語：又是沈先生?又是鐘小姐?

　　一段時間以來，編輯部三天兩頭總會收到寄給主編沈雁冰的來信，信封上都寫著“沈雁冰先生轉鐘英小姐玉展”。

　　這位“鐘英小姐”是誰?為什么給她的信都要寄給沈雁冰先生轉?

　　有同事猜測，這位“鐘英小姐”可能是沈先生的女友。有同事搖頭說，沈先生已有家室，這位鐘英小姐大概是親戚。有好事者，干脆直接問沈雁冰：這位“鐘英小姐”是您什么人?

　　沈雁冰呢，總是對這些議論充耳不聞，對發問笑而不答。

　　一天，好奇了很久的鄭振鐸忍不住了，想逗逗沈雁冰，一探這些來信之究竟，便“公然”拆開了一封“沈雁冰先生轉鐘英小姐玉展”的來信，展開一看，不禁一驚，里面竟是福州地委上呈中共中央的報告。

　　鄭振鐸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鐘英”是“中央”的諧音代號啊。

　　不錯，時任《小說月報》主編沈雁冰，正是中共歷史上第一位專職秘密交通聯絡員。1927年，沈雁冰發表小說《幻滅》，署名“茅盾”。

　　一

　　水必有源，木必有本。歷史的劇情往往如此，看似有些即興、隨機，實則必有發端。

　　沈雁冰年幼時，父親經常勉勵他的話就是：“大丈夫當以天下為己任!”12歲參加童生會考，沈雁冰作文《試論富國強兵之道》，結以“大丈夫當以天下為己任!”閱卷先生興奮批語：“十二歲小兒，能作此語，莫謂祖國無人也。”

　　北大畢業后，沈雁冰供職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翻譯、編稿之余，發表《學生與社會》《一九一八之學生》等文，與《新青年》交相呼應，為思想啟蒙疾呼吶喊。

　　“大丈夫當以天下為己任!”他縱論時政，抨擊軍閥獨裁賣國、相互間明爭暗斗，致使民無寧日，國家權利受到極大損失。他憂國心切，手中的筆和著那個覺醒年代的激昂節奏，像一曲云起雪飛的協奏，與《新青年》響遏行云的主旋律交響。

　　如何拯救垂危的祖國?沈雁冰的目光緊緊眺望著前方，苦苦求索著心中的那條路。直到1920年初，上海漁陽里2號，一位四十來歲，中等身材，頭頂微禿，說話和氣的男人笑呵呵地站在他面前。此人，正是懷揣著建黨大計的陳獨秀。

　　“我和大釗主張《新青年》談政治，而胡適和他的追隨者卻主張不談政治，并且要《新青年》發表不談政治的宣言。把《新青年》辦成單純研究文、史、哲的學術性刊物，這樣《新青年》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頓了頓，陳獨秀接著說，“我一氣之下和胡適鬧翻了。”繼而，他目光炯炯，面帶微笑：“在上海就要仰仗在座的諸位了!”

　　“在座的諸位”，有陳道望、李漢俊、李達、沈雁冰等。

　　于是，《游俄之感想》《羅素論蘇維埃俄羅斯》《一封公開的信給〈自由人〉月刊記者》《西門的爸爸》《十九世紀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學》《海青赫佛》……移滬后的《新青年》，自第二期起，密集地刊發沈雁冰的譯作。

　　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發起組成立。12月，李漢俊接替陳獨秀任發起組負責人。

　　李漢俊對沈雁冰的博學多識和對新文學的執著格外賞識，在他盛邀下，沈雁冰激情滿懷地為發起組秘密發行的月刊《共產黨》翻譯文章，介紹共產黨的理論與實際。

　　《共產主義是什么意思?》《美國共產黨黨綱》《美國共產黨宣言》《共產黨的出發點》《國家與革命》等文章相繼刊發，給無數顆迷失的心送去一束光，點燃一團火。而沈雁冰自己，也在這光的照耀與火的燃燒中，懂得了共產主義，了解了共產黨，自幼萌發的民主主義思想漸漸納入到共產主義思想的軌道。

　　從這光與火中，沈雁冰看到了未來的“天下”，看清了今后的“己任”。他的心里是明亮的，他的目光是執著的，他的腳步是堅定的，不曾有過絲毫矛盾。

　　1921年二三月間，經李漢俊介紹，沈雁冰加入成員不足20人的上海共產黨發起組，成為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他轉為正式黨員。其時，中共身處“非法”“隱蔽”的地下狀態，黨員人數僅有50多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引路人，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引路人。

　　1921年底，中央與地方、組織與黨員、黨員與黨員之間的聯系日益密集，開辟黨的秘密交通，確保人員聯絡和文件傳遞的安全成為當務之急，擁有得天獨厚條件的沈雁冰和他主編的《小說月報》，成了歷史的選擇。

　　中央局決定，委任沈雁冰為直屬中央的聯絡員，利用其在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的掩護身份，專司中央與地方的秘密交通聯絡。沈雁冰遂走入隱秘戰線，成為中共歷史上第一位專職秘密交通聯絡員，而《小說月報》則成了最早的隱蔽斗爭掩護平臺。

　　于是，在引領文學革新的同時，沈雁冰也參加了早期的隱蔽斗爭，而且一步就站到了最前沿。

　　當他的雙腳由《小說月報》編輯部邁出，一路翰墨一路刀鋒鏗鏘向前的時候，他大概不曾想到，他踏出的這第一串腳印，將成為一個隱秘而偉大的起始。

　　二

　　1919年6月11日晚，陳獨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樂場散發他自己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痛罵段祺瑞政府禍國殃民，要求槍斃京師衛戍司令段芝貴，被京師警察廳關押入獄，《新青年》編輯部被查抄。

　　經各界人士營救，陳獨秀于3個月后獲釋，在李大釗的幫助下，秘密離開北京轉至上海。后又于1921年10月、1922年8月、1932年10月三次被上海法租界、國民政府逮捕關押審判。

　　1920年2月，北洋政府內務部頒布禁令，查禁了列寧的著作《國家與革命》等83種“過激印刷物”。

　　1921年7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正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漢俊住處召開成立大會的中共，險些在初生之日就遭“一網打盡”。會場闖入一個“找錯了地方”的不速之客，所幸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隱蔽斗爭經驗豐富，當即提出休會轉移，才使得隨后前來抓捕的租界巡捕撲了個空。

　　1922年春，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前身——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剛剛在上海成都路上掛出招牌，便遭英租界搜查、封禁。同年10月，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刊在發行了4期后就被租界巡捕房查禁，被迫由上海遷往北京，又因北洋政府鎮壓革命難以立足，于次年遷回上海，隨后上海局勢惡化，又被迫遷往廣州。

　　“地下黨”這個詞，如今頻繁出現在文學影視作品當中，專指隱蔽戰線。殊不知，中共成立伊始，全黨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地下黨”，組織被取締，成員遭迫害，刊物被查禁。一個在刀鋒上隱秘而行的“地下黨”，其“生”多么地艱難，其“存”多么地兇險。

　　1927年，茅盾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幻滅》

　　與生俱來的地下狀態，造就了與生俱來的地下斗爭意識。

　　建黨伊始，中央與地方黨團組織之間的絕大部分信函來往，抬頭和落款就開始使用代號和化名了。中共中央化名“大兄”“鐘英”，團中央化名“宗菊”“曾延”，全國代表大會代號“大考”，會議代表代號“考生”。1923年3月7日，毛澤東寫信給時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施存統，抬頭稱對方的化名“光亮”，落款則用了自己早年讀書時曾經使用的筆名，化名“子任”。

　　陳獨秀常以打麻將掩護會議。一次很晚散會，他送向警予等人出弄堂，一面走，一面故作惋惜：“那個三番沒有和成，真可惜。已經聽張了，七條一定有，但總是不出來……”直到弄堂的看門人為向警予等人開門放行，他才不談打牌的事了。

　　建黨以后，地方黨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而“非法”“隱蔽”的生存狀態，卻時刻威脅著中央與武漢、長沙、廣州、天津、北京等各地方黨組織之間越來越密集的人員聯絡和文件傳遞。

　　并非先知先覺，血與火使然。內外反動勢力的刺刀與鐐銬，逼出了“秘密交通”，黨的第一位專職秘密聯絡員應時而生。沈雁冰，攜著滿身的文學風雅，平淡不驚地走上了暗戰的刀鋒。

　　三

　　文學始終是沈雁冰的夢想與追求。兒時在烏鎮高等小學所寫《文課》兩冊37篇作文，論史、述人、議政、談科學、頌山水，顯露出高于一般小學生的知識面和寫作天賦，國文老師贊嘆有加，斷言他“將來會是了不起的文學家”。中學老師在他模仿《莊子》所寫的一篇寓言上批語：“是將來能為文者。”北大預科三年學習，成為他中國古典文學修養的加油站，而外語、外國文學、世界史等課程，則拓寬了他的文學視野與胸懷。

　　沈雁冰不曾意料，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會成為他走向文學巔峰的出發點。他在《學生雜志》《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上翻譯介紹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開始踐行用文學啟蒙思想的初心。

　　當五四運動的勁風從外灘登陸時，《新青年》的吶喊傳入編譯所，沈雁冰的文學觀受到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滋養而升華，“新文學要拿新思潮作泉源，新思潮要借新文學作宣傳”。他的思想插上了文學翅膀，他的文學找到了政治依托。

　　不久，沈雁冰對《小說月報》的革新變得水到渠成，這份刊物一改原有的“鴛鴦蝴蝶派”面貌，成為批判游戲消遣的文學觀、倡導和傳播新文學的嶄新園地。

　　站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學的講堂上，沈雁冰將學生時代中國古典文學的積淀，與編譯工作中對外國文學理論與創作的研究融會貫通，從容自如地向他的學生們傳播著文學的火種。在孜孜以求的課堂中，坐著年輕的丁玲等人，沈雁冰的“諄諄課讀”培養著他們對文學的興趣。

　　手捧火種的人，不僅能點燃自我，也必然照亮他人。

　　筆耕不輟、弦歌不輟的文雅背后，隱秘而忙碌的腳步不曾停留。已婚三年的沈雁冰，微笑著行走于同事們的議論與猜測之中，照舊大大方方地為“鐘英小姐”接轉信件，不解釋，不應答。對每位前來上海聯絡中央的外地同志，沈雁冰都要親自前往接頭，對暗號，辨明身份，安排住處，幫忙聯系中央。來信是否會被人告密、被敵人察覺，來者是否被敵人跟蹤、是否假冒、是否叛徒，這些秘密交通自帶的風險，需要沈雁冰日復一日地承擔。時常，自己的家也成為各種碰頭或召開會議的地方。忙而不亂，沈雁冰順利完成著每項任務，無錯情，無險情，從容縝密地行走刀鋒。

　　除了忙碌、危險，還少不了委曲求全。《小說月報》的革新招致“禮拜六派”攻擊。王云五出任編譯所所長后，要求沈雁冰登報道歉，遭到嚴詞拒絕，便暗中審查排發的稿件。沈雁冰發現后，堅決要求辭去主編一職離開編譯所。王云五只得讓鄭振鐸接任主編，但挽留沈雁冰做別的工作。沈雁冰不愿與王云五之流為伍，去意堅決。陳獨秀得知后，勸沈雁冰繼續留在《小說月報》，否則中央聯絡員就得換人，而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人接替。

　　既然是黨的需要，組織的信任，沈雁冰便毫不猶豫選擇留下。

　　“黨中央因為我在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是個很好的掩護，就派我為直屬中央的聯絡員，暫時我就編入中央工作人員的一個支部。外地給中央的信件都寄給我，外封面寫我的名字，另有內封則寫‘鐘英’(中央之諧音)，我則每日匯總送到中央。外地有人來上海找中央，也先來找我，對過暗號后，我問明來人住什么旅館，就叫他回去靜候，我則將來人姓名住址報告中央。因此，我就必須每日都到商務印書館辦公，為的是怕外地有人來找我時兩不相值。”

　　60余年后回憶這段密戰歲月，沈雁冰的筆下不見風起云涌，唯有風輕云淡。面對密戰的風輕云淡，是蔑視，是膽識，是能力，更是境界。

　　一路翰墨，挑戰舊文學，傳播新文學;一路刀鋒，任憑黑暗、崎嶇與兇險，沈雁冰不曾矛盾。

　　四

　　1927年，不曾矛盾的沈雁冰矛盾了。

　　1927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善變”的一年。

　　這一年，南京、武漢、北京出現了三個并存的政權。蔣介石操縱的南京國民政府，汪精衛控制的武漢國民政府，張作霖把持的北京北洋政府，均以中央政府自詡。寧漢先是對立，后又合流。

　　這一年，武漢、上海宣告了兩場勝利。國共合作的北伐終獲勝利，廣州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成立了共產黨及工人階級參與的臨時市政府。隨后，上海、武漢上演了兩場大屠殺。蔣介石在上海“清共”，密令“已光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汪精衛在武漢“分共”，叫囂“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 。兩場勝利果實均遭竊取。

　　這一年，革命力量損失嚴重。但是，南昌城頭、湘贛邊界、羊城腳下接連傳來振奮人心的槍聲，打響了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戰斗。遺憾，三場起義均告失敗。

　　1927年把太多的世變擺在了中國人面前，而太多的世變，注定帶來太多的嘆問，太多的迷茫，太多的矛盾。

　　胸有家國，方生矛盾。

　　是年中秋，上海華界東橫浜路景云里11號半三樓，沈雁冰日復一日俯在妻子病榻旁一張很小的桌上，執筆千思，萬緒縈繞，失望，迷惑，苦悶，揮之不去。

　　過去大半年波濤洶涌的生活，在眼前浮現，在腦中發酵，“便覺得自身已經不在這個斗室，便看見無數個人物撲面而來”。痛心、悲觀于大革命的失敗，一聲嘆問，禁不住從筆端涌出，革命究竟向何處去?

　　兩個星期后，一部小說的前半部成稿，沈雁冰為其取名《幻滅》，從此，開啟了通向中國現代文學之巔的筆墨人生。

　　“我是真實地去生活，經歷了動亂中國的最復雜的人生的一幕，終于感得了幻滅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執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燼從別方面在這迷亂灰色的人生內發一星微光，于是我開始創作了。” 幾十年后，沈雁冰如是坦言。

　　創作《幻滅》之前，沈雁冰已被蔣介石通緝，不能用此前的筆名，需要新的筆名作為掩護。取什么筆名呢?

　　深深的迷茫、沉沉的惆悵不禁而生，才下眉頭，又上心頭，終落筆頭，把眉頭心頭筆頭的苦悶都堆積在一起，在稿紙上一筆一畫，重重寫出兩個字來：矛盾!

　　大革命失敗，讓沈雁冰看到了太多的矛盾：革命與反革命的矛盾，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這大變動時代的矛盾。自然，也看到了自己生活上、思想中的矛盾。取“矛盾”二字為筆名，絕非信手拈來，而是思想深處的重重矛盾外溢于筆端的真實與真誠表露。

　　“寫得好!《小說月報》正缺這樣的稿件。”葉圣陶看過《幻滅》前半部后說，“但這個筆名‘矛盾’一看就知道是假名，如果國民黨方面來查問原作者，我們就為難了，不如在‘矛’字上加個草頭，姓茅的人甚多，不會引起注意。”

　　于是，《幻滅》的書名下面，落上了“茅盾”二字。

　　懷時代于心間，遣家國于筆端。自此，“茅盾”這兩個字，從躲避國民黨追查的化名，逐漸固化成正式筆名，進而演進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熠熠生輝的名字。

　　《幻滅》一經刊發，即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讀者紛紛猜測起茅盾其人。其實，現實主義的寫作方法，真實地反映現實，真誠地吐露心聲，這些文學特質已讓茅盾的作品有了很高的辨識度，茅盾之廬山面目，在文學界已無密可保。

　　魯迅親自登門看望茅盾來了。談及大革命失敗，魯迅痛惜革命滑落低谷，不解“革命仍在不斷高漲”的論調，關心茅盾今后的打算。茅盾回應說，要再寫一部正面反映大革命的小說，至于今后，已做好長期蟄居地下以賣文為生的準備。

　　現實主義的寫法，真實地反映現實，真誠地吐露心聲，給茅盾的作品及其本人帶來了不少誤解。對于《幻滅》，批評者雖少，卻甚為嚴厲，認為調子太過低沉，一切都幻滅，似乎革命沒有希望了。茅盾只是對大革命失敗感到悲觀消沉，不知今后應走怎樣的路，并非認為革命就此完結了。但他不作解釋，反稱“這個批評是中肯的”。

　　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這部小說，曾建議修改其中某些部分，茅盾又一次陷入了矛盾：“我覺得不改呢，讀者將說我還在‘謬種流傳’呢，改呢，那就失去了本來面目，那就不是1927—1928年我的作品，而成為1954年我的‘新作’了。”最終，一生追求的現實與真誠的文學態度，為作家作出了選擇：“字句上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對于作品的思想內容，則根本不動。”

　　1921年，沈雁冰(左)、張聞天、沈澤民(右) 于上海合影

　　五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親愛的同志們，我自知病將不起，在這最后的時刻，我的心向著你們。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我追求和奮斗了一生，我請求中央在我死后，以黨員的標準審查我一生的所作所為，功過是非。如蒙追認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這將是我一生的最大榮耀!

　　1981年3月14日，重病臥床的茅盾，氣息虛弱地口述了這封信。

　　當口述到“在這最后的時刻”，茅盾氣喘驟然加劇，“我的心向著你們……”老人激動得說不下去了。

　　此刻，或許他的思緒正在倒流，飛向50多年前那段崢嶸歲月，遺憾、無悔、熱望交織在一起。

　　1928年7月，茅盾在陳望道的幫助下東渡日本，開始了一段漂泊島國的時光。

　　《從牯嶺到東京》是茅盾到達東京后寫的一篇長文，暴露出他當時世界觀、文藝觀上的缺陷，“留下了他那時期政治上苦悶、思想上迷離探索的印跡。他離開了黨所領導的疾風暴雨般的群眾革命斗爭，便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小資產階級上面”。他強調革命文藝的第一要務是“在小資產階級群眾中植立了腳跟”，“要質樸有力地抓住小資產階級生活的核心描寫” 。

　　《從牯嶺到東京》招致太陽社、創造社的朋友們對茅盾的圍攻，他們異口同聲批判他是小資產階級代言人，要樹立小資產階級文藝。

　　“自從我到日本后，就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而且以后黨組織也沒有再來同我聯系。我猜想，大概我寫了《從牯嶺到東京》之后，有些人以為我是投降資產階級了，所以不再來找我。”

　　1931年瞿秋白曾在茅盾家避難，其時茅盾正創作《子夜》。他把大綱和已經寫好的幾章拿給瞿秋白看，征求他的意見。一兩周時間里，兩人天天談《子夜》。

　　瞿秋白認真細致地閱讀，一邊讀一邊發表意見。

　　瞿秋白建議將原稿吳蓀甫與趙伯韜握手言和的結局，改為一敗一勝，這樣更能強烈地突出工業資本家斗不過金融買辦資本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沒有出路的。于是，便有了吳蓀甫敗給趙伯韜，眾叛親離，徹底破產的結局。

　　瞿秋白還指出，寫農民暴動一章沒有提到土地革命，工人罷工由趙伯韜挑起也不合理，把工人階級的覺悟降低了。他向茅盾詳細講解了中共的政策，介紹了紅軍和蘇區的發展情況，建議茅盾據此修改原稿。瞿秋白這些意見，茅盾也都欣然采納了。

　　這期間，茅盾不掩心中苦悶，鄭重向瞿秋白談了與組織失去聯系的經過，希望能恢復組織生活。瞿秋白后來反饋說，上級組織沒有答復，而他自己正受王明路線的排擠，也無能為力。

　　1940年，茅盾遵照中共中央安排離開延安前往重慶工作，臨行前向張聞天提出恢復黨籍的請求：“我請求黨中央研究一下我的黨籍問題，如能恢復黨籍，一則了卻我十年來的心愿，二則到了重慶也能在黨的直接指揮下工作。”

　　張聞天幾天后回復說，中央書記處認真研究了茅盾的要求，認為他目前留在黨外，對今后的工作，對人民的事業，更為有利。對于中央的決定，茅盾無條件服從。

　　新中國成立后，很多長期追隨中共的知識分子入了黨，茅盾卻有了與眾不同的想法。他認為在最艱苦的戰爭年代，自己雖與黨步調一致，但畢竟身處黨外。現在革命勝利了，黨執政了，他不該去分享這份榮譽。慎重三思后，他決定繼續留在黨外，追隨于黨的左右。

　　1980年五六月間，茅盾因病入院。前來探視的不少人談到，有些年輕人經歷了十年“文革”后，對黨、對馬列主義、對共產主義理想、對社會主義制度不那么信仰了，甚至有人不愿入黨了。

　　茅盾聽了十分痛心：“我們年輕的時候，為了找黨，找馬列主義，為了共產主義理想，連命都可以不要。”

　　他覺得，自己應該在這個時候站到黨的隊列里面，表明一位飽經風霜的文學老戰士對黨始終不渝的追求。

　　1981年3月14日，自知生命正走向最后時刻，茅盾再也無法將這樁一生都難以釋懷的大愿深藏心底了。

　　口述完給中央的信后，他對兒子說：“我這是在向黨表示我對共產主義的理想至死不變，我做一個共產黨員的心愿至死不變。我死了，如果被追認為黨員，也不存在分享榮譽的問題了。”

　　隨后，茅盾又口述了第二封信。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

　　親愛的同志們，為了繁榮長篇小說的創作，我將我的稿費25萬元捐獻給作協，作為設立一個長篇小說文藝獎金的基金，以獎勵每年最優秀的長篇小說。我自知病將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繁榮昌盛。

　　兩份口述，一份革命告白，一份文學遺愿，字字千鈞。

　　1981年3月27日，茅盾與世長辭。遵照他“這兩份遺囑在我身后才交給組織”的交代，家人這時才將這兩封信件轉呈中央和作協。

　　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

　　我國偉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同志，青年時代就接受馬克思主義，1921年就在上海先后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和中國共產黨，是黨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1928年以后，他同黨雖失去了組織上的關系，但一直在黨的領導下從事革命的文化工作，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奮斗一生，在中國現代文學運動中作出了卓越貢獻。他臨終以前懇切地向黨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認他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央根據沈雁冰同志的請求和他一生的表現，決定恢復他的中國共產黨黨籍，黨齡從1921年算起。

　　1981年10月，中國作協設立茅盾文學獎。1982年，首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1977年至1981年)揭曉：《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東方》、《將軍吟》、《李自成》第二卷、《芙蓉鎮》、《冬天里的春天》。

　　60年前寫成《幻滅》前半部的那個“矛盾”，走過文學與革命交織的一生，真誠坦蕩地面對矛盾，不斷從矛盾中掙脫前行，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完成了向“茅盾”的終極轉身。

　　深沉內斂的政治追求可能不顯熱烈，真實誠懇的文學態度可能遭受誤解，兩者相加，可能會失去一時，卻注定會贏得永恒。

　　六

　　沿著茅盾從《小說月報》編輯部邁出的第一串腳印，一批批、一代代后來人，緊跟了上來，第二串腳印，第三串腳印……由此延展出小路，黑暗，崎嶇，兇險。進而，小路拓出了大道，光明，平坦，宏遠。

　　1924年5月，中共中央下發《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議決案》，第一次以文件形式，要求各級組織部設置交通崗位。

　　中共四大后，中央組織部設立交通處，黨有了第一個專職秘密交通機構。1925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建立健全黨內交通問題》的第28號通告，第一次把秘密交通工作上升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

　　1927年八七會議通過《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要求：“建立全國的秘密交通機關……各省亦應有此等機關之組織，務使本黨有一全國的交通網。”

　　1928年底，全國交通網初步建成，其中連接中央與地方的，有上海至北平、天津的北方線，上海至漢口的長江線，上海至廣州的南方線。

　　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成立后，僅用三個月，就打通了上海至中央蘇區的多條秘密交通線。后根據敵情幾經調整，最終固定為上海—香港—汕頭—大埔—永定—上杭—長汀—瑞金，全程大約3000公里。這便是今天人們津津樂道的那條“紅色血脈”。

　　茅盾當年踏出的第一串腳印，此時已拓展成一條秘密交通線，從平原、河流到山地，征服各種地形，克服各種天氣，戰勝隨時可能被堵截、被盤查、被追蹤、被出賣等各種危情，自1930年底打通安全運行長達近4年，直至1934年10月紅軍長征離開瑞金。

　　今天的人們常常贊嘆這條紅色交通線“從未中斷”，卻不知“從未中斷”這寥寥四個字，是多少交通員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192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羅亦農在上海被捕。為及時通知有關同志轉移，內埠交通科科長張寶泉不顧個人安危，穿梭于上海街頭，不幸被捕。敵人使用酷刑打斷他兩條腿后，把他拖到院子里，毒打200軍棍，又朝他連開七槍，用三把刺刀挑起他的尸體，扔到了龍華監獄圍墻外。

　　秘密交通員龔增祥在上海被捕后，敵人對他施以“剃頭”的酷刑，即用剃刀將他的頭皮一片片割下來，但他寧死不招。敵人假放他出獄，企圖誘捕與他聯絡的人。龔增祥識破敵人詭計，毅然乞討露宿街頭，用棍子打走有意營救他的同志，終被敵人槍殺。

　　福建省龍巖市永定區伯公凹村，曾經是上海至瑞金“紅色交通線”從廣東進入福建的第一站。該村下凹鄒氏家族的地下黨員鄒作仁，動員全族30多人參加了紅色交通工作，最終13人為此獻出了生命，有的被砍頭，有的被焚尸，有的被挖心。土地革命時期，僅江西一省犧牲的交通員，就達1780多人。

　　回望身后這條鮮血鋪就的小路，茅盾的心里或許會有悲壯，但更多的，必是光榮與自豪。因為，從血泊中蹚出來的，是一條回家之路、一條勝利之路。

　　翻看開國元勛、將帥們的傳記和回憶錄，讀著他們經秘密交通線初入蘇區那一刻的描述，那種沖破黑暗、走向光明的豁亮和暖意，像一股惠風撲面而來。

　　“一進入蘇區，周圍的一切對周恩來都是那樣新鮮，使他十分興奮。”周恩來在給中央政治局的信中高興地寫道，“汀州(長汀)的繁盛，簡直是全國蘇區之冠。”

　　“一向性格深沉含蓄的陳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悅，笑著大聲說道：‘總算到家了!’”

　　聶榮臻回憶說：“到了根據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搖大擺地行走了。”“真是春風得意馬蹄疾。”

　　“葉劍英一到蘇區，就感到進入了另一個天地，一切景象都是新鮮的。”

　　伍修權深情地寫道:“交通員大喊：‘到啦，同志們，到家啦!’……家，就是蘇區，就是我們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我深深地吸了幾口蘇區的新鮮空氣，只覺它是那么清新，那么香甜。”

　　進入蘇區，看到一面有鐮刀斧頭標志的紅旗，病倒在擔架上的李克農“猛然從擔架上坐起，莊重地向紅旗行了個軍禮，心里在喃喃自語：‘我李克農回到家了，回到家了!’”

　　1930年至1933年，共有260多名黨政軍領導和骨干經這條“紅色血脈”進入蘇區，其中有開國元勛、將帥，黨的第一代、第二代領導集體主要成員。

　　還有大量的緊缺物資，每年價值600萬法幣的布匹、價值900萬法幣的食鹽，以及數以百噸計的西藥、紙張、報刊、圖書、無線電器材、印刷工具、軍械修理器材等。

　　1940年6月，中央交通局在延安重建，對外掩護名稱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簡稱“農委”)。

　　1941年，中共中央決定將全國各根據地團以上主要干部數千人召回延安參加整風運動，“紅色交通”迎來了一場規模空前、難度空前、持續時間空前的重大考驗。

　　時值中共最為困難時期，日軍抽調其在華北90%以上的兵力“掃蕩”我抗日根據地，國民黨接連發起兩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在延安周圍布下50萬大軍，構建了5道包圍圈，筑起1.8萬多個碉堡，糧食、藥品、紙張甚至火柴都進不了延安，逼得共產黨人不得不發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農委”在1941年至1943年長達兩年時間里，沖破日偽、國民黨的重重封鎖，成功護送全國幾千名團以上干部，往返于華北、華東、華中直至海南島等各根據地與延安之間，參加了整風運動。

　　想想在擁有一切現代化手段的今天開展類似活動可能面臨的重重困難，不知人們對延安時期的“紅色交通”作何感想。

　　抗戰時期，“紅色交通”成功將茅盾與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800多位民主進步人士從日軍的鐵蹄下救出，護送到大后方。

　　“我們走的路線是九龍—東江—老隆線，是第一批從這條路線撤退的人。后來有千把文化人，在香港地下工作者的安排下和東江游擊隊的保護下，陸續沿這條路線逃離香港，平安到達了內地。這是抗戰以來共產黨組織的最偉大的一次搶救工作。”

　　解放戰爭后期，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直接指揮下，“紅色交通”展開了持續一年之久的“北上!北上!”行動。通過6條交通線，分大小20多批，“紅色交通”秘密護送了茅盾、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馬敘倫、馬寅初等1000余名民主進步人士從香港北上，協商共建新中國。

　　“我和德沚是第三批，與李濟深同行，乘的是直航大連的蘇聯船。”“我們于1948年除夕秘密上船，在北行的船上迎來了新的一年。”

　　“1949年1月7日，輪船駛進了大連港。大家蜂擁到甲板上貪婪地眺望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啊，我們來到了!我們終于勝利地來到了!在碼頭上歡迎的人群中，我看見了張聞天頎長的身影，他正揮舞著雙手在向我們致意!”

　　當茅盾回憶兩次香港獲救的情形時，不知他是否意識到，這兩次“偉大的營救”，正是秘密交通戰線完成的，而他，曾于初升的晨光下，漆黑的子夜里，毅然走在這支隊伍的最前列。

　　“自從選擇了你，人生就有了前進的方向。目光堅定，腳步有力，沒有什么艱難險阻可以抵擋……”建黨百年之際，電視連續劇《絕密使命》在中央電視臺熱播，把聚光燈投向當年連接上海與瑞金的那條“紅色小路”。

　　極目遠眺，人們的目光在這小路的盡頭搜尋到了一串腳印，清晰如初，閃閃發光。

　　是的!正是茅盾1921年底從《小說月報》編輯部踏出的這串腳印，在黑暗、崎嶇、兇險中開辟出一條“紅色血脈”，歷經百年，成就了“紅色交通”隱秘而偉大的絕密使命。

　　百年后的今天，“紅色交通”的首位專職交通員茅盾已經遠去了，那些追隨茅盾前仆后繼走刀鋒的無名身影已經遠去了，可百年前《小說月報》編輯部踏出的那第一串腳印，卻始終閃耀于我們的眼前，鏗鏘于我們的耳畔，巍然于我們的心間。

　　無論再過多少個百年，那串腳印也不會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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