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在1961年秋寫過這樣一首詩：

　　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

　　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

　　這首詩，前兩句，寫的是屈子的才華和敢于斗爭的精神——“賦楚騷”、“握有殺人刀”，是前兩句的關鍵。

　　后兩句，則是主席借古諷今。

　　為什么主席會感慨“艾蕭太盛椒蘭少”？

　　要知道，這是1961年！

　　國內外在此之前，發生了這樣三件事：

　　第一，一線領導同志的頭腦發熱和主席的極力糾“左”。

　　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運用一切人類先進成果、調動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打擊官僚主義以保證群眾當家做主的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確立了！但是理解總路線的人少之又少——主席強調的是實事求是的總路線，但是一線的一些領導同志偏偏頭腦過于發熱，不聽主席言。

　　早在成都會議，主席老人家就講：“凡是根據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能辦到的，就應當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現在有股風，十級臺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壓縮空氣不是潑冷水,而是要把事情辦得扎實一點。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要有具體措施。”（《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19頁）可見主席的實事求是。

　　一些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指標都是集體表決通過，當時全國干群都有快速強國的情緒，而且大家都著急、主席也著急的時候，主席還比其他一線干部還要冷靜、理智得多。主席不是封建皇帝，沒有獨裁決定權，他也要服從多數，多數決定之后他也要按著集體的決定辦。一提到指標就直接定義為完全是主席個人的責任，是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當時主席已經盡力去強調了注意實事求是、反對不扎實的浮夸。

　　關于反對糧食浮夸，主席也是堅決的。“我同意趙紫陽同志的意見，早造每畝能收三百斤已經很好，比去年的二百斤增長百分之五十，何況還有三百五十到四百斤的希望。原先的八百斤指標是高了，肥料和深耕兩個條件跟不上去。這是由于缺乏經驗，下半年他們就有經驗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82頁）

　　主席原則性就是這樣的強——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對干部則是嚴格要求。

　　農民和主席講萬斤，主席不置可否，不當面揭穿。干部一和主席講萬斤，主席立刻痛批：“萬斤？堆也堆不起來！”

　　于是乎，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廬山會議，主席反反復復強調不要浮夸風，不要“放衛星”……

　　甚至在《黨內通信》，主席直接告訴中基層干群：“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黨內通信》）

　　主席也堅持和同志們同呼吸、共命運，為了號召大家共同檢討問題、糾正問題、渡過難關，他主動在《十年總結》做自我批評：“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會議是為了想再減一批而召開的，我和陳云同志對此都感到不安，但會議仍有很大的壓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個恰當的指標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96年版）》（第九卷）：《十年總結》）

　　正如薄一波所說，對于“左“的問題，主席是第一個發現并糾正的。（薄一波：《領袖元帥與戰友》）

　　奈何很多一線經濟工作者特別是地方經濟工作者并不深刻理解主席的意思，沒有深刻領會到糾“左”的必要性。例如四川李井泉、河南吳芝圃……這也是主席所無奈的。

　　看看《毛澤東文集》（第八卷），1959年7月到1960年12月，主席寫了《糧食問題》等等多篇文章，不遺余力的糾正“左”的問題。

　　主席為什么反反復復講、苦口婆心的講？因為他知道有些人還沒聽呀！

　　1961年，主席為什么寫了“艾蕭太盛椒蘭少”？這里就能看出來，他的理智政策不被理解，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一線領導同志的“一平二調”和主席不遺余力的反“一平二調”

　　1958年，實現農民就地變工人、逐漸實現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不發達社會主義向發達社會主義過渡、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載體——集體公社產生了。但是，一線領導同志，特別是省級一些領導，不理解主席強調的“兩個過渡”，想一下子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搞“社共隊產”、“一平（平均主義）二調（直接調糧）”。

　　公社本來是通向共產主義的橋梁，是好東西，但是一線經濟工作者理解不到位，非要強行過渡到全民所有制，這是主席所反對的。

　　北戴河會議決議之中，主席特意加了這樣一段話：“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還是以采用集體所有制為好，這可以避免在改變所有制的過程中發生不必要的麻煩。實際上，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中，就已經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這種全民所有制，將在不斷發展中繼續增長，逐步地代替集體所有制。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424頁）

　　然而，響應主席號召、注意區分兩大所有制的，還是少數。一些一線領導同志，忽視兩大所有制的區別，甚至想取消商品生產、取消貨幣關系、取消等價交換、否定價值規律……這些恰恰是主席堅決反對的。

　　所以，鄭州會議，主席特別強調了兩大所有制的區別，特別強調了反對混淆兩大所有制的“左”的錯誤；所以，武昌會議，主席繼續糾“左”。當時，竟然只有王稼祥一人表態和主席糾“左”。“王稼祥由于對實行供給制以及急于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等問題有疑慮，在會議期間鄭重地向劉少奇提出，建議中央常委不要在報紙上公布人民公社的決議……毛澤東說:這么多中央委員沒有一個人提出異議，唯獨稼祥提出了不同意見，那好!可以組織幾個人開個小會，讓他詳細說說他的看法。”（《王稼祥年譜》1958年，459頁。）

　　主席也是人，不是神，他發現問題也有一個過程。起初，他看了趙紫陽關于反對瞞產私分的報告之后提到了注意反對瞞產私分的問題。但是經過調查研究，主席第一時間發現——并不是瞞產私分的問題，而是社共隊產、無償沒收農民糧食的問題。

　　于是，第二次鄭州會議，主席特別強調糾正“左“的問題，反對一平二調，反對“社共隊產”，反對剝奪農民，甚至說了這樣的話；“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齊同我‘右傾’，那么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現在，六中全會決議很多東西沒有實行。比如等價交換，根本就忘記了，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這種辦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3章，1959年，66歲）

　　也正是第二次鄭州會議，主席領導下，對公社確定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穩定了公社制度。公社制度是毛主席對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創性貢獻。

　　其特殊的原創性貢獻在于，以“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首次成功探索出了在脫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極端貧窮落后而且農民小生產者規模空前巨大的大國穩定農村集體所有制的道路。其普遍的原創性貢獻在于，首次找到了生產力水平不足以實現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實際情況下縮小工農差距、縮小城鄉差距、變農民為工人、擴大無產階級的階級基礎、發展鄉村生產力、實現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正確辦法。農業區辦工業，國家支付不起、生產力水平還低，怎么辦？就要以公社為載體辦工業。隨著生產力發展，國家能支付起之后，再把社隊工業變為全民所有。這是唯一正確的辦法。不這樣做，不縮小城鄉工農差距，就會導致城鄉分化越來越嚴重，不利于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

　　雖然主席迅速糾正問題、盡力而為，但是一線經濟工作者還是難以充分理解主席的正確政策意圖。于是，主席在1959—1960年，寫了《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等一系列糾“左”的光輝著作。

　　這樣的環境狀況下，主席怎能不有感而發？“艾蕭太盛椒蘭少”！

　　第三，中蘇決裂。

　　1958年7月，已經復辟了官僚資本主義的蘇修就開始暴露了他們殖民我國的野心，提出要搞“聯合艦隊”。

　　這時，主席老人家大發雷霆，和蘇修針鋒相對。

　　主席的態度很清楚——理論問題不是侵犯我國人民利益的原則問題，你們復辟你們的，我們還不和你們翻臉。你們想和我們搞盟友關系，我們還可以借機發展自己。但是你們敢侵犯我們的人民利益，敢真的觸犯原則問題，我們就寸步不讓了！

　　主席對尤金發了無產階級的雷霆之怒：“我這些話很不好聽，你們可以說我是民族主義，又出現了第二個鐵托。如果你們這樣說，我就可以說，你們把俄國的民族主義擴大到了中國的海岸。”“搞海軍‘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著的時候，我們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過嘛!”（《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

　　炮擊金門剛剛沉重打擊了美帝國主義，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就徹底露出了狐貍尾巴，見殖民我國不成，就徹底和我們決裂了。

　　1959年6月，蘇聯決定撤走專家、資金、設備。

　　蘇聯撤資，我們更要依靠對本國農業的加大提取來支援工業；蘇聯撤資之后還要逼債，我們更要依靠本國農業的加大提取來還債。

　　三年困難，我們也不能完全歸咎于一線經濟工作者的“一平二調”，因為蘇修的撤資后維持工業和還債，是他們加大“調”的力度的主要原因。

　　蘇修壓迫，我們就要反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大論戰開始了。

　　“這三個階段的論爭，毛澤東都親力親為，幾十次召集中央領導層開會，討論修改文章，僅是“七評”就修改了18次，最后都由毛澤東定稿。正是在第三個階段的論戰中，毛澤東1964年3月會見羅馬尼亞外賓時，明確把這場筆墨官司說成是打‘文仗’”（陳晉：《“武仗”可以打，“文仗”更不怕》）

　　這次論戰在國際共運史上，涉及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廣義上的中蘇論戰甚至可以追溯到1956年蘇共二十大，并持續到主席去世）、雙方發動規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甚至出現了我們在珍寶島的“文攻武衛”。

　　1960年4月22日，《紅旗》雜志編輯部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了《沿著偉大的列寧主義道路前進》，中共中央宣傳部發表了《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等文章，全面批判了修正主義。之后，我們還發表了反擊赫魯曉夫的聲明。

　　面對我們中國堅持社會主義、揭露和批判蘇聯修正主義、和錯誤路線針鋒相對，其他很多甘當蘇修半殖民地的修正主義國家，對蘇修搞“趨炎附勢”，而不支持堅持真正科學社會主義路線的中國。

　　這能不讓毛主席感到“艾蕭太盛椒蘭少”嗎？

　　可見，主席寫“艾蕭太盛椒蘭少”，體現了他當時的真實情緒！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

　　面對“艾蕭太盛椒蘭少”，屈子選擇了“一躍沖向萬里濤”。而毛澤東就是毛澤東，他選擇了迎難而上、披荊斬棘，帶著他那身經百戰的中國共產黨和擁護黨、擁護他的人民，殺出了一條血路，克服了三年困難。面對比較嚴重的自然災害，特別是面對蘇聯修正主義撤資和逼債導致的經濟條件困難，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多數人民竟然勒緊褲腰帶，跟著共產黨，同甘共苦的度過了三年困難時期；經過“二五”計劃的努力，我們中國的工業產值達到了總產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工業化基本實現，朝著四個現代化的方向邁進；我們自己的導彈造了出來，連自己的原子彈也造出來了……

　　取得了這樣偉大的成就，毛主席也是絲毫不強調是他的功勞，他強調是黨的集體的功勞。相反，這一時期，毛主席做的自我批評卻是最多的——其他黨內同志都沒他這樣坦誠，沒有他做的多，不信就看年譜！

　　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他在叢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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