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市場經濟醞釀于明朝成化、弘治年間,開始形成于嘉靖、萬歷年間,最終形成于清朝康熙中后期到雍正之時。乾隆時期,隨著國家大一統的真正出現,邊疆地區市場得到開拓,內地和邊疆民眾的生產生活皆被納入全國市場網絡之中,中國早期市場經濟得到初步發展。
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小農經濟仍是明清時期的基本生產結構。但這一時期的小農經濟與此前已有很大不同,市場化趨勢明顯,小農與市場的聯系日趨密切。他們商品意識增強,根據市場需要和自身優勢調整農業生產結構,放棄單一的農作物種植,以獲利多寡確定經營的方式和品種,種植經濟作物,發展高效農業,“商農并用”,農商一體。例如,“廣州凡磯圍堤岸皆種荔枝、龍眼,或有棄稻田以種者”。每當成熟季節,龍眼和荔枝堆積“若丘阜”,大批商人前往購買。荔枝和龍眼交易的興盛還帶動相關行業的發展,創造新的就業崗位,“為栲箱者、打包者各數百家,舟子、車夫皆以荔枝、龍眼贍口”。
家庭手工業也突破自給性生產的范圍,面向市場安排生產,有的甚至從農業中脫離出來,成為專業的手工業者。例如,松江棉布衣被天下,金澤鎮無論貧富之家,婦女無不紡織。“肆中收布之所,曰花布紗莊。布成持以易花,或即以棉紗易,輾轉相乘,儲其余為一家御寒具,兼佐米鹽。”盤龍鎮“俗務紡織”,“織者率日一匹”,“東鄉日用所需,都從此出”。金澤鎮和盤龍鎮的棉紡織業都是面向市場生產的。松江暑襪名聞遐邇,但萬歷以前,松江沒有暑襪店,萬歷以后才開始用尤敦布制作單暑襪,輕便美觀,銷路很好,遠方爭購。松江府治西郊開有百余家暑襪店,“合郡男婦皆以做襪為業,從店中給籌取值”。
在官營手工業逐步采取市場配置資源方式的同時,民營手工業所需資源更是通過市場配置,且比官營手工業更為徹底、規模更大。例如,蘇州從事絲織業的機戶所用工匠由雇傭而來,時人蔣以化說:“我吳市民罔藉田業,大戶張機為生,小戶趁織為活。每晨起小戶百數人,嗷嗷相聚玄廟口,聽大戶呼織,日取分金為饔飧計。大戶一日之機不織則束手,小戶一日不就人織則腹號,兩者相資為生久矣。”浙江崇德石門鎮榨油業發達,約有榨油作坊20家,每一榨油作坊需精壯丁夫數十人,20家共需800余人。但石門鎮人口不多,“輒募旁邑民為傭”,“夜作曉罷”,“一夕作,傭值二銖而贏”,榨油工系榨油作坊主從鄰近縣雇傭而來,他們之間是平等雇傭的關系。
某種程度上說,一部明清史就是一部中國早期市場經濟醞釀、逐步形成和初步發展的歷史。中國早期市場經濟的逐步形成和初步發展,是明清商人隊伍壯大、地域商人集團勃興的重要社會背景。近代中國的市場經濟并非全是海外舶來,明清早期市場經濟是近代中國市場經濟形成、發展的基礎和條件。
(原題《論明清時期的早期市場經濟》,摘自《西南大學學報》2023年第3期)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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