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誠自述》出版于西歷1994年10月，此時距黃克誠去世已經八年。該書由黃克誠的妻子唐棣華署名的《后記》中寫道：“黃克誠在逝世前幾年中對他自己的一生經歷作了詳細回憶，當時他雙目已近失明，因此由克誠講述，我和孩子們忠實地記錄整理。文內所述之事，都是黃克誠自己說的……”據此，《黃克誠自述》是根據家人“忠實地記錄”他的口述所形成的記錄稿整理而成的，雖然出版時沒有（無法）經黃克誠本人審定，但應該相信它是基本反映了黃克誠的意思的。

　　不過，有一個小問題似乎值得說道一下：《黃克誠自述》中凡提到毛澤東主席的地方都是用“毛澤東”稱謂，但眾所周知，黃克誠生前曾因為胡喬木修改自己的講話稿時將“毛主席”的稱謂都改成了“毛澤東同志”而堅決地反對，明確說：我認為不應該修改“毛主席”的稱謂，這么改我從感情上過不去，還是用“毛主席”好。（參見本公眾號文章《    “毛主席”稱謂：黃克誠的堅持與胡喬木、孟偉哉的更改   》）因此可以肯定，黃克誠老同志在口述時不可能對毛澤東主席直呼其名“毛澤東”（更不用說連“同志”都不加！），其家人“忠實地記錄”下來的記錄稿中提到毛澤東主席的地方一定是“毛主席”或“主席”，是在出版時被更改了。是家人整理記錄稿時改的？還是出版社編輯力主要改的？最可能的是后者。

　　《黃克誠自述》中對革命歷史和人物的述說評判，很能體現出黃克誠老同志耿直坦率的性格。當然，耿直坦率并不代表正確無誤，不代表沒有認識的局限。比如其中一段有關江西蘇區時期毛澤東主席的議論：

　　【何篤才……在古田會議之前朱、毛的爭論當中，反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從此便不受重用。……他曾對我說過，毛澤東這個人很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論政治主張，毛澤東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我問他：既然如此，你為什么要站到反對毛澤東的一邊呢？他說，他不反對毛澤東的政治路線，而是反對毛澤東的組織路線。我說：政治路線正確，組織路線上有點偏差關系不大吧？他說：不行！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不應該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問他：毛澤東的組織路線究竟有什么問題？他說：毛澤東過于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像這樣的組織路線，何以能服人？對何篤才的這番話，我是在一年以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中，已經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認他的政治、軍事路線正確。然而，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后，輕而易舉地奪了毛澤東的權，以錯誤的政治、軍事路線，代替了正確的政治、軍事路線。其所以會如此，蘇區的同志相信黨中央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組織路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見《黃克誠自述》第100—101頁，人民出版社西歷1994年10月第1版。）

　　總結上述引文，何篤才認為毛主席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但他的“組織路線”有“問題”，而這個“組織路線問題”在他看來是“過于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說白了，就是重用、重視聽自己話的人，不重用、輕視違逆自己的人。黃克誠贊同他這個看法，并分析說：毛主席當年在江西中央蘇區本來“已經有了很高的威望”，但卻被臨時中央“輕而易舉”地奪了權，被“排斥”在領導圈子之外，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犯了“組織路線偏差”的錯誤而“失掉了一部分人心”。

　　何篤才和黃克誠的看法值得商榷。

　　應該說，毛澤東主席當然不是那種“中庸之道”的好好先生，在探索革命道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過程中，對干部的任用不可能做到完美無缺、人人滿意，會出現某些失誤，但這談不上“組織路線問題”，因為很簡單：組織路線是政治路線的重要保障之一，如果組織路線錯誤，就不可能創造領導三次反“圍剿”勝利、把江西蘇區發展成為最大革命根據地的輝煌業績。

　　至于毛主席被臨時中央“輕而易舉地奪了權”，這恐怕不能說明他的組織路線有什么大問題，反而恰恰表明他堅守了符合革命利益的組織原則：他沒有因為自己在江西蘇區威望高、創立革命根據地功績大、黨內資格老，就在組織方面去對抗年輕書生們組成的臨時中央；他與自己信用的軍隊干部和地方干部的關系完全建立在革命事業上，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威培植個人勢力，他領導下的軍隊和黨組織具有極強的服從上級的組織紀律性，所以臨時中央奪他的權才能輕而易舉、毫無障礙。可見，毛主席黨性強、組織路線革命化，他是真正的公者。（雷潔瓊曾評價毛主席為“公者千古”）

　　什么是組織路線錯誤？長征中張國燾分裂事件很能說明問題。當時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和政委帶著一部分四方面軍部隊，與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一起組成右路軍北上，已經過了草地，這時張國燾控制左路軍拖延不進，并流露出要南下的意思，毛主席找總指揮和政委做工作，他們兩人都表示贊成中央的北上決議，但隨后張國燾發來電報“命令”右路軍南下，總指揮和政委就改變態度表示要按張國燾的意思辦，致使中央和一方面軍部隊只能“不辭而別”單獨北上。張國燾另立“中央”，四方面軍的多數高級干部是贊成的。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張國燾為了逃避將要因為另立“中央”的錯誤受到處分的后果，篡改中央的寧夏戰役計劃，授意四方面軍西渡黃河到青海、甘肅去“開創新局面”，試圖以此保持自己的勢力作為要挾中央的籌碼，四方面軍的總指揮、政委等領導人在明知中央意圖的情況下仍然執行張國燾的暗中指令，將四方面軍主力帶到了黃河以西人煙稀少的荒原沙漠地區，致使“西路軍”幾乎全軍覆沒。這些歷史教訓表明，當時四方面軍的許多干部對黨的組織原則認識不清，目無中央，唯張國燾的馬首是從。為什么會這樣？就是因為張國燾違背革命原則，在任用干部時實際上實行了培植“張家軍”的軍閥主義式的組織路線。

　　綜上可知，何篤才與黃克誠老同志的“組織路線”認識有較大偏差，這使他們對革命中某些問題的觀感局限性很大。當然，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革命隊伍中只可能出現一位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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