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題記：2020年1月23日這一天，無疑在歷史上留下深深印記。從那天開始，武漢“封城”了。從那以后，每年到了這個時候，總會有人提起這件事情。我在那個特殊日子里，和我武漢同胞一樣，內心極其著急，甚至還有些焦慮。不過，很快我就想起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當年戰勝血吸蟲的想法說法做法，給了我極大力量，我堅信在處理大事上，毛主席在道層面會給我們精神力量，在器層面毛主席也會給我們提供可資借鑒的想法說法做法，我們只要深悟毛主席之道，那就一定能戰勝苦難，道器變通的。那天晚上十點多，我寫了一篇文章在我的微信公眾號上發出來，也算是我的個人見解，是一個普通教師對社會盡一份責任，慶幸的是我的文章很快引起各界人士的關注，也得到了有關人士的鼓勵和支持。不過，作為一名毛澤東文化的研究者，我這4年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毛主席說的“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結合“送瘟神”，對于黨組織來說，按照毛主席的一貫做法，老人家從戰略上考慮無疑指的是全黨，從戰術上考慮，老人家必定會落實到黨的某一個具體機構上，那這個機構的負責人是誰呢？經過查閱大量歷史資料，我終于找到了比較權威的參考資料。原來1955年毛主席在視察杭州時，在前期大量調查研究基礎上，決定成立一個黨內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即“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組長是毛主席親自指定的，由柯慶施同志擔任，柯慶施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事實證明，柯慶施同志是勝任這一職務的，他沒有辜負毛主席的囑托，他對毛主席關于血防方面的一系列指示，尤其是對毛主席的想法悟得深想得透，所以柯慶施負責具體領導組織的這個“小組”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具體工作。在很短時間內，血防工作取得那么快那么好的成效，柯慶施同志及中共中央血吸蟲防治領導小組功不可沒。通過對柯慶施的使用，我們也可以悟出老人家在人力資源管理的一些道道來。

　　01

　　毛主席為何要“黨內成立防治血吸蟲領導小組”？

　　在渡江戰役時，當我們的戰士被感染上血吸蟲病導致非戰斗減員的消息傳到黨中央時，毛主席憂心忡忡，這也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觸有關血吸蟲病的信息。

　　1950年，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人民政府動員各方面力量對血吸蟲病流行情況展開普查，全國血吸蟲病人人數為1000多萬，其中晚期病人60萬，受疾病威脅人口達1億多，并且疫情傳播迅速，新增病患多。疫情嚴重的地方，人口感染率達60%至70%，有的村莊甚至達到90%以上，出現整戶整村人口死亡的情況。江蘇省高郵縣，1950年春季爆發一次震驚全國的血吸蟲病感染事件。5250人中一次性急性感染4019人，先后死去1335人。當時，有民謠這樣形容疫情的可怕：“身無三尺長，臉上干又黃。人在門檻里，肚子出了房。”“婦女遭病害，只見懷胎不生崽。難聽嬰兒哭，十有九戶絕后代。”血吸蟲病的防治，成為迫在眉睫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

　　時刻牽掛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的毛主席，花費了巨大精力研究、防治血吸蟲病。他把對血吸蟲病的防治上升到政治高度，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加強衛生防疫工作。

　　毛主席首先強調加強調查研究，指導衛生部門、專家學者對疫情開展深入調查，掌握其規律和危害。1951年，毛主席派人對余江縣的疫情展開調查，確認余江縣為血吸蟲病流行縣。1953年，他又派人到余江縣馬崗鄉進行疫情研究，開展實驗工作。

　　1953年沈鈞儒先生在太湖療養，發現血吸蟲病流行猖獗，9月16日寫信向毛主席反映這一情況。對此，毛主席極為關注，9月27日即復信指出：“血吸蟲病危害甚大，必須著重防治”。并將來信轉給當時的政務院文教委員會負責同志處理。

　　衛生部門也加強了調查研究和防治措施，作了許多工作，但和任務的要求差距還很大。隨著廣大農村土地改革的完成，農業合作化的發展，消滅血吸蟲病已成為保障人民健康，發展生產，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緊迫任務。

　　經過一段時間觀察，毛主席感覺需要親自去推動血防工作。這是老人家一貫的作風，他不喜歡老是埋怨下屬，埋怨別人，而是通過自己的或者自己指導下的調查研究，找到關鍵環節，抓住關鍵要素，采取強有力措施，這樣才會出現切實解決問題的道器變通之變，進而才會有推而行之謂之通——道器變通的局面產生。

　　1955年11月1日晚毛主席乘專列離開北京，晚上11點50到達天津，和天津市委書記黃火青、副市長萬曉塘談話。11月2日早七點到達山東德州,3日凌晨1時50分到達兗州，4日凌晨1時45分到達滁州，一直到5日晚到達杭州，在劉莊住下，沿途毛主席馬不停蹄找當地負責同志談話，了解情況，這種工作方式對于一位60多歲的老人來說，真可謂拼命了。

　　在杭州老人家一面處理各種國內外大事，一面還時刻不忘作調查研究，例如11月7日毛主席向警衛一中隊的7名江蘇、浙江籍戰士了解農村情況，10日，又向剛剛探親歸隊的幾名戰士了解他們家鄉農村情況。

　　正是掌握了這么多材料之后，到了11月17日毛主席把衛生部副部長、黨組書記徐運北從北京接到杭州,。

　　據徐遠北回憶：

　　【11月17日我到杭州后，中午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當時，毛主席在杭州召集華東、中南地區省委書記開會研究農業問題。毛主席在午飯時間，一面聽我匯報，一面和柯慶施等省委書記商談。毛主席說，廣大農民翻了身，組織起來發展生產，必須幫助農民戰勝危害嚴重的疾病。當我匯報到危害人民的幾種疾病，最嚴重的是血吸蟲病，患病人數多、流行地區廣等情況時，毛主席說，有這么多病人，流行的地區又那么大，要認識到血吸蟲病的嚴重性，我們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我匯報現在病人多，治病還沒有理想的藥物，毛主席說，要充分發揮科學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藥物和辦法。當匯報到管理糞便、管理水源、消滅釘螺等任務艱巨時，毛主席說，要發動群眾，不依靠群眾是不行的，要使科學技術和群眾運動相結合。省市委書記們插話談到各地發病情況和群眾的要求，都贊成要把血防工作和發展生產結合起來。當時衛生部有一個十五年消滅血吸蟲病的初步計劃。有的省委書記說，根據發展農業生產的需要和廣大群眾的迫切要求，是否可以提前消滅血吸蟲病。毛主席說，要考慮廣大人民的要求。經議論，后來改為七年基本消滅血吸蟲病。大家在討論中談到防治血吸蟲病不只是衛生部門的事，也關系到農業、水利、宣傳、教育等部門和共青團、婦聯等群眾團體，要有統一領導。毛主席說，光靠衛生部門是不行的，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成立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由柯慶施負責。大家還談到要充分發揮中醫的作用。

　　當天下午毛主席和省委書記繼續開會。晚飯時，仍然是一面吃飯，一面議論防治血吸蟲病的問題，最后毛主席說：我看就這樣定下來，由黨委統一領導，全面規劃，黨內成立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柯慶施為組長，魏文伯、徐運北為副組長，農業部和重點疫區的省委書記或省長參加，就叫九人小組。有血吸蟲病的省、地、縣也成立七人小組或五人小組來領導這項工作。九人小組第一次會議要迅速在上海召開，各省立即行動。衛生部要把消滅血吸蟲病作為當前的政治任務，依靠黨的領導。各有關黨委要親自抓，了解情況，總結經驗，并盡快編出通俗小冊子，把消滅血吸蟲病的知識和方法向群眾進行宣傳。當時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對毛主席的指示都很贊成。

　　毛主席還親切地指示我：“你明天就要離開這里，到上海準備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會議，在路上，先看看浙江重點疫區的情況，一定要調查研究，深入基層，親自掌握情況……”第二天上午，由浙江省衛生廳的同志陪我到嘉興縣重點鄉了解病人和釘螺分布情況，然后轉赴上海。在疫區，我耳聞目睹，進一步認識到血吸蟲病的危害，更加體會到毛主席關于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是完全正確的，毛主席從方針政策到工作方法都作了明確具體的指示，使我受到的教育終生不忘。】

　　從這段回憶可以看出什么來？

　　老人家關于血防工作的想法說法做法，多么細致，真可謂有方向，有措施，而且直接落實到具體的組織領導機構，落實到具體的人。

　　徐運北是衛生部的領導，他來配合組長柯慶施，加上重點疫區的地方負責人參加領導小組，這樣黨組織、科學家和人民群眾的“三結合”就有了強有力的組織保障。

　　當然，這里面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道層面的因素，那就是毛主席這個無與倫比的精神象征，毛主席的囑托，毛主席交給的任務，其精神力量，必定會轉化成物質力量來。

　　這是必然的。

　　毛主席經過調查研究，這是由器而道的過程，毛主席制定了方針政策，然后通過組織有形的機構貫徹下去，這就是由道而器的過程。

　　這是毛主席群眾路線的具體體現，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去的循環過程。

　　所以，徐遠運北在毛主席誕辰100周年時，回憶老人家當年的諄諄教誨，說出了那么真切感人的話語來，那是對毛主席真心實意的敬佩、擁戴。

　　徐運北還介紹了從那以后，全國血防工作迅速發生了巨大改變，他也談到這個我們熟悉的例子：

　　【1956年春傳達毛主席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后，結合實施農業發展綱要，余江縣委緊急動員，制定“半年準備，一年戰斗、半年掃尾”消滅血吸蟲病的規劃，縣委第一書記親自指揮，廣大群眾踴躍參加，掀起了消滅血吸蟲病熱潮，開新溝，填舊溝，開新塘，填舊塘，消滅釘螺修建新的良田。6000多病人也全部治愈，經過兩年苦戰，消滅了血吸蟲病，疫區發生了根本變化，出現了勞力增強，產量提高，人畜興旺，欣欣向榮的新氣象。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報道了余江縣消滅血吸蟲病的消息，毛主席看后，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筆，寫下了《送瘟神》的光輝詩篇。】

　　毛主席為何能夠讓血防工作迅速有了那么大的突破？

　　請注意，毛主席親自到地方上組織血吸蟲重災區的相關領導，成立“黨內血吸蟲防治領導小組”，由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中共上海局書記柯慶施牽頭，衛生部黨組書記任副組長，這樣無形之中就調動了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就比較容易產生突破效應——道器變通之變。

　　1956年在《論十大關系》里，毛主席就“中央和地方關系”作了這樣概括性闡述：

　　【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

　　實際上在《論十大關系》形成以前，毛主席就已經開始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實踐了，老人家親自抓的“黨內成立防治血吸蟲領導小組”這一工作，可謂典范。

　　再明確一點說，如果光靠此前自上而下的做法，雖然有成效，但成效不夠理想。

　　毛主席在領導工作的科學性上，有著獨特的想法說法做法，事實上那是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的道器變通。

　　實踐反復證明了的，不服不行。

　　02

　　1954年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

　　唯獨又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柯慶施任書記

　　中共中央地方局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大革命時期。

　　中共中央地方局作為黨中央的地方代表機關，代表中央領導某一區或數省黨的工作。

　　1924年12月20日在北平成立北方局。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黨在全國先后設立了十幾個中央局，如北方局、長江局、中原局、南方局、東南局、陜甘寧邊區中央局、西北局、晉察冀中央局、晉冀魯豫中央局、華北局、華中局、華東局、東北局、鄂豫皖中央局、中南局、西南局等。

　　1949年形成了六大局：

　　華北局（駐北京，轄京、津、冀、 晉、 內蒙）、

　　東北局（駐沈陽，轄東北三省黑、吉、遼）、

　　華東局（駐上海，轄滬、蘇、浙、皖、閩、 贛“開始屬中南”、魯）、

　　中南局（駐武漢，轄豫、鄂、 湘、 粵、 桂、 瓊 ）、

　　西南局（駐重慶，轄渝、川、貴、云、藏）、

　　西北局（駐西安，轄陜 、甘、青、寧、疆）。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的決定，六大局撤銷。

　　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為柯慶施（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其職責主要是面向農村、針對上海及江浙兩地工農業生產、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以及對中央指示、方針的貫徹執行情況進行檢查、了解。

　　在“六大局”撤銷以后，又成立上海局，這個舉措十分有意思，耐人尋味。

　　如果結合毛主席“黨內成立防治血吸蟲領導小組”的決策，那么也許會領悟到老人家的深謀遠慮。

　　簡單介紹一下，柯慶施（1902年7月24日-1965年4月9日），安徽歙縣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在中共中央秘書處工作。

　　1928年任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書記，這是早年在上海工作的經歷。

　　1929年后任紅五軍第五縱隊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河北省委軍委書記；抗日戰爭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邊區民政處處長、財經辦事處副主任、石家莊市市長。

　　新中國成立后任南京市市長、江蘇省委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南京軍區政治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八屆五中全會增選）。

　　1965年4月9日63歲因病在成都逝世。

　　看了這個簡歷，就知道柯慶施是一位老資格的共產黨員，同時在地方工作時間長，尤其是在華東地區工作時間較長。

　　毛主席在使用柯慶施的具體方式方法上，也有獨到之處。

　　關于柯慶施在毛主席黨中央領導下，具體組織領導血防工作，以及他在上海工作期間，上海經濟建設（以重工業、輕工業為標志）的突飛猛進發展，姑且不說，這里再說兩件事情。

　　一個上海交大西遷。

　　新中國成立后，為適應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需要，并為改變舊中國遺留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現狀，同時也為支持西部社會經濟發展，國務院決定將交通大學從上海內遷至西安的歷史事件，時間跨度為1955年至1959年。

　　這個事情對上海地方利益來說肯定是不利的，與此同時上海交大內部教師也需要做許許多多細致的工作。

　　作為上海的一把手，柯慶施無疑就是一個十分關鍵的人物了。

　　1956年上海市人代會上，復旦大學的一個教授發言批評市委不挽留交大，引起較大輿論反響。1957年圍繞遷校發生激烈爭論，但柯慶施和市委、市政府多次表態支持西遷，并親自到學校與教師交流。上海也不光是支持交大，對整個西部建設都出了很大的力，當時在西安的上海人有10萬之多。

　　《解放日報》1957年6月20日報道，柯慶施在交大教師座談會上說“交大西遷利多弊少。有利社會主義建設有利學校本身發展，希望交大師生能從全局考慮問題。”

　　交大西遷，這件事可謂功德無量，這與后來的三線建設可以聯系在一起考量。

　　柯慶施就是在他考察三線建設的時候，病逝于成都的。

　　這里要提一下，毛主席有個重要的指導全國工作的方針叫“全國一盤棋”，這是老人家接受柯慶施的說法，然后向全國推廣的。

　　1959年2月18日，柯慶施在《人民日報》發表《論“全國一盤棋”》的文章，這是他根據上海的經驗總結得出的結論。

　　柯慶施在道層面對毛主席的想法說法做法，領悟頗深，不是靠吹牛拍馬，或者靠揣摩上司意圖所能完成的，那是封建官場的下三濫，在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根本行不通。

　　另一件事，那是柯慶施領導上海文化發展的事情。

　　《新華日報》（南京版）1963年12月29日

　　柯慶施提出“第一是提倡話劇；第二是提倡現代劇；第三是總結交流創作和演出現代劇的經驗”，這無疑是真知灼見。

　　毛主席一貫強調“厚今薄古”，反對“厚古薄今”。

　　上海搞出像“上海之春”那樣大規模的文藝演出，與上海市委的領導不無關系，而上海市委主要領導如果不懂文藝，那也是領導不好的。

　　我們知道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道器變通之基來自1961年空政文工團集體創作并演出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第五屆“上海之春”音樂會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第五屆“上海之春”音樂會的宗旨是“努力促進音樂舞蹈革命化、民族化”，由3000人演出的《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更被《人民日報》譽為“充滿著革命激情和具有偉大時代氣魄的大型歌舞，以磅礴的氣勢反映了40多年來（從1921年算起），中國人民在黨和毛主席領導下進行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

　　1964年7月13日晚，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一起在上海考察觀看了《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并連夜召集上海市文化局局長孟波，副局長、大歌舞藝術指導許平，表示計劃由北京與上海合作，在國慶前編創一部大型歌舞。由此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開始了創作排演。

　　這幅照片是柯慶施同志和周總理一起陪同毛主席觀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

　　至于后來上海文藝工作者在八個樣板戲里，貢獻了現代革命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和現代革命舞劇《白毛女》，就不細說了。

　　毛主席十分欣賞柯慶施，不是偶然的。

　　毛主席給柯慶施委以重任，也是理所當然的。

　　從1954年到1965年，柯慶施作為上海市的一把手，在毛主席黨中央領導下，通過上海市委市政府，帶領上海市人民進行了各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的成績，那是有目共睹的。

　　03

　　毛主席在人力資源管理上，突出的特點是什么？

　　我研究人力資源管理時，習慣于將其概括為5個字：選用育激留。

　　也就是選才、用才、育才、激（勵）才、留才。

　　毛主席在這5個方面，都有許許多多經典案例。

　　例如，老人家在選擇柯慶施上，主要是慧眼識英雄；在使用上，則體現的是大膽；在育才上，就是敢于給他壓擔子，這實際上是高標準嚴要求；在激勵上，是果斷采納他的建議，或者推廣他的好的想法說法做法，如“全國一盤棋”。

　　至于留才，那是依靠理想、信念的認同，不存在問題。

　　作為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的各式各樣的人才，千千萬萬，數不勝數，老人家的的確確有著非凡的想法說法做法，針對不同的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是在道層面那又是在空間上統一的，在時間上一致的，也就是說是一視同仁的，不存在宗派主義那些庸俗的搞法，所以毛主席做人過得硬，在黨內威信高，無與倫比。

　　各種各樣的人才，只要沒有偏見，對毛主席的三法（想法說法做法），一般都是三通（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的。

　　像柯慶施這樣的杰出人才，可以聯系粟裕大將一起來考量。

　　這屬于過人本事的人才，他們對毛主席的三法很容易三通——心有靈犀一點通——道器變通。

　　反之，毛主席對他們的 三法也一樣，比較容易三通——心有靈犀一點通。

　　按照中國文人的文化習慣——士為知己者用。

　　不得不說一句，這是在毛澤東文化里適用的。

　　就說到這里吧！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